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琦，金坡

（1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2 泰山学院历史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自土地革命路线于八七会议起逐步确立，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着关于土地与农民相关问题的斗争，至建国初主要进行过三次典型土地改革。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主张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减轻地主剥削、改善农民生活，提高民众抗日与生产积极性，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一致抗日。第二次为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并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土地并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实行“耕者有其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保存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土地制度。同时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前，成为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支持。第三次是建国初期，1950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农民土地所有制；施行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政策，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抗日战争结束后长清县由国民党方面实际控制，尤其是一、四、五区及三、六区①铁路沿线一带，残留伪军等虽经改编但劣性不改常骚扰百姓，同时土地问题在战后需进一步解决。1946 年10 月中共长清县委在马西村召开区委员以上干部大会，部署全县土改工作。1947 年2 月，县委在双泉段家店召开区干部与积极分子大会，明确“一手拿枪、一手分田”；3 月，迫于敌军压力暂停土改；7-10 月主要进行土改复查。1950 年秋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土地法大纲，组建新的乡土改委员会、村土改小组；11 月1日县土改委员会正式成立，县、区设立新试点并于年底结束。1951 年元旦首次召开全县农民代表会议，讨论当年冬天与次年春天完成与结束土改工作问题；3 月 18 日，全县农协会员达 162233 人，占农村人口 49%；年底，全县 16 区、176 乡中有 145 乡已结束土改，其余31 乡最晚于1952 年2 月底结束[1]。长清县的土改基本伴随着对敌斗争的大环境，军民合力坚决战斗；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土改进程不断推进，本文就此展开。

一、基于指示精神，及时调整政策

1946 年5 月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先前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明确“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和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2]。6 月中旬冀鲁豫区党委要求各地于半年内完成新解放区土改任务；7 月初泰运地委在平阴召开会议，抽调两千余名干部奔赴各县开展宣教工作。9 月1 日，华东局为进一步推进全省土改进程发布 《关于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即“九一”指示），根据“五四”指示制定土改各项原则，主要通过反奸清算、退租退息、没收献田等办法，不同地区有区别地安排工作，最终实现“耕者有其田”。土改由过去“双减”政策、雇工增资等转向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此为一历史性转折：从农民的切实需求出发，基于实际收益下新政策便于发动更多群众加入；但另一方面，当时面临内战压力要继续争取、巩固更广泛地统一战线，对于土地占有者须区别对待，不给予全面打击以防间接助长敌方势力。“五四”、“九一”指示对长清县土改运动的发展确立基调与大方向。

1946 年10 月，长清县委在七区马西村召开各区书记、区长及抗联主任会议，县委副书记高逢五主持并传达“五四”、“九一”指示并部署工作，会后县、区组织力量深入农村在反奸清算基础上展开宣传。但经过初期调查，多地土地分散，地主相对较少，一些村直接找不到土改对象；个别人认为土改只是“撒岗垫洼，填平补齐”、“中间不动两头平”，没有像样的地主就找拔尖的人，这无疑有悖于土改要求。针对这种问题县委计划展开专项教育，邀请恰好因公事路过的山东分局宣传部教育处长王力等人作报告，期间提出一些错误观点：地主、富农都是农村中政治、经济统治者，山区没有地主则富裕中农也是统治者；要在矬子里拨大个，单刀直入地斗争。泰西地委书记袁振等收到报告后随即赶至长清予以纠正：从实际出发避免特殊化思想，团结90%以上农村人口组建广泛统一战线；遵照冀鲁豫区党委发布的政策界限 （剥削量在25%以上者为土改对象），禁止伤害中农利益；浮财②等斗争果实须经讨论并合理分配到农民手中，反对中间环节铺张浪费、中饱私囊[3]。各区对此传达学习方式不同，有的以区为单位召开书记、村长、农会长、妇女干部及民兵队长会议，有的则分片学习，由此保障长清土改运动深入健康发展。

