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军亮 吴春梅

摘要：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破解农村发展困境的战略性举措和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路径。党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蕴涵着厚实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在于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始终与时代乡村发展诉求同频共振，理论逻辑在于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之间的耦合发展与互促共进。新时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应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根本遵循，重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乡村文化发展模式，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和优化乡村生活愿景，不断提升自身的经济引领能力、生态文明建设能力、文化引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和群众凝聚能力。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基层党组织;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进路

中图分类号：D267.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1-0069-09

收稿日期：2018-07-02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9.01.09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2662017QD030，2662018YJ004）;湖北省思想库项目（HBSXK2017096）

作者简介：霍军亮（1978-），男，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与农村社会治理。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解决“三农”问题而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化解新时代主要矛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破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落铁律、深化城乡发展规律和破解城乡二元格局的必然选择”[1]。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根本在于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和各项功能的强化与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和各项工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如何揭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所蕴含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厘清乡村振兴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之间的耦合发展效应与互促关系，探寻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逻辑进路，是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逻辑：始终与时代乡村发展诉求同频共振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2]272。从历史中探寻一般经验和规律，是当今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前提与基础。回顾中国共产党奋斗进取的近百年历史，在对农村社会的动员、组织和治理的探索上，党牢牢抓住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个关键，将广大农村置于党的事业、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宏大视野中，并根据时代特点强化党的建设，始终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目标与不同时代的乡村发展诉求同频共振。

（一）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乡村革命理想同频共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国内新旧军阀连年混战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广大乡村经济日趋衰落和破产，农民不仅经济上贫困，而且政治文化上也遭受压迫[3]，如何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新中国成为这一历史时期乡村社会的共同革命理想。因此，使革命深入农村，并有效组织和领导广大乡村阶层、壮大革命力量成为当时党在农村的重大使命。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强调要到乡村“去结交农民！团结农民！教育农民！而且最重要的是研究农民！”[4]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于1925年6月创建了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共韶山支部，以“龐德甫”作为党支部的代号[5]，加强党对农村的动员和组织;1926年7月，《农民运动议决案》提出要加强党对农村一切农民运动的领导，强调：“我们的党，在一切运动中，应努力取得指导的地位，应在每个低级的农会内，均有党支部的组织，为这个农会行动指导的核心”[6]。土地革命时期，开展农民运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苏区是党在农村的首要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高度重视农村党员队伍的发展，他指出：“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7]。抗日战争时期，壮大党员队伍和动员、集聚农村的一切力量投入到抗日战争是当时共产党人的主要历史任务。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强调：“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担负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人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8];1938年3月15日通过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进一步强调，要“大胆地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9]。解放战争时期，带领全国人民夺取政权并进行土改是当时广大农村的基本诉求。中国共产党将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相结合，在土改已经完成的农村地区进行党组织的整理工作，使农村党支部成为组织群众、发动农民的核心力量[10]74;而针对这一时期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党内队伍不纯等问题，毛泽东提出：“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11]。这些措施壮大了党在农村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农村的阶级基础，增强了农村党组织的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升了党引领农村社会的能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

（二）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时期的乡村建设蓝图同频共振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课题。1949-1957年，中国拉开了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大幕[12]，党和国家在这一时段通过合作化运动实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5亿农民从个体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转变。在党的建设层面，党中央提出：“在新区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应采取逐步发展逐步巩固的方针……在农村中尚无党的组织的地方，应大量培养、训练积极分子，并善于通过积极分子来进行各种工作”[13]。1954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就是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为加强领导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必须健全农村党的领导队伍……没有支部的乡及党员过少的乡，均应在当前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支部”[14]。这一时期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立与完善使党的力量和国家权力延伸到县级以下，使党的组织扎根到每一个生产大队，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权威系统和治理结构，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但在1957-1976年，党和国家关于农村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经历了曲折历程，农村基层党的建设也深受影响。乌托邦式的“人民公社”制度开始在广大农村推行，人民公社既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又是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权组织，实行高度公有化的单一所有制，在人民公社20年里，农村经济一直萧条[15]。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批判唯生产力”等错误观点的影响下，强制“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须经营商业”[16]，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经营活动很难维持[17]。这一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缺乏系统性和制度化，“党员之间、党员和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大都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18]，各种形式的农村革委会是国家权力极大化的极端表现，农村基层党组织遭到弱化，削弱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侵蚀了“政党国家社会”良性运行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但总体上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时期，随着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等发展目标的调整，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执政力量嵌入农村的形式虽然也经历了不断调整，“但农村基层党的组织，包括党委、党总支和支部是党在农村中的坚强基石，是党密切联系广大农民的桥梁，是坚持不懈领导广大农民探索农村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主心骨”[10]75。

