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芳

读鲁迅的文章，需反复琢磨，从字里行间读出其言外之意，方为真读懂。

《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先生为纪念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的青年学生，愤而执笔写的一篇祭文。因为是在出离愤怒和悲痛欲绝的情况下所作，其中蕴含的诸多情感隐藏在文字之外，丰富的言外之意需细细品读。

例如文章第一句话，就以史家纪年的笔法点出“中华民国”，一方面保留了旧时祭文开头的格式，另外，文字之外的深義是：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个日子，这是烈士的纪念日，同时，反动派们犯下的滔天罪行也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再如，文章第三部分，写刘和珍的性情和相关事件，特别强调她“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可见刘和珍并非暴戾偏激，那些御用文人们所谓的“暴徒”纯属恶语中伤，谣言不攻自破。另一层言外之意是，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执政府竟然忍心对这样一位如此温柔善良的女性下毒手，可见，这群刽子手们简直是禽兽不如。

又如，文章第五部分，作者不惜笔墨详细叙写了青年学生的死难过程，尤其是受到枪杀的一些细节，通过子弹所击中的部位，为读者还原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如写到刘和珍在执政府前中弹，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这是致命的创伤，说明什么？那些政府的走狗帮凶们是从背后突然袭击，或者早就躲藏在暗处，蓄谋已久，甚至可能是内部奸细所为。而张静淑中弹，其一是手枪，说明是近距离的瞄准射击，致人于死地的意图十分明显。更恶劣的是，杨德群被击中，“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从肩部到胸部，射击距离之近，力度之大，然而这还不够，还在她的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反动派丝毫没有想给这些学生留活路，目的很明确，用心之险恶，还有什么可掩饰的呢？明眼人一看便知，还有必要为自己粉饰太平，大唱赞歌吗？无需辩驳，也无可辩驳。鲁迅曾经是学医的，他对死伤学生的受伤部位描写如此之细致，而且是有凭有据，并非无中生有，也只有他的笔才能将这些真相揭露得淋漓尽致。

后文紧接着写道“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杨德群君也死掉了”，连用两个“死掉了”，说她们死掉了，读来总觉得有一点儿异样的感觉，为何不用“牺牲”，或者“死了”？

反复对比，其中的蕴味确实大不一样。“牺牲”一般是主动与敌人作斗争，勇敢地献出生命，而刘和珍君们当时是“欣然前往”，他们并不知道执政府会布下那样的罗网，并要置他们于死地。更何况既然是牺牲，双方应该有过激烈的搏斗，然而，他们是赤手空拳，手无寸铁，毫无防备，也毫无还手能力，所以，不能说“牺牲”。

而“死掉了”与“死了”之间感情强烈程度有明显差异，“死了”只是平常的陈述语气，感情平淡，而“死掉了”含有一种无辜，无缘无故死了，还有十分痛惜惋惜之情，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走掉了，太不值得，这与后文提出要避免像请愿这样代价巨大的斗争方式，要吸取血的教训，尽量以最小的代价争取更大的胜利相照应。

更重要的是对着反动派说他们“死掉了”，意味着说：好了，你们得逞了，你们的目的达到了，正如你们所愿了，让这些爱国学生死，你们满意了……这里还可以有很多的潜台词，意蕴十分丰富。

鲁迅先生在《空谈》中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正死掉了。”先生不希望死者的血白流，不希望他们就这样白白地死掉了，然后慢慢被淡忘，而希望“死者永远埋在活人的心中”，这才是最好的纪念。

鲁迅先生的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掷向黑暗的堡垒，刺入敌人的心脏，思想锋芒毕露，语言犀利。鲁迅以笔代戈，仿佛高擎着一把倚天宝剑，看到罪恶和暴行，就毫不留情地刺过去。毛泽东说他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也正如孙郁所言“他总在黑暗里，却又不属于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