贯彻“五四”指示的关键一环在于25%标准把控与防止扩大打击面，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团结90%以上的农村人口。运动早期有些人的斗争目标不是单纯的地主群体而是所谓“富人”，富农家的副业有时也面临冲击； 对于一些抗日军人及干部家属（属地主成分）及开明士绅，有人主张不区别对待或以个人好恶为依据。与之并行的挑战还在于如何正确划分阶级成分，多种思想混杂：未加入农会的农民有自己的顾虑，贫雇农中有的想多划地主多斗争，富农怕被划为地主，富裕中农怕被划为富农等[4]。这要求土改干部首先理解并认可指示、标准，其次逐步使老乡们也接受，最后则是严格把关，发动群众、依靠农会等集体划定成分，开展下一步工作[5]。为此在土改前期，干部、群众积极分子等主要以开会、讨论等形式学习政策；随着工作的日益细化采取学习班形式，一方面反思过去的历史成绩与偏差，一方面坚定信念继续斗争[6]。关于政策方面还有一问题在座谈会中常出现，老百姓也会疑惑比如错斗后的补偿问题，“你说么就是么，几天一个法子没真事”[7]。根本原因在于土改政策自身也处于不断探索与完善中，另外它在层层传递中也受两点因素影响：一是信息通讯潜在的滞后性，二是工作人员的理解、个人感情与执行程度，期间还夹杂着残余伪军、不法地主等的破坏与干扰。所以当时指示精神与政策标准的落实，需要宣传动员与试点工作的开展来突破。

二、宣传教育与动员，干部与试点相结合

动员即发动人们参加某项活动，土改进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党员干部等深入老百姓身边展开宣传教育，“动员”本身贯穿始终；在运动中群众动员逐步展开，在组织、成员等多因素影响下党的动员能力进一步强化。土改动员主要分三步：一是由党员干部、工作组等走访调查，反奸诉苦；二是进行阶级教育划定身份，促进翻身教育、雇佃贫运动等，继续加强群众觉悟；三是着力组织清算斗争，合理分配成果（步骤间有时交叉进行）。一方面是在思想上动员群众，让贫雇农由自身觉醒到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则是在组织上吸纳更广泛群体加入形成合力，有计划、成体系地展开土改。

（一）宣传教育、动员

县委首先在六、七、八区及三区北部等地进行土改。上述各区先后召开区委扩大会议与区干部、积极分子大会，会后干部深入村落逐步进行思想动员与宣传教育，主要让群众团结起来搞斗争。一些老百姓认为地主与穷人间的差距在于 “地主是命好”、“割人家的肉安在咱身上长不住”，由此干部们着力于“到底谁养活谁”讨论与“挖穷根”教育。在党员引导下，各村由贫农代表、积极分子带领，如阎楼阎庆恒，永平庄张京梅、张左友，张家拐张延明、张延林，西张刘振生、刘玉太等，有时开小会讨论，有时则开大会辩论：从衣食住行到土地收成、从逃荒做工到卖儿鬻女，通过辩题对比农民与地主差别而启发诉苦。诉苦会主要由贫雇农中的典型“苦主”发起，由村到区层层宣传，会内会外相结合；干部们白天在县区开会，晚上回村与积极分子一道组织。土改期间有一支歌传唱广泛：“地主吃的鱼和肉，穷人吃的糠窝头，年年吃不上点油；地主穿的绸和缎，穷人穿的破衣烂衫，怎能遮寒？地主住的大高楼，穷人住的破草屋，下雨怎不漏？地主门前拴骡马，穷人门前少车又无牛”[8]。干部们用事实说话，启发阶级觉悟与斗争意识，老百姓渐渐认识到“土地还家，合理合法”，此为宣传动员第一步。但一批地主或拉拢收买，或造谣威胁百姓，给工作组制造难题。八区东障村大地主鹿光荣，为家中一老长工买棺材以此扰络人心；区工作组驻村后访贫问苦、召开群众大会，并以同村伪区长张熙庆因反对革命而杀害其侄为例，教育群众思考这些人的伪善面目。最终运动发起，农会长张芳家带领群众冲进鹿家大院让其交出地契、浮财分与百姓；次日一早鹿光荣逃往县城加入还乡团，更坚定群众的斗争决心[4]。干部们从县委书记到村长以身作则与老乡们吃住在一起，“屁股坐到群众家里去”，深入感受群众疾苦、切实了解群众需求[9]；很多村镇都是由这些驻村干部在努力坚持之下才打开艰难局面。

