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通法，张深深

（江南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师范大学 天华学院）

一、引言

孔子创建的儒家思想不仅对中国汉以降两千多年来的思想和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对以儒家思想为认识样态而形成的东南亚儒学文化圈，如新加坡、日本、韩国等，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何有效地让全世界分享孔子精神智慧，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就成了当下译界关注的热点。孔子的《论语》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元典精髓，围绕仁元概念系统阐释了社会人立身处世的原则思想，确立了以仁为精神本体，以义为伦理准则，以礼为社会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知性体系。这些思想作为主流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统摄人们的价值导向和行为方式。基于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即语言形式与思维具有同构性这一理论构式，本文主要研究《论语》无主语句的翻译认识论与方法论。由于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致使英汉语在句法结构、表达方式上相应地出现构式上的差异。无主语作为汉语，特别是文言文表达形式中较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汉译英翻译语言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从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出发分析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探讨语言的差异对于不同国家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指出《论语》主语缺失表征是我先贤的生存状态体现，是他们把握世界事件和人生的样态。从译者的文化背景、历史阶段、学术背景和翻译目的等维度考量，选择国内外较有影响的四个《论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对比四种译本中相应的英文翻译，进行归类、描述和分析，论证哪种翻译方式能更加有效地传递元典的思维构式和精神内涵。

《论语》作为中华文化和儒家的元典，至今英译本已经超过60 种。本文选取刘殿爵、理雅各、辜鸿铭、亚瑟·威利四位翻译家的经典译本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存在翻译主体性的差别，各个译本都存在“六经注我”现象和翻译语言高低优劣差异。刘殿爵的《论语》译本突出孔子的哲思与伦理意识。理雅各译本主要为西方人士了解中国文化，因而可读性差。而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辜鸿铭为便于西人了解中国文化，其《论语》译本大体顺应西方句式。威利的译本几近于大众化，虽通俗易懂，但主观臆想翻译的成分过多，同时对原文理解亦错误很多。

虽然中外学者对《论语》的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大多倾向于研究其哲学意义和文本意义，而较少关注具体的翻译语言表述方法论与思维构式这一话题。笔者通过知网、维普等学术期刊网站的搜索发现关于《论语》无主语句翻译的考辨几乎是寥寥无几。汉语无主语句是汉语中一种重要的行文现象。因为汉语句法具有诗意性的开放性和弹性，句子不一定要有主语。探讨汉典籍无主语句的翻译原则不仅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且对于如何传递我古先贤把握世界和人生意义具有本体论意义。目前关于无主语句汉译英原则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语言层面，如补充主语，使用被动语态、祈使句、形式主语it 与there be 句型等（王满良，2000：66）。而关于语言表征的句法形态与思维的同构性几乎无人涉及，希望本文能够为《论语》无主语句翻译提供补充与参考。

二、语言形式与思维方式的同构性

1 洪堡特语言哲学

19世纪20年代，德国语言学者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将语言学置于民族浪漫主义认识框架里，认为正是民族语言构建了民族思维，而某一民族所使用语言的语法反映了这个民族的认识样态。“语言的多样性不仅仅是符号和声音的多样性，而且是价值观的多样性。”（Pütz&Verspoor，2000：369）按照洪堡特的语言哲学命题，民族的语言形式就是一个民族思维方式的物质体现。语言是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是思维约定俗成的、符号化的所指和能指，是由音义结合体发展成书面语言后形成音形义的结合体。自古及今人类主要就是借助这些符号进行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在交流中又丰富和发展了这些符号，使它们成为一种语言体系（语种）。因此，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代码系统，还是一个文化系统，包含着思想、思维习惯等。洪堡特认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潘双林，2012：53）

