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秀峰

1938年4月下旬，中日对决的“徐州会战”进入第二阶段。参战的滇军六十军在27个昼夜的激战中打得英勇，打得顽强，打出了国威军威，六十军因此一战成名。同年秋季，云南省政府举行了“追悼六十军抗敌阵亡将士大会”，影响巨大，滇军血战台儿庄的故事也因此家喻户晓。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关的纪念活动和缅怀戛然而止，在有关部门对“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的宣传报道和学校教育中，“滇军抗战”与“护国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一道销声匿迹。四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春潮在古老的华夏大地澎渤涌动，这方面的情况逐渐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在“滇军血战台儿庄”80周年到来之际，回望历史、缅怀先烈，以史鉴今，感慨良多。

云南社会各界首次追悼抗战英烈

2016年7月，历史上首套《云南抗战文献史料选编》隆重推出，它是由国家设立的“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成果之一，说是选编，实际上是把云南省图书馆馆藏的并不算多的民国时期抗战文献史料一网打尽。本文要说到的《出滇抗战》就是这套（9本12册）书当中的首选本。它由省图馆藏的《壮志千秋》《追悼六十军抗敌阵亡将士特刊》（以下简称《特刊》）《突起敌后的一支神军》《南昌外围的扫荡战》《怒吼赣北的新十一师》厚薄不一的5本书组成。这几本书的原装本近几年我去查资料时都浏览过，并按规定有限地拍摄了几张图片，此次能够一次性全部推出是之前未敢想象的。

在这本《特刊》中并没有注明追悼大会举行的具体时间，笔者特意到云南省图书馆查阅当时的《云南日报》（胶片版），发现在追悼会之前，还按中国传统文化惯例举行了“安灵仪式”。1938年10月31日的《云南日报》刊登了《云南通讯社》的头条新闻，标题是：黄花碧血染秋丹/追悼阵亡将士/昨日行安灵仪式/廖总参谋长代表龙主席领导迎位。报道中说：“10月30日正午12时，“迎位典礼”正式开始，有社会各界代表约万余人汇集金碧公园，于午后1点出发，沿城中轴线绕城至烈士祠安灵。沿途军乐悠扬，代表们含泪伴灵而行，一路悲壮肃穆之景象，诚然空前未有。迎灵队伍中，有悼旗两面在前，继而是军乐队、仪仗队、提灯队等，各部队代表均臂系黑布致哀。阵亡将士牌位均置于彩亭中（似轿子）随队伍缓缓前行，各级长官的牌位均勒有姓名，阵亡士兵则另立一总牌位。在烈士祠的安灵仪式中，包括安放牌位，燃发香烛，敬献花圈，各界人士行礼、龙主席代表致悼词等，备极荣哀。”①

1938年10月31日是云南重九光复（即1911年10月30日“重九”农历九月初九“重九起义”）的纪念日，云南“追悼六十军抗敌阵亡将士大会”选在这一天举行。11月1日的《云南日报》是这样报道的：“昨日追悼之荣哀／全省人士祭忠魂／龙主席报告声泪俱下／全场动容流涕／抚养遗孤继承遗志是我们后死的责任／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要求光荣的生存／。这一天的昆明天高气爽，万里无云。从下午一时起，社会各界代表按序汇集会场，各级长官约百人肃立主席台，一时冠盖云集、荣哀备至。下午二时，一身戎装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莅临会场主席台致悼词，悲痛之处，声泪俱下，全场为之动容。”②

追悼大会后整理出版的《特刊》连封面在内共36页，收录了与此次追悼大会前后有关的题词、挽联、挽辞（约25人撰）、缅怀及纪念文章、诗词（十余篇、首）和约二千字的“云南各界追悼六十军抗敌阵亡将士大会”《告云南民众书》，这篇文告呼吁云南各族民众“在哀悼之余，应努力奋发，踏着英烈的血迹前进，誓灭敌寇，复兴中华，才对得起阵亡的诸英烈。”《特刊》中收录了龙云敬题的挽联：

五千年战史空前国运复兴诸君不死，

一万里征程迈进忠魂永壮此日其归。③

龚自知敬撰了四幅挽联，其中二幅挽联写道：

兴亡责任共担当讵忍衣冠见犬羊，

斩得倭头真快意丹心浩气护台庄。

一柱曾撑半壁天拼将热血写腥羶，

漫天烽火待收拾回首中秋月又圆。④

卢濬泉的挽联是：

国家同在，诸公同在；/世界同钦，万古同钦。

碧血染黄沙 浩气常在千秋共仰；/玉骨埋青土 忠心不泯万古流芳。⑤

笔者注意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抗日救国之际，“复兴”中华仍是全体国民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

这正是：肃穆大典祭英烈，同仇敌忾驱暴敌。

为北京军博“徐州会战”及六十军抗战史“正名”。

1990年5月，“滇军血战台儿庄”52周年之际，云南籍全国政协委员李佐致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首长。李佐当年参加“滇军血战台儿庄”时，在军中被称为“硬骨头连长”。他写这封信的起因是：1989年4月，进京参加“两会”的云南人大、政协委员，参观北京军事博物馆，看到展览中关于“徐州战役”的展版上没有第六十军的番号，十分奇怪和强烈不满，而“滇军六十军血战台儿庄”的真实故事，在云南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他们说：“六十军战绩辉煌，在这里连个名字都没有，不合道理！”遂给李佐写信，请他向上反映。

第二年3月，李佐从成都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七届第三次会议。利用了一个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到“军博”徐州会战展厅浏览了一番。立刻发现三个问题：一是徐州会战“前言”的后半段，叙述欠妥；二是展出文件的标注有误；三是第五战区序列表中漏掉了第六十军的番号。

