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三变”改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

2019-02-19张敏娜陆卫明王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1期

张敏娜陆卫明王军

摘要：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三变”改革在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中取得显著成效，从4个方面体现和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一是探索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原则”;二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三是优化市场和政府配置资源的分工配合關系，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四是注重分配公平，坚持“共同富裕原则”。同时，“三变”改革以确立农民主体地位、赋予农民财产权利、维护农民切身利益为主旨，坚守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具有理论发展与实践推广的双重价值。

关键词：农村;“三变”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1-0137-09

2015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重大命题，并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承担着研究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运行规律、正确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象、科学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任务，不仅要对新的发展理念和思想成果做系统的梳理阐发，更要紧密结合新时代正在发生的伟大实践，推进经验总结及其学理探索。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出发，结合“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农村“三变”改革关于新型农业合作化探索、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与市场角色定位以及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具体案例和调查数据，剖析阐释“三变”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以期为深化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根本立场提供实践依据和价值检验，并为持续推进农村改革提供有益启示。

一、“三变”改革实践探索及经验要义

（一）背景及实践探索

1.从现实需求来看。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农村的表现尤为明显：（1）土地分散化经营制约着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着先进科技采用，阻碍了规模效益形成，推升了生产管理成本，限制了农业产业化、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2）土地承包权与农民人身捆绑致使土地流转缺乏条件，要素市场资源配置功能难以发挥，劳动力资源闲置浪费，农民新型职业化发展受限，农业人口增收缓慢;（3）经济发展问题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低效农业缺乏吸引力、农民撂荒务工、农业发展缺乏人力智力支持;“空壳”村庄、“空心”集体、“空巢”民居逐渐增多，农村社会建设面临萎缩;集体经济不强，农村基层组织缺乏影响力、带动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落后;集体组织成员之间缺乏凝聚纽带，村民自治流于涣散等。因此，如何构建新型农业合作体系以解决“分”得过散、“统”得不够问题，如何赋予农民资产性权能以松绑、释放土地和劳动者独立作为要素参与资源配置的生产力潜能，如何均衡配置城乡要素资源以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平衡发展，就成为农村改革的攻坚点。与此同时，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短板”，最能吸收非农产业“溢出效应”;农村作为城乡一体化“洼地”，也最具深化改革空间。“三变”改革就在这样的迫切需要与发展机遇中破土而出。

2.从政策背景来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不仅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改革方向——“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更明确了赋予农民的具体权能——“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2]。2014年，农民股份制合作和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出台，针对集体产权归属不清晰、权责不明确、保护不严格的问题，提出了探索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明晰产权归属、完善各项权能、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潜能、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的改革目标，全面展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试点改革[3]。

3.从实践探索来看。正是在2014年前后，陕西天留村、董岭村、赵家峁村、草坝村等村集体分别以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开发、移民搬迁、有机农业推广为契机，组织核资确权，促进产权流转，引入社会资本，搭建产业平台，推动自然资源和集体经营性资源入股经营，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推动财政、集体、个人资金作为投资入股，把分散的资金聚起来;推动农民以投资人身份参与分红，让增收的渠道多起来[4]68，成为乡村集体经济“三变”改革的星星之火。浙江新昌县于2014年围绕建立健全“股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的农村集体产权保障机制，开展旨在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农村“股改”试点[5]。贵州六盘水市于2014年明确提出“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思路[6]，成为全面推开“三变”实践、系统总结“三变”经验的改革先锋，受到中央关注。2015年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7]。2016年，中央农办赴六盘水开展“三变”改革调研。2017年、2018年中央1号文件先后提出“从实际出发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有效途径，鼓励地方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等改革”“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向全国推广“三变”改革经验。

（二）经验及核心要义

1.“三变”改革做法和经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得过散、“统”得不够等问题为导向，以中央关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向农业注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的政策为依托，推动产权流转，引进工商资本，开发特色资源，发展优势产业，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资源变资产，就是通过清产核资、集体成员身份及产权股比确认，以土地等自然资源、房屋设施等经营资源以及资金技术等生产资源入股经营主体，激活资源的市场属性和交换价值;资金变股金，就是推动财政资金、集体资金、个人资金、社会资金等各类资金入股经营主体，盘整资金的产权属性和使用价值;农民变股东，就是引导农民自愿以土地承包权等个人资源、资产、资金、技术入股经营主体，成为股权投资人，以所有者、劳动者、合作者等多重身份劳动就业，从而转变投资方式、创业方式、就业方式和增收方式。

