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亚平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引言

随着量词研究的深入，“数+量+形”结构也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并受到广泛关注。如吕叔湘、丁声树、朱德熙、黎锦熙、刘世儒、邢福义、郭绍虞、胡裕树、赵元任、陆俭明、陈光磊、刘焱、周一民、何杰、陈秀然、余瑞雪、龚健伟[1-17]等均对此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总的说来，人们对“数+量+形”结构的争议主要围绕4点：一是“数+量+形”结构中“量词”的定位问题。如黎锦熙、刘世儒、郭绍虞、周一民等提出，“数+量+形”结构中的“量词”应单列为“形量词”；其他学者则认为没有单列的必要。二是“数+量+形”结构中“形容词”的定位问题。如胡明扬提出“数+量+形”结构中的“形容词”应为“形容词兼名词”[18]；李宇明认为其中的“形容词”为“抽象名词或名物化”[19]；而吕叔湘、丁声树、刘世儒、邢福义、胡裕树、陈光磊、刘焱、何杰等认为仍为“形容词”。三是“数+量+形”结构的性质问题。如邢福义提出“数词（任意）+度量衡单位+形容词”是谓词性结构；而杨永龙则认为“数+量+形”为名词性结构[20]。四是“数+量+形”结构的产生机制。如陈秀然认为此结构成立，原因有二：语言表达的实用性和传统语法中划分词类的原则；余瑞雪提出形容词的量性特征和量词的计量功能是“数+量+形”结构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其次是语言表达的修辞需要；杨永龙认为“数+量+形”结构是重新分析从唐诗中糅合的连谓结构语法化而来；龚健伟强调认知基础是“数+量+形”结构在汉语里存在的主要依据，并指出此结构还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和语用价值①需要注意的是，陈秀然、余瑞雪、龚健伟所提出的产生机制其实针对的是所有的“数+量+形”结构，既包括本文所探讨的“数+量+形”，又包括“一+量+形”结构，即数词只能为“一”的结构，如一脸严肃、一丝忧郁、一片繁华等。而笔者认为，“数+量+形”和“一+量+形”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意义上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不可混为一谈，所以笔者只探讨“数+量+形”。。

笔者认为，合理地回答第4个问题是解答前3个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因此，笔者尝试运用构式语法的相关理论，从探讨汉语中“数+量+形”结构的产生机制入手，以期对上述问题作一个比较合理的解答。

1 作为构式的“数+量+X”

1.1 构式的基本内涵

构式语法理论认为，构式是语言和语言结构研究的基本单位。一个构式可以是大到句子小到语素的任意大小的结构，而语法则是构式的集合。何谓构式？认知构式语法的代表人物Goldberg指出，“假如说C是一个独立的构式，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Fi）和意义（Si）的对应体，而无论是形式或意义的某些特征，都不能完全从C这个构式的组成成分或另外的先前已有的构式推知”[21]。可见，所谓构式，就是形式与意义的配对体，且其意义不是其组成成分的简单相加，不能完全从其组成成分直接推知。换言之，认知构式语法理论认为，构式本身具有独立于其组成成分的意义，即构式义。这一构式义不仅为具体组成成分的组合提供框架语义，还会通过压制与制约来调解其组成成分上词类的冲突，赋予组成成分本身不曾有的用法与意义。以Goldberg所举的经典例证为例，“Pat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中不及物动词“sneeze”，之所以在此语境中带上了宾语，并产生了“致使X移向Y”这样的意义，就是原型致使构式通过构式压制赋予的，是“致使—移动”这一构式义制约的结果。

1.2 “数+量+X”构式的形式

汉语中“数+量+X”就是一种构式。此构式是一个由词汇来填充的构式，采取的子形式可以是“数+量+名”“数+量+形”“数+量+动”等。例如：

例1：三座凯旋门和两根凯旋柱分别记载着曾经地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帝国的业绩。（北大语料库）

