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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慎《滇程记》看明代云南交通

2019-01-10黄建红

云南档案 2019年3期
关键词:杨慎永昌云南

■ 黄建红

一、以云南永昌作为戍地的政治及地理缘由

“大礼议”事件中,杨慎因耿直抗上,被朝廷降旨谪戍云南永昌。在《滇程记》的题跋里,杨慎族孙杨宗吾记述了乃祖参与“大礼议”事件的经过:“当世庙初立,天威震临,斧钺鼎镬,或前或侧,(杨慎)畴不畏缩,以固禄位,乃独首倡,伏阙缘礼,披忠吐胆,樱逆鳞触,忌讳几毙”。因“乃独首倡”,杨慎被“廷杖投荒万里,在滇者四十余年”。

朝廷选择云南永昌作为杨慎的戍地,并非单一的刑律判罚,而是严峻的政治事件。明朝刑法规定,流放分四等:安置、迁徙、口外为民、充军。充军按戍地不同,又分为极边、烟瘴边、沿海口外、边卫四等;按时限不同,分终身与永远。“终身”到本人死为止,“永远”则罚及子孙,勾丁补缺,本人死后由子孙顶替。杨慎属“永远充军烟瘴”的重罚,是终身服役的军户,“永不许还朝”。

明代流传一句谚语:“宁充口外三千里,莫充云南碧鸡关。”意思是:宁愿充军到离关外三千里的苦寒之地,也不愿意充军云南。碧鸡关位于云南省城昆明西郊,已被当时的人们视为畏途,而杨慎的戍所尚在离碧鸡关千里以外的永昌。据《明史》载,明代几度征讨缅甸,均因“暑瘴退师”、“瘴作而还”,永昌地处中缅边境,在当时人们的认识里,是险恶的瘴疠之乡。而瘴疠,通常和死亡联系在一起。

通读杨慎的戍滇诗文,可以看出在戍滇生涯前期,对于离开政治中心北京,杨慎内心有一种轻松和喜悦,甚至希望尽快赶到戍地,“且喜脱幽挚,未暇悲道穷。矫首盼浮云,但羡高飞鸿。”(《南窜始发京》)抵达戍地后,杨慎作了一首题为《恩谴戍滇行纪》的长诗记述流放途中的见闻与感想——这首诗被认为是杨慎戍滇诗文的开篇。在诗题中,对于流放边地的判罚,杨慎视之为“恩谴戍滇”,流放之初,他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彻底悲观。但随着时间流逝,杨慎越来越强烈地觉察到嘉靖不会宽恕自己在“大礼议”事件中的“首倡”之责,自觉“归望微茫外”,对特赦或减刑逐渐死心。有一年,杨慎行役途中生病,在杨林(今嵩明境内)养病,时值友人来探望他,想到“关山尽是销魂路”,杨慎悲从中来,泪流不止,发出了“遥想生还成幻梦,纵令死去有谁怜”的感慨(《杨林病榻罗果斋太守远访》)。

二、从京城到戍地的路线与行程

嘉靖三年(1524)秋,杨慎出京赴滇戍边,其行程在《滇程记》里有详细记载。杨慎及押解他的吏员沿大运河乘船南下,由潞河南行,溯江西上至江陵,拟沿普安入黔道进入云南。

杨慎一行先后途径河北、湖北、湖南等地区,于1525年正月初一,到达贵州境内的新添,经过半月行程,过贵竹司(今贵阳)、威清卫,于元宵节到达平坝卫。正月下旬,经普定、安庄、渣城驿、白水、关索岭,过北盘江、普安、亦资孔驿,抵达平夷所(今曲靖富源),进入云南境。后经交水(今沾益)、南宁驿(今沾益县城)、马龙州(今马龙县)、木密所(今寻甸)、杨林所(今嵩明杨林)、板桥(今官渡区大板桥),进入省城昆明。

出昆明后,杨慎一行过安宁州(今安宁连然)、禄脿驿(今安宁禄脿)、老鸦关巡司(今禄丰县城以东)到禄丰。经南平关(今禄丰彩云)至舍资驿(今禄丰一平浪),达广通驿(今禄丰广通),途经回蹬关(今禄丰回蹬山)至楚雄府(今楚雄市鹿城),过吕合驿(今楚雄市吕合)达镇南州(今南华县龙川),经沙桥驿(今南华县沙桥)、普淜驿(今祥云县普淜),过云南驿(今祥云县云南驿)、定西岭,达赵州(今大理市凤仪镇)、下关(今大理市下关)。过漾备驿(今漾濞县苍山西镇)进入永昌府境,经打牛坪(今永平县东北大古坪),达永平县(今永平县博南镇),经霁虹桥渡过澜沧江,到达戍地永昌府城(今保山市隆阳区)。

在《滇程记》中,杨慎对云南境内的界程作了详细记录:“自亦资孔驿至永昌凡二十四驿,一百五十六亭,一千五百六十里为云南域。”在《滇程记》的跋中,杨宗吾梳理了杨慎戍滇的行程:“自亦资孔三程至南宁曲靖府,又四程至云南治城昆明,又六程至楚雄府,又七程至下关、大理、龙尾关,又五程至永昌府。”“一程”即一天的行程,从云贵交界处的亦资孔到戍地永昌,共用时25天。