（三）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乡村建设改革同频共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和完善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这一历史阶段主动调整发展思路和重心，始终与农村社会改革相呼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要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求，党的十七大指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致力于打造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19]。针对改革开放初期一部分农村党支部脱离实际、放弃对群众领导的情况，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强调：“各级党委要适应当前的新情况，进一步健全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以及经济、行政、群众团体的基层组织，加强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农民的思想教育，使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20]。为进一步确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1990年召开的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强调：“村级组织要把带领群众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作为中心任务……党支部是村级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21]。为全面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九八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和政府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只有把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好，才能把农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保证各项方针政策和任务贯彻落实到农村基层，保持农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22]。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5年发布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要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主题，在全国农村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互动……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23]。根据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把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24]。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党和国家为进一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加大统筹城乡的力度，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创新，扩大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新型组织的覆盖面……进一步完善符合国情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切实维护农村社会稳定”[25]。这些举措表明，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确立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建设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成为党在農村新的任务，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农村取得显著成效的主要原因。

从以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所呈现出的鲜明的时代性特点，可以进一步清晰认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发展之间的逻辑与脉络，并为当代的乡村振兴提供借鉴与参考。其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必须以乡村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为根本目标。特定时代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任务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内容，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始终以乡村诉求为根本遵循，不断调整和优化发展目标与建设路径。其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与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动员乡村力量和领导农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彰显了自身的组织力、领导力和自我革命的精神，在推进乡村发展的实践中壮大了自身力量、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巩固了在农村社会的领导核心地位。其三，“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中国最大的基层在农村，妥善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妥善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中的突出问题。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社会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党在农村的发展、壮大既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辉煌事业的重要保障和有力支撑，同时也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因此，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抓住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个关键，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保障功能与领导核心作用。

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预示着党的主要任务与目标的重大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工作的第一线，其职责和功能也将发生重大转变。为了在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明确了推进乡村振兴的总体思路和实施路径。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引领农村社会发展的新实践和新目标，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也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而当前，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还存在着组织建构不够优化、经济基础不够优厚、文化基础不够优质、社会基础不够优良等困境，制约着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的发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26]1-8。为保证乡村战略的顺利实施，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分别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强调“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27]83;要“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突出政治功能，……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创新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稳妥有序开展不合格党员处置工作，着力引导农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28]。这些方针政策为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目标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逻辑：乡村振兴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耦合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是对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时代回应，是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当今部分乡村的衰落和边缘化趋势，要求党和国家必须把乡村振兴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乡村振兴战略也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耦合发展提供了契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之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二者存在着相互作用、彼此推动的耦合发展效应：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组织基础和保障，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有助于强化和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

（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纵观历史，农村既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夺取政权的重要依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中，乡村话题从来就不陌生。毛泽东曾告诫全党：“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29]。邓小平也曾指出：“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2]65。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学者们认为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衰落和被边缘化，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一是自然村数量的萎缩。中国自然村落已从2000年的363万个锐减至2016年的261.7万个[30]，自然村数量的急剧萎缩制约着当地的产业布局和乡村治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二是农业的萧条和乡村集体经济的衰退。农田大量荒芜、耕地粗放经营，耕地撂荒越来越严重，传统农业越来越不景气[31];村庄集体经济几乎全部废除和瓦解，村级治理缺乏经济基础的支撑[32]。三是村落的“空心化”。农村精英大量流失，“不仅形成农村人口空心化，而且还引发了农业生产空心化、公共服务空心化、基层民主空心化以及社会心理空虚化等连锁效应”[33]。四是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瓦解。村庄的社会关联度进一步降低，村民日益转向个体本位，乡村集体行动能力日渐薄弱，乡村社会的失序、失范日趋严重[34]。其五，传统乡村文化的式微。城市文化不断渗透并猛烈冲击着乡村社会的文化体系，乡村价值趋于“沦陷”和“撕裂”，乡村个体的精神生活日趋边缘化、荒漠化[35]。

乡村边缘呼唤乡村振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也要求必须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城市与乡村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构成，是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命运共同体，城市的发展和繁荣绝不能建立在乡村衰败的基础上，城乡共荣是实现全面小康和全面现代化的重要前提[36]。乡村社会的衰落现象和边缘化态势既映射着一定历史时期内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与不协调，也体现着农村社会发展不充分和相对贫穷的现实。对于这些不均衡、不协调、不充分的发展状况若不重视和纠正，不仅会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也会严重影响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党和国家及时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凸显了农业、农村、农民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地位，预示着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与发展的重点和方向，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提供了新的目标和任务。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组织保障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7]26。“党的领导对当今中国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这种决定作用在于：首先，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社会的内在关系决定了党之兴亡关系国之兴亡;其次，中国共产党不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其开发与运用的水平决定着国家发展的基础与动力”[37]56。从政党政治的逻辑出发，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执政代表，是整个政党组织体系的基础与末端，党和国家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均需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来具体实施和推进。