2 萨丕尔-沃尔夫假设

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是萨丕尔的学生，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哈利·霍衣哲（Harry Hoijer）在1954年提出的（Koerner，2000：2）。萨丕尔及其弟子沃尔夫根据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提出了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设，认为所有高层次的思维都倚赖于语言。萨丕尔认为，语言是理解世界上形形色色观念的钥匙，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范畴化是不同的。“没有两种语言可以足够相似以至于能被认为呈现了相同的社会现实。不同社会生活的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生活在具有不同标签的同一个世界。”（萨丕尔，1993：2）美国心理语言学家罗杰·布朗和埃里克·勒纳伯格（Roger Brown&Eric Lenneberg，1976：455）又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假设：一是不同语言社区里对言语的体验和感知不同，二是语言产生特别的认知结构。他们将假说分为两类：强式，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母语中表达的范畴和区别来认识世界，即语言决定思维、信念、态度等；弱式，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语言反映思维、信念、态度等。语言决定论认为，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语言相对论认为，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因为不同的语言不能表达相同的社会存在或事件，而世界意象亦会随着人们赖以思维的语言体系的不同而变化。“当人透过语言的棱镜看世界时，他所看到的世界已经是该种语言所分割整理过的世界。”（陈波，1998：364）

3 中英思维和句子表达方式的差别

根据洪森堡特语言观和萨丕尔-沃尔夫假设，中英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是各自对应语言表征形态差异形成的能动根源。汉民族秉承的是整体、互为和谐的宇宙观，往往把自然与人看成是一个有机而和谐的关系整体，将人这个万物之灵置于认识问题的框架内而不是外部。因此，汉民族思维构式与样态是把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看成一个内外在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同时整体性世界观呈现出直觉体验性的思维认识样态与构式。中国人的思维范式具有整体性、直观性、辩证性、诗意性、整体性，这种思维范式在话语样式上体现的是精神内向的、直觉体验的话语样式。汉民族这种注重整体性、感悟性的诗意思维习惯形成了汉语以意统形的意合法话语组合，语言简洁而灵动，语意丰富，且具有诗意。

西方民族则将认识主体（人）置于所要认识问题的框架之外，形成了静态对象性思辩理性和静态实体性思维范式统辖整体关系系统的逻辑思维，体现在探索真理时静态割裂的理性精神。在把握世界事件时注重基于具体实体作静态割裂实证和逻辑分析，把世界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即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等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认识范畴。自然被置于与人完全对立的地位，成为被改造的对象，而人生来就具有认识自然和主宰世界的能动力。而基于静态、空间实体把握世界事件的思维构式与样态决定了个人价值可独立于群体而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思维范式亦决定了英语民族注重个体性、客观性、分析性、逻辑性、实证性、精确性的理性科学思维习惯，形成了英语语言以形统神的形合法语言，在表述逻辑关系时必然依赖词汇属性分类、句法主客关系配套，语言结构逻辑严谨。

汉民族思维模式侧重直觉、体验、感悟和诗性，表现在汉语构式上强调意合语序，即主题加表征。因为意合语序可类比人们感知世界的时空顺序，体现了汉民族靠直观、感性、诗意认识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体现在语义结构上的就是汉语句子一般按照世界事件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或逻辑推理的先后顺序，原因要素阐释在前，义理结论在后。从行文构式看，汉语言重整体考量事实与论证，后抒发己见，这也反映出汉民族的价值取向，注重整体意识，主张集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反映的是儒道两家思想。

西方人不是靠直觉感性认识，而是依赖抽象理性的分析认识外部事物，反映的是一种分析性逻辑思维模式，即命题（主语）加分析阐释（述谓）。英语的主句为主要部分，一般放在句首，即重心在前，然后再把各种语言成分补齐，往往头短尾长，行文逻辑事理呈现果在前，因在后的谋篇布局，体现了分析性逻辑思维模式的思维构式。英语行文构式与顺序是先主体（主语），给出结论或抒发己见，后陈述事实与论证（述谓表征样态）。

