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兰，李 萌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明代拟话本因受“三言二拍”的影响而缺少独特的个性风格。与之相比，清初拟话本则出现了一些新鲜而有意味的特色。成书于明末清初的《豆棚闲话》便是一部在叙事艺术上独具一格、颇具文体革新意义的作品。

近年对《豆棚闲话》叙述艺术的研究多关注于其独特的“大家在豆棚下轮流讲故事”的叙事结构与叙事框架，对其叙述视角却未能予以足够重视。实则，叙述视角是打开作者心灵窗扉的钥匙，也是传递主题意义的重要工具。而“成功的视角革新，可能引起叙事文体的革新”。[1]195因此，对《豆棚闲话》的叙述视角进行细致与深入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一、叙述视角的界定及《豆棚闲话》的叙事视角

把视角同小说叙述人语言中出现的人称简单地等同起来，是学术界长期存在的看法。早在二十年代末，日本学者木村毅在其《小说研究十六讲》中就系统地阐述过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小说存在着两种视角：“以‘我’而叙述的第一人称”视角和“以‘他’而叙述的第三人称”视角。[2]其实这是很值得商榷的。小说叙述人语言中的人称有“我”“你”“他”及其复数，但这却不一定是叙述人的视角。如《豆棚闲话》第一则《介之推火封妒妇》中，作者介绍了江南的湿热天气及搭豆棚的简单状况后说:“如今我也不说别的，就把“妒”字说个畅快，倒也不负这个搭豆棚的意思，你们且安心听着”。[3]这里作者虽以第一人称“我”出现，但实际上却不是以“我”的视角写“我”的所见所闻，而是以“述他”的全知视角窥探豆棚下的事情——少年与两老成人讨论妒妇。

实际上，不同视角实质上的区别不在于人称，而在于观察故事的角度。有的叙述人是作者，作者既可能不在小说中露面，以观察他人的全知视角叙述故事；又可能在小说中露面，以回顾自我经历的限知视角叙述故事。而有的叙述人是故事中的人物，他既可以以第一人称“我”即故事主人公的视角叙述“我”的所见所闻，也可以以第三人称“他”即故事的配角的视角见证和目击主人公的生活及社会时事。

显然，简单地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来划分叙述视角是不妥的。申丹、王丽亚在《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中将叙述视角界定为“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4]这一界定也未免有些笼统。小说作为一种讲述性文学体裁，必须有叙述人。一篇小说可能只有一个叙述人，也可能有若干叙述人，叙述人又有各自观察和叙述的立场。西摩·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一书中对叙事交流活动作了如下图的表述：①

叙事文本

现实中的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现实中的读者

以此看来，叙述者与作者并不是合二为一的。英国叙事学家M·比尔兹利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说话者不能与作者划等号，说话者的性格和状况只能由作品的内在证据提供，除非作者提供实在的背景或公开发表声明，将自己与叙述者联在一起。”[5]因此，将叙述视角仅仅界定为“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显然存在问题。杨义认为：“所谓视角是从作者、叙述者的角度投射出视线，来感觉、体察和认知叙事世界的。”[6]这一观点对叙述视角的主体进行了细化，但还不够全面。董海梅的硕士学位论文《小说叙述视角论》在归纳前辈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叙述视角定义为“作者、叙述者和人物观察故事的角度，体现出观察者的情感、态度和评价”。[7]笔者以为有其合理性，故从此说，从作者、叙述者和故事中的人物来透视《豆棚闲话》的叙述视角。

但是，问题出现了，《豆棚闲话》不是先前话本小说那种由一个全知叙述者一叙到底，不再出现其他叙述者的单一的说书人叙述模式，而是一种多声部的多重叙述，十二则故事中出现了众多的叙述者。因此，对这众多的叙述者进行梳理和划分无疑是必要的。以色列学者里蒙·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中将叙述者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他认为，一个可以看作是处在他所叙述的故事“上面”或高于这个故事的叙述者，和他所属的那个叙述层次一样，是“超故事的”。如果叙述者同时又是超故事叙述者所讲的第一叙述故事里的一个人物，那么这个叙述者就是第二等级的，即故事内叙述者。还可以有第三等级的叙述者，第四等级的叙述者等。[8]