宣传动员的第二步在于，形成以贫雇农为主力的积极分子队伍，不断完善、壮大以农会为代表的群众组织，教育百姓团结起来自己的事情自己办，“大家的事就得大家商量大家办”[10]。在运动中确立贫雇农优势，分土地浮财、处理斗争对象由农会领导进行，发挥其代表性、广泛性与权威性，行使民主权力。农会的任务：团结贫雇农、中农等有步骤地实行社会改革，保护农民利益；组织农民生产，发展农副业；提高农民政治文化水平。它是改造农村基层政权最方便的办法，通过农民代表吸引各阶层农民团结起来掌握主动，形成人民政权的基础[11]。三区三关庙村的贫雇农积极报名参加农会，令地主交出地契、房产等：4 户地主共改出150 亩地、36 间房分配给贫苦群众[4]。如何合理分配斗争果实是老百姓关心的事，对于群众下一步积极性与持久性影响大。一般做法是以村为单位按人口算出平均数，优先分配给无地、少地贫农并注意到地的好坏与位置而合理调配，干部、骨干们以身作则、谨慎处理。闫家楼、西张和张家拐村由农会长、村长组织，由民兵看管地主，群众将其财产弄到村头场院，按土改政策当场宣布哪个地主留哪块地、多少财产等，其余没收归农会后分配给百姓[8]，基本是一步到位不留尾巴。

二区武委会副主任李岱东进驻路家店、房家庄：路家店全村有200 余户、房家庄150 余户，两村除路、房两大姓外基本无其他姓；村内宗族势力强，且有敌人时常袭扰，群众担惊受怕顾虑重。李岱东坚持动员一个多月老百姓思想逐步改观，却遇到更严峻问题：民兵队长房泽昌的“发难”。房泽昌有文化且有组织力，一天晚上与李等人开会讨论“谣言与内奸、特务”问题；不料次日一早他把男女老少召集起来“围斗”李岱东，若不说出内奸和特务是谁便将其视为嫌疑人移交区政府处理。僵局持续两个多小时难以化解，恰好区长李文东路过向群众解释清楚后才得以平息。事后李岱东吸取教训重新扎根串连、选择新的农民代表：贫雇农房士喜（房家庄）、路心正（路家店）担任农会主任，群众运动得以继续推进；农会、妇救会、儿童团、民兵队、青年团先后完善，党支部持续发挥作用[12]。动员工作一方面是在思想上动员群众，让贫雇农等由自身觉醒到坚决斗争； 另一方面则是在组织上吸纳更广泛的群体加入，有计划、成体系地展开土改。基于现实权益的获得之下需有两点保障：一是实权组织的建构：以党支部、农会等为主，积极培养骨干、集合群众力量，行使民主权力；二是在获得收益后保护成果，民兵队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要有武器。路家店群众发动起来后第一个要求就是民兵要有枪，李岱东联络县武委会寻求支援，第一批就派发40 支枪、200 枚手榴弹：分予路家店分得15 枪、100 手榴弹，房家庄有 10 枪、50 手榴弹，其余分予周边村[12]。民兵队伍与群众一道积极性高涨，在处理本村事务的同时，由点到线、由片到面、由低到高、由分村到联合地开展联防，有效建构系统防护。

（二）设立典型试点

长清土改不断推进也得益于县区干部与试点的结合与经验。土改开始后，县委、县政府在八区孝里铺、七区王庄搞试点。各区分别由书记、区长带工作组驻村，二区长李文东在大觉寺，三区书记张振华去宋村；七区共四个土改试点，刘呈祥书记在六乡，王善原在崮头驻村。1946 年10 月全县工作会议后，二区在归德镇召开区干部会议，会议持续七天，会后将二区分为中心（归德）、西北（国庄）、西南、东南（翟庄）、东北（万庄）五个小区进行反奸诉苦与土改；魏建国、刘瑞华等进驻中心区，区武工队封锁十里铺以北地带[12]。在土改进程尤其是早期工作中，各级干部带头驻村并选取代表村、重点村作为试点，一方面“先行军”实践与完善相关政策，在群众中产生影响进而方便日后更大规模运动与联动效应，另一方面取得突破后以点带面、以点串线，形成经验进而推广、引导全县土改工作。

