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辰，赵蓉晖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言研究院）

一、引言

地方（place）这一概念在语言本体研究、语言变异与语言演变研究中都至关重要。地方感（a sense of place）指的是由人与地方不断互动而产生的一种人与地方在情感上的连结（段义孚，1979），原是人文地理学中人地关系的重要内容（盛婷婷，杨钊，2015）。社会语言学家将语言变异现象与人对地方的感知相联系，从不同于地理方言学的角度探索语言与地方感研究的新路径，强调了语言与地方身份认同间的关系。

《语言与地方感：语言与地域研究》（Language and a Sense of Place:Studies in Language and Region，2017）一书汇编了语言变异与地方身份认同研究的最新成果，主要包含四大部分的内容：（1）地域方言的历时演变；（2）语言地域研究方法论；（3）语言与地方身份的感知；（4）语言的语域化和表现。本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Chris Montgomery 和Emma Moore 共同编著，全书共16 章，总计395 页。

二、主要内容

1 地域方言的历时演变

Eckert（2012）指出，变异研究的第一次浪潮是通过在地理上划分言语社区来研究语言的变异和演变。全书第一部分沿袭第一次浪潮的研究范式，从共时的语言变异中探究语言变异的演变轨迹。第一章作者Tagliamonte 研究英国约克郡方言中的语音变量在言语社区内的使用现况，及其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社会因素的联系。他发现，约克方言中语音变项定冠词声门化（DAR）现象更多出现在当地青年一代（特别是女性群体）的言语中，与拉波夫（1990）提出的女性更倾向于使用标准变体的趋向不合。作者指出，特定语言特征在言语社区的使用情况受代际及地方感影响，语言变异研究应立足于具体的地理语境探讨其与社会因素的关系。

第二章作者Stuart-Smith 等对苏格兰格拉斯哥方言20世纪以来的语音特征进行定量分析，探讨地方在语音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格拉斯哥语音变异和演变并不主要受外部言语接触的影响，而更多受来自言语社区内部语言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方言语音特征的演变和地方社会网络结构改变的节点基本一致，在语言上表现为：（1）部分言语特征的减弱或消失，如苏格兰方言辅音/x/的消退；（2）新的言语特征进入方言，如词首/l/的浊化现象；（3）语言变异进程的加速，如在苏格兰城市复兴之后，词首/l/浊化进程加快并逐步建立与地方身份的联系。

第三章作者Clark 沿袭拉波夫式研究框架（Labov，1966）探究封闭言语社区内语言变异模式及其与相关社会变项的联系。研究发现，加拿大纽芬兰方言变异现象受地方指示性（indexicality of place）的影响，并呈现不同类型：（1）语言变项失去其地方指示性，转而只标记某一社会群体；（2）语言变项在人员流动中仍然保持稳定，用于建构成员的地方身份和满足其地方感和社会依附的需要；（3）语言变项指示消极的地方形象（如乡村身份、缺乏教育、粗鲁等），但在社会流动中仍然是社区成员显著的语音特征。

第四章作者Maguire 探究英国诺森伯兰郡（霍利岛）方言中小舌音/r/的变异和消失现象。发现霍利岛语音变项的消失与当地社会结构的转变相关，人口减少、当地经济转型以及教育的发展导致原来方言中显著的语音变项/r/在20世纪中后期已在方言中基本消失。研究方法上作者分析了传统方言学调查的不足之处：其一，传统方言学调查通常选取典型发音人，没有考虑地方被试选择的一般性，如儿童和非母语者等；其二，传统方言调查（如1950年英语方言调查）中研究者为获取地区方言中标志性的语言变项，可能会在问卷中引诱被调查者说出更多的研究变项，因而可能导致错误判断某一语言变项在方言中实际的使用频率。