以下是笔者综合这两个标准，对《豆棚闲话》的叙述视角的分类与归纳：

则数超故事的叙述者(作者)故事的叙述者头回故事(豆棚下众人)正话故事(核心故事叙述者)第一则艾衲居士蒙馆老人驴夫简述搭豆棚的过程后,以故事外的全知视角讲述豆棚下的故事,结尾交待明日豆棚下的活动。老成人B讲述亲往山东遇见的稀奇事并转述蒙馆老人讲述的妒妇津的故事。内中一老者A讲述去山西妒妇津看到的奇怪现象并转述驴夫讲的故事———介之推火封妒妇。第二则艾衲居士昨日讲故事老者A昨日讲故事老者A讲述豆藤的生长情况,结尾以山雨欲来遣散众人。讲了几个才色兼备的“妖物”,众少年反驳,引出西施话题。讲述范少伯水葬西施的故事。第三则艾衲居士内中一人B内中一人B接上则叙述几日阴雨后豆藤骤长的情况。讲了两个故事,引出主题:小时不可聪明太露。讲述朝奉郎挥金倡霸的故事。第四则艾衲居士昨日内中一人B僧人以故事外的全知视角讲述豆棚下的故事。讲种豆的方法后,论述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人生道理。昨日内中一人B讲述自己做生意行至临朐县,僧人给他讲的藩伯子散宅兴家的故事。第五则艾衲居士艾衲居士艾衲居士开头结尾一再强调说话要谨慎。艾衲进入豆棚与众人说古往今来、轮回果报的世情闲话。讲小乞儿真心孝义的故事。第六则艾衲居士少年A少年A讲豆花开遍,中间有几枝结成豆荚。论述儒释道三教之根本,揭露佛教骗人的伎俩。讲大和尚假意超升的故事。第七则艾衲居士昨日后生朋友A昨日后生朋友A以全知视角叙述豆棚下听众听故事的新要求。 由豆的故事说到兄弟关系。讲首阳山叔齐变节的故事。第八则艾衲居士半斯不文的少年B和尚以羊眼豆的生长方式说人的生长环境及后天培养的重要性。谦虚推辞一番讲空青石蔚子开盲的故事。第九则艾衲居士艾衲居士艾衲居士以扁豆的收成联想到无赖之徒的盗行,引出子弟择交问题。讲述锦衣卫东厂及京营捕盗衙门缉盗的流弊。讲渔阳道刘健儿试马的故事。第十则艾衲居士内一人C内一人C引《食物志》,介绍扁豆。讲述虎丘生意人的骗人伎俩和苏州的老白赏。讲虎丘山贾清客联盟的故事。第十一则艾衲居士前日说书的老者前日说书的老者由春种秋收之事说到种豆,引出今日故事主题。讲兵荒离乱之苦及乱世奇事(活人做死人的事)。讲党都司死枭生首故事(死人做活人的事)。第十二则艾衲居士艾衲居士重申豆棚避暑乘凉,聚人闲话的功能。讲述豆棚下的故事受欢迎的程度,引出城中的陈斋长。讲述陈斋长和众人的辩论

从上表可见，《豆棚闲话》的十二则故事大多有多个叙述人，每个叙述人又有各自观察和叙事的立场与角度，从而呈现出繁复多样的叙事视角。

二、超故事叙述者(作者)的视角

通过前面所列表格可以清楚的看到，《豆棚闲话》的十二则故事中，超故事叙述者(作者)的叙述声音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每一则的开头。作为观察者的作者始终站在豆棚之外，以全知视角或客观地介绍豆子的知识，以引入故事的主题；或娓娓描述豆棚周围的环境及豆子的生长情况，以此营造一个豆棚情境；或像一部摄像机，精确地拍下豆棚下众人的形象和动作；或像一部录音机，详尽地收录豆棚下众人的各种声音。但与明清之际其他拟话本的说书人全知视角不同的是，《豆棚闲话》的作者虽采用全知视角，但却放弃了自己的眼光而转用豆棚下众人的眼光来叙述故事。如第四则《藩伯子散宅兴家》，作者只是以全知视角默默记录着豆棚下众人中的一人B与众人的对话及其转述的某年去北方经商，途经山东青州府临朐县从一个僧人那儿听来的故事。实际上，豆棚下众人中的一人B叙述的只是核心故事的背景，真正的核心故事的叙述者是僧人，而作者的叙述声音早已模糊。这种由新的叙述者叙述的故事显然创造了一种可供单独欣赏的美学价值。