其一，徐州会战展厅的“前言”这样写道：“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军由津浦北段和胶济路南犯。第五战区部队分别在滕县临沂阻敌后，集中优势兵力，在徐州东北的台儿庄，一举围歼敌精锐部队一万余人。这就是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台儿庄大捷。此战役后，日本大本营纠集其华北及华中之兵力，于五月初发起徐州战役。第五战区为了摆脱不利态势，决定除留一部在苏北、鲁中、鲁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外，主力向豫东、皖北转移。十九日敌战领徐州。”

李佐认为：“前言”前半段叙述是恰当的，基本上反映了台儿庄大捷的情况。但在后半段中只字不提鲁南15个军在运河前线的英勇奋战，单写第五战区主力向豫东、皖北转移。这样的描述，使人看后自然产生误解。就会以为：“所谓徐州战役，只不过是第五战区在鲁南战场上的总退却，既无战斗，何谓战役？更不能称为会战。”其实，徐州战役阶段（即徐州会战第二阶段），与台儿庄大捷相比，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更多，战争的规模更大，战斗更为激烈，杀伤的敌人更多。我军也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滇军六十军就是在这一阶段投入战斗的。

津浦路北段日军不是5月初才发起徐州战役的，而是4月20日在大、小良壁和冬陵镇一线突破汤恩伯兵团和于学忠部防御以后，即将其进攻矛头直指台儿庄及禹王山方向。当时蒋介石在作战指导上虽然决定采取“机动防御及运动战制敌”的方针，但在具体兵力部署方面仍旧不肯放弃任何地点，仍要求第一线作持久防御部署。4月底、5月初。李宗仁先后将战区总预备队投入郯城方向，与日军展开延翼竞赛，战线绵亘三百余里，形成阵地攻防争夺战。5月14日，又根据蒋介石关于调整部队的决定，抽出汤恩伯兵团、李延年第二军为淮海兵团；庞炳勋、缪澂流两军撤回苏北，留在运河前线还有约8个军的兵力编为鲁南兵团，由孙连仲指挥，防守在运河线上。并且还要求：“对邳县城、加口镇、禹王山、台儿庄等各前进阵地不可过早放弃。”直到5月17日晚各部队才逐次撤离前线向徐州转移。

运河战线距徐州不过一昼夜行程，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数小时即可到达。如果第五战区主力5月初就向豫东、皖北转移，那第五战区指挥官李宗仁、白崇禧两将军怎么能斗胆在徐州上演“空城计”达半月之久？直到5月18日深夜才率长官部各级职员一千余人乘火车离开徐州？如果没有鲁南15个军在运河防线奋战二十余日，大量杀伤敌人，使其不敢轻易冒进的话，那来势汹汹、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怎么会“乖乖”地在运河线上徘徊观望达半个多月，等待我军全部转移后，才于5月19日进占徐州？这是显而易见的。为此，李佐建议“军博”将“前言”后半部分——徐州战役的内容加以补正。作为徐州战役亲历者的李佐，其对敌我态势、战局发展的分析，真实有据、条条入理、环环相扣，令人佩服有加！

其二，在同一展厅里把“白（崇禧）副总长”误写成“白副司令长官”，并同时出现两种称谓，使展览中的文件、注解与序列表三者之间交叉矛盾，建议更正。

其三，滇军六十军即“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是第五战区内装备精良、人数最多、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劲旅，是鲁南前线告急时李宗仁指名要求蒋介石调到第五战区增援台儿庄前线的生力军。4月22日凌晨，全军四万余人渡过运河，在开进中与南下日军遭遇，血战八昼夜之后退守枣庄营、禹王山、火石埠等地，在坚守防御中与敌人反复争夺、激战兼旬（二十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歼灭日军12000余人）。六十军也付出了伤亡官兵近二万人的重大代价（为国捐躯13869人，负伤4545人，失踪430人，损失战马1326匹），其中少将旅长三分之一伤亡，上校团长三分之二伤亡。六十军于5月18日奉命撤退到徐州近郊刚整编就绪（因参战将士伤亡过半，由战前的12个团缩编成5个团），又奉命进驻、保卫徐州，掩护主力转移。此时，徐州城内“第五战区长官部”已空无一人，其他部队都已撤走。六十军直到19日天亮以后才全部也是最后撤离徐州的。笔者落笔在此，想起在突围中发生的一则传奇故事。当即打电话给在水富县的今年已97岁高龄的贺明哲老先生，话说“十三担大洋”的故事，以此作为六十军最后撤离徐州的真实细节。

贺老说：当时，李宗仁下令将徐州中央银行来不及搬走的小额钞票和部分银元，拨给六十军作军饷和三个月“打游击”的伙食费，共计二十多万元。我当时担任一八四师军需连连长。我指挥士兵将这些“大洋”足足装了十三担，率队连夜兼程，一路上还收编了操川、滇、黔口音的友军士兵二百多人，组成两个连各在左右掩护军需连。我还把用祖传秘方配制的“百里不倒”药——“久宁膏”（一种滋补品）分发给挑“大洋”的士兵们服用，以增强其体力。经过突围和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终于将“十三担大洋”安全挑到了武汉，并参加了武汉会战。

1938年4月30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将军致电卢汉军长，对六十军战绩表示嘉奖：“贵军此次在台儿庄附近集中之际，仓促遭敌主力于大平原中，以血肉之躯与敌机械化部队艰苦奋战，前赴后继，鏖战八昼夜，初不以伤亡惨重稍形气馁，不仅使台儿庄固若磐石，仰且使抗战大局转危为安。忠勇奋发，足资楷模！”日本的报纸及电台也不得不承认：“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日本东京大本营称六十军为“唯一的中国铁军”（见罗越先、杨新旗著《太阳泣血》）。对于这样一支声名赫赫的抗日军队，在“军博”“徐州会战”展厅第五战区序列表中竟“榜上无名”，并将卢汉将军列为第六十五军军长，难怪一些关心滇军荣辱的云南人看到这些不该有的“错误”就很生气，很有意见。