2.“三变”改革核心要义。（1）从农村发展动能转换看，“三变”改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裂变”、乡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流变”之后的第三次动能转换——集成各种要素、整合各方力量的合作化“聚变”[4]66;（2）从农民基本权益实现看，“三变”改革以“耕者有其股”的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赋予农民资产权能，全面盘活农民生产、生活和发展的产权资源，使农民直接成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价值链上的投资者和受益者;（3）从农业现代化发展看，“三变”改革引入股份合作制，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生产体系和产业体系，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直接推动了农业产业更新升级。

二、“三变”改革体现和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

（一）有效探索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原则”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根本标志之一，但公有制最根本的目的在于最大可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邓小平一再强调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富含生产力发展空间，为中国经济奇迹般崛起作出了贡献。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8]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资本在按要素分配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对资源的特别支配控制能力，对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说，已经部分地变得“多余”，甚至成为“障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不反对资本，反对的是资本的无原则集中、资本的私人垄断和资本唯利是图的私有制本性，追求的是资本收益公平流向劳动者的更高境界的生产力发展空间。具体到“三变”改革实践中，就是通过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和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把集体所有权量化确定为不同层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股权，甚至直接量化为集体组织成员的个人股权[4]114，形成集体、农民个人与外来资本之间的新型合作关系，一方面改变了广大农村“有集体无经济或有经济无集体”的困境，实现公有制在农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解决了集体经济“人人有责有份又人人无责无份”的难题，实现农民个人在集体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1.农民变股东是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生动实践。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公社是想要剥削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9]。马克思认为公社（共产主义）是想要在“自由联合劳动”基础上实现“个人所有制”，而联合和组织是单个劳动者改变其弱势地位并获得发展的根本条件，能够将公有制与非公有的其他所有制区别开的就是劳动者的联合[10]。“三变”改革将土地使用权、房屋、资金以及技术、手艺，甚至民俗、村落等资源量化确权为农民的股份，使“农民变股东”，使基层劳动者拥有可占有、可获益、可抵押、可流转资产，真正赋予劳动者“所有者”身份，打破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资产一直都被少数人（统治阶级）占有”的事实[6]，实现了劳动者个人对公有制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和支配，实现了劳动者以行使股权方式开展的自由联合劳动，实现了马克思“个人所有制”及“自由联合劳动”的构想，改写了人类经济发展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资金变股金是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飞跃”的实践诠释。邓小平早在1990年就提出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集体经济的“两个飞跃”。事实证明，完成第二个飞跃需要一个客观条件，就是“分”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已经得到完全发挥以至不能突破自身极限。也就是说，当分散经营所容纳的生产力空间尚未完全释放时，合作化的优越性和必然性就难以显现。当前，这个客观条件已日渐成熟，家庭联产承包制已不能容纳生产力解放和财富增长所迫切需要的产权配置方式、生产组织方式及分配方式。而“三变”改革恰恰是以金融手段把分散到户的土地组织起来，以“资合”手段把分散的资金入股到现代农业产业，构建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比如贵州六盘水市争取中央和贵州省的支持，建立400亿元“三变”扶贫产业基金，整合6.56亿元财政资金，引导1.22亿元村集体资金、4.25亿元农民个人资金、40.56亿元社会资金，投资打造了656个“三变”经营主体[11]，释放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空间：农业增加值从2013年的58亿元提高到2015年的114亿元，增速连续两年全省第一[12]。再如陕西天留村，农民不仅通过村上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自愿向引进的旅游开发公司流转土地480亩，更有机会以每股2 000元的价格入股总投资为110万元的景区观光电瓶车项目49.5万元，占股45%，在闲置资金转化为股金的过程中极大调动了作为投资人的积极性，并以股权分红方式建立增收长效机制：短短一年时间，村民人均收入从3 900元提高到6 920元，增幅达77.4%[4]40。事实证明，“三变”改革以资金变股金为重要融合机制，顺畅完成了从家庭联产承包到集体合作经济这个“飞跃”的腾空与落地，对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新型集体经济合作化道路的实践探索具有深刻意义。