在拟话本通常的叙事套路中，作者往往就是叙事者，他总是喜欢扮演权威而深刻的说理家，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全知叙事视角对故事中的人物、事件发表评论，向读者强硬地灌输道德伦理教化思想。与之不同的是，《豆棚闲话》的全知作者不会生硬的发表议论，将某种既定的思想观念强塞给读者，也不再直接现身，对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横加评判，而是客观平静地记述豆棚下众人的叙述、争论并保持沉默，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评判。第十二则《陈斋长论地谈天》中，作者只是以一个理性的“他者”，平静而客观地讲述了陈斋长与众人的激烈辩论，即没有给读者任何的评价性指示，也不追求给出答案的完整结局。这就给读者创造了一种开放性的接受场，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和想象。在第二则《范少伯水葬西施》中，作者对第一则中妒妇故事的开放式评价“有的道是说评话造出来的，未肯真信；也有信道古来有这样狠妒的妇人；也有半信半疑的，尚要处处问人，各自穷究”，也打开了禁锢读者思想的枷锁。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中，作者对故事中不同人物眼中形态各异的叔齐形象也未作任何是非对错的评判。显然，作者并没有运用自己作为超故事叙述者的权威而对读者进行接受干预，而是尽量放弃自己的视角，淡化自己的声音，将思考和判断的权利留给读者。这不仅使故事的主题意义具有了一种开放性，也使故事本身变得更加富有趣味，从而避免了“二拍”、《型世言》等作品说教过多而造成的枯燥乏味。

诚然，《豆棚闲话》没有完全走出拟话本小说固有的形式。全知作者在每则故事的开头仍保留了部分议论，以引入正话的主题，但并没有由此引伸出喋喋不休的道德说教和训诫。小说的结尾也只有第一、五、十一则，借核心故事叙述人或豆棚下众人之口对主题进一步呼应点明。但《豆棚闲话》的叙述视角呈现出拟话本文体革新的元素。

三、故事叙述者的视角

叙述视角的分类较为复杂，中外各家有所不同。申丹在其《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中，将学界提出的各种模式综合提炼为九种，并区分为内外两个维度。[9]本文借鉴其说，以为下文分类之依据。

(一)内视角

内视角指的是叙述者采用故事中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由于叙述者置身故事之中，因此其叙事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情绪化。在《豆棚闲话》中，主要有以下两种：

1.变换式人物有限视角

在变换式人物有限视角中，全知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而采用故事中不同的聚焦人物作为观察者来进行叙事。《介之推火封妒妇》的头回故事中,老成者以第一人称“我”讲述他“某年某月”往山东贩卖药材，途经章丘县临济镇，看到渡河的美妇人毁容易服的奇事，“我”不解其故，到处探听缘由。最后，当地的蒙馆老人以全知的视角给“我”讲述了妒妇津的故事。正话故事中另一老者同样以第一人称“我”叙述自己曾去山西，瞧见庙宇里的古怪塑像,“我”再三询问原因，驴夫才给“我”讲了介之推火封妒妇的故事。

头回故事中的老成者不解其故，正话故事中的另一老者不知原因，即是豆棚下的叙述者的有限视角。我们发现，随着故事的推进，两则故事中有限感知的“我”，实际上将话语权又传递给蒙馆老人、驴夫，使视角从豆棚下的叙述者转换到了核心故事的叙述者。作者用豆棚下的叙述者的有限视角取代了作者的全知视角。这显然与始终由全知叙述者讲述，毫无悬念地将故事的来龙去脉直接传达给读者，期间不出现其他叙述者的传统叙事模式不同，它一改以往拟话本小说全知叙述者平铺直叙的叙述方式。有限感知的叙述者有意识的布置疑阵、制造悬念，使故事充满波折和由波折所带来的活力。例如，老者面对古怪现象的发问：“却是为何？”有意思的是，这个悬念一直保持到另一个人物驴夫把故事讲完，所有的疑团方才解开。如果艾衲居士采用超故事的作者的全知视角，直接把介之推火封妒妇的前因后果一览无余地告诉读者，那么，悬念将不复存在，故事的趣味性和逼真性也会大打折扣。

与此则故事的叙述视角相同的还有第四则《藩伯子散宅兴家》。这一则中，故事的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在下”讲述自己“去年”往北做生意，憩息施茶庵，见一家峻宇如云，富庶无比，便向僧人打听“此为何宅”？随后，僧人给“我”讲了藩伯子兴家的故事。有限感知的“在下”以他的视角看到了膏腴千顷的富饶之家，却不知道这富庶之家是如何发迹的。这时候，新的叙述者僧人出现了，并以全知视角叙述了藩伯子散宅兴家的过程。实际上，僧人以他的视角观察和叙述，难免会受到自身身份的限制，聚焦于藩伯子诚心“迁善改过”、终获富贵功名的因果报应主题。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说：“所谓叙述者无非是作者在文本中的心灵投影，或者他故弄玄虚的一种叙事谋略。”[10]我们从叙述者观察故事的角度及其情感态度确实可以看到其与作者高度统一的部分。第四则的开头，作者介绍完种豆的方法，紧接着讲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人生道理，并以司马光的格言“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劝诫世人。这不正与僧人“积善成德”的因果报应观念重合？可以说，僧人就是不露面的作者的代言人。作者设置这一叙述者其实还是在表达他自己的心曲。

