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对阶级的深入分析开辟了社会研究的新天地，通过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关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落实在了发展生产力，促进人的全面进步，实现全社会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历经几代革命前辈的付出和贡献而最终形成的理论体系，中国经济现阶段发展进入新常态，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也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经验，注重发展和创新。在当前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下，国有企业占据重要权重，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有企业必须充当先锋。文章通过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现实中的应用，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对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

[DOI]10.13939/j.cnki.zgsc.2019.34.016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追求解放、发展生产、改造自然、追求复兴的过程中，历经几代革命前辈的付出和贡献而最终形成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政党，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也是发展生产力，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受现实世界所限，思想理论界也只能在探索中前进，难免出现不恰当的情况。当时出现的“两个凡是”的思想理论就是这一情况的表现，但是马列主义者们坚持实事求是，不断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创新，从突破“两个凡是”思想藩篱，到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根本思想”，再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初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引领作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坚实的一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果，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主要内容为“三去一降一补”，具体针对经济中的不同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这也成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中实际产生作用力的一个逻辑链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指导意义。

社会矛盾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坚持使用这一方法。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即为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也具有不同形式的体现，客观反映了一个国家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换句话说，生产力的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形式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突出表现为供给和需求的错位，资源要素的利用不充分等问题。

西方经济学中存在供给侧改革理论，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之截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特色首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其提供的理论资金来源和基本原理遵循上，主要包括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原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原理、尊重企业家精神、世界贸易和经济危机原理等若干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延伸，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与历史观的继承，是继续坚持发展不断解放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阶级属性的一条正确道路。供给侧改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中国社会和经济具有自身特点，主要表现在人口基数大、资源对外依赖较高，经济规模大但人均水平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地区间差异巨大和发展不平衡，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并存，市场经济发展不尽完善，经济内部需求不足、经济对外依赖严重等，这些造成中国经济现阶段发展进入新常态，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也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经验，注重发展和创新。同时这也是党和人民具有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指导下的供给侧改革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人民谋幸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有机地统一在了一起。

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现实指导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通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再到供给侧改革的创新和现实应用，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极强的创新性，以及其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要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实现在新时期新常态下取得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更高层次美好生活的需求。不同行业，针对企业不同问题，具体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去产能是去除无效的、低端的产能，如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产能;去杠杆是降低全社会的杠杆水平即负债水平，是为了避免全局性系统性风险，创造条件来为长期的持久性发展提供保证;去库存是降低当前质量不高的库存，同时也为更高质量的发展创造空间，主要任务是降低房地产库存;降成本是降低社会运行成本，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激发全社会创新动能，提高经济活力;补短板是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方，着重补强短板，包括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不完善、创新能力不强、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地位不高等问题。五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需统一面对而不能割裂看待。

3 国有经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作为我国现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一项重大部分，国有经济在供给侧改革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国有企业要做先锋。

在去产能方面，当前我国巨大的产能里国有企业占很大比例，对国有企业来讲去产能是一项政治任务，既要完成去产能任务，又要面临妥善处理人员、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问题。去产能不是简单的一关了事，而是要少关闭少破产，多实行兼并重组，促进企业做大做强。在多个方面国有企业具有自身显著特点，决定了其在推进去产能上必将发挥巨大作用。如在采矿方面的煤炭开采行业，国有企业大型煤矿的严格的安全责任考核，促进其执行了很好的安全生产规范，对工人生命健康保障、对环境的保护都有很大付出。再比如在用工方面，国有企业面对新的《劳动法》，积极落实同工同酬，提升员工获得感，承担了很大的社会责任。在创造价值方面，国有企业大多数都执行了有限的预算考核机制，为国家创造利润、为社会创造效益、为员工带来获得感。在去产能过程中要对落后的企业、落后的生产能力进行改造升级，需要较高的技术能力和大量的资金能力，但又面对回报低见效慢的不足，民间资本一般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需体现出自己的担当和能力。

在去杠杆方面，国有企业要降杠杆，而对于一部分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和创新性企业等要加大资金支持。传统上，国有企业受控于政府，国有银行也是如此，所有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由政府在中间实现连通，实际上资金借贷成为政府机构“左右口袋”的转换。在此背景下，一些国有企业获取了借款的便利，借入了大量资金，拉高了杠杆。在经济下行资金收紧时，将面临巨大还款压力，甚至还有一部分隐形的地方政府债务也被暴露出来，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定时炸弹。此次去杠杆调整，着重要调整大型国有企业的杠杆水平和其外衣下掩盖的地方政府隐性负债，消除金融领域风险隐患，保障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但在另一端，针对小微企业和创新性企业，并不一定面临较高杠杆，而是面临融资难问题，也导致无法扩大就业，无法推进创新。因此对于他们还是要提高融资支持。在降杠杆方面针对国有企业和小微企业的不同做法，即体现出结构性改革中结构性一次之特点，即不是全面性“一刀切”的制定政策，而是分类、分情况针对性的落实。