2 语言与地域研究方法论

第二部分的四个章节集中探讨语言与地方感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包括数据收集方法、数据类型、数据分析方法等。第五章作者Corrigan 探讨地域方言语料库的创建和应用，指出存档数据资源构建语料库时既要考虑语料的代表性、层次性、语料收集的一致性，也要注意语料转写、标注与元数据信息的科学性。作者强调在当前大数据和创建超大语料库的研究趋势下，创建和使用地方方言语料库应关注不同言语社区内部社会结构的差异，充分考虑影响语言使用的地域因素和社会动因，同时遵守语料库创建的道德规则（Kretzschmar，2006）。

第六章作者Douglas 介绍了利用存档数据获取共时方言数据的数据收集方法。以英格兰方言和民俗多模态档案——利兹乡土文化档案（LAVC）为例，作者通过将存档数据带入新的地区语境，如博物馆语境之中，激发社区成员对地方历史文化的情感参与，从而引发被调查者产出新的、自然的方言语料和地方情感评价。采集方法上，提出应基于被试的自我选择，满足数据的层次性和代表性，减少观察者悖论的影响，在情感参与过程中采集被试自然的语言数据。

第七章讨论GIS 技术在绘制方言认知地图和解释语言变异现象中的作用。Montgomery 认为，对方言区域的认知研究应结合传统的地图法和地图技术，如地理信息系统（GIS），从而实现对方言区域认知差异的可视化。感知方言学（Preton，1989）探讨人对于方言分布的地理感知，传统对于认知方言学的研究采用“画地图法”，即由被试在地图中圈定感知的方言区域，但这种方法在数据分析时难以把控准确的地理信息，因而难以探究语言和地理空间认知的深层次问题。作者以苏格兰-英格兰边界地带居民方言认知差异为例，利用GIS 技术将语言和社会变项放置在地理空间上加以分析，深入探究了语言、地方认知和社会因素的关系。

第八章探讨了语言变异研究中城市和乡村的概念界定以及概念划分对变异研究的影响和启示。传统方言学调查将乡村定义为以农业为生、稳定、传统、易受城市化冲击的地区，可能不会发生明显的语言变异和改变，并将研究重点从乡村逐步转向城市。19世纪60年代起社会语言学家对于乡村社区的变异研究颠覆了传统方言学对于乡村的刻板印象，拉波夫的马萨葡萄园岛社会语言学调查显示乡村社区语言变异模式复杂，其语言变项受年龄、职业、地区等多种社会因素影响。作者强调对于乡村和城市的模式化界定会阻碍研究创新，鉴于20世纪以来农村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改变，如乡村地区产业由农业转向消费业和旅游业转移，国际移民现象突出。城市地区由城市化向逆城市化发展等社会现实，语言变异研究不应局限于刻板定义，应关注社会的历时改变以深化对语言变异问题的理解。

3 语言与地方身份的感知

本书的第三部分讨论说话人如何利用语言构建社会意义和地方身份认同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特征。第九章作者Watt 和Llamas 从边界社区的地方感差异考察语言变异。研究者从苏格兰和英格兰交界处选择四个言语社区，以爆破音的噪音起始时间（VOT）作为语音变项，考察其在年龄、地理边界和海岸线上的分布差异，并借助视觉模拟量表完成对四地方言的自我身份界定，如代表国家语言的英语（British）、地方语言苏格兰语（Scottish）/英格兰语（English）以及边民语言等。研究发现，边民对其地方身份的认知受年龄和地方边界的影响，地方归属感差异是影响边民语言使用的关键因素。

第十章探讨方言在流行音乐中的应用对表现地方特征、社会身份以及民族认同上的作用。Krause 和Smith 通过比较苏格兰歌手在歌曲和会话两种语境下卷舌音/r/呈现的不同变体及频率，以探究音乐语境下语言使用与地方感之间的关联。卷舌音作为苏格兰英语的典型语音特征，可标记发音人地方感、语言态度和地方身份认同差异。同一言语社区内，语言态度和地方身份认同因人而异，并反映在语言使用上。地方感强的被试将方言指示苏格兰地方身份，并在音乐和会话语境中均呈现强卷舌化特征，在音乐语境中甚至表现为过方言化（hyperdialect）特征；地方感弱的被试在语言层面尽量避免语言和其地方身份建立联系，因此在音乐和会话语境中均未呈现典型的卷舌化特征。