这两则故事，作者在总体上采取全知视角，叙述者在局部上采取限知视角并不断变换叙述人，使叙述方法灵活多样，确实匠心独运，与众不同。

2.多重式人物有限视角

多重式人物有限视角是指采用几个不同人物的眼光来对同一事件作有限的反复观察。第二则《范少伯水葬西施》，昨日讲故事的老者在讲述范少伯水葬西施故事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听众的诘难：“越国复得兴霸，那些文官武将全然无用，到靠着女子西施……人都说他俱成了神仙，这个却不是才色俱备，又成功业，又有好好结果的么？”“老伯说来差矣!那范大夫湖心中做的事，有谁作证，你却说他如此？”“兄言之谬矣！从古来赞美西施的，直把天地间至妙绝佳的杭州一个西湖比她。苏东坡题一首诗道……如此说来，难道东坡不如你的见识不成！” 众少年、后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了范少伯水葬西施的故事，显示了不同的评价。在一则中有如此多的声音，并且出现了众人和叙述者争论的场面，这对先前小说中由全知叙述者主宰一切，既讲述所有的故事，又对这些故事的意义明白无误地作出评判和解释的权威叙事构成了冲击，丰富了小说的含量，亦给读者自由地领悟作品的意蕴拓展了新的空间。这是传统的拟话本小说所不具备的，可以说是艾衲居士突破传统叙述视角的伟大尝试。

(二)外视角

外视角是叙事者站在故事之外，以旁观者的眼光观察事物。在《豆棚闲话》中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

1.全知视角

在全知视角下，叙述者置身故事之外，可以从任何角度观察事件并透视任何人物的内心活动而不受限制。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核心故事的叙述者——后生朋友既采用全知视角，将自己处于叔齐变节故事之外，既说又看，无所不知，无处不在，还不时地透视着主要人物叔齐的心理活动：

不料叔齐眼界前看得不耐烦，肚腹中也枵得不耐烦。一日幡然动念道:“……人生世间，所图不过‘名利’二字。……古人云:‘与其身后享那空名，不若生前一杯热酒。’此时大兄主意坚如金石，不可动摇，若是我说明别去，他也断然不肯。不若今日乘着大兄后山采薇去了，扶着这条竹杖，携着荆筐，慢慢地挨到山前观望观望，若有一些空隙，就好走下山去。”

从人物的大段心理独白可以看到，千古贤士叔齐居然动了下山投靠新朝的念头，还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变节找各种理由。这与历史记载大相径庭。《史记·伯夷列传》中的伯夷与叔齐，谦逊有礼，极为贤能。商朝灭亡后，忠义守节，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而这则故事中，“昆仲两个，虽是同胞，却有两念，始虽相合，终乃相离”。申丹在其《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说：“全知叙述者通过自己的眼光和语言在话语层上建构出来的与‘事实’相偏离的各种表象往往是隐蔽地表达叙述者观点、态度的有效工具，也往往是主题意义和审美效果的重要载体。”[1]200以此看来，处于核心故事外的全知叙述者，以其眼光建构的与儒家千百年来争相传颂的道德楷模截然相反的叔齐形象，确是大有深意。此外，我们不能忽略全知叙述者建构叔齐形象时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且看：伯夷、叔齐上首阳山时，“只得鼓着一口义气，悄悄出了都门，望着郊外一座大山，投奔而去”。请注意“只得鼓着一口义气”与“鼓着一口义气”二者表达的差异性——“只得”一词明显的表现出一种无奈的语气。在这里伯夷、叔齐并不是大义凛然、以一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方式慷慨就义的，而是万般无奈的上了首阳山。全知叙述者对伯夷、叔齐迫不得已而上首阳山藏身匿迹的行为之不齿不言而喻。更有意思的是，叔齐下山投靠新朝时，“身上穿着一件紫花布道袍，头上带着一顶麻布孝巾，脚下踹着一双八耳麻鞋”，连众兽看了都觉得“有些古怪”。全知视角之下，叔齐的滑稽可笑与虚伪造作跃然纸上。值得注意的是，全知叙述者并没有止步于人物形象的描述，而是一语点破叔齐的算计——“即使路上有人盘问，到底也不失移孝作忠的论头”，这就毫无保留地将叔齐圆滑自私、虚伪狡诈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全知叙述者还借故事中的人物——洛邑顽民“上前将叔齐头上戴的孝巾一把扯落，说道:‘你既要做官，如何戴此不祥之物？就是做了官儿，人也要把你做匿丧不孝理论。’”无情地讽刺了所谓的“忠孝节义”的虚假。叔齐梦醒后，“自信此番出山却是不差，待有功名到手，再往西山收拾家兄枯骨，未为晚也”，这与刚开始伯夷、叔齐二人推逊王位，“把个国君之位看得弃如敝屣，却以万古纲常为重”形成强烈的对照。这巨大的反差，极具讽刺性地表达出了叙述者对叔齐的嘲讽，使读者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人物的虚伪。显然，叙述者的全知视角使其可以全方位地观察和描摹人物，从而使人物的塑造更加入木三分。