3.资源变资产是习近平关于“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命题的实践突破。习近平指出：“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13]。集体经济是探索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的重要领域。资源变资产，就是直面农村集体经济产权边界模糊、权利责任不清、组织形式分散、市场主体缺位等问题，通过清产核资、权属及股比确定，推动土地、森林、草地、滩涂、水域等自然资源经营权，集体房屋、建设用地、基础设施等经营性资源，以及技术技艺、劳动力、知识产权等人力技术资源入股经营主体或合作组织，实现集体经济在经营决策和收益分配中的主体地位。以贵州省为例，六盘水市“三变”改革两年多来，共有45.95万亩集体土地、8.68万亩林地、24.66万亩“四荒地”、30余处自然风光入股经营主体，取得了集体资产收益权，并获得巨大经济效益[11]。塘约村在2014年6月之前还是一个靠农民单打独斗生产经营的贫困村，在被一场特大洪水洗劫逼到绝境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權、集体财产权、小水利工程产权等7项权能资源进行勘定确权和颁证赋权，并流转到新成立的“村社一体、合股联营”合作社，成为全体村民所有的集体资产，极大地激发了村民抱团取暖的内生力量和首创精神，不到一年时间就组建起自己的农耕、建筑、运输等专业队伍并注册成立了运输公司、建筑公司，集体经济从洪水之前的1万多元增长到2年后的超过170万元，2015年人均收入达到8 000元[14]。由此可见，资源变资产不仅确立了集体经济的市场主体地位，激活了集体经济长期闲置浪费的死资产、僵尸资产，更推动了集体产业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现代化发展，不仅实现了公有制主体地位，更实现了公有经济的保值增值，是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有效探索。

（二）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15]。解决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使供给有效满足需求，既符合“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根本目的，也遵循了供求法则等市场规律，是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提升供给效益从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策略。这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说的本质特征。“三变”改革就是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为突出、改革需求最为迫切的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破冰试航的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六盤水市为例，“三变”改革基于当前农产品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并存、农村集体经济质量效益不高、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机制尚未建立、农业人口脱贫攻坚任务仍然艰巨的现实，从两方面实施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坚持需求导向，定位产业发展方向：按照“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产业标准、“实力强、信誉高、效益好”的经营主体标准，“有社会责任、有经营能力、有担当意识”的企业家标准，引入工商资本，集中打造了600多个具有较高供给质量效益的产业平台[11]。二是坚持绿色共享可持续发展理念，实施适度规模的产业化发展：将小块土地的分散生产经营转化为土地集中连片的融合式、规模化经营，建成了富硒茶基地、核桃基地等一批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规模化、融合化、标准化、品牌化示范基地和农业园区，农业增加值在2年内从58亿元提高到114亿元。正如原中央农办主任、甘肃省省长唐仁健在全省农村“三变”改革推进工作会上所讲：“三变”改革要实现价值，选择符合实际的产业是重中之重，产业选好了，就是筑巢引凤，产业选不好，或发展不起来，“三变”改革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12]。

再以陕西为例，那些成功实施了“三变”改革的村集体经济都有打造“优势产业”的共同经验，而这些“优势产业”就是更加注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质”的需求的产业，亦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质量”的主攻方向。比如赵家峁村将5 300亩零散土地折股量化后集中流转到村集体，统一发展现代观光农业，仅仅3年，集体资产从28万元增长到超过千万，农民可支配收入翻一番达到11 200元，贫困户从150户减少到5户，占比从90%下降到3%[4]3-6;董岭村紧跟市场需求成立专业合作社发展核桃产业，并推动影视艺术小镇建设以拉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仅物业收入保守估计也在亿元以上，在“三变”改革基本完成的2016年当年，人均收入达13 800元，比2014年改革初期增长44%[4]15;簸箕掌村成立了村集体和全体股民（村民）共有的生态旅游开发公司，挖掘女娲伏羲神话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人均收入4年间增长了5倍多[4]24;袁家村秉承“农民自己捍卫食品安全”的饮食文化，以“袁家村”这个金字招牌进驻西安曲江银泰商业体，年接待量突破200万人次，由村民入股的600万投资，仅9个月全部收回[4]57。这些“从供给侧撬动”的农业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不仅满足了市场对产品服务的旺盛需求，完成了农业发展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实现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低耗、高效、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探明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空间，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丰富借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供求平衡运行机制的有效探索与实践。