虽然，在第五战区参加徐州战役的有28个军之多，序列表中漏掉或者弄错一个军的番号都无伤大体，但它却关系到云南三千多万（现为四千多万）各族人民的感情，特别是当年在台儿庄战场流血、牺牲的近两万名“三迤健儿”亲属们的感情，不能等闲视之。为此，李佐建议在第五战区序列表中予以“正名”！

李佐的意见以信件及提案的方式递交到有关部门，“军博”也从谏如流，很快就根据李佐的意见对展览中的问题作了补正。但问题为何而起，“误写”的源头在哪里，影响范围有多大？笔者从1996年1月李佐写给在昆战友杨协中（参加过抗战后期的滇南防御、长春起义及抗美援朝）的信中找到了一些答案。

信一开头，李佐就对杨协中寄去的“及时雨”——一本再版的《徐州会战》表示感谢。这本书是全国政协文史委编写的一套抗战丛书中的一种，印数2万册，发行时间是1985年12月。这本书出版后，编写组的责任编辑党德信同志曾去信请李佐对书中由卢汉、安恩溥、余建勋和李佐本人写的四篇资料文章精阅一遍并提出意见。李佐根据他的要求对上述四篇资料中的错字、错情及孙连仲将军“徐州会战简述”一文中有损于卢汉军长形象的不实之词，提出了补正删节意见，这份意见被全部采纳并在第二次印刷本中得到体现（1990年9月第二次印刷数为5000册）。

李佐寄出意见信后才发现排在《徐州会战》附录中的“徐州会战大事记”（1938年1月4日至5月19日）中还有不少问题，当即对“大事记”中的错情提出修改意见，但此时第二次印刷本已经排版付印，来不及修改了。因此，1990年出的这个版本中仍留下了“大事记中无大事”的缺陷。

作为战争亲历者和幸存者，李佐从1985年至1995年的10年间，对《徐州会战》这本书曾反复阅读过不知多少遍，深感到徐州会战是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最光辉的一页！李宗仁将军坐镇徐州5个多月，直到5月18日晚才撤离徐州，因而才取得台儿庄大捷的胜利。但遗憾的是，李宗仁将军在他的《回忆录》第五十三章大标题为“徐州会战”一文的叙述中，为吹嘘他自己所谓的“组织大兵团撤退”的指挥艺术，避而不谈第五战区主力十几个军在大运河战线上英勇抗击日军达一个月之久的卓越战绩，只谈鲁南数十万“国军”突围逃跑的情况。最后还妄自菲薄，把我军比作小兔，把日军比作狮子，自鸣得意地说：“敌人再也没有想到，他以狮子搏兔之力于五月十九日窜入徐州时，我军连影子也不见了，数十万大军在人不知鬼不觉之中全部溜出了他们的包围圈，敌人四处搜寻，仅捉到了我方的几个落伍的病兵。”作为五战区的最高指挥官，这样说，既否定了五战区几十万抗日军队的战绩，也否定了他自己。而在《徐州会战》这本由近六十位战场亲历者所撰写的回忆文章汇集成的三十余万字的文史资料书中，第一章的概述一栏，又恰恰把《李宗仁回忆录》第五十三章全文收入作为第一篇文章，使人看了这篇战区最高指挥官写的“纵观全局”的文章后会误认为：所谓徐州会战，不过是第五战区主力的总退却，并没有发生什么大战、恶战，还会在国内外造成不良的影响。这是《徐州会战》一书的缺陷之一。

在徐州会战期间的4月下旬至5月中旬，徐州城曾数次遭受累计数百架次日机的狂轰滥炸。在长官部内仅有一容二十人的小型防空洞，但李宗仁并不去躲避，他在文章中这样回忆道：“我身为司令长官，未便和他们去挤做一团，所以每逢敌机临空，我只是走到办公室外，在草地上看敌机投弹，或与二三访客谈战局。有时弹落长官部附近，震耳欲聋，客人每每恐惧至面无人色，而我则能处之泰然，若无其事。军民和一般访客对我的大胆和镇静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正因为我个人的镇静和谈笑自若，使本城的紧张与恐慌的气氛大为减低……作战五阅月，步骤未乱丝毫。凡此均足见兵凶战危之时，主将个人的言行关乎全局甚大。古人用兵所谓‘指挥若定’，其重要意义盖亦在此。”笔者看到，不论在何时何地，一个不忘表现自己的将军形象跃然纸上。

《徐州会战》一书的第二个缺陷是“大事记中无大事”（主要指徐州会战第二阶段）。众所周知，大事记是全书的缩影，也是全书的脉络，必须具有全面性、统一性、真实性及准确性。书内的文章是由战争的亲历者提供的，因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难免有互相矛盾之处，只能保留“多说并存”的原则，不可能强求一致。但大事记是由编审者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和亲历者提供的资料情况经综合整理编写而成的，所以必须符合上述“四性”。由于这本书中的“大事记”不是由编审组统一编写的，只是凭一些不太权威的人提供的情况和道听途说的讹传综合起来的原始资料，又未经过讨论或调查核实就草率出台，因此错漏百出，矛盾不少。但一般研究者不知内情，仍把它作为权威资料来引用，其结果可想而知。例如：孙连仲和他的部队5月18日下午还在徐州，汤恩伯的淮海兵团5月20日还在宿县附近，而在5月13日的“大事记”中却写道：“孙连仲、汤恩伯等部各抵豫南、鄂北指定地点。”再如：刘汝明系淮海兵团副总指挥，他的六十八军也不在徐州，徐州是5月18日主动放弃，19日敌军才进入徐州，敌我双方在徐州并未交火，而19日的大事记中却写道：“徐州经刘汝明部激烈抵抗后于十九日晚放弃”，则更是无稽之谈！但就是这则无中生有的大事记，被一些作者作为徐州会战的“压轴戏”多次出现在一些纪实文学作品中。例如在2005年3月再版的《国殇》第365页中这样写道：“奉蒋介石之命作为全军后卫，掩护主力转移的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在完成任务后，放弃徐州城，巧妙地跳出日军几十万大军的围困，到达安全地带。”再如2005年1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图片中国抗战丛书”《徐州会战——决战津浦线》第155页也这样写道：“日军见中国军队大部已走，企图于徐州城围歼刘汝明部。刘汝明部佯作死守状，及见各路大军撤尽，便弃城撤退，于19日离开徐州。敌军不但没有击溃刘汝明部，甚至连一个上尉也没有捉到。”而六十八军是如何“巧妙”地跳出日军几十万大军的围困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在此类图书中均无记述。是什么人杜撰了这么一折“压轴戏”脚本，用意如何？不得而知。再如，《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2005年修订版）168页，仍作如下表述：“第六十八军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之后，于5月19日放弃徐州”，等等。