三、《论语》无主语句的句式特点

中英文皆以句号来断句，句号则说明句子的完成，这是中英句法宏观上在思维逻辑和话语表征样态方面的共性。但它们在微观上所表现出的差异也是极为明显的。英文句式有严谨的逻辑观念，用关系词、连接词加以连接。而中文句式，特别是文言文句式，则以表达思想为主，并以意义衔接前后语句，并没有很强的形式逻辑表达式，句式结构松散，体现了诗意的非线性思维构式与样态。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第二》）句中讲了七种不同的认识观，是孔子对不同人生阶段所具有的不同认识观的阐释，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此句没有句子主语，也并没有形式逻辑表达式，而是以诗意的思维构式与样态表征。

《论语》中存在很多对话形式，由于文言文句式简洁，且言语对象清晰，故省却主语，如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语·颜渊篇第十二》）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不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文言文表述中省略主语一是出于凝练的需要，省却无意义的形式逻辑表达式；二是反映言者诗意哲学观照下的思维方式，达到话语简约，且微言大义。因此，如何翻译《论语》无主语句应置于认识构式和样态与话语表述形式具有同构性这样的认识框架内思考，了解译文与原文之间认识构式和样态具有同构性，并以此作为是否添加主语的逻辑依据和价值评判标准。

《论语》中的无主语句现象纷繁复杂，若从作者把握世界事件的思维构式维度分析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强调事情的一般行为方式，而不是专指某一对象时主语被忽略，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篇第一》）第二，言语对象直接具体，孔子在教导学生时常使用祈使句句式，无需主语，如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篇第十二》）子曰：“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第三，语境逻辑易于辨识，在已知动作执行者是的情况下省略主语，如“席不正，不坐。”（《论语·乡党篇第十》）“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论语·乡党篇第四十》）

四、《论语》无主语句思维构式翻译对比研究

根据翻译主体性理论，由于译者的文化背景、生活时代、学养造诣、人生经历、教育背景和翻译目的不同，造成了对译著的理解和表征各不相同，在译文上打上了各自的烙印。基于语言表征样式与思维具有同构性这一理论假设，将上述四位译者的《论语》第四章无主语句译文置于上述假设框架内考辩，分析《论语》的无主语句翻译是否实现了本文所提出的关于言与思的同构，达到了保留了《论语》元典的认识维度与思维构式的效度。

1 强调事实行为的无主语句

（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篇第一》）

辜鸿铭译：Confucius remarked,“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as you go on acquiring,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en.”（辜鸿铭，1996：348）

刘殿爵译：The Master said,“Is it not a pleasure,having learned something,to try it out at due intervals? Is it not a joy to have like-minded friends come from afar? Is it not gentlemanly not to take offence when others fail to appreciate your abilities?”（孔子，2008：2）

理雅各译：The Master said,“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Is it no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 Is it not a man of complete virtue,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though men may take no note of him.”（孔子，2006：2）

威利译：The Master said,“To learn and at due times to repeat what one has learnt,is that not after all a pleasure That friends should come to one from afar,is this not after all delightful To remain unsoured even though one's merits are unrecognized by others,is that not after all what is expected of a gentleman.”（孔子，1998：2）

原文强调事件本身并不拘泥于主语的对象与指向，而英文中与之相对应的思维模式产生的句型是不定式短语to do/being。在维持无逻辑主语的表征构式下，事件本身应为主语，而英语里不定式太长的表达式直接作主语会影响句子的平衡，因而译者常用it 作为形式主语，以it+be+adj/noun+to do sth 句型来翻译。前三位译者都用形式主语将无主语句翻译出来，并且突出了pleasure 的情感。辜鸿铭和威利的译文并没有按照原文的排比句式进行翻译，而是运用三种不同的句型进行翻译。刘殿爵和理雅各的译文则严格遵守了原文的反问句式，但理雅各的译本因为误读原文而造成对文本意义的扭曲。威利的译本不仅改变了原文的句法形态，而且亦存在误译的情况。相比之下，刘殿爵的译文既符合原文的含义，套用了原文的排比句式，同时利用英文形式主语的句型突出事情本身，比较好地保留了原文的思维构式与样态，为较佳译文。根据思维与句法具有同构性这一命题，笔者将其试译为Confucius said,“Is it not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try it out time and again? Is it not a great joy meeting friends with congenial mind who come from afar? Is it not gentlemanly to comprehend people who fail to understand your competence and goodness?”