（三）合理安排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辩证统一关系的重大理论突破。而各地“三变”改革的顺利推进，则是创造性“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践典范。

1.市场与政府之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基本遵循。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体现在3个方面：（1）要素市场健全，这是“三变”改革清产核资、土地确权、股价确定和要素配置等环节得以顺利推进的基础条件。（2）产权市场透明，有效挤出了权力寻租空间，降低了官员败德风险，也打消了外部资本对“产权边界与政府市场边界不清”的顾虑，减少了要素聚集成本，提高了“三变”改革的资源整合效率。（3）金融市场开放，疏通了外部“溢出”资本流入农村经济的主渠道。正是市场在“三变”改革中决定作用的充分发挥，使自然资源获得价值最大化配置，使集体资产获得持续经营收益，使农民成为产业链、资金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参与者和受益人，也使工商资本实现了利润最大化[4]71。

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体现在两方面：（1）政府在思路整合、产业引进、政策支持、财政扶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导着改革的走向;（2）政府从顶层设计了一套限制自身直接参与资源配置的运作体系，比如陕西渭南华州区在“三变”改革实施方案中确立了“遵守《村民自治条例》，严守代理服务职责范围，不干预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的工作原则，并据此对财政、国土、民政、农业、水务等政府部门及纪检监察机关在改革中的职责权限作了明确界定[4]129。在“三变”改革中，政府把握方向不缺位，遵守规则不越位，在构建改革框架、创造外围条件、搭建产权平台、引导产业发展、监管市场秩序、维护农民权益等方面积极作为的做法，更好地发挥了稳定经济、强化服务、保障公平、监管秩序、弥补失灵作用，有力保障了“三变”改革的顺利实施。

2.市场与政府相互取长补短、有机统一，有两个突出的政治经济学贡献：（1）成功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效率与公平难以在资源配置中兼得的怪圈，使以效率促公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的实践独创。西方经济学不承认公认的社会福利函数，比如平均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强调平等，但某种情况下会导致极端平均主义;功利主义福利函数以加总的社会成员效用衡量社会福利是否增进，把效率放在首位，但无法避免两极分化;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认为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应该是使境况最糟社会成员的效用最大化，突出了正义原则，但避免不了大多数人服从极个别“最糟糕”成员的极端情况。总之西方学者认为在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上，公平与效率是一个两难选择，强调效率、忽略平等会影响社会安定，强调平等、忽略效率会制约经济增长[16]。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将逐渐替代利益驱动而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大背景下[17]，通过政府与市场在“三变”改革中各扬其长、相互补短的分工实践，使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等深层次问题得到解决，与农业劳动者主体地位得到确立、利益得到保障、生产经营积极性与活力得到激发释放，成为同一过程，是效率与公平的同题破解。（2）实现了集体、农民、资本多方共赢的帕累托改进。西方经济学设想了资源配置中“使得某些人状况变好的同时而不使另一些人状况变坏”的帕累托改进。但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绿色、共享、开放、创新、协调的新发展理念完全不同，西方惯有的零和博弈思维对多方共赢并不抱信心。黄有光就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绝大多数社会变革的结果是有些人受益而有些人受损，因此帕累托原则本身的实际利用价值很有限”[18]。事实上，“三变”改革这种“以赋予最广大农民资产权能为核心要义”“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为根本落脚点”的带有社会变革性质的改革探索，如果没有政府的坚决主导和强力推进，仅靠市场规律发挥作用，也的确是无法推动的。只有政府在“三变”改革重要节点更好发挥价值导向作用，才能保障集体发展和资本受益的同时带动农民致富。同样，也只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要素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才能保证在农民增收的同时使集体经济壮大、工商资本在农业产业升级中获得丰厚利润。“三变”改革中多方共赢的帕累托改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辩证统一关系理论的先进性的充分体现。

