周孟琪，周新顺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0 ）

《妇女生活》，发表于1990 年，是苏童回归历史题材的第二部创作，其第一部作品《妻妾成群》曾让苏童声名大噪，也让他开始“警惕机械的惯性”。在此之前，《罂粟之家》《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的创作姿态是先锋写作标新立异的“瞻前”，而在此之后，苏童则以“向后退”为自己寻求更大的前进空间。《妇女生活》讲述“娴、芝、箫”三代女子的生活境况和爱恨情仇。它一方面代表了作者走出先锋的形式狂热，在古典叙事中寻求创新的可能尝试，一方面又沿袭并预示了作者创作中的基本主题和情感指向。“瞻前”“顾后”之间，苏童扩展出新的创作空间。

一、古典的回归——实在空间与线性时间

苏童曾在访谈中提及他之所以从形式狂热转移到传统写实手法得益于马原的启发，“在新潮小说恣意汪洋的时期，很少有人谈论古典的叙述、白描的叙述，而马原却在信中跟我认真讨论这个问题”。苏童自此开始尝从试形式实验中抽离，回归实在空间和线性时间。

先锋作家曾在形式上进行颠覆性探索，擅长描绘空间的停滞、破碎、交错，而《妇女生活》对于传统写实的回归则是铺陈具体物像、构建真实场景，以确立现实的存在。在《妇女生活》于2004 年被导演侯咏改编成极富“上海故事”意味的《茉莉花开》之前，很少有研究者将《妇女生活》背景定位在上海，而仅是将其归于苏童一贯模糊的“南方叙事”。苏童在文本中的确只字未提这段故事的确切地点，但充分运用了标志性物象对环境背景加以勾画。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娴所生活的30 年代，故事一开头就接连罗列好莱坞电影、银质“司的克”1、跑马场、舞厅、弹子房2、电影明星荟萃等景象，皆是具有旧上海色彩的标志性物象或世情。而在箫的生活描述中，箫的丈夫小杜毕业于同济大学，也为上海的地点确认增添了确实的佐证。这种稳定的地理环境描绘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支撑起故事发生的三个时段。除了30 年代的典型上海环境叙述，50 年代的中专、水泥制造、劳动奖章、15 瓦电灯、大炼钢铁，70 年代的解放鞋、知青下乡，改革开放后的公交车、共用电话亭，都鲜明地彰显着区域与时代特征。而整体上的三个时代变迁史也在统一中富有变化，娴、芝、箫三代人居住的照相馆名称从最初具有民国特色的“汇隆照相馆”到建国后的“国营红旗照相馆”；典型商品从“美丽牌香皂、花旗洋参”到“跃进牌水泥”再到80 年代的“速溶豆浆晶”，每个时代主流的报纸刊物从 30 年代的《申报》到后来的《解放日报》3，在岁月流变中显现出环境的一致性和时代的差异性，具有极强的历史真实感。

先锋写作虚化了空间，也打碎了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三者跳跃交织，古典叙述则意味着对线性叙事的回归。苏童的线性时间观在《妇女生活》中得到精妙的体现，每一段故事都是平稳、规整的白描式叙述。娴的故事始于1938 年初，终于1939 年秋末；芝的故事始于1958 年，终于1959 年冬；箫的故事时间跨度较长，历经童年、青年和婚后，自1972年起至1982 年深秋结束。苏童匠心独运地刻画细致的时间流，每段故事叙述中都会穿插类似“这是一九三九年的秋季”“一九八二年的夏天异常燠热”之类的时间交代。

但精细刻意的时间布置也免不了裂隙的存在，有些时间提示的插入并没有很好地融合在行文之中，反而略显生硬，甚至出现时间线的紊乱或历史背景的无用。如在时间跨度较长的“箫的故事”中则出现了明显的时间混乱，故事开头讲“一九七二年，箫十四岁”，后又有芝28 岁结婚、一年后离婚的情节。依此推算，芝应于1986 年结婚、1987 年离婚，但这显然与“这是一九八二年的深秋。这一年许多青年妇女在打离婚，箫只是其中的一个”4的结尾中所记叙的离婚时间不符；“娴的故事”中，作者安排一九三八年夏天“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身死”的故事情节，虽然该情节在故事叙述中恰与曾作为电影明星的娴的悲惨命运形成呼应，但显然违背阮玲玉逝世于1935 年的史实。

对于可能存在的历史背景的误用，苏童本人毫不讳言。作者给出的解释是他在写作中“始终回避史料和历史记载”5。作者固然可以用有意为之来为自己开脱，但相比与之后叙事更为成熟的《红粉》、《另一种妇女生活》等，《妇女生活》还是体现了初从先锋实验叙事回归古典的作者在“往后走”的写作创新尝试中的某些磕磕绊绊。