1938年4月上旬的“台儿庄大捷”后，日军大本营随即发现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集结了重兵集团，于是，迅速调集华北方面军第五、第十、第十四、第十六共四个师团从北面向陇滇路进攻，调集华中方面军第九、第十三师团从南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史称徐州会战的第二阶段的“徐州战役”也就拉开了大幕。六十军从4月22日至5月18日，共27天的鏖战中的对手是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第五师团）和矶谷师团（第十师团）及伪军刘桂堂部，在战斗中，日军投入了我军所没有的坦克、飞机数十辆（架）。从4月28日起，主战场由台儿庄转至禹王山。以治水贤王大禹的名号命名的禹王山是台儿庄地区的制高点，是台儿庄东南的屏障，是大运河北岸海拔较高、面积较大的一座小山。此时，禹王山已成为徐州会战第二阶段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是六十军的防御重点，也是日军主要突击方向上争夺最为激烈的一个要点，故《徐州会战》全书六章把“血战禹王山”列为第五章（其他章节的顺序为：第一章，概述；第二章，滕县保卫战；第三章，临沂战役；第四章，台儿庄大战；第五章，血战禹王山；第六章，徐州外围战；书后是附录和“大事记”等)。

从4月27日起日军开始进行试探性进攻，28日集中兵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全力进攻，30日我守军伤亡殆尽，禹王山顶失守，5月1日拂晓又被我军夺回，直到5月18日，每天都有激烈的争夺战，大量杀伤敌人，使其未能越雷池一步。像这样关系全局成败的激烈战斗，在“大事记”中一次也没提到过。还有4月24日晚，蒋介石在台儿庄附近车辐山车站面见卢汉军长，指令六十军须以一个师坚守台儿庄，因蒋认为：“台儿庄的得失，有关国际视听。”此次面谈，除白崇禧外，还有以大本营政治部副部长和中共代表双重身份参会的周恩来。26日，六十军一八二师一部，一八三师一部向辛庄、蒲旺、五圣堂和五窑路出击，大部坚守阵地……27日起，六十军在以禹王山为中心的东庄、火石埠、李家圩及赵庄、房庄、胜阳山、亘口河地区，同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激烈战斗。当时在六十军一八四师司令部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子斋后来回忆说：“六十军军部设在余家凹，滇军的捷报不断传来。4月29日，蒋介石曾到六十军军部宿营，目击战况，传谕嘉奖。《申报》香港版总编辑陈赓雅在看过‘美联社’和‘路透社’发出的‘台儿庄六十军大捷’的消息报道后，即电贺云南省主席龙云：‘我滇省健儿，台儿庄大胜，国府嘉奖，全国崇敬，特电奉贺。’（此电文刊登在1938年4月29日的《云南日报》上。）”

据后来刘惠之、张子斋两人回忆：激战八昼夜期间，第五战区司令部未有任何指令下达。但在六十军伤亡严重时，白崇禧却对卢汉军长大加申斥，说对日作战不事前构筑工事，只知以血气之勇与机械化武装的敌人冲锋。实际上，该受斥责的应当是白崇禧等人。六十军是于4月21日11时到达徐州的，卢汉于12时到长官部，李宗仁、白崇禧向卢汉隐瞒了孙连仲集团军防区失利，部分失守的严重情况。口称让六十军作为第二线部队接防汤恩伯防区。4月22日一八三师最先开往台儿庄地区接防，应交防的汤恩伯部已提前擅自撤出阵地，日军乘虚而入。一八三师在开进途中，突然遭遇日军阻击，此时，我军装备尚未从马上卸下，更不要说构筑工事，处于劣势的滇军立即奋起反击，战斗十分激烈……今年已94岁高龄时任卢汉警卫排长的赵从云老先生对笔者谈起这段往事还不无遗憾地说：“假如一八二、一八三师两位师长能多一个心眼，能有防人之心，就不会上白崇禧等人的当，把‘正常接防’变为抢占阵地来部署，就能很大程度上减少滇军的伤亡人数，增加杀敌人数。”白崇禧等人为什么要对滇军如此这般不好，原来，滇军曾于1925年、1930年奉唐继尧、蒋介石之命征战广西，曾被视为仇敌，白崇禧所在桂军与滇军久有积怨，此次正好一泄“私愤”。总而言之，六十军同日军进行的一系列浴血奋战，分散了敌人的兵力，遏制了敌人的攻势，自己也遭受了重大牺牲等等大事，在“大事记”中均只字不提。至于把各军的防区和战斗地点弄错等次要问题当可体谅，毕竟，《徐州会战》仍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滇军六十军在徐州会战第二阶段中，以伤亡逾半的巨大代价，在枪林弹雨、尸山血海中打造出一支“冲锋在前头，坚守在关头，撤退在后头”的中流砥柱式的令日寇胆寒的铁军形象。六十军密切配合了第五战区长官部的战役组织，不仅粉碎了日军夺取禹王山拿下台儿庄直取徐州的企图，牵制了日军精锐师团，还掩护了我军主力部队的机动转移，为我数十万大军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赢得了时间。事后，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向天皇报告说：“我军虽以主力自徐州以西切断了中国军队的退路，将徐州地区铁桶般包围起来。但总计约50个师的中国军队，于5月中旬突然从西南方向跳出我军重围，战果之微出乎意料……”徐州会战结束后一星期（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即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指出：“每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沮丧敌人的精神，振奋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支援……”

