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磊

十多年前，有人发问，《红豆》“今天续写，该如何续写？”[1]这一期盼如今成为现实，耄耋之年的宗璞先生在“南渡”“东藏”之后，历经血与火考验的“西征”，终于“北归”，回到生养她的燕园，创作出《北归记》。细读《北归记》，我们发现《北归记》与《红豆》某种程度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北归记》是宗璞先生对《红豆》的重写。《红豆》是宗璞的成名作，也是她早期代表性作品，《红豆》一问世，便引起较大的争议。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将《红豆》与宗璞先生最近出版的《北归记》对照来读，能更准确地把握《红豆》创作的成败。

一、《红豆》与《北归记》的关系

《红豆》是宗璞先生的一篇短篇小说，创作于“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发表于1957年《人民文学》第7期。《北归记》是宗璞先生《野葫芦引》第四部，部分章节载于《人民文学》2017年第12期。两部作品相隔六十年，细读两部作品的文本，我们有一个有趣的发现，《红豆》中的人物关系和事件在《北归记》中都能找到对应的影子，两部小说在一些细节上简直是如出一辙。

1.主题相似

关于《红豆》的主题，“谢冕同志认为‘红豆’就是一段恋爱往事的追述。”[2]而另有人反驳道，“作品并不单纯是写一个恋爱故事，而是企图通过江玫和齐虹的恋爱事件，表现青年知识分子怎样经历着曲折痛苦的道路走向革命。”[3]这两种观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不过很多年后，宗璞特意指出她创作《红豆》的初衷：“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地出现十字路口，需要无比慎重，无比勇敢，需要以斩断万缕情丝的献身精神，一次次做出抉择。祖国、革命和爱情、家庭的取舍、新我和旧我的决裂，种种搏斗都是在自身的血肉之中进行，当然十分痛苦。”[4]宗璞的这一说法在《红豆》文本中也得到证实，小说讲述的便是青年女大学生江枚人生的抉择，她是追随爱情和齐虹一起离开祖国去美国留学，还是留下来踩着父亲的脚印，建设全新的中国？经过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江枚最终决定抛弃了爱情选择革命。《北归记》也写了一个关于人生十字路口抉择的故事，抗战胜利后明仑大学师生北归，回到北平，他们都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明仑大学的校长秦巽衡为了“向国府做一个交代”[5]，不得不离开他终身为之奋斗的明仑大学；孟樾为了寻得一张安静下来能做学问的书桌，毅然拒绝南京政府的邀请，留下来守卫明仑大学，等待新的历史时刻的到来；嵋为了照顾年老的父亲，放弃与未婚夫在美国团聚的机会，留下来迎接新的生活……可见，两部小说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

2.人物和情节相似

作为一篇短篇小说，《红豆》篇幅较短，情节较为简单，明线是江枚与齐虹的爱情，暗线是江枚参加进步活动，成为一名革命工作者。小说中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相互凸显，最终革命战胜爱情成为主线。《红豆》的人物关系也较为单纯，主要有四个人物，江枚、齐虹、肖素以及江枚的母亲，以及未及露面的江枚的父亲。小说以江枚视角展开，江枚是一位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女大学生，齐虹是江枚的恋人，是革命线索的对立物，是资产阶级代表性人物符号的象征，是江枚前进的绊脚石；肖素是江枚的室友，也是江枚革命路上的引路人，是进步符号的象征；而江母则是一枚筹码符号，江母站在哪边，江枚的天平就会倾向哪边；而未曾出场的江父无疑是压死骆驼的那最后一棵稻草，他莫名其妙的死因促使江枚做出人生命运的抉择，舍弃爱情留下参加革命工作。