二、写作的发生——回忆与虚构

苏童“尝试了细腻的写实手法，写人物、人物关系和与之相应的故事[6]，来回归写实性的历史叙事”。但这种回归既不是回归到十七年文学书写历史宏大主题，也不是回归到将真实性作为写作的第一要旨，而是充分保留了自己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和心灵印记，这是先锋作家在“往后走”时依旧选择保留的“瞻前”姿态。

苏童的“历史”中离不开自己的童年记忆，娴、芝、箫的“上海故事”也因此必定成为具有典型“苏童式”特征的南方文化建构中的部分。当面对不确定的历史片段，苏童将自己的童年经历和成长体验流水般熨帖地融入历史的褶皱中，历史被赋予了丰富的个性化细节感受，人性的维度也籍此得以展开。

《妇女生活》中作者的童年故事始终或隐或现。儿时的市井生活经历使得苏童“最有信心描述的其实是一些市井女人”，这些少年时期的零星片段汇成了作者笔下生动、富有市井气息的女性形象和整体环境。苏童虽未曾亲身经历娴所处的30 年代，但他儿时向女裁缝索要“三十年代的电影画报”“上面有许多陌生的矫揉造作的女明星”的记忆与“娴的故事”中寄托娴全部荣耀和悔恨的明星画报和曾经光鲜亮丽的短暂电影拍摄体验形成呼应。芝、箫所生活的年代又恰与苏童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相对应。苏童曾在铁轨上玩“火车碾压铜丝圈”的游戏、少年卧病对中药气息耿耿于怀、也曾目睹文革时期目睹“狂热费解的政治生活”，这些成长经历与邹杰卧轨自杀、箫充满中药味的童年、箫赴农场插队后故意得风湿性关节炎以达到回城目的的情节不谋而合，而整个故事发生的环境背景——逼仄的巷弄、潮湿的市井、工厂的女工、晾衣服的竹竿架、“火柴盒子”式的房屋和冗杂世俗的平凡生活也正是苏童记忆中最为典型的童年与“空洞幽暗”的南方。这些对应关系自然不应过于机械地去理解，但它仍彰显着文学写作与个人体验之间的隐秘关系。

作家重返未曾亲历的历史，虚构是必要的手段。苏童希望“按自己的方式记录这个世界这些人群，从而使你的文字有别与历史学家记载的历史，有别于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或小道消息”7。从一些情节设置中似乎能看到苏童受美国短篇小说的影响痕迹，如芝自杀未遂后在病室让邹杰去给她买一束康乃馨，“如果买来了，我就不会死，如果街上没有康乃馨，证明我没有权利生活下去”，这与欧亨利《最后一片落叶》 中琼珊将生命的希望系于一片绿叶的设定颇为相像。作为先锋作家对西方文学的独特敏感在苏童的中国传统叙事中仍时隐时现，并且恰到好处地浑然相融，实现了历史感实与现代感的圆融统一。

这种夹杂了极大作者个性鲜明的叙事特征、一以贯之的创作技法的“热情的虚构”下，纵使故事具有历史真实的书写和地理场景还原，其中还是难以摆脱作者本人的成长色彩，也摆脱不了知识分子固有的话语和思维模式。苏童正是用这样的独特方式完成了民间视角的切入，最大限度地还原“藏污纳垢”的市井社会和生活常态，一边沉溺于阴暗压抑的生存气息，又能超脱世事之上进行冷静叙述，实现了“哲理和逻辑并重，忏悔和警醒并重，良知和天真并重，理想与道德并重”，达到了知识精英意识与民间立场的平衡。这一步“向后走”，未尝不是一种“向前进”。

三、永恒的追求——形式、历史与人

苏童在《妻妾成群》后减弱了对形式的追求，但并不意味着对形式的完全放弃。从《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到后来的《米》，苏童小说结构常常会形成一种回环。《妇女生活》中，娴、芝、箫虽处于不同时代，但三代人“痛苦与恐惧”交织的母女关系和受累于男人的悲惨命运却极为相像。娴、芝、箫的成长过程中都存在着嫉恨龃龉的母女关系，母亲与女婿、女儿与母亲伴侣间的复杂情欲纠葛，充斥着失踪与死亡的阴暗命题。三人的故事都经历燠热的夏季、结束于深秋或冬日，昭示着祖孙三代所共有的的凄凉下场。