1987年7月，由李宗仁先生生前的秘书、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参与组织李宗仁故乡的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血战台儿庄》，据说堪称中国第一部具有巨片意识的军事题材影片在全国公映引起轰动。该影片的录像带传到台湾，宋美龄、蒋经国和国民党中常委都看了此片。此后，蒋经国的大陆政策逆转，开始走上寻求两岸和解的道路。很多云南人看了此片，震撼之后又感到失望，并多有微词：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在云南家喻户晓的故事“滇军血战台儿庄”，在此片中竟一个镜头都没有，真想不通！其实，这部彩色影片反映的是徐州会战第一阶段的事，滇军六十军作为预备队尚未参战。滇军血战台儿庄的影片迟早会有，但需要云南人自己去努力。

近些年来，笔者曾留意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纪实文字及影视作品中涉及徐州会战的叙述部分，发现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只讲台儿庄大捷，对徐州会战第二阶段“徐州战役”所显现的“战争规模更大、敌我伤亡更惨烈”的历史事实只字不提。二是有的作品对徐州会战第二阶段的叙述一笔带过，有意无意地省略和淡化战役过程及其重要意义。三是在作品电使用了讹传、不实的文史资料。凡此种种，均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历史远去，功勋永存！可以期待：由已经再次握手的国共两党来共同推动研修一部“抗战”史；可以相信：一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史，一部客观、公正、全面、真实的“完整的抗战史”，一定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云南民间第一次组织的纪念活动

2002年4月28日上午，在昆明翠湖畔的云南省政协大楼西厅，120多位年纪在70岁以上的老战士自发组织了一个“双周年”座谈会，即“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建立53周年暨抗日滇军60军台儿庄战役64周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首次纪念抗日滇军“血战台儿庄”的英雄业绩。这不是事先特意定下的日子，但后来发现，4月28日恰巧是滇军血战台儿庄最激烈的时候，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放军）第50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第一次凯旋回国51周年的日子（4月下旬）；而1948年10月17日滇军60军长春起义后成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0军的日子是1949年1月2日。筹备多日的座谈会开得非常成功，超乎想象，可谓：回首峥嵘岁月，满腔热血献中华。祝愿美好明天，不尽余辉启后人。此次会议的一些重要内容令人难忘，令人回味，令人不能不称道和述及。

当年“血战台儿庄”的“硬骨头连长”副兵团职离休干部李佐老将军从成都给座谈会发来庆贺电报，电文是：“继续发扬台儿庄战役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余热，努力奋斗。”

原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副省级离休干部李群杰老先生为此次座谈会题赠墨宝：“抗日劲旅，滇军六十”。1937年10月，云南组建六十军北上抗日，李老曾写文章欢送，其与“三迤健儿”的感情，非同一般。云南书法家李书芳先生也送来墨宝表达心意：“血战台儿庄，雄威震天下。”

当年“血战台儿庄”的军需连长时年已94岁高龄的云南贺尔康保健食品厂老厂长贺明哲老先生和儿子省级劳模贺天振总裁给座谈会赠送了二万元的“爱心”礼品——久宁膏。贺老还即兴赋诗一首当场咏诵：三迤英豪到鲁南/挥师血战台儿庄/凯歌再奏汉江岸/英美顽寇心胆寒。（第二段指中国人民志愿军50军在“汉江两岸50昼夜阻击战”中又立功勋）。

中共云南省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侯兴福、民革云南省委副主委万彤、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马荣彬到会祝贺并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肯定和称赞“三迤健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为国家和民族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共同祝愿老战士、老同志们健康长寿，福寿延年。

原50军148师444团团长赵国璋的儿子某通信公司副总赵俊达为会议提供了赞助并发来了祝贺信。正是：不忘前辈英雄史，情牵两代革命人。

云南著名诗人，83岁高龄的埂石先生也前来祝贺并提题写对联彰显英雄业绩，联曰：

滇军抗日解放抗美援朝光昭青吏

华夏兴邦图治兴基弭霸气薄云天

原50军军长曾泽生将军长子曾达明从北京发来祝贺信，对父辈的战友们在春城“欢聚美好时光，共叙战斗往事”极有意义的座谈会表示祝贺，并在信中回忆了他和二弟曾达人于1950年先后弃学从军，进入军事干部学校学习，后分别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海军，在革命队伍中茁壮成长的难忘经历，真是一户“两代从军，保家卫国”的革命家庭。

在座谈会主席台上就座的老战士有贺明哲、杨协中、杨璞恩、李金华、李铭珍和王世臣等。几位老战士先后发言，激动地回忆了“二十郎当岁，三十正当时，四十似火红”的战斗往事和激情岁月。晚报记者还采访了一位当年追着50军的汽车要求参军的四川女学生，其采访报道的文章题目就叫《激情》。会议还由笔者的同学歌唱家蒋高伟带领与会同志高唱了五首革命历史歌曲，它们是：由聂耳作曲的《毕业歌》，由冼星海作曲、田汉夫人安娥作词的《六十军军歌》，由著名作家刘白羽作词，郑律成作曲的《歌唱白云山》（为50军而作）及《汉江小唱》（为50军而作）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等。