（四）更加注重分配公平，坚持“共同富裕原则”

按要素稀缺程度分配，最符合资源配置的效率，因为资源配置的根本动因就在于稀缺性。这样以来，资本总是最重要又最稀缺的，因此在分配中占据明显主动，相比之下，劳动力却相对充裕，所以常处劣势。“三变”改革之所以特别突出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这个目的，赋予农民作为“资产所有者”的地位和收益权，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在分配中的被动地位，是基于以下3个方面需要：

1.社会公平需要。亚当·斯密提出政治经济学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为人民提供充分的收入或生计，第二个目标是为国家或社会提供足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收入。”[19]309政治经济学这两个目标必须兼顾起来，无所偏废，但会基于不同阶段生产力水平而有所侧重。当物质财富增长到足以提升大多数人福利水平时，社会治理的公平偏好便会提升，甚至高于效率偏好，这就使“更加注重公平”历史地成为更符合治理需要的分配原则和分配精神，因此要切实保护好“最没有那种卑鄙垄断精神的人”[19]331——农民，通过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善其在分配链条的末端地位。比如贵州塘约村确定了“合作社40%、村集体30%、村民40%”的分红比例，不仅在2年时间迅速壮大了集体经济，而且农民人均纯收入也从不到4 000元提高到1万多元[12]，获得了非“三变”改革而不敢想象的财产性收入。

2.经济发展需要。前一阶段的社会分配，往往制造着下一轮再生产的需求。在短缺经济中，分配倾向于资本能更好满足资本积累和扩大生产的发展需要;而在过剩经济中，分配向普通劳动者倾斜才能有效释放消费需求、有力拉动经济增长，因为他们的恩格尔系数和边际消费倾向，都远高于资本持有者。所以，在有效需求不足、产能相对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压力大的情况下，通过赋予资产权能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实现生产分配与消费良性循环、经济增长与社会建设正向互动的根本性策略。

3.人的自由发展需要。如果说前两种需要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发展策略，那么人的自由发展则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迄今为止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就是因为把全体劳动者的全面自由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视为统一而非对立的过程，即生产力的推动不以剥削剩余价值为代价、不以资本奴役他人为前提。“共产主义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通俗地讲，马克思主张，在自由全面发展的行列中，一个人都不能少。分配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向农民倾斜，就是“自由发展”之光向最底层社会和全体人民普照。

从“三变”改革突出农民在产权安排和分配格局中主体地位的具体实践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突破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矛盾与迷局，表现出独具的先进性、优越性，很大程度上在于从三方面实现了共同富裕分配原则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一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既是发展目的又是发展策略;二是以人民为中心，既是社会主义原则，又符合解放生产力根本要求;三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既是共产主义理想，又是社会进步内在诉求。

三、“三变”改革坚守和践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

政治经济学天生自带价值立场。西方经济学立足于“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经济人”假设，其中，古典经济学派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是为维护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凯恩斯学说强调国家干预是为应对经济危机以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自由主义推崇资本全球化，代表的是金融垄断资本利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一再强调的是其人民立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21]。纵观“三变”改革的主旨、做法和成效，无不是对人民立场的坚守与践行。

（一）在改革思路上，贯彻了全面深化改革“以人民为中心”的主旨

经验和亮点均集中在对农民“还权赋能”的六盘水“三变”改革[22]，之所以不到2年就被中央关注，不到3年就从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政策，根本还在于深刻领会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总体精神和改革目标，扎实践行了“以农民为中心”的改革主旨。

（二）在改革过程中，施行了维护农民地位、权益和利益的办法举措

1. 以维护农民主体地位为目的，确定政府和企业角色定位。政府更多以“改革策划人”身份构建改革框架，搭建产权交易、评估、融资、担保平台，建立风险保障机制、股份联合机制、股权量化机制、收益分配机制、变现退出机制;以“市场秩序守夜人”及“农民利益守护者”身份，监管和维护交易秩序，监督和防范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经济行为与民争利，防止外来资本损害农民权益。同时，由于政府设定了“符合当地长远利益的现代特色高效农业产业，前景好实力强效益高的经营主体，有社会责任、担当意识、经营能力及本土背景企业家”的工商资本引入门槛，客观上使入驻企业成为农民实现主体地位的“合作方”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領头人”。