（2）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此句先陈述事件，再发表评论，体现了汉语构式上强调意合逻辑和语序，即主题加表征这一特点。原文整体考量事实与论证，后抒发己见。

辜鸿铭译：Confucius remarked,“A man who educate himself three years without improvement is seldom to be found.”（辜鸿铭，1996：402）

威利译：The Master said,“One who will study for three years without thought of reward would be hard indeed to find.”（孔子，1998：98）

理雅各译：It’s not easy to find a man who has learned for three years without coming to be good.（孔子，2006：105）

刘殿爵译：The Master said,“It’s not easy to find a man who can study for three years without touching on the matter of salary.”（孔子，2008：132）

辜鸿铭和威利的译文沿用中文的行文模式，增添了主语，但理解有误。理雅各和刘殿爵的译文顺应了西方的思维模式，先抒发己见，后陈述事实与论证，实现了思维模式从东方向西方的转换，但理雅各的译文对“谷”的理解有误，此处的“谷”指代的是古代为官人员的俸禄。根据思与言形态同构性义理，笔者将其改译为A man who has focused on learnings for three years without thinking of getting salaries is hard to find.笔者保留了中文的行文顺序和思维模式，先陈述事实与论证，然后抒发己见，加入泛指主语，句子的重点仍然在阐发事实而非行动者本人。

祈使句实则为第一种情况的衍生，本质上还是强调事情或行为本身，可以译为祈使句，实现思维与形式的双重对等，也无需翻译出主语。例如：

（3）笃信善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

刘殿爵译：Have firm faith and be fond of learning,and abide death in the good way.（孔子，2008：133）

理雅各译：With sincere faith,he unite the love of learning; holding firm to the death,he is perfecting the excellence of his course.（孔子，2006：106）

辜鸿铭译：A man who is scrupulously truthful,cultured and steadfast to be death in the path of honesty,such a man should not serve in a country where the government is in an actual state of anarchy.（辜鸿铭，1996：402）

威利译：Be of Unwavering good faith，love learning,if attacked be ready to die for the good Way.（孔子，1998：101）

原文在表达上有排比的句式效果，简洁而富含哲学思维，并不适宜为了深入阐明而过度意译，丢失原文的哲理性。刘殿爵的译文既贴近原文意思，又实现了中英句式对等。理雅各的翻译注重对原文细致、准确的解释，缺少了原文所带有的普世性和教导性韵味。而辜鸿铭和威利的译文则偏向于意译，加入了过多的个人理解，不光是句法与原文相异，而且还存在望文生义的理解错误。原文实则是围绕着道来践行三件事情：信道、学道、守道。这是原文的本义，也是原文作者把握事件的思维构式，笔者试译为Keep firm faith in goodness,be in love with learning goodness and life-safeguard the goodness.

（4）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刘殿爵译：The Master said,“Do not concern yourself with matters of government unless they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office you are in.”（孔子，2008：135）

理雅各译：The Master said,“He who is not in any particular offic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lan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its duties.”（孔子，2006：107）

威利译：The Master said,“He who holds no rank in a state does not discuss policies.”（孔子，1998：101）

辜鸿铭译：Confucius remarked,“If a man who is not in office in the government of a country,he should never give advise as to its policy.”（辜鸿铭，1996：402）

相较于增加第三人称的泛化翻译，使用祈使句的译文教导的语气更加强烈，更具有指导意义，应合原文的思维构式和话语样态。刘殿爵使用了祈使句和条件状语从句，表现出强烈的职责分明的意识。威利和理雅各采用增添第三人称作主语的方式，形成平淡的陈述句型。辜鸿铭的译文采用条件状语从句，增添了a man 作为主语对象，后用never 这一具有强烈否定色彩的词增强语气，译文的思维与原文不具备同构性。增加主语在英语里意味着主体突出，与原文强调世界事件本身在思维构式与样态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在孔子眼中人与人有严格的身份等级差别，官位不同职责也不同，每个人安分守己社会才能井然有序，而不至于陷入混乱。刘殿爵的译文较好地保留了原文强调事实本身的思维构式，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笔者试译为The Master said,“No position in office，no advice in governance.”