此次座谈会上，还来了几位被老战士称为“二代”的子女们，他（她）们是：贺明哲的儿子贺天振，胡元寿（92岁）的女儿胡国庆，陈钟书的儿子陈嘉祥，马占伟的儿子马兴东，常绍群的女儿常履湘，魏英的女儿魏汉律，陈长庚的儿子陈秀峰等。这正是：

听前辈讲那难忘的烽火岁月，

看明天现出迷人的灿烂前景。

会议进行到中午1点，老同志们仍然兴致勃勃。散会后还照了集体相，照以往老战士们聚会的惯例，午餐是云南的过桥米线。

在昆的一些与“三迤健儿”有缘份的老昆明闻信也来帮忙助兴，少帅张学良将军的侍从司机邵伟的女儿邵可勤和卢汉将军有过交往的许椿萱老先生（84岁），父亲曾在民国云南省文化教育高职的笔者的同学汪学桂带着父亲的嘱托前来帮忙等等。会后，制作了《通讯录》、影碟及百人签名图等纪念品；由埂石先生题联、许椿萱先生摄影篆刻并制作的签名图颇具匠心和艺术美感。凡此种种，都是以往40周年、50周年座谈会所未曾有过的“盛举”。这也许是这些老同志们在有生之年最后一次这样规模的“热烈而隆重”的聚会了。与会的同志激动地说：在今后的日子里，围绕着此次座谈会所发生的一切美好的情和事，将成为大家心头一块化不完的蜜糖，长久地滋润着每个与会同志及家人的记忆。老战士们所创造的这一段保家卫国的真实历史，无疑是鼓舞和启迪后人的最好教材。

值得一提的是：给此次盛会发来贺电的李佐老将军在“滇军血战台儿庄”战斗中曾任184师543旅1086团1营3连连长。当时，他率领三连在禹王山阻击战中坚守阵地，打得英勇顽强，与日军鏖战18昼夜，先后伤亡官兵360余人。5月18日奉命撤离禹王山阵地时，李佐带着两位排长，爬到掩埋阵亡烈士的地方，用圆锹刮起一些土，往他们坟上盖，随后脱下军帽行了三鞠躬礼，用低沉哽咽的声音庄严地说：“弟兄们，你们用生命抗日救国，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你们在禹王山上的尸骨，是我们滇军健儿的丰碑，是中华民族正气的宝塔，将永远激励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坚持抗战，夺取最后的胜利！烈士们，安息吧！”此刻，烈士们生前一个个生龙活虎的样子，又浮现在李佐眼前，他们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李佐的眼里流出了泪水，眼睛迷糊了……63年后（2001年11月），李佐老将军在笔者寄给他的一份《关于恢复及修建抗战纪念碑及其纪念设施的倡议书》上签名并题写意见：“这个倡议书写得很好！感人至深，我完全同意。”此时此刻，老将军肯定又想起了那些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们……

六十七年前（1938年），云南诗人赵式铭先生在云南各界举行追悼滇军殉国将士的大会上有一副“悼台儿庄滇军壮士联”，今天读来仍然撼人心魄，掷地有声。联曰：

台儿庄，阵云惨淡，友邦亦佩滇军。誓与异族争存亡，前赴枪林，后穿弹雨；

战士冢，衰草凄迷，过营犹谈天宝。况为同胞留种类，生寒敌胆，死壮国魂。

1942年6月16日，在陕西省城固县举行了追悼滇军抗日将领唐淮源、寸性奇两将军及第三军（滇军老三军）在中条山阵亡将士的大会。蒋介石、林森与毛泽东、朱德等国共两党领导人物赠送了挽联。新中国成立后，包括唐、寸两位将军在内的多位滇军抗日阵亡将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01年7月，昆明市有关部门为纪念建党80周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举办了《云南革命英烈展览》，在其中的“抗战英杰”部份，再次展出了作为代表人物的8位滇军（含六十军）抗日阵亡将领的英雄事迹。

上世纪40年代，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按照中国纪念死者的传统及阵亡将士的遗愿，在省会昆明为云南抗日阵亡将士修建了一个忠烈祠，但这个忠烈祠却在荒诞的年代毁于荒诞的行为之中。⑥

据档藏资料载，1948年3月，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卢汉将军，批准云南省参议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第四次驻委会，准李参议员万清动议，其主要内容是：

查“本省第一集团军自抗战军兴以来，转战鲁南、长沙、江西等处，杀敌致果，勋鉴党国。而该集团军阵亡将士，至今尚无纪念，殊为遗憾。兹为“酬德扶功”计，拟咨请省府就昆明市圆通山地址筹建第一集团军（滇军）阵亡将士纪念标一座，以资景仰，而励来兹。是否特提请公决一案当经决议咨请省府核办等语纪录在卷帧，应咨请贵府查照办理见复为荷……”⑦

同年4月，圆通公园在给此事的承办方昆明市政府的回函中认为：“公园内已建有滇西抗战及滇缅抗战（缅甸战役）阵亡将士纪念标及简告小标多处，“若再建标于其上，似觉重复反不美观”，故建议另选址修建（如圆通寺及周边、翠湖公园等）。”⑧此事因时局变化最终未果。

抗战纪念设施筹建之路艰巨而曲折

2005年9月8日上午，赴北京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的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陈香梅，应云南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邀请，于9月8日上午，来昆参观考察中美二战友谊公园选址和规划。陈香梅是二战英雄“飞虎将军”陈纳德将军的夫人，是美国著名华裔社会活动家。

这天上午，陈香梅来到暂设于昆明滇池路1270号的中美二战友谊公园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区，首先在贵宾室会见了省市领导和建管会主要领导，结束后，转入公园选址和规划展览室参观展览。整个参观过程由项目发起人、建管会主要负责人何少华大校介绍情况。