《北归记》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情节较为单纯，它继承了“野葫芦引”前三部的基本线索，写抗日战争胜利后，孟樾一家及明仑大学师生北归后的生活。小说由孟樾这一代知识分子转向嵋、弦子和庄无因等伴随着抗战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身上，重点刻画他们面临人生两种命运前途的抉择。《北归记》人物众多，但宗璞以嵋为中心，通过嵋的视角，将读者带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北平即将解放大背景，详细地叙述了芸芸众生的心态和选择。围绕着嵋，宗璞讲述了一个与《红豆》类似的爱情故事，嵋放弃了与未婚夫庄无因出国团聚的留学机会，留下来照顾年迈的父亲，迎接新的生活。相对《红豆》，《北归记》视野更为开阔，人物众多，关系也更为复杂，但《红豆》中的人物都能在《北归记》一一找到对应物符号。江枚对应的是孟嵋（即孟灵己），齐虹对应的是庄无因，革命的引路人肖素转换到《北归记》中成了众多的人物群像，如嵋亦师亦友的晏不来，嵋同宿舍好友季雅娴，江母则转化成嵋的父亲孟樾，江父的失踪更是源自宗璞父亲冯友兰的一段人生经历。1934年11月，冯友兰从苏联和欧洲归来，被国民政府的秘密警察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然后不做任何解释无罪释放。冯友兰的这一人生经历在宗璞的《野葫芦引》中，演绎为孟樾因为几篇宋史文章，被国民党当局莫名其妙的逮捕又无缘无故的释放。两组人物在性格上亦非常相似，江枚和孟嵋都是天真活泼可爱的女大学生，爱好文学，喜欢音乐，倾向进步力量；齐虹和庄无因都是高冷的大帅哥，而且不怎么关心政治，都沉静在自己的物理世界中；肖素和晏不来以及季雅娴倾向革命，向周围的朋友和同学宣传进步思想，秘密参加革命工作；江母和孟父都属于谨慎小心之人，但他们都同情革命。两部小说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女主人公名字都带有“Mei”的字（这是作家有意为之，还是有什么外在原因？），而且都是单亲家庭（《红豆》中江父失踪，未及露面；《北归记》前几章写到孟母，但后来因病去世。）。

不过，相比《红豆》，《北归记》容量更大，视野更开阔，立场更客观，为我们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了中国两种前途交替时的时代背景，众多的人物在大时代变化时复杂的心态和对人生命运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说，《红豆》是《北归记》的一个片段，《北归记》是在《红豆》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写和适当的改写。

二、从《北归记》反观《红豆》创作的成败

《红豆》和《北归记》主题相似，人物和情节也较为相似，如果我们现在将《北归记》作为参照物，《北归记》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红豆》创作的成败。

