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与求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意义及影响

2019-02-19李琰杨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1期

李琰杨鹏

摘要：开展农村社会调查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农村调查这一科学工作方法，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其先后经历了3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之后;调查的涵盖面十分广泛，涉及农村地区的经济、政治、土地、人口、教育、医疗、卫生等，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当前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新时代下，开展农村调查，深入挖掘农村调查这一研究方法的价值，全面掌握农村地区的基本情况，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农村现代化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群众路线;农村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1-0146-07

社会调查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是党一贯的优良传统。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意识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对本国国情的调查研究。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据国内人口的绝对数量，农村社会的发展是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因此充分尊重农村调查这一工作方法的科学性，开展调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国以前，通过一系列的农村调查，中国共产党人厘清了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分析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帶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农业政策实施问题、农民的民生问题、城乡发展问题等。农村社会调查为党和政府及时掌握农村社会发展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保障，它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重要体现，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乡村振兴的必要举措。基于此，笔者对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农村调查加以总结和梳理，对农村调查这一科学研究方法进行解读，以充分认识和挖掘这一工作方法的现实意义及影响。

一、相关研究综述

当前学术界关于农村社会调查的研究在时间上多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时期;在调查主体上主要包括各政治派别、各级政府、各社会团体及高等院校等;在研究的内容上主要集中于对毛泽东、张闻天、瞿秋白、陈翰笙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农村调查相关经验的探索和分析。而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农村社会调查则研究甚少。对当前的相关文献加以梳理，其中罗平汉《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范伟达等《中国社会调查史》、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等专著当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调查的相关内容有所涉及;而在学术论文方面，少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探究。

罗平汉《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进行全面审视，该书从第五章到第九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社会的几次重要的调查加以梳理，其中包括20世纪50年代农村社会当中富农经济的存留问题、统购统销政策的相关调查、农业公社化速度的调查等问题;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全党农村大调查;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推进包产到户的农村调查及90年代以来的农村调查;包括后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调查，都有全面的概括和总结[1]1-2。而《中国农村调查史》一书则从历史的线性角度出发描述了中国社会调查的发展历程，该书的第五章至第六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改革的相关调查、农村人口普查、“大兴调查之风”之下的农村大调查及在改革开放之后党和政府对农村社会国情国力的调查研究进行了相关论述[2]1-2。《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则着重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的体制变革进行研究，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调查、集体经济下农村社会的相关调查及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在该书的下篇，有“三农”问题、农村家庭承包制问题、及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改革的相关情况[3]。

与农村调查相关的研究论文有张捐社等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及现实启示》，该文仅对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农村调查进行论述，并未涉及到建国之后的情况[4];郑颖《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理论体系构建研究》中，对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几次大规模的调查加以论述，包括农业调查、工业调查、经济调查、人口调查、政策调查等，该研究的重点在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体系构建之上，也并未对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5]45。

据此，本文从已有的相关研究入手，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作为指导，同时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调查的基本内容加以论述，充分探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意义和影响，努力获取调查研究这一传统工作方法的当代价值。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基本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1978至今）等几个时期。在不同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农村社会调查内容和任务也各有不同。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如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使积贫积弱的国家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摆在党面前的重要任务。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背景下，农业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原因除了中央“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政策保障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新解放区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而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为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前提[1]117。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多是以恢复国民经济的角度为出发点，对农村的土地分配、粮食工作、公社化运动的基本情况进行实地调研，调查的目的多是出于对中央的相关政策的落实、实施情况及实施之后取得的成效的探究。该时期的农村调查已经形成相对科学的理论体系，多以乡或村为单位，深入基层、实地调研，调研结果表现为一系列的调查报告和调查专著：如1950年10月出版的《湖南农村情况调查》和1951年出版的《新区土改前的农村》等;调查报告多形成量化的统计数据，为政策制定提供详实的依据。其中，苏南的农村调查就是以乡或者村为单位来进行，该调查使党对当时农村地区的租佃制度、借贷关系、农村土地利用类型有了基本的了解;中南五省（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的农村调查则侧重对农民剥削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占农村人口3%～4%的地主占有总耕地面积的50%～65%左右，而60%～70%的贫农和雇农则仅占耕地的8%～12%[6];沉重的剥削同样存在于西南地区，该地区的农村调查数据显示：6%的地主占有60%以上的土地，而占88%的人口的中农和贫农仅占有25%的土地面积。此外还存在新谷鲜货、节礼年礼[7]，加之国民党施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苛捐杂税，使农民生活苦不堪言。这些调查充分论证了农村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为中央农村土地改革的开展提供了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1978年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指明现阶段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同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确立，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领导干部对于国内建设的情况盲目乐观，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整个党内的指导思想呈现出“左”的倾向。