何大校介绍：“我们这个纪念馆名称叫做第二次大战美国援华作战暨云南全民抗战纪念馆，它包括飞虎队纪念馆、驼峰航线纪念馆、美国援华陆军纪念馆、滇缅公路纪念馆、抗日滇军纪念馆、中国远征军纪念馆、南洋华侨机工纪念馆、中国军队入越受降纪念馆等十六个分馆。可以说这个纪念馆已经包括了整个云南抗战值得纪念的全部重大历史事件。”

我是2001年9月下旬认识何大校的，认识之前我收到了由他委托郭家凤老师转来的刚作了知识产权登记的《云南抗日战争纪念公园——项目发起建议书》及相关资料。“何大校何许人也？”我问郭老师，郭老的回答是：“何大校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军队干部”。在“云南抗日战争纪念公园发起人简要情况”介绍中这样写道：“何少华，云南省永德县人，现任成都军区《战旗报》社驻云南记者站站长，主任记者，大校军衔，从事专职新闻工作38年，曾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何少华在工作之余潜心探求云南全民抗战历史文化内涵，发起创建云南抗日战争纪念公园，近10年来，他广泛联系关心云南抗战的各界人士，共同为云南抗日战争纪念公园的立项申报做了前期筹备工作”。

2005年9月13日，云南筹建“中美二战友谊公园”的消息首次在媒体上露面，我在第一时间把300份《云南信息报》从报社拎到了何大校家。报纸在头版刊登的公园主体建筑“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援华作战暨云南全民抗战纪念馆”的照片，是一座象征正义的“正”字型宏伟建筑，十分抢眼。公园建设即将启动的消息经中新社、新华社对外报道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一百多家海内外媒体予以转载，可见这座国际性主题公园的建设牵动人心，影响巨大！而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何大校走过了长达十二年的艰难曲折的筹办路程。

何大校是一位不断超越自我、永不停步的先行者。在与何大校相处共五年的日子里，我熟知了云南抗战纪念公园从创意的“萌发”到方案的“成熟”所走过的十余年的不凡历程，见证了这个项目从平面文字到上报省市政府的电脑制作的彩色效果图的累累成果，亲历了这个项目在探索“政府指导，民间运作”方面何大校带领其团队付出的艰辛努力。由于种种原因，纪念公园项目在何大校病逝后就由“快车道”驶入了“慢车道”，一度停滞不前，并因此失去了较好的公园选址和有利时机……

热血卫国，坚忍不拔；全心奉献，一生辛劳的何大校虽然走了，但他给“后来人”留下了为筹建抗战纪念公园获取的不可多得的丰富资料、宝贵经验及有益启示，他发起并策划的“跨越式”的云南抗战纪念公园项目，是对十四年的中国抗战暨二战“东方主战场”（云南篇）的首次全景式的崇高致敬、庄严巡礼和全面展示，极大地提高了抗日战争云南战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何大校的离去留给我们无尽的思念和遗憾，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彰显历史、光照未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中美二战友谊公园的宏伟蓝图。⑨

2009年12月23日，由云南高原影视文化中心与中央电视台社教节目中心文化专题部摄制的五集纪录片（政论片）《百年讲武——纪念云南陆军讲武堂百年诞辰》，如期在央视10频道“探索与发现”栏目首播。这部纪录片掀开了云南近代史研究的新篇章，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重大突破。正如该政论片历史顾问云南著名历史学者林超民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电视政论片《百年讲武——纪念云南陆军讲武堂百年诞辰》如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反响强烈，效果极佳，影响广泛”。2011年又获得了云南省政府颁发的优秀影视纪录片的嘉奖。我为参加了这部世纪性纪录片的资料收集和拍摄工作而倍感荣幸。

2014年，这部几乎每天都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多功能厅播出的《百年讲武》专题片，被列入大型系列文献纪录片《大滇军》开山之作（第一部），第二部拟为《铁血共和》，第三部为《抗日劲旅》，第四部为《千秋义举》等，昆明市财政给予了70万的资金支持。但当第二部专题片即将开机之时，制片人李玉森因患中风离世，致《大滇军》摄制计划中途搁浅，至今无人接棒，令人抱憾。

据笔者所知，在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不断有民间人士和政协委员提出“恢复及修建抗战纪念碑及其纪念设施”的建议，都因种种原因“提起又放下”。但也有一批热心的有识之士一直在为这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矢志不渝地付出不懈的努力。近些年来，人们欣喜地看到一些抗战纪念设施相继恢复和落成。古语说：有志者，事竟成！可否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一项理想中的全面反映云南全民抗战和美国援华作战的大型纪念设施，会出现在这块古老的高原上？

让后人“铭记真实历史，珍惜和平环境，奔向美好未来！”——这是前人对后人的嘱托、希望和祝愿。

滇、鲁、苏三地滇军抗战纪念展（馆）应运而生

早在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前夕，台儿庄区的有关领导就组团来到昆明，就在1993年开馆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中增设“六十军史料”一事与民革云南省委有过接触；据万彤副主委回忆，当时他们是尽其所能、倾其所有，给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寄去了一箱文史资料和书画作品，但这些“宝贝”一时没派上用场，竟相继散失或损毁了。