例2：村里那些掌不住定盘星的人，有事没事，晃晃悠悠就进了那个小门坎儿，两根油条，三张馅饼，一盘饺子，四两白干……嗨！（秦兆阳《大地》）

例3：刘德山看见老实巴交的老田头说话，也说起自己的经历：“我头一回当劳工，也是在煤窑挖煤，见天三碗稀米汤，又是数九天，冰有三尺厚，连饿带冻，干活干不动。”（北大语料库）

例4：生命的大小，也相差十万八千里，美洲的巨杉有一百四十五米高，树干有三十六米粗，倒下后，人可以走进去六十米，再由树桠洞里走出来。（乡远《生命的领域》）

例5：相对的主语主义的优点在于把这两种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人易于掌握。（胡附、文炼《现代汉语语法探索》）

例6：平源副部长指出，邮政部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点，破除三种束缚，要使邮政全行业人员从计划经济老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北大语料库）

例 1、例 2中的“三座凯旋门”“两根凯旋柱”“两根油条”“三张馅饼”“一盘饺子”“四两白干”为“数+量+名”；例3、例4中的“三尺厚”“一百四十五米高”“三十六米粗”为““数+量+形”；例 5、例 6中的“两种分析”“三种束缚”为“数+量+动”。

1.3 “数+量+X”构式义的来源及其构式义

1.3.1 “数+量+X”构式义的来源

构式的意义不可能凭空产生。Glodberg等发现，论元结构的构式义与其组成成分中高度频繁使用、儿童较早习得的某些特定动词密切相关。儿童在基于这些特定动词的基础上，逐渐概括出该论元结构的构式义，并用此构式义来理解同样结构的句子[22]。可见，构式义的形成来源于原型构式及其某些特定成分。

“数+量+X”构式的原型构式是“数+量+名”。盛林指出：“在计量事物时，量词与数词、名词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没有数词，仅单位无从表量，没有名词，则没有计量对象。所以，数·量·名的结合就成为汉语中一种最典型的表量结构”[23]。这一论述也有力地说明了子构式“数+量+名”在构式“数+量+X”中的原型性。

在此原型构式中，无疑“数+量词”对整个构式义的形成发挥着关键性的主导作用。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原因就在于量词产生的根源。关于这一点，吕叔湘有较为合理的论述。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吕叔湘强调指出：“不能计数的，如各种物质，必须凭依种种度量衡单位，或方便借用的量器，才能计数”。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也明确指出：“量词的作用本来应该是使不可计数的事物变成可计数”。吕叔湘的这一论点也可从最初产生的量词类型得到坚实的印证。根据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的研究，在先秦时期，用来对名词进行计量的单位，只有标准度量衡单位词、表示集体概念的单位词以及由部分容器名词和动作动词临时转用而来的单位词[24]。不难推知，人们今天普遍使用的用作计量单位的个体量词是后来才产生的，而促使其产生的根源就出于使不可计数事物变成可计数时要有计量单位的需要。由此，量词作为计量单位，数词表示具体的数目，两者相结合主导着原型构式“数+量+名”构式义的形成。

1.3.2 “数+量+X”的构式义

人们在基于“数+量词”这一数量构式的特定、关键性组成成分的基础上，逐渐抽象概括出原型构式“数+量+名”的构式义，并用此构式义来理解其他非原型数量构式，如“数+量+形”“数+量+动”等，从而形成包括以上三个子构式的数量构式“数+量+X”的构式义，即：（1）“数+量”对“X”进行计量；（2）整个构式是名词性的；（3）“X”位置上的词语在该构式中语义上被名物化了，而就其词性来说仍为形容词、动词等。