1.主题先行，功利性较强

宗璞创作《红豆》时仅二十八岁，处于人生的青年阶段。青年人感情充沛，充满激情，但功利性较强。《红豆》感情真挚，激情四溢，带着一股淡淡的忧伤，同时也残留着宗璞本人生活的影子。仔细考查宗璞的所有作品，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在很多方面与宗璞经历和思想状况有着惊人的相似，特别是大时代交替时个人的遭遇。抗日战争胜利至北平和平解放这段生活对于当时处于青春期的宗璞影响深远，她先后二次以这段生活为背景，创作了《红豆》和《北归记》，可见这段生活在宗璞内心里留下的印迹。宗璞一家在大时代交替之际，选择留下来迎接新生活，她的父亲冯友兰还受命于危难之际，作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维持清华大学秩序，等待着新政府的接收。然而作为从国民党统治下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冯友兰仍然“用旧经验了解当时的新事物”，“反应也必然是错误的”[6]，与新政权必然产生隔膜，所以冯友兰以“言论行动错误实多”为理由，“请辞去一切职务”[7]，冯友兰一家也因此从清华大学的权利中心走向边缘。如果说这些对于生性淡泊的冯家人来说，微不足道，影响甚微。但在随后的历次批判中，冯友兰作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学术代理人，不断地受到批判和斗争，成了宗璞一家人的噩梦。在宗璞的记忆中，“三十多年来，从我的青年时代起，耳闻目睹，全是对我父亲的批判。父亲自己，无日不在检讨。家庭对于我，像是一座大山压在头顶，怎么也逃不掉的。”[8]冯友兰个人遭遇对于一直深爱着父亲的宗璞来说影响肯定是巨大的，宗璞急于想改变当时一家人所处的尴尬地位，她想用小说赞美新生的政权，好为自己和家庭正名，表明对新生活的态度。岂止只有宗璞这样做？当年很多作家纷纷发文表达对新政权的拥护，如胡风创作了《时间开始了!》，向新生活献礼；郭沫若创作了一百零一首“百花诗”，以示对“双百”方针的赞赏与拥护。因此，宗璞创作《红豆》有一定功利性，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另外，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对较为宽松，文学创作上也涌现出一股反映人性思潮的作品，相继出现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流沙河的《草木篇》、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等作品。受此精神鼓舞，宗璞尝试着用宏大叙事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讲述了一个极具个人话语特色的小说《红豆》，作为其在新生活的亮相。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功利性，主题先行。“当初确实是想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怎样在斗争中成长，而且她所经历的不只是思想的变化，还有尖锐的感情上的斗争，是有意要描写江玫的感情的深厚，觉得愈是这样从难以自拔的境地中拔出来，也就愈能说明拯救她的党的力量之伟大”。[9]这虽是宗璞在非常时期的被迫表态，但时隔多年宗璞仍重申，“那时候信仰是很真诚的，尤其在年轻人的心目中。不止是年轻人，像我父亲，我的父兄辈，他们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都是很真诚的。”[10]可见这一表态并不完全是违心，应该是作家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一点在宗璞《红豆》小说文本中也得到验证，作家将女主人公江枚置身于两种命运的抉择中，即在爱情与革命之间做二选一的抉择，江枚理智战胜情感，决定与齐虹分手，留下来参加革命工作。这样类似的选择在《北归记》中也多次出现，但宗璞淡化了革命因素，突出爱情，还把这种选择与信仰和追求联系起来。宗璞在六十年前因为主题先行，不得不让江枚放弃那段至死不悔的感情，而在六十年后的再创作，宗璞听凭心的召唤，让她笔下的女性选择了爱情，并为爱情走向革命。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显然是受那个时代氛围影响，主题先行导致的结果。

另外，为了让江枚的选择变得合情合理，作者尝试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人为地将江枚和齐虹设计为两个对立的阶级，江枚为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革命工作者，而齐虹则为资产阶级的大少爷，两个阶级水火不相容，矛盾不可调和，历史趋势是无产阶级必定取代资产阶级，作家也是依据这一趋势，将齐虹塑造成颓废、脾气暴躁没落的人物，江枚与齐虹分手，也就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而《北归记》，宗璞抱着如果不写，“总觉得对不起那一段历史，对不起书中人物”[11]，“写下去是我的职责”[12]的使命感，不再持有阶级论，而是强调一种人本情怀，试图还原历史的本相，人与人之间也变得也相对单纯和简单，上至大学教授，下至贩夫走卒，在人格上都是平等。所以，卫葑和凌雪妍以及弦子虽然家庭出生不同，但也能相爱，生活在一起。

2.叙述分裂

由于家庭出身的缘故，宗璞有一股强烈的“原罪”感，她急于想获得一种身份认同，以修复因家庭出生与主流话语之间的裂痕。“她仓促地将爱情与革命设置为尖锐的对立状态，以期完成身份的救赎……想在思想上改造自己的急切、为自己的身份正名的焦虑，体现在文本之中的是先行的时代主题与压抑的个体话语之间的矛盾与冲突。”[13]那个时代创作要求写重大题材，写工农兵生活，走大众化路线。而这种创作方向恰是宗璞的软肋，宗璞的创作视野相对比较狭窄，她聚焦于知识分子的爱恨情仇和人性魅力，写他们人生的抉择。这显然与那个时代创作要求相矛盾，体现在《红豆》中，“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不一致，想要达到的和实际达到的有很大距离，甚至是背道而驰的”[14]，使小说叙述呈分裂状态。《红豆》有两套叙述话语，一是表现民族和革命的宏大叙述话语。革命者肖素引导女大学生江枚参与学生运动，参加革命活动，最后肖素被捕，江枚全身心的投入革命怀抱，成为一名革命工作者。这是作家主观上想表现的叙述主线；二是表现个人情感生活的私人话语，叙述江枚与齐虹的感情纠葛。这是作家主观上想表达的叙述副线。宗璞用宏大的革命叙事取代个体叙事，用革命情怀取代个体情感，然而宗璞的意图最终无法实现，客观上主线和副线颠倒，叙述分裂。