云南人一直没有放弃弥补“缺憾”的努力，一直没有忘记抗日滇军60军首战成名的“滇军血战台儿庄”战役。2006年5月和12月，我与云师大的罗越先教授等几位专家学者、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抗日滇军后人先后在昆明市政协和云南省文史馆召开座谈会，后者还邀请到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名誉馆长、山东史学专家赵延庆先生参会，两个会的主题均是一个，即滇鲁两地携手合作，增设“六十军史料展”展室。2008年2月，在山东方面“增展”一事延期未果的情况下，民革云南省委在“两会”期间又提交了一份有关“增展”的政协提案，这份提案对“增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2009年4月9日，笔者在沿街报栏上看到《光明日报》的一则夺人眼球的报道：《台儿庄祭奠血洒齐鲁的云南抗战将士》，报道中说：今天(2009年4月8日)是抗日战争台儿庄大战胜利71周年纪念日，在台儿庄东南10余公里处的禹王山上，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的20多名工作人员，站在被松柏簇拥着的数百座无名将士的坟茔前，向七十一年前牺牲在这里的云南抗战将士敬献花圈……2015年8月，从一直与笔者、云南民革及滇军抗日将士后人与专家学者合作三年之久的江苏省邳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张朝鸿那里传来消息和图片，气势恢宏的“禹王山抗战遗址公园”及别具特色的“禹王山抗日阻击战纪念馆”同时竣工，将永远纪念在这块土地上为国捐躯血沃中原的滇军抗日将士，这是后话。

从2014年起，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区多次派人来云南寻访参战将士及后人召开座谈会，征集相关文史资料及实物。凡山东的朋友来，我都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尽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015年盛夏，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王祥馆长和台儿庄区委宣传部郑学富副部长带着“好消息”来到昆明，他俩告诉我说，经相关部门批准，决定在山东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增设“六十军史料展”展室，运作经费已经到位，他俩是来做征集史料实物的最后“冲刺”。我立即把这个好消息转告给多年来一直为“增展”奔忙的同志们，并与他俩一道分工合作奔忙在民革云南省委、云南省图书馆及云南省档案馆等部门之间，尽力寻找和提供“增展”所需要的资料、实物和信息。

俗话说：“工夫不负有心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2015年9月1日，山东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与云南省档案馆合作的“六十军史料展”隆重揭幕。山东和枣庄市的人大及政协机构、滇鲁两地民革组织的领导、枣庄市及台儿庄区的各级相关部门；六十军参战将士后代十余人（含二代至第五代）及滇军研究学者；台儿庄区的干部群众、中小学生和武警官兵三百余人参加了揭幕仪式，并向英勇的60军英灵默哀，敬献花篮。

我由于“助展”有功，受邀赴会，我看到女兵们和六十军将士的大幅历史照片被同样放在显眼的位置……。令人确实感到这次史料展的规模和设置均超出了原有的想象，齐鲁人民没有忘记云南英雄儿女的牺牲和奉献。400余平方米的“六十军史料展”展厅“超大”而高调地展示规模和一流的展示效果都出乎我们的预料。当我和十余位云南的特邀代表进入展厅顺序参观时，激动、感动、感慨的心情难以言表。

展出的内容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开创未来”为宗旨，展出历史照片200余幅，实物（含文物）100余件，文献200多件，真实地再现了七十七年前“抗日劲旅”六十军众志成城，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浴血奋战，重创日本侵略军的悲壮史实。整个展览共分为前言、战地新闻走廊（又称电讯走廊）、出滇抗战、血战台儿庄、突出重围和结束语共六个部份。

值得一提的是，“电讯走廊”上连接有三百余天时长的《云南日报》（复制件），起源是我从云南省图书馆古籍文献部郭俊副主任那里获得的线索，即北京国家图书馆“微缩”中心有《云南日报》的微缩胶片（母带），最终，王祥馆长花了两万多元购得了1937年至1938年近一年（即徐州会战前后）的微缩胶片拷贝，最终诞生出颇具创意令人眼前一亮的“电讯走廊”，每当观展的人们穿过这个走廊时，仿佛能听到当年传递战报响彻滇鲁两地上空的滴滴哒哒的电报声，依稀感受到当年六十军浴血杀敌的战场风云。当我在展厅里看到那些展板展台上有我提供的图文资料或作出的贡献时，心中顿感到莫大的欣慰和“骄傲”。我十分愿意将“六十军史料展”展板上一首名为《带着手绢去观看》的抒情诗的结尾作为本文主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压轴之语，诗云：

……

六十军心赤如火出滇抗战，

四万壮士伤亡逾半，

用鲜血谱写了共御外侮的壮丽史诗，

用生命捍卫了中华民族的不屈尊严。

三迤英雄儿女啊，

我再一次被您震撼！

2015年8月15日至9月10日，由滇军后人自发举办的“滇军抗战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展览”在位于云南昆明的原龙云故居成功举办。这是几位年轻的原云南护国军暨抗日滇军后人（第四代）及企业家朋友尹仑、李卿和杨帆等自主策划、撰稿、出资并制作完成的全景式展示反帝爱国“百年滇军”的系列展览，为梦想中的“滇军抗战博物馆”的建立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为云南包括史料收集、学术研究、活动纪念、建馆展示等“抗战纪念”的公益事业增加了来自民间的积极因素和有生力量。

从2018年9月18日开始，云南省博物馆将举办为期三个多月的“60军出滇抗战展览”，这是在“滇军血战台儿庄”80周年后首次在三迤大地举办这样大型的专题展览，这个展览是云南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行的“抗战纪念”公益事业不断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和新的里程碑！

注释：

①云南省图书馆藏1938年10月31日《云南日报》（胶片版）。

②云南省图书馆藏1938年11月1日《云南日报》（胶片版）。

③王水乔，刘大伟主编《出滇抗战》.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217页。

④王水乔，刘大伟主编《出滇抗战》.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218页。

⑤王水乔，刘大伟主编《出滇抗战》.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219页。

⑥盘龙文史资料第20辑《血色记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陈秀峰《不能忘却的记忆》.第233－23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⑦昆明市档案馆藏“圆通公园”档案。

⑧昆明市档案馆藏“圆通公园”档案。

⑨昆明市社会科学院.《昆明社科研究》。2015年第6期总第61期.7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