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该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都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无比优越的基调下开展的，并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大多是对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唱的赞歌，这些在当时的农村调查报告当中都可以体现出来。如：《初升的太阳——北京市郊区九个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中央北京市委宣传部编）、《人民公社的光芒——广西人民公社调查》（中共广西侗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编）、《碧海朝阳——人民公社调查》（山东人民出版社编）、《初升的太阳——辽宁省人民公社调查选编》（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编）、《农村人民公社调查汇编》（新华社）等[1]165。

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农民积极性大大受挫，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加上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的恶化，到1960年下半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农业十二条》的出台，各地纠左活动的相继开展，使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农村困难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同脱离实际，缺乏调查研究有关，因此有必要大力提倡农村调查研究。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的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9]。”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重申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背景下，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兵分三路，分别前往浙江、湖南、广东三省进行10～15天的农村调查;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国家领导人纷纷响应号召，深入基层，开展农村调查。当时还成立了大批的调查组开展农村调查，如：杨尚昆领导的徐水、安国调查组;习仲勋领导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胡耀邦领导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英领导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等等[2]149。60年代开展的农村调查，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对农村的基本状况有了真实的了解，依据农村调查的基本情况确定的相关政策，有效缓解了农村的困难状况，充分调动起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20世纪60年代后期，“文革”爆发使全党的工作重心都在阶级斗争之上，农村调查工作基本停滞下来。

（三）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至今

1978年12月，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针对“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全党开展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工作，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5]4。

长期实行的“左”倾政策，造成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发展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农民生活苦不堪言。1978年4月，国家农林部政策研究室在湘乡开展农村调查时，发现当地县委减轻农民负担的方案和措施取得明顯的效果;借鉴湘乡农村调查的经验，全国各省市相继开展农村调查，形成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个农村调查高潮，以“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最为典型。调查结果显示，安徽和四川两省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安徽省凤阳县在1979年70%的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式的联产责任制，全年总产比历史最高水平增长19.9%，调出的粮食超过1953年以来26年调出量的总和[1]249。1981年，由国家农委和农业部、农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组成的17个调查组共140多人，奔赴15个县，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调查，得出结论：包产到户、包产到组是当前改变农村面貌的权宜之计。从1982年开始，我国又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为5个“一号文件”的相继出台提供了直接的现实依据。

进入21世纪，党和中央时刻关心农村社会的发展，国家领导人带头多次深入农村社会进行调查。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例：从2001年开始，历经试点调研、经验总结、逐步推进、全面实行的过程，2006年1月1日，9亿农民依法彻底告别了延续2 600年的农业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农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定位是：农村稳则天下安，农业兴则基础牢，农民富则国家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因此，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应继续深入基层调研，开展农村调查，才能为当前全面推进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实践依据。

三、农村调查的基本内容

建国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调查囊括了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人口、环境等，并在长期的调查过程当中形成了一系列自己的调查特点。