为什么把“数+量+X”的构式义归纳为这三点呢？首先，恰如上述吕叔湘的论述，陈光磊也明确指出：“现代汉语称数法的特点是，除了用在抽象的数学计算之外，数词必须带有计数的单位，这种标示计数单位的词便是量词”[11]。可见，“数+量+X”构式中“数+量”主要是用来对“X”进行计量。其次，之所以认为整个构式是名词性的，是因为此构式的原型构式为“数+量+名”，而此原型构式的名词性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构式语法的构式压制与制约理论，这种在原型构式基础上形成的构式义，也自然而然地被赋予数量构式的非原型构式“数+量+形”和“数+量+动”。闫亚平论述了子构式“数+量+动”的名词性及其认知生成机制[25]。关于子构式“数+量+形”的名词性，可通过下例的对比清晰地感受到：

例7：这匹布非常长。

例8：这是一匹非常长的布。

例9：这匹布有三尺长。

例10：这是一匹三尺长的布。

虽然例7至例10中都有以形容词“长”为中心语的偏正结构，但性质不一样。例7、例8中，形容词“长”受副词“非常”的修饰，形成谓词性偏正结构，重在描写事物的属性。而例9、例10中的形容词“长”跟数量短语“三尺”结合后，“长”成为计量的对象，意义上已经被名物化了，形成名词性偏正结构，整个构式重在计量。即便在例10中“三尺长”充当了定语，整个构式也都重在限定、计量，而不在描写，“长”在意义上更接近“长度”。可见，子构式“数+量+形”在以原型构式“数+量+名”为基础形成的数量构式义的压制与制约下，也表现出整体上的名词性。

最后，如前所述，由于在“数+量+X”构式中，“数 +量”主要是对“X”进行计量，不论“X”是具体名词、抽象名词，还是形容词、动词等，构式都赋予“X”以可计量性与实体性，使“X”位置上的词语在该构式中语义上临时被名物化了，这一“临时性”使其词性仍为形容词、动词等。也就是说，构式临时赋予其中的“X”以名词性，而作为这个词自身来说仍可以是形容词、动词等。即“数+量+形”子构式中“形容词”的名词性来自整个构式而不是其本身。

2 “数+量+形”成立的机制

2.1 构式压制：词类矛盾的消解

构式语法认为，当成分与构式相对应时，两者相容形成意义。而当成分与构式不完全对应时，构式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构式义制约着其组成成分的意义。Goldberg指出，构式通过对词项施压可使其产生跟系统相关联的新的意义[21]。也就是说，当词项进入构式时，如果该词项的词类和意义与构式的原型词类和意义不兼容乃至冲突，那么，构式就会通过构式压制来对该词项做出与构式义相关联的新的解释，从而使该词项与其达成协同和契合。可见，非原型构式词项在词类和意义上的矛盾与冲突，通过构式压制得到消解与融化。

2.2 从原型构式“数+量+名”到非原型构式“数+量+形”

主体间的交际需求促使构式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在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名”的带动下，出于语言表达的需要和类推机制，人们又创新出了非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形”。根据构式压制理论，语言中某个构式的构式义一旦形成、固化，就会对其中出现的非原型成分进行压制与制约，以达到两者的契合。因此，在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名”基础上形成的构式义的制约下，非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形”经过压制与调整，也表现出与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名”基本相当的意义来。例如：

例11：是的，三尺柜台虽小，但同样是建功立业的大舞台。（北大语料库）

例12：用手摸索着，泰斯判断出他是在一个方形的坑道内，坑道只有三尺高。（北大语料库）

在例11中，“数+量”——“三尺”对具体可见的实物“柜台”进行计量，属于常见搭配，是原型数量构式。而在例12中，为了描述新的认知经验，使抽象的性状变得具体实在，使“无界”形容词变成“有界”形容词，满足人们的认知需求，人们在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名”——“三尺柜台”的基础上突破创新出非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形”——“三尺高”。正如沈家煊所指出的，在人们认知性状的过程中，性状在“量”或程度方面，也有着“有界”与“无界”的对立，且“这种基本对立必定会在语法结构上有所反映”[26]。而用“数+量”来修饰“形容词”，正是使“无界”形容词变成“有界”形容词的一种重要手段。