“人物的循环、结构的循环导致了主题的、思想方面的宿命意味的呈现”8，隐藏着三代女人成长历程中共有的“离家-回家”模式，或许可以视作苏童整体文学创作中时常出现的“还乡”母题的微型缩影。娴不听母亲劝阻去拍电影、与孟老板同居，后来在怀孕、被孟老板抛弃后选择回家；芝自幼厌恶母亲，中专毕业后与工人出身的党员邹杰结婚，婚后因无法习惯邹家的生活环境最终回家；箫从小受养父性侵未遂、养母疯病的阴影，自愿报名去农场插队接受再教育，但苏北荒凉盐碱地的生活艰苦和劳动强度让她宁愿采取故意患风湿性关节炎的手段也要回城。娴在芝回家时说“我知道你会回家的，你毕竟是我的女儿”，这种人物的循环结构在三代母女间相同的嫉恨冷漠关系上又加上彼此的相似、隐秘的关怀和惺惺相惜，构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情感联结。“家”因此成为一种独特隐喻，离家是成长过程中对某种“熟悉的禁锢”的逃脱，但又不得以反复寻找并最终回归原乡式“归属感”，对“家”的矛盾、模糊乃至悖反的情绪超越时代成为共时性的永恒命题。

循环的人物背后是宿命的史观，但《妇女生活》中的回环并不是完全导向简单的宿命论，而是对《妻妾成群》中“颂莲嫁入陈府”到“五太太文竹嫁入陈府”这种机械式循环的超越。娴、芝、箫三人在悲剧命运的背后暗含着上升关系。娴一生在后悔“为什么会逃走”，盲目依赖男性；芝后悔“不该这么匆忙地嫁给邹杰”，虽明白应把握选择权，但还是落入痴狂；而箫却对祖母和母亲的后悔不屑一顾，“女人永远没有好日子，这跟男人没有关系”，并且开始对出轨的丈夫展开报复、甚至策划谋杀。相较之下箫是三个女人中唯一具有个体独立性的觉醒，彰显女性的坚韧意志。然而，苏童在这里关注的不只是女性，而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性”，人生在世，大多数人的命运终究是走向平凡而殊途同归。作者用悲悯情怀透视人性，但他并不想在文章中分辨是非，“命运如果是悲剧性的，那后面的黑手也是无法寻找的，悲剧性的命运和历史、社会有关，也无关。和人性有关，但那不是人性的错”9。作者由此展开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即对“历史与人”的探索。

《妇女生活》故事中娴的1938 年、芝的1958 年和箫的1982 年都是历史中的典型时期，抗日、大跃进和改革开放，三个女人的史诗构成了时代的史诗。苏童记录、关怀、体察人性，但也就此止步，不做更进一步的哲理探索。这些历史中的渺小个体看似是被时代的洪流推着向前走，实则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展开了历史的向度。相似的命运走向背后是历史的无力、也是人性的无力，冷眼旁观和忠实记录正是对历史与人表示尊重的最好方式。这其中蕴含的是对历史与个体关系的崭新思索，先锋作家与新历史主义的合流与融汇在另一种层面来讲或许也算是一种新的“先锋”。

四、结语

自《妻妾成群》之后，开始“讲故事”的苏童被认定为先锋姿态趋于隐匿。《妇女生活》作为苏童尝试转型，回归传统写实的第一篇历史叙事，体现了转型期的过渡特征。既保存了先锋叙事的遗留特点，更折射了苏童回归古典的探索和尝试。

如果将“先锋”定义为执著于狂热形式探索、标新立异的作家流派，那么苏童的确早已不执著于前卫，连他自己也承认“先锋已经不再是我要的那顶皇冠”；但如果仅将“先锋”视为“日日新”的追求，视为永远向上、朝着光明塔尖的现代精神的话，苏童仍可以一如既往地被视作先锋。苏童的创作总是尝试跳出自己得心应手的“柔软圈套”，在“瞻前”与“顾后”之间寻找新的园地。就在不断的向后退和左冲右撞中，苏童正一步步地“向前进”着。

注释：

1 司的克是英语stick（棍棒）的音译，上海话中专指手杖。

2 上海开埠之初，侨民Club 里设有弹子房，后上海一些侨民开设的旅社饭店也增设了弹子房。

3 1949 年 5 月 27 日之后《申报》改名为《解放日报》。

4 苏童，《妇女生活》，《花城》，1990 年 5 期

5 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 年 2 期

6 苏童，《河流的秘密》，2009 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195页

7 苏童，《虚构的热情》，《台港文学选刊》，1999 年 1 期

8 林舟，《永远的寻找： 苏童访谈录》，《花城》，1996 年 1期

9 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 年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