第十一章探讨代际差异对语言变项所负载社会意义的认知差异。Burland 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调查了英国旧矿镇Royston 内青老两代居民对face 和goat 中双元音化发音特征的语言态度和认知差异。研究发现言语社区内对地方的感知存在代际差异，不同年龄的居民对言语社区内同一相对稳定的语言变项在社会认知方面存在差异。语言特征和地区身份认知紧密相关，言语社区为保留其区域身份的独特性，在言语特征上可能会规避其他方言接触的影响，保持其地方特征。Royston 言语社区为构建其地方身份，保留了face 和goat 双元音化发音特征，拒绝与社区外单元音化的语音特征趋同。

第十二章探讨封闭的孤岛言语社区内语言变异模式和与社会因素的关系。Moore 和Carter 以英格兰西南部锡利群岛为例，结合语音定量分析和定性访谈方法，指出锡利群岛作为一个封闭、偏远、独立的言语社区在社会语言层面呈现出复杂的有序异质性，其语言变异模式与个体地方感知差异受被试性别、教育程度、职业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而表现为不同模式。这一发现也契合Schilling-Estes（2002：77）的研究结论，即地理上封闭的言语社区比相对不封闭的社区可能更支持异质性。受社区社会价值和社会关系的影响，锡利群岛言语社区内女性通常选用标准变体来构建其地方身份，因此标准变体也可能指示地方身份和某一社会群体。

4 语言的语域化和表现

第四部分围绕语言特征的语域化进程和表现，语域化（Enregister）指语言特征和特定社会语式相联系的过程（Agha，2003）。第十三章作者Johnstone 探究匹兹堡说话玩偶是如何通过语言与特定社会阶级建立联系。匹兹堡说话玩偶Yappin’Yinzers言语上表现为音量高、声调高、抱怨性和指令性强的特征，并指示典型的匹兹堡工人阶级社会身份。工人语体追求语言纯正性，不刻意修正语音以迎合社会其他阶级，由于其言语表达特征与社会标准变体明显不同而被社会污名化。匹兹堡语言特征的语域化体现在方言的商品化匹兹堡说话玩偶与社会特定阶级相联系的过程，表现为从指示匹兹堡钢铁时代传统工人阶级身份，到指示后工业时代被污名化和边缘化的其他阶级。语言具有社会阶级和地方身份的指示性。

第十四章通过分析语言特征howay 的语域化过程进一步探讨语言、地方和阶级的关系。Snell 借助国家和地方语料库并结合田野调查数据，多层次考察这一语言特征的语域化表现及其在言语社区内外的意义差别。研究发现，语言特征在言语社区内外负载不同的社会意义。言语社区外howay 的语域化表现为方言的商品化现象（dialect commodification），即语言特征howay 应用于商品的包装、标语、广告等语境中，一般指示英国东北部地区工人阶级身份，并带有粗鲁、懒惰、嗜酒、暴力等负面社会意义。言语社区内部，howay 同样指示工人阶级身份但在交际中却带有权力、平等、公平竞争等积极的社会意义。语言、社会阶级以及社会意义具有循环指示性，语言指示社会阶级并带有不同的社会意义，阶级身份、人格形象又反过来影响语言使用。