由于“高能产性与语法化一定会带来理解的通畅，因为不可推导的意义已经可以依靠记忆来激活，无需临场的心理操作”[27]，使今天的人们已不大能感受到像“一丈高”“二寸长”“三分宽”“百丈深”“两尺厚”“千斤重”等结构中形容词“高”“长”“宽”“深”“厚”“重”等语义上的名物化。也就是说，人们对非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形”中“数+量”对“形”进行计量已经习以为常了。

2.3 “数+量+形”产生的客观语义基础

构式压制并不是无条件的。施春宏指出：“从构式的形义关系结构化过程来看，构式压制得以成功的前提是，被压制的词项自身一定包含有跟构式相契合的某些特征，词项进入构式后，这方面特征便凸显了出来；如果词项不含有构式所要求的某方面的本质特征，压制现象便无从发生”[28]。那么，形容词为什么能进入数量构式形成非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形”呢？也就是说，非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形”产生的客观语义基础是什么呢？

如前所述，数量构式“数+量+X”中，“数+量”主要对“X”进行计量，因此，非原型数量构式“数+量”之所以成立，关键就在于形容词本身具备量性特征。李宇明指出：“在人们的认知世界中，事物（包括人、动物）、事件、性状等无不含有‘量’的因素”[19]。张国宪进一步强调指出：“不同次类的形容词有不同的句法表现，但不容置疑它们都拥有量性这一重要的特征，区别只是量的表现形式的差异”，并把形容词的量性特征分成弥散量和固化量、隐性量与显性量、静态量和动态量之差别对立[29]。此外黄国营、石毓智、沈家煊、张国宪、朴镇秀等也都从不同方面探讨了形容词的量性特征。正如张国宪所断言：“汉语形容词的量性特征受到语法学家的普遍关注”。正因为形容词本身具有量性特征，而“数+量”主要用来计量，具备构式压制的基础，两者相搭而生成非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形”结构。

当然，非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形”并不是任何形容词都可以进入的。正如刘焱所指出的，“并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能受量词修饰”[12]。据观察，只有“大、长、高、宽、厚、深、粗、重、远”这几个形容词可构成“数+量+形”结构。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在生活中只需要精确计量事物的体积或面积、长度、高度、宽度、厚度、深度、重量、距离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形容词的量“是没有明确的关节点，因此，形容词是个模糊集合，每个形容词都是一个模糊子集，通常无法用确定的度来表现一定的质”[30]。再者，与它们相对的形容词“小、短、矮（低）、窄、薄、浅、细、轻、近”等不能进入非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形”，是因为“在语言习惯上人们经常用强度大的积极形容词去概括某种性状，同时，这种不对称现象也与汉人的由总体及局部由大及小的思维定势有关”[30]。

3 结语

综上所述，“数+量+形”是在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名”基础上，为了描述客观世界的经验，为了满足表达的需求创新而来，属非原型数量构式。此非原型数量构式是经过构式压制，表现出与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名”基本一致的构式义，即：“数+量”对“形”进行计量；整个构式是名词性的；“形”在该构式中语义上被名物化了，而就其词性来说仍为形容词。由此，归纳为以下3种情形。

（1）非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形”中的“量词”不应单列为“形量词”。首先，此结构是在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名”的基础上产生的非原型数量构式，特殊在“形”，而不是在“量”；其次，此非原型数量构式中的“量”也可以并主要修饰“名”，没有另列的必要；再次，非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形”和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名”能够充当的句法成分也大体相当。

（2）非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形”中的“形容词”，经过构式压制，在此构式的语境中语义被名物化了，而就其词性来说仍为形容词。也就是说，非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形”中“形容词”的名词性来自构式而不是其本身。

（3）由于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名”是名词性的，这种在原型数量构式基础上形成的构式义，也自然地被赋予非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形”。因此，非原型数量构式“数+量+形”的性质也为名词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