之所以出现这种叙事分裂，是因为宗璞很多作品都有她个人的生活影子。她无意识间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投射到作品人物身上。宗璞青春期那段经历对她影响太深了，甚至至死不忘那段生活经历，正如《红豆》中江枚对齐虹的感情一般，“忘掉他——忘掉他——我死了，就自然会忘掉。”[15]“对于宗璞来说，她性别身份的有效范围很窄，似乎只限于个体的情感生活，性别经验产生的范围也集中于情感生活。”[16]这似乎有一定道理，叙述生死不渝勿忘我的爱情是宗璞小说的一个母题，如《长相思》，秦宓与魏清书因大洋阻隔，四十年长相思；如《朱颜长好》，林慧亚因恋人琦滞留大洋彼岸求学，终身难以相见。这种难以割舍的感情可以说是《红豆》中江枚与齐虹感情的延续，但这种情感也只能在新时期书写，《红豆》是万万不能直抒胸臆的，所以宗璞设置一条革命线索，让江枚最后走向革命。宗璞的意图是用革命叙述主导情爱叙述，让革命线索成为小说的主线，但由于宗璞那份情还是无意识地释放在小说文本中，导致叙述的分裂。

3.概念化叙述

宗璞曾说过，“戴锦华说我是“本色”作家，我觉得挺对，从我开始写这篇作品（指《红豆》），就不是自己给自己规定一个什么原则，只是很自然的，我要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不写授命或勉强图解的作品。”[17]这一说法不免有点片面，任何作家的创作都受制于他所生活的时代，都无法逃脱他所生活那个时代对于个体的桎梏，宗璞也不例外，她有时不得不写自己不想写的东西，创作按照那个时代意图“勉强图解的作品”，如《桃园女儿嫁窝谷》，这是宗璞的一篇另类作品，写的不是知识分子题材，而是农村题材，宗璞本人甚至不愿意将这篇小说收入她的《风庐短篇小说集》。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是它当时要表现的是社会主义改造，觉得这种思想和现在不大对头，另外一方面觉得它和我大部分创作好像是两回事：我忽然写起农村来了”，追本溯源“主要是思想改造的产物”[18]，这篇小说深深地打上那个时代烙印。