2.第一人称叙述中见证人的旁观视角

在这种视角下，叙述者始终处于故事之外，以旁观者的口吻讲述故事。第八则《空青石蔚子开盲》的叙述者半斯不文的少年B以第一人称“我”讲述“上年到苏州城里北寺中闲耍”听到的故事。我们发现，叙述者始终站在故事之外，以旁观的视角介绍故事的前因后果。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在旁观两个瞎子寻找自在尊者蔚蓝子治眼疾的过程时，并没有完全隐身，而是部分的表达了他的情感。例如，看到两个瞎子一边烧香结拜说，“但各人俱要放出本心来相处，一路有福同享，有苦同受……”，一边背着对方偷喝酒偷吃豆腐，当“两个以手触手，登时便喉急嚷将起来”。叙述者忍不住笑了，“可笑两个盟兄盟弟，登时就变转脸来，气吼吼地俱要动手相打”。最后，在“油里滑”和“滑里油”两个光棍的捉弄下，两人依旧相好如初，把龌龊心肠洗涤干净，从此你敬我爱，相互扶持。叙述者没有直接评价两个瞎子的虚伪滑稽，“可笑”二字却含蓄地表达了叙述者对人物的嘲讽。两个流氓光棍冒充官府，倒成了“好老爷”，“清廉的官”，“该造一个极大的生祠”。那么真官府呢？叙述者借故事人物之口道了出来：“若经别的衙门，这官司不知何时归结。今又不动刑，不问罪，立刻发落，真难得的。”这看似荒诞的喜剧场景和幽默滑稽的语言实际上是渗透着叙述者价值观的，经过对两个瞎子和两个流氓滑稽行动的充分铺垫、渲染，述说的正是艾衲对尘世虚伪的悲哀和对现实深深的戏谑讽刺。

3．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

在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中，第一人称叙述者从自己目前的角度来观察往事。《渔阳道刘健儿试马》的头回故事中，叙述人(作者)以第一人称“在下”回顾锦衣卫东厂及京营捕盗衙门缉盗神速的往事，目前的叙述者早已知道番子手暗中操作的手段。但叙述者放弃了目前的观察角度，改为从自己当年体验事件的角度来聚焦。读者只能跟着当年的叙述者走，跟着他一起惊骇，“不消几个日子，那盗贼一一地捉将来了。却像瓮中捉鳖，手到拿来，不知什么神通？”“怎么盗贼也像瓜儿菜儿种得就的？”这就造成了悬念，产生了较强的戏剧性。

结 语

在《豆棚闲话》之前，拟话本小说通常采用“述他”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一般都会情不自禁地站出来针对所叙的人物或事件发表议论，或褒或贬，或阐明一个人生道理，以劝诫读者。《豆棚闲话》打破了这种单一叙事套路，其十二则故事大多都有多个叙述人，每个叙述人又有各自观察和叙事的立场与角度，从而使小说呈现出繁复多样的叙事视角。这使文本突破了以前拟话本的单调叙事而使故事变得更加有趣和逼真，也使小说的主题意义在叙事者与接受者的对话与辩驳中变得更加丰富且富有开放性和思辨性。通过叙事视角的多样化，艾衲将自己的思想以一种更为隐蔽和低调的方式做了巧妙的传达，同时也在文体上实现了对既有定势的革新，使小说体现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并具有一定的现代意味。虽然在叙述过程中《豆棚闲话》也不免使用了“说话的”“在下”“小子”等说书套语，但其对拟话本叙事艺术的探索及其深远意义也确实不是其他拟话本小说可比拟的。

注释：

① 转引自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该观点为SymourChatman在其著作StoryandDiscourse中提出来的，该著作出版于Cornell Univ.Press，出版社所在城市为Itha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