农村基层党组织可将成熟的社会联系网络、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优势的政治资源一并融入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其一，资源整合的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但核心是抓好“人、地、钱”这三个关键性因素和资源。农村基层党組织作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在政治站位上始终能与党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在具体行动上能够时刻紧扣乡村振兴的目标。在实现资源整合的过程中，村级党组织可以发挥对上建议、对下动员等政治智慧，引导人、财、物等资源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合理配置与流动，避免乡村发展的无序化和盲目性。其二，利益整合的保障。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布局的调整与优化，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具体体现。但对于不同的乡村地域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来说，其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则会存在矛盾与冲突。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执政党的向下延伸，其核心利益统一于党的整体利益，其行动的逻辑则会超越组织的自我利益，能够更好整合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协调不同的利益主体。其三，价值整合的保障。当今部分乡村的衰落是城市化进程和乡村价值衰落的合力结果。乡村振兴战略既需要政策、制度和资源上的支持，更需要价值理念和社会文化的支撑。城市化进程中，虽然农村的乡土文化与乡村伦理被撕裂或肢解，但中国乡村社会的“乡土性”特质仍然存在，“差序格局”依旧深刻影响着广大农民的思想和行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将乡土价值与城市文明进行有效结合和融合，减少价值冲突和文化隔阂，共同支撑农村的发展。

（三）乡村振兴战略是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的重要路径

党的执政地位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时刻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心骨、顶梁柱和领头雁，并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但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农业与农村工作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状无法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改革的新要求，片面强调经济社会组织自主性，部分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日益弱化和边缘化”[38]，“农村基层党建出现了效益递减的‘内卷化趋势”[39]，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存在的这些问题，既有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改革创新意识不强的主观性原因，也有党和国家对农村政策调整、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缺乏空间与平台的客观性原因。一方面，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村级党组织可控制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日益减少，并且随着村级集体经济的衰退，村级党组织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的物质基础和能力不断削弱。另一方面，在取消农业税和对农村“多予少取”方针的大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传统功能不断失去发挥的空间和平台，权威性受到质疑和挑战。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运行状况直接关系着党对农村的领导和农村社会的发展。面对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农村基层党组织迫切需要开辟新的路径，拓展新的空间来巩固自身的领导核心地位。2015年6月，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40]。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27]21。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任务，也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提升领导能力、完善自身功能、拓展发展空间、巩固领导核心地位的良好契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中积极谋求新的发展平台和发展动力，以组织振兴来推动乡村振兴，不断为党组织功能的拓展与发挥创造社会空间;要及时调整建设策略，不断强化为国为民的政治担当，恪守为民谋利的政治立场，提高协调各方利益的政治能力，提升乡村治理的政治智慧[37]55-56，彰显自身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并使之转换为乡村振兴的优势和巩固自身领导核心地位的路径。

三、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进路：以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为目标导向

在举国上下合力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形势下，如何“围绕乡村振兴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新时代党在农村新的任务与课题。新时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应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为根本遵循和目标导向，全面强化和完善自身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全力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一）以“产业兴旺”为首要任务，重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经济引领能力

物质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决定了“产业兴旺”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和基础。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领导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其功能与作用的发挥首先必须体现在对农村经济的引领。“产业兴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丰富的科学内涵，实现“产业兴旺”的目标需要乡村社会结合实际加快构建现代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发展的支持保护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按照“产业兴旺”的新内涵与新目标，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增强开拓创新意识，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强化和完善自身的经济功能。一要强化对农村经济的领导。党对农村经济的领导是党在农村执政的经济基础，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始终坚持对村级经济的领导，在发展规划、政策制定上要凸显核心领导地位;坚持农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确保农村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二要做好顶层设计。要发挥好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用好党和国家有关乡村振兴的政策与支农资源，规划并实施好本村的兴农战略，精准制定“一村一品”规划，探索本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点与方向;抓住“钱、地、人”等关键环节，把“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发动起来、组织起来，统筹协调好村外村内的人、财、物资源。三要激发农村内生动力。要带领农村群众克服等、靠、要的思想，从根本上增强乡村的内生发展能力，既要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充分做好承接金融资本、科技和人力等核心要素转移的前期准备，亦要科学定位好本村的发展优势和特色，提升小农户的组织化和市场化程度，打造乡村品牌。

（二）以“生态宜居”为基本遵循，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力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资源，实现“生态宜居”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前提。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41]。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新高度，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认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按照“生态宜居”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遵循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必然，也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人道主义、自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有机结合，并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42]。生态既指自然生态，同时也蕴含人文与历史的和谐统一。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切实以生态文明引领乡村振兴，自觉将“生态宜居”作为新时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遵循，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能力。一要践行“自然生态宜居”的价值理念。新时代的乡村建设必须要重新界定和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建设与保护并重，引导乡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二要践行“人文生态多样”的价值理念。“生态宜居”意味着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更要重视乡村的独特价值，乡村建设要尊重历史、尊重人文、尊重差异，要充分体现不同地方的乡土风格特色，避免乡村建设千村一面、城乡同质化的不良现象，使广大乡村呈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景象。