第十五章研究语域化的语言特征在指示性和社会意义的历时演变。King 选取19世纪到21世纪的加拿大阿卡迪亚方言文本数据，考察语域化的语言特征在艺术形象塑造上的历时差异。作者发现地域方言的社会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成代际差异。年轻一代在新的社会语境下不断重构新的社会意义，并重建其与地方身份的联系。阿卡迪亚方言在言语社区内部已不用于言语交际，但在当地媒体和艺术作品上广泛应用，语言上保留了方言的旧式表达，并借用少量英语中的词汇和用法。这些特征具有显著的地方身份指示性并带有新的社会意义，因而仍被广泛应用于当代艺术作品中，体现方言特征的语域化。

第十六章考察英国约克方言语域化的进程和表现。Cooper 将语域化概念延伸为“语言特征和特定社会意义相联系并指示特定社会阶级或地域”。语域化以多种方式呈现，包括频繁且持续存在的文本数据如方言评注文本、方言文学，和方言的商品化现象。语言特征在语域化的初期，与区域身份或社会阶级开始建立联系，因此其在地区方言文本的呈现上并不能立即表现为频繁且持续，而是体现在方言的商品化现象中，即方言应用于商品的包装、标语、广告等语境，指示言语社区正在发生的语言变化。

三、简评

语言与地方研究一直是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之一。传统方言学基于地理分布探究方言的地域差异、方言界限和方言分区，涉及语音、词汇、句法等多个层面，并以方言地图集的形式呈现，在历时层面探究方言语言系统的演变轨迹。20世纪以来，感知方言学（perceptual dialectology）探究人对方言边界和地方语言变异现象的感知过程和认知差异，以及影响其感知差异的多种动因。Preston（1999）的《感知方言学手册》（Handbook of Perceptual Dialectology）系统归纳了感知方言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涉及地方语言变异的认知研究、语言态度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研究等。《语言与地方感：语言与地域研究》一书汇编了21世纪以来语言和地方研究的最新成果，展现了社会语言学研究与地理方言学研究和感知方言学研究的结合，书中四个部分的内容有着清晰的递进关系，展示了语言变异和地方身份认知研究的基本方面。

第一部分运用社会语言学最典型的言语社区划分方式，辅之以传统的地理方言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语言的历时变异，但在影响语言变异的变量选择方面又有着明显的社会方言研究的特点，突出了社会变量的作用。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也一改方言学选择典型发言人的做法，收集了社会语言学所强调的自然语言材料。这一部分将社会语言学与地理方言研究进行了衔接和过渡。

第二部分展示了语言与地方研究的方法，特别是语料库、多模态数据、地理信息技术等现代技术的应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具体涉及到的语料收集方法包括对存档数据的情感参与以获取新的、自然的方言数据；处理方法包括将地图技术应用于语言变异研究中，结合GIS 技术绘制方言的认知地图等。

第三部分结合具体个案，讨论语言变异如何构建地方身份的认知，涉及多个社会领域和社会变量。第四部分则探讨语言特征的语域化过程，既是社会语言学最经典的“进行中的变化”这一话题的延续，同时又将其推进至语言特征的语域化这一更具体的层面。第三、四部分与传统变异研究范式不同，属于小范围多层次的语言变异研究，此种研究方式考虑到样本选择的一般性以及个体对方言地方感知的差异性，更注重探究地方语言变异模式的多样性，以及地方语言变异模式和社会因素的复杂联系。

本书选取多种类型的言语社区进行语言变异和地方感研究，例证丰富。本书选取的言语社区在地理上以英格兰、苏格兰地区言语社区为研究重点，同时兼顾加拿大阿卡迪亚法语社区，美国匹兹堡方言社区等。在选取的言语社区类型上，既包括封闭隔绝的孤岛方言区，也包括边界地带的过渡性方言区和其他方言混杂的言语社区。在我国多方言、多区域、多民族的社会环境下，本书对于我国语言变异与地方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应该说此书不仅帮助读者系统了解地方语言研究的新进展，也可展示社会语言学研究在研究广度、深度和方法上的新进展。遗憾的是，本书研究的材料基本上局限在语音层面，当代社会语言学所采用的其他层面的素材并没能得到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书的内涵和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