去库存方面，最重要的是降低房地产库存。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为提振经济出台了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但这项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房价飙升、房地产库存剧增即为其负面影响之一。高企的房地产库存成为目前人民群众最大的经济负担，造成国内消费能力不足，这又对经济产生反作用力，导致经济动力不足。消除库存，是为了下阶段新的、更高水平的供给提供空间。国有企业中存在许多房地产开发公司，以及其他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企业，这些企业在去库存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央企业从事房地产行业目前已受到一定限制，除了历史上一直从事房地产开发行业的企业已经被确定为房地产开发行业的企业外，一般不再新增房地产开发相关的企业，现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也必须坚决执行和彻底贯彻中央关于现阶段发展国民经济的精神和理论，在去库存方面投入精力。另外，去库存的方法还有促进城市化，农民转变为市民，国有企业在这里面从雇用劳动力、促进就业方面能够提供很多机会，一些国有企业所属的行业也是所谓农民工就业的重要经济部门，要提供好条件，承担社会主义体制下国有企业应承担的职责。

在降成本方面，最重要的是政府提高办事效率，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国有企业在降低自身运行成本，提质增效方面也大有可为。国有企业结合公司法人治理制度的完善不断推行、扩大和优化预算、考核和资源配置有机协调的体制，为全民、为社会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国有企业的机制创新在不断深入，大多数都建立了预算考核体系，进行分行业、分类考核，形成长效机制。在国有企业内部，也在积极落实法人压减、处僵治困、体制创新、混合所有制改制等任务。法人压减能够减少管理层级，降低冗员成本，降低管理费用。处僵治困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困难企业、治理亏损、降低高资产负债率等方式，能够有效减少低效企业对资源的消耗，落实“一企一策”，可以认為是针对企业的、属于另一种形式的“精准扶贫”。混合所有制改制能够创新机制，激发活力，划小核算单元，改变激励方式，形成“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的局面。

在补短板方面，一方面是补强社会建设方面的不足，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等，另一方面是补强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短板。现阶段中国经济对外依赖仍然很强，仍然是世界工厂，主要承担生产制造任务，未参与高利润含量更高的阶层中去。当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消失，以前最大的竞争力——低成本即将一去不复返，步入老龄化社会，形成未富先老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未发展起来，极易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现有发展模式的天花板效应已经明显显现。此时，积极提升创新能力，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分工中的竞争力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中国都没有追随世界的先进潮流，变得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承受了近代史屈辱的一百年，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信息技术革命，我们逐渐抓住机会，目前我国在一些领域已经具备世界先进水平，但大多数领域距离追赶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很大距离，政府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积极出台产业支持政策，力求快速补强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短板，在工业4.0时代即将到来之时，使我国企业有能力参与世界竞争，甚至站在世界之巅，并借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4 结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对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进行了剖析，对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必然进程做了理论论证和阐释。中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践进行创新，总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成就。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伊始走了一些弯路，这也是受当时社会经济水平客观限制下的结果，但中国建设者最终突破思想束缚，不断继承发扬、创新发展，取得了丰硕的创新成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成为中国社会新时期最坚实的指导理论。在当前混合所有制模式下，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投射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19世纪40年代诞生之初穿越近两百年的时间和从其诞生地欧洲穿越万里的空间而来，对当今中国新时期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小艳，张轩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J].党史博采，2018（12）：25-26.

[2]任瑞敏，张晖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现实体现与发展路向——兼论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先导意义[J].上海经济研究，2018（12）：16-25.

[3]顾海良，黄泰岩，刘灿，等.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笔谈[J].经济学家，2018（12）：5-13.

[4]徐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供给侧改革的指导意义[J].经济研究导刊，2018（31）：1-2.

[5]赵天睿，唐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经济问题，2018（11）：14-18.

[6]姜英华.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和中国逻辑[J].实事求是，2017（6）：56-60.

[基金项目]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院级课题——基于工作导向的“个人理财”项目化课程改革研究（项目编号：18YBA23），课题负责人：刘莹莹。

[作者简介]刘莹莹（1988—），女，天津人，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