2 逻辑主语易于辨识

根据上下文的意义逻辑关联，主语易辨识情况下，《论语》中皆采取省略主语的简约表征方式。虽然原文本中缺少主语，但是从上下文的意义逻辑中可以推出动作的执行者，即句子的主语。《论语·乡党篇第十》中孔子弟子根据孔子的日常行为提炼出礼的行为规范，该篇中多处语句皆将主语省略。由于英语讲求语句完整性，多数译者增添了句子的主语。虽然目标语句式增加了主语，但在表征世界事件中并没有改变原文的思维模式和精神构式的意义重心，只是将原文中隐去的主语显性化，这种改变和添加还是可以接受的。四位译者在各自的译文中都选择第三人称he 来作为句子主语。这种处理方式是可行的，具有明确的意义逻辑指向，即主体指向的句子应当根据英语表征的语形和语理体现出指示对象，形成思维上的对等，以免造成读者的误解。

根据文言文简约句式和主语省略规则，译者可以根据逻辑关系对原文本进行拆分，将中文的一个句子表征为由几个句子组成的段落，并且根据语言逻辑填补主语。例如：

（5）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第二》）

刘殿爵译：The Mater said,“At fifteen I set my heart on learning;at thirty I took my stand,at forty I was never in two minds; at fifty I understood the Decree of Heaven; at sixty my ear was attuned; at seventy I followed my heart’s desire without overstepping the line.”（孔子，2008：15）

理雅各译：The Master said,“At fifteen,I had my mind bent on learning.At fifty,I stood firm.At forty,I had no doubts.At fifty,I knew the decrees of Heaven.At sixty,my ear was an obedient organ for the reception of truth.At seventy,I could follow what my heart desired,without transgressing what was right.”（孔子，2006：13）

威利译：The Master said,“at fifteen I set my heart upon learning.At thirty,I had planted my feet firm upon the ground.At forty,I no longer suffered from perplexities.At fifty,I knew what were the biddings of Heaven.At sixty,I heard them with docile ear.At seventy,I could follow the dictates of my own heart; for what I desired no longer overstepped the boundaries of right.”（孔子，1998：13）

辜鸿铭译：Confucius remarked,“At fifteen I had made up my mind to give myself up to serious studies.At thirty I had formed my opinions and judgment.At forty I had no more doubts.At fifty I understood the truth in life.At sixty I could understand whatever I heard without exertion.At seventy I could follow whatever my heart desired without transgressing the law.”（辜鸿铭，1996：354）

上述译文在观照了中文重意义逻辑基础上对英文构式上进行了形式逻辑增添，实现英语语言思维的完整性和流畅性，保证了对原文意思的一般忠实。这种增添和表征形式的改变只是将汉语文言文中简约的表征形式显性化，将语句进行必要的拆分，并增添了逻辑主语，并没有改变原文的思维构式与样态。笔者也将句式拆分，并添加主语，试译为The Confucius said,“At fifteen,I set my mind on great leanings.At thirty,I had the ability to take up the social duty.At forty,I had no perplexities about what my life is.At fifty,I followed the Nature’s instruction in action.At sixty,I was fine with different views.At seventy,I followed my heart without overstepping the limited.”