（三）以“乡风文明”为价值取向，重建乡村文化发展模式，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文化引领能力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文化支撑，也是乡村振兴的象征。乡风是一定时期内特定乡村社会的思想道德状况和行为习惯的反映。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社会不平衡发展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部分乡村淳朴的乡风日渐式微，某些陈腐陋习沉渣泛起，家庭传统伦理与社会互助精神的缺失等，都消极地影响了原本淳朴的乡风民情”[43]。农村基层党组织要进一步深刻认识乡风的功能与价值，根据各地乡村实际重塑乡村文化模式，优化乡村文化结构，提升引领乡村文化的能力。一要提升乡村思想道德建设能力。加强对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领导，坚决反对极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对农村思想文化的侵蚀;加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和转换话语体系，采取符合农村特点、贴近农民生活的方式深化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强化农民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开展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强化农民的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和共同体意识。二要提升建构乡村文化的能力。确保乡村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科学设计乡村文化的内容和载体，保护好农耕文化和乡土文化，发挥好乡村文化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积极作用;加强村级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建好乡村文化广场、乡村书屋、乡村道德讲坛，满足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队伍和人才支撑。三要提升形塑乡村社会行为的能力。思想道德建设和乡村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为乡村振兴贡献智力和精神力量。农村基层党组织首先要加强对农村党员的教育与管理，使广大党员成为农村社会各行各业的“领头雁”，发挥好他们的模范作用和引领作用;其次，结合本村实际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引导广大村民争当“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加强村级的科普教育工作，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入村讲学，丰富鄉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乡民的科学文化素养。

（四）以“治理有效”为基本方向，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保障，“乡村要振兴、农村实现改变，落到实处仍需治理水平的提高”[44]。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是任何一个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治理的责任和效度尤其关切，并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与措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必须要有一个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机制，从而确保乡村社会的有序运行与安定。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要进一步凸显政治功能，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与治理机制，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一要提升组织力。如何提升组织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的时代命题。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时刻以提升自身的组织力为建设方向和目标，自觉对照标准强弱项、补短板，扭转被弱化、虚化、边缘化的不良趋势，提高自身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决定、领导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的能力。二要整合乡村各类治理资源。有学者建议，“针对地域社会文化和基础，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动员和建设能力的社会组织（如乡贤理事会等）和经济合作组织（如合作社），借重这些谙熟地方性知识的社区组织首领（族老、乡贤理事会会长、合作社理事长）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45]。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村级治理中要积极整合各类资源与主体，充分挖掘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宗族资源、乡贤力量、乡村熟人等资源和力量的社会治理价值。三要优化乡村治理环境。加强廉洁自律建设，严格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和党务、村务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强化法治思维，树立法治理念，加大对农民的普法宣传和教育，树立法律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坚决遏制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滋生与蔓延，强力制止宗教力量干预乡村公共事务，杜绝乱建庙宇、滥塑宗教造像，营造风清气正的乡村治理生态，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

（五）以“生活富裕”为根本目标，优化乡村生活愿景，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凝聚能力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价值逻辑与根本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标。虽然党和国家在奔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会对政策和策略进行优化和调整，但实现生活富裕的根本在于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发挥自身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并不断提升凝聚力，集聚实现共同富裕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不断加强凝聚力建设，努力做好立地工作。一要加强构建生活愿景的能力。“城镇化使传统农民所携带的文化意识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对生活幸福感的认知也有所变化”[46]。“生活富裕”不仅仅是经济指标，也蕴含着多元的主观感受和社会情感，不可能存在绝对的、统一的生活标准与评判。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不断构建和优化广大农民的生活愿景，引导广大农民既不能满足现在、裹足不前、毫无动力，也不能好高骛远、盲目攀比、满腹抱怨，要使村民的生活愿景符合自身条件和社会实际。二要做好凝聚力量和积聚智慧的群众工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把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组织功能、组织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把广大基层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行动、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齐心聚力投身乡村经济社会建设”[47]。农村基层党组织既要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惠民利民政策，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偏离，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亦要做好发动群众、凝聚群众的工作，以美好的生活愿景激发广大农民的活力与动力。三要做好对“掉队者”的关心和帮助。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弱者或掉队者进行救助和保障是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农村基层党组织在领导和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既要树立先进榜样、激发力量，更要关心弱势群体和生活在底层的农民群众，做好精准识贫、精准扶贫工作，将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工作充分结合，增强每一位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始终使广大农民与党心连心、共命运，夯实党在农村执政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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