1.土地问题调查.土地改革贯穿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其对于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维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农村调查都离不开土地问题，包括土地制度、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利用方式、土地流转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是否保存富农经济先后在苏南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华东地区开展了数次农村调查，对于富农在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以及保存或取消富农经济对于贫雇农分得多少土地，都以明确的量化形式进行呈现。福建省的调查数据显示，若保留富农土地，贫雇农人均可分配1.9亩;否则，为2.2亩。河南11个县28个村的调查数据显示，保留与不保留富农土地之间，人均分得土地相差0.23亩[9]。据此，中国共产党从当时国内的大局出发，做出保留富农财产的决定。充分的农村调查保证了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使农村社会在改革过程中平稳运行。新时代下，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改观，面对新情况、新变化，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开展农村调查，引导当前农村土地集约化、健康化发展。

2.农村经济调查。农村经济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农村生产调查、农村市场调查、农村经济结构调查，其中农村生产调查涵盖农村生产结构调查、农村商品生产调查、农村经济资源调查、农村生产经营效果等方面;农村市场调查包括农民购买力调查、农村商品供销比调查、农村商业规模和宣传效果调查;农村经济结构调查包括农村经济组织结构、技术组成结构、流通结构、分配结构和消费的调查等[10]。以经济调查的范围来作为划分标准，调查可分为普查和区域经济调查;全国农业普查始于1997年，并规定每10年进行一次。区域农村经济调查对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概况具有典型的指导意义;而农业普查，则从宏观的角度对我国农村经济的运行状况进行全面地了解和把握，对制定全国性的农村经济的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3.政治组织及权利运行调查。开展农村政治调查是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农村地区政治组织及权利运行问题的首要前提，政权组织的稳定运行是农村地区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保障，因此，开展农村政治调查成为推进农村政治稳定运行的必要环节。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推行的乡镇企业政策、精准扶贫政策、农村合作社、集体改革等政策的落实状况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决胜小康社会具有关键作用。近年来，我国农村政治组织及运行方式取得长足的发展和改进，农村政治协商民主取得重大突破;但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仍然存在[11]。通过对基层民主落实情况的调查、农村政策的调查，政策的执行程度、实施效果和改进空间等各方面进行科学的反馈和及时的把握，便于国家对农村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和改进。

4.农村人口调查。农村人口的调查是指对农村人口出生率的调查、农村劳动力的调查、农村人口质量的调查、农村地区婚育情况的调查、农村劳动力数量转移的状况、老龄化状况、农村社会空心化的调查等。我国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进行的，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我国就建立了周期性的普查制度。农村人口的调查对城镇化、老龄化等问题有重要的指向作用。截止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 149 546人，占50.32%[12]。

此外，农村调查的内容还包括文教卫生调查、家庭婚姻状况调查、宗教风俗调查等内容，这些内容一起构成系统的农村调查，反应农村社会的发展状况，为中央和各级政府了解农村基本情况、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详实的依据。

四、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调查的特点

（一）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1.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中国共产党本身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其所进行的农村调查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所进行的农村调查，其目的是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制定造福于农村、农民的科学的政策或条例，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2.历史的延续性与继承性。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调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调查经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调查研究的初衷。在调查方法上，观察法、访谈法、实地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在今天的农村调查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调查逐步制度化、法制化。（1）周期性的普查制度逐步形成。我国的农业普查自1997年以来，每10年进行一次，之后改在逢个位6的年份进行。周期性的调查既可以全面了解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情况，又可以兼顾到全国性普查的巨大任务量，最大程度地节省了人力、物力资源的消耗。（2）完善的法律制度框架正在逐步形成，包括社会调查法、统计法律法规、地方性的统计法规、统计调查的相关规定等。此外，科学的统计指标和数据处理方法也应用于农村调查中。

（二）调查客体的特殊性

1.农村区域分布的复杂性。我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农村在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有明显差异，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农村调查时，需因地制宜，制定不同的研究方案、采用不同的调查方法。

2.农村调查的季节性较强。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周期性，这就要求调查者对农作物的成熟时期进行充分的了解，高效利用农闲间隙，将调查的任务进行细化，做出合理的安排，提高调查效率。