（6）子曰：“事父母几谏言，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刘殿爵译：The Master said,“In serving your father and mother you ought to dissuade them from doing wrong in the gentle way.If you see your advise being ignored,you should not become disobedient but should remain reverent.You should not complain even if you are distressed.”（孔子，2008：60）

理雅各译：The Master said,“In serving his parents,a son may remonstrate with them,but gently;when he sees that they do not incline to follow his advice,he shows an increased degree of reverence,but does not abandon his purpose;and should they punish him,he does not allow himself to murmur.”（孔子，2006：45）

威利译：The Master said,“In serving his father and mother a man may gently remonstrate with them.But if he sees that he has failed to change their opinion,he should resume an attitude of deference and not thwart them; may feel discouraged,but not resentful.”（孔子，1998：45）

辜鸿铭译：Confucius remarked,“In serving his parents a son should seldom remonstrate with them; but if he was obliged to do so,and should fins that they will not listen,he should yet not fail in respect nor disregard their wishes ;however much trouble they may give him,he should never complain.”（辜鸿铭，1996：371）

原文意为子女在侍奉父母时，父母如有做得不对之处，要委婉地劝说。如果子女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但父母心里不愿听从，还是要对他们恭恭敬敬，顺从他们的意愿而不违抗。虽然心里感到忧愁，但不能怨恨父母。可以通过增添主语和连接词的方式对句子进行翻译。以上四位译者为了实现思维同构性皆对译文进行拆分，使用连接词，并根据上下文增添了主语。刘殿爵增加了you，使译文有了教导意义，但他却按照原文句式进行翻译，存在一定的理解偏差。理雅各和辜鸿铭意识到了原文阐述的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将son 作为主语指向，使读者更加直观明确地了解语境，并使用when，but，and 等连接词体现句子的逻辑内涵。威利的译文缺少和谐统一的句式结构。如果将四种译文置于思维与精神构式框架内考量，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译文稍胜一筹。

综上所述，在出现源语言与目标语言句式与思维完全不相等的情况下，应当以思维构式和逻辑连贯为中心，而不可为保留原有的句式结构而进行硬译、死译，需要灵活处理逻辑主语。

3 对话主语省略

对话形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主语已经隐含在对话的逻辑意义中。在对话过程中如果陈述的对象在前面已经出现过，后面就可以省去，实现句子的简洁。这种省略比较符合英语群体的认知与语言习惯。在这一点上中西思维实现了同构，译者可以在明确主语的情况下忽略主语，在保证英语语句正确的形式逻辑表达情况下，将原文本进行直译，保留句子的无主语状态。例如：

（7）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

子曰：“有恶。”

刘殿爵译：Yes.The gentleman has his dislikes.（孔子，2008：333）

威利译：He has his hatreds.（孔子，1998：239）

理雅各译：He has his hatreds.（孔子，2006：268）

辜鸿铭译：He has his hatreds.（辜鸿铭，1996：486）

由于在回答中缺少主语不能构成正确的英语语句，四位译者都偏向于将回答完整翻译出来。虽然刘殿爵的译文更为完整，还提供了正面回答，但威利、辜鸿铭和理雅各三位译者偏向于口语化的表达，更符合对话的语境，在增添主语的情况下实现了思维同构性。

五、结语

本文以汉英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上的差异为出发点，基于语言表征形式和思维具有同构性的理论假设，对《论语》的无主语句翻译如何保留原文认识世界和人生的思维构式与样态进行了剖析，并结合刘殿爵、理雅各、辜鸿铭和威利四位翻译家的经典译本，认为哲学语言是对人与世界关系进行一般概括时所使用的语言，它是人们在探讨整个宇宙中带有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以及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问题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具有最广泛性和普遍性的理论思维形式（魏博辉，2007：137）。《论语》是孔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对人性和社会的深邃哲思话语，且微言大义。在汉译英过程中由于中英文属于不同语系，句式差异的调整和同化是最难把握的。句式差异体现的是汉英民族的思维方式差异，如果调整不当会导致《论语》元典精神内涵的殆失。本文所讨论的《论语》中主语缺失给译者带来的翻译策略上思考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亦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