试点工作取得突破，主要有以下经验：1.坚持走贫、中农路线。发挥贫雇农核心作用，联合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在召开群众大会之前尽可能发动积极分子进而引导群众，不仅为宣传动员的关键更为土改进程的基础动力。2.着力通过诉苦教育启发百姓，积极动员。单纯聊苦不是目的，更重要是要让老乡明白苦从何来以及怎样才能不苦，团结起来进行活动；用诉苦的方式教育群众，进而扩大群体的规模与参与度，这比干涩的理论宣传更有感染力。反奸、诉苦的紧密结合，对于问题地主、实权派群体也是一有力打击，对于他们的管控在土改中也是一大方面。3.坚决为群众撑腰、与老乡战斗在一起，由此群众才不怕困难与敌人，“可睛天了，上级给我们做主，咱怕什么?”[13]；武工队坚决打击敌人、扩大活动范围，密切配合民兵队伍、群众活动。随着国民党方面逐步展开内战攻势，人民武装的大力参与在战火中对长清土改工作形成关键助力。

三、人民武装保障与协助

1947 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新五军北上侵袭，长清县紧邻省会济南首当其冲，全县对此展开新一轮斗争。1947 年2 月县委在段家店村西大庙召开三级干部大会 （含部分村干部、积极分子），从正月初四开到初十一边开会边发动群众，周围村开始响应：落实土地财产分配与错改补偿、保护工商业。3 月敌军疯狂袭扰，县委组织一批干部与积极分子转移至黄河西（即齐河、东阿、茌平一带），留守干部带队坚持地下斗争。县委在七、八区和三区前期工作基础好的村庄展开土改复查，组织对还乡团斗争、以游击配合复查；一边坚决把土地“改”出来，一边说服贫雇农安心耕种，保卫革命果实。

面对新的压力武装队伍在发展自身、对敌斗争的同时，积极推动长清县土改运动，县独立营、武工队及边沿区部队投入土改中。营长赵正平、高逢五政委一行人在二区首先召开军人大会[14]，传达、解释土改政策，并以9 户军属分地实例展开宣教；其次针对地主问题以连为单位展开讨论，先后有40多名战士代表发言。士兵孟兆喜说：“三十年租了地主王新军的地，因赶上灾荒三年的功夫便把一处宅子兑给了他”，贾绪庚说：“那一年俺母亲生病，使了地主范光蓬的二十吊钱，利上加利一年多便把俺的二亩园地搭进去了”。从干部到战士一致表示坚决支持群众要回土地，“咱为了土地改革得多打胜仗，掩护群众斗争；给群众撑腰，到处宣传土地改革，召开群众大会、房东会，让人明白土地改革的好处”[15]。个人诉苦与集体诉苦相结合，有效提高全体指战员为解放人民而战的觉悟； 同时加强部队内外团结，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当时部队分成几股轮流派往一区等地：县、区武装工作队访贫问苦、给分田户；白天应对还乡团骚扰组织生产，夜晚开会斗争不法地主为贫雇农撑腰。1947 年6 月23 日长清县委召开各区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建军与土改工作：强调干部不应怜悯地主甚至怕地主、消极怠工，解决该不该、合理不合理、敢不敢干的思想疑虑，下决心把土地运动坚持到底[16]。土改队、武工队等越是在战斗期间、越是困难重重，越是依靠群众，抓紧一切机会深入老百姓之中，每次行动争取不空跑，不等待不观望坚决斗争[17]。蒋其宝率八区武工队集体宣誓：“与八区群众同生死，共惠难，暂死不脱离八区”；武工队分成四组在各地坚守岗位；他们时常深入村庄稳定村政权、控制投机分子，群众情绪稳定提高[18]。面临敌军、伪匪还乡团等侵犯，若没有子弟兵与老乡一道坚持斗争，后果难以设想。

总之，长清县土地改革与复查运动，在及时调整政策标准、驻村干部与典型试点相结合、层层宣传动员与教育、人民部队保障与协助等因素影响下得以扎实推进。1950 年11 月长清县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在全县17 个区、1014 个行政村（老区451个、收复区341 个、新区222 个村）[1]开启新一轮土改与复查工作；经过系统宣传、划分阶级成份、没收与分配地主土地财产、整顿组织、建立乡政权等步骤，于1952 年春最终完成。县政府向获得土地的农民颁发土地证，实现“耕者有其田”，确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长清人民分得土地、守住家园，最终实现当家作主。

注释：

①1939 年6 月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共辖12 区；1941 年为抗战，长清划分为长清（后为河西县）、峰山（辖一至八区，耀南区与第十区）两县；抗战胜利后峰山县改为长清县，区划相当。

②金钱、粮食、衣服、什物等动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