3.农村调查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农村社会调查当中，如城镇化率的调查、农村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农村“空心化”现象的调查等，这些调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才能得出结论，因此在做农村調查之前，必须做好长期性的准备。调查对象的文化素质存在差异，农村地区通信服务及数据处理设备的落后，加上农民对于调查的人员的排斥和不配合，也加剧农村调查的难度。

五、意义和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谈调查研究》一书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都要求我们党和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13]”。调查研究是社会决策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依据，其贯穿于科学决策的始终，为调查方案提供筛选标准，以期提供最优方案。社会调查的正确与否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发现问题、确立正确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14]。报告对当前农村社会当中的农村经营制度、土地制度、土地承包关系、农村集体产权、集体经济进行概述，对未来农村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发展作出相应政策规划。因此开展调查研究不仅具有科学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认知和了解：调查研究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主要途径

所谓第一手资料，是指直接搜集整理或直接经验所得，其包括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具有实证性、生动性和可读性等特点，它是最直接、最新鲜、最贴近实际、最有使用价值的素材。任何决策离开第一手资料，都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15]。

无论是国家政策的科学制定和实施，还是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演进、个人层面的工作、学习、生活，都必须以社会调查为先导，它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必要步骤。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的重大作用，亲自参加革命实践进行调查研究，实地了解工人的实际状况;同时对保留的历史资料进行调查研究，最终完成不朽著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深入农村地区实际调查研究，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坚持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农村地区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对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的必然性。我國东、西部农村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产业结构、风土人情等各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对农村的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家庭人口、文教卫生等状况获取客观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能够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其基本情况。

（二）传承与弘扬：调查研究是农村社会学系统发展的动力源泉

农村社会学在我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初，一大批社会学家，如费孝通、毛泽东等人以“改造中国”为目的，深入农村，将自身体验、主体表达与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为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学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农村社会学重新得以恢复，该学科更加关注当前农村社会的热点为题，如农村土地问题、乡村社会变迁、农民工和社会流动等，以独特的视角对农村社会进行探讨，在实践中不断促进农村社会学在研究内容、实施方法、数据处理等方面更加系统化、科学化。

首先，调查研究是发现新问题、新方法的前提，深入的、有针对性的实地调研促使农村社会学发展的内容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实际化。当前我国的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农村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农民观念之间的关系、“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农民的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工问题等，需要用农村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来剖析农村社会发展的现象，抓住“三农”问题的本质。其次，农村调查是培养合格农村社会学专业人员的重要途径。对于专业人才的要求，除需要具备扎实的马列基础、社会学专业基础和必备的自然知识之外，还需经过实地调研来磨练专业人员的情感和意志。开展农村调查，将所学理论知识付诸并指导实践，进而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这是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保障。最后，“田野调查”作为农村调查的基本方法，对掌握被调查者的准确信息和切身体验都有重要的意义，访谈法、问卷法在经过反复的实践之后，呈现出更加科学化的趋势。

（三）探索和促进：农村调查是促进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实践基石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目的，并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社会学视角下，任何现实的个人和集体，其存在和发展，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交流都离不开社会调查[10]8。全面掌握农村社会现象、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是推进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十九大报告当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4]，对未来五年当中农村基本的经营制度、土地承包关系、农民的基本权益等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部署和规划。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行了大量深入而细致的农村调查，并在几十年来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之上，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农村现代化发展成为重要环节，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来准确把握农村社会发展的新动向。其次，农村调查为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村政策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科学政策的制定，不仅要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而且需要对农村社会的新发展、新变化能及时、准确的把握，这也再次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精准扶贫政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养老制度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农村地区的经济、政治、民生等方面都焕发了崭新的面貌。然而，党在农村地区的使命和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因此，充分考虑各地区差异，及时把握农村地区的新情况，坚持传统调查方法和现代调查方法有机结合，才能使农村调查发展更加科学化、系统化、定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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