《红豆》是宗璞特殊年代的产物，难免留有那个时代的印迹，即概念化叙述。概念化叙述表现之一是只有武断的结论，缺乏形象的叙述。小说一般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刻画，或者对完整事件的叙述，来表现一定的社会生活，而不是以片面的结论或者概念化的论断堆砌，得出一个概念化的主题。一部优秀的小说即使出现了论断和结论，也是对人物的行为和事件具体叙述中，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红豆》有很多概念化的论断，没有叙述，没有佐证，没有旁证，也没有因果来源。如，江枚从练琴室出来，在路上偶遇齐虹，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的江枚，陷入遐想。而就在这时，作家突然写道，“她非常嫌恶那些做官的和有钱的人”[19]，按照正常的逻辑，下面作家应该叙述江枚为什么会“嫌恶那些做官的和有钱的人”？然而作家没有做任何交代，这倒显得江枚是一个仇富恨官的偏激狭隘的人。又如，正在和江枚亲密接触、浓情蜜语的齐虹，突然毫无征兆地说，“那我真愿意！我恨人类！只除了你！”[20]一个生活在福窝子里的资本家的大少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干嘛要“恨人类”，总得给一个具体的理由吧？甚至江枚也反问齐虹，“我只是奇怪，你怎么能恨——”[21]可惜，作家什么原因也没说。还有，江枚与齐虹争吵后，小说写道，“就在这个时候，江枚也一天天明白了许多事。她知道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制度该被打倒。[22]”江枚怎么“一天天明白了许多事”？她是亲身亲历弄明白的，还是从肖素推荐给她的那几本书上面知道的？这些小说没交代，这些话本来也是那个时代的套话和口号。《红豆》类似的概念化叙述还有很多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红豆》概念化叙述表现之二是对齐虹形象的塑造上。小说一进入江枚的回忆中，齐虹便出现在读者眼前：“他有着一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轮廓分明，长长的眼睛，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23]两个人可以说一见钟情，江枚还因为齐虹没能够看自己一眼，而感到“很遗憾”。齐虹看起来有点高冷，在自己所学的物理领域有很深的专业造诣，而且爱好音乐，特别擅长弹钢琴，又具有渊博的文史知识。可是在江枚接受肖素灌输的几天革命思想后，齐红则在很多短时间内“从一个有人文主义涵养的风度翩翩的年轻人转型成为一个死守爱情、甚至于有点不近人情的男人。”[24]齐虹的性格前后有明显的分裂，“从叙事后果看，作者似在迎合某种具有威慑力的、左翼文学成规背后的政治观念，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是阶级出身决定论”[25]，这也是因为作家主题先行所决定的。作家一方面写竭力写齐虹具有“做梦似的”气质，写江枚是如何爱齐虹，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抹黑齐虹。齐虹到江枚宿舍看望江枚，得知江枚去参加游行示威，暴跳如雷，不仅砸碎了门房的玻璃窗，还扔掉了带给江枚的礼物，齐虹简直是毫不讲道理的暴君。这些还不够，作家还让肖素站出来直接指责齐虹，骂“齐虹的灵魂深处是自私残暴和野蛮”[26]，说他“真是自私自利的人，什么都不能让他关心”[27]。从小说创作的角度上看，肖素在自己室友江枚面前妄自评价江枚的男友，她应该用具体的事实来向江枚证实齐虹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而肖素好像根本没有用事实向江枚证明齐虹的为人，仅仅在口头上泛泛地非议了一番齐虹，可以说肖素简直在污蔑齐虹。不过，《北归记》中的庄无因性格较为统一，他虽然外表显得高冷，不爱说话，但温文尔雅，至始自终内心里爱着嵋，而且心怀爱国之志，主张科学救国，形象正面，性格完整。

如果齐虹真的像肖素认为的那样“自私残暴和野蛮”的人，他怎可能冒着危险一直留在北平等待江枚回心转意，与他一起出国留学？直到解放军快要进入北平城，他才不得不乘机离开。临行前，他还试图说服江枚和他一起走，甚至萌发了抢江枚一起走的打算。有意思的是在《北归记》中，庄无因留学和嵋分手之际，也产生了抢嵋一起走的想法。“庄无因道，‘我想把你抱上车，和我一起走。’嵋喃喃道，‘我想你和我一同回去’。”[28]同样的情景，在宗璞不同时期的两部作品中再现，而宗璞的写法却迥异，齐虹残暴自私，庄无因脉脉含情，两者差异巨大，完全是因为宗璞创作《红豆》是受到那个时代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影响。宗璞在刻画齐虹形象时存在概念化简单化问题，齐虹的形象“不仅不丰满，还有人为丑化之嫌。”[29]

三、小结

《红豆》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与《北归记》相比，《红豆》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如创作上主题先行，叙述分裂，且存在概念化等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红豆》存在的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它价值在于写了一段至死不悔的爱情，写了爱情的甜蜜和多变性；与同时代的其它作品相比，《红豆》相对来说较少受公式化概念化写作的影响，且游离了当时的创作规范，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多样性；与“百花文学”相比，《红豆》更有深度，更有生命力，《红豆》中的爱情也一波三折，读起来让人唏嘘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