2. 以保障农民权益为重点，确定政府监管范围。六盘水市针对农民权益被低估、生产经营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落空等风险，将现阶段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严格限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以有效防止外部资本侵吞、控制集体资产[22];陕西省委2017年1号文件明确单个家庭持股比例“不得超过集体经济总股数10%”，以防止“超大股”“一股独大”控制村集体经济、少数人损害大多数农民权益;甘肃省在“三变”改革中强调尊重农民意愿，以维护和保护群众利益的事实吸引农民参与改革，防止“被流转”“被入股”“被规模”。

3. 以提高农民收入为原则，确定农民与工商资本的分工边界与分红关系。在就业保护上，鼓励工商资本投入品种繁育、营销拓展、品牌培育、质量安全等现代农业发展薄弱环节，尽量不在生产种植过程和农户竞争，发挥对农民的带动而不是代替、融入而不是挤出作用[11];在分红形式上，创新了固定、比例、年限甚至实物等多种组合方式：经营风险大的产业多采取土地租用方式以保障农民有固定收益，而种植养殖产业则在挂果、出栏前实行固定分红以确保农民有保底收入，待产业收益形成后，再按股权比例分红[6]。

（三）从改革成效看，实现了农民经济利益和农村社会福祉的同步增长

1.从农民经济收益看，获得了3种以上的增收渠道：（1）分红、地租、房租等财产性收入。六盘水百车河村在“三变”改革中从封闭山乡变为旅游胜地，农民房屋从300元每平方米无人问津涨到3 000元一房难求，一年升值10倍[6]。（2）工资性收入。由于坚持产业引入与农村发展相融合，创造了大量务工机会。六盘水656个产业平台容纳了29万名农民务工[11]。陕西彬县以农业园区为单元的“大三变”改革吸引了三分之一的外出农民返乡打工[4]49。（3）经营性收入。“三变”改革兼顾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产，通过引入“标准化”生产和产品质量认证等方式，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附加值。六盘水米萝镇传统产品猕猴桃过去每斤8分钱卖不掉，按照品质认证“标准化”组织生产后，每斤30多元还供不应求。1亩地收入从400元提高到10 600元，增长26倍[6]。

2. 从农村社会发展看：（1）社会资金投入到农村基础建设、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中，美丽乡村成为人人向往的宜居环境。（2）就业机会吸引农民返乡，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得到缓解，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的幸福感增强。（3）产业平台的技术、管理岗位为农民提供更多个人发展选择，在六盘水，不少农民乘合作社中巴车上下班，在职工食堂就餐，成为名副其实的职业农民。（4）蓬勃发展的集体经济增强了集体动员能力，更新了乡村事务管理理念，推动了农村社会治理文明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贵州塘约村集体经济壮大后，村集体的治理约束力明显增强，一改村民滥办酒席、打架吵架、不讲卫生、不讲诚信、不孝敬父母等劣性陋习。陕西袁家村在壮大集体经济中探索出“村民当家做主”的治理方式，有合作需求的外来资本能不能进入、如何进入，都要广泛征求意见。村民不愿意做的事，村上坚决不做。

综上，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立场之上的农村“三变”改革，从维护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权益、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素质、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民自由全面发展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构建系统完善、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发展机制方面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坚持新发展理念;从保护农村环境、发展绿色高科技农业、建设宜居生态美丽乡村、提升乡村文明程度与治理水平方面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全面深化改革实践推进的双重意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32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23-524.

[3]高云才. 中央通过有关农民股份合作和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N].人民日报，2014-10-19（02）.

[4]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陕西省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 陕西农村“三变”改革的探索与实践[Z].2017.

[5]冀名峰，刘月姣. 茅坪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调查[J].党建研究，2018（4）：48-50.

[6]王东京，王佳宁. “三变”改革的现实背景、核心要义与推广价值[J].改革，2017（8）：5-15.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0.

[8]恩格斯. 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05.

[9]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8.

[10]吳宣恭. 对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再理解[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2）：97-108.

[11]罗凌. 再造与重构：贵州六盘水“三变”改革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6（12）：153-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