杨慎启程赴滇前,受过两次廷杖,伤情严重,拖着病体上路,其艰辛痛苦非寻常行旅可比,在《恩谴戍滇行纪》中,杨慎用“赭衣裹病体,红尘蔽行车”描述自己的戍滇旅程。《补续全蜀艺文志》记载,经过万里奔波抵达昆明后,杨慎已经疲乏不堪,本想休养一段时间,借机医治病体,当地官员却不允许,催促他继续赶路,杨慎“力疾冒险抵永昌,几不起”。

三、《滇程记》的内容及意义

抵达永昌后,杨慎开始了自己的戍滇生涯,除数次返回四川老家探亲或寓居外,他一直生活在云南,直至死于戍所。杨慎的人生被谪戍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自号:博南山人、博南山戍、滇南戍史、金马碧鸡老兵。

在赶赴戍地永昌的途中,从陆路起点江陵(今湖北公安)开始,杨慎逐日记述每天经过的驿亭里程,对沿途地名、山川形势、气候物产、风土民情等也详加记录。抵达戍所后,杨慎着手整理手稿,编著《滇程记》,这是一部日记式的书,详细记载了他自江陵至永昌驿站的旅程以及沿途见闻。在书中,他不仅追溯了各条入滇通道的历史,而且亲历其中的主要路线,把所经的驿、亭记录下来。

《滇程记》的后记中,杨慎总结了成书的过程:“余窜永昌,去都门,陆走万余三千里,买舟下江陵,乃登陆,鬟流弓折几万里而倍矣。江陵以西,山川益以遐,目益以旷,心益以悲,壮趾竭来,梦想未到,岂诗人之登高,史氏之足迹耶?然休旅之暇,犹不忘性习,乃作《滇程记》。”

万历三十三年乙巳(1605),杨慎族孙杨宗吾将《滇程记》的手稿刊印成书,存放于杨氏家塾。在《滇程记》的题跋里,杨宗吾介绍了该书的来历及内容:“此先太史公谪戍永昌,述征叙行,而题之为《滇程记》。观其所纪,大言言山川,小言言花鸟,余言言风物,因录而梓之家塾。”

杨慎关于云南的专著,主要有四部《滇候记》《滇产记》《滇载记》《滇程记》等四部。《滇候记》《滇产记》已失传,只有《滇载记》和《滇程记》流传下来。《滇载记》刻本多,流传较广,《滇程记》则较罕见。

1962年,学者方国瑜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署名“路工”、题为《访书见闻录》的文章,文中提到作者藏有《滇程记》一书。方国瑜到北京后,专程去寻访该书,请友人向该书所有者借阅,并抄录了一份副本寄给他——底本即万历三十三年杨宗吾刻本。数百年后,《滇程记》辗转回到了它的诞生地云南。

《滇程记》详细记录了云南的交通状况,可与史志中的相关记载相验证。明诸葛元声在《滇史》中描述云南的交通:“西南夷皆重山复岭,陡涧深林,窄隘处仅容一人一骑。上如登高,下如下井。”“上高山疑为登天,下陡路则几同赴壑,羊肠鸟道,修之实难。”

杨慎记述“滇路险绝首程”白水驿与渣城间的道路:“有悬崖叠水,飞流瀑布,自山端下注……有象鼻岭,左右皆崖箐,万仞中仅有道如梁,行者栗且汗。”

进入云南的道路沿途多瘴疠,行人视之为畏途,“渣城驿……饶瘴疠,草青之月有绿烟腾坡,散为宛虹駮霞,触之如炒粳菡萏,行人畏之。”

澜沧江瘴疠险恶,两岸壁立,当地人在岸边开凿桥基,先架设铁索,再铺上木板作为桥面,建成跨度达千尺的铁索桥。澜沧江桥“越有大瘴,零雨始旭,草玄叶脱时,行旅忌之。江流介二山之趾,两岸壁峙,截若墉起,因为桥基,桥缆铁梯木,悬跨千尺,束马以渡。”

漾濞江上,人们架木飞梯为桥,行人过往时往往战栗,“桥皆架木飞梯,横榰悬度,人上之栗。”

杨慎对各驿站之间的里程进行了亲测,纠正了前人的错误,“马龙州达易龙,号三亭,实八亭……易龙所达杨林,号三亭,实七亭。”《滇程记》中,一亭为十里,前人认为马龙到易龙、易龙到杨林之间的路途都为三十里,经过亲测,杨慎认为实际路程分别是八十里和七十里。

《滇程记》还对入滇道路各省的里程作了统计:“自公安至偏桥二十五驿,一百四十九亭,一千四百九十里;自兴隆自亦资孔凡十五驿,一百二十亭,一千二百里;自亦资孔达永昌,凡二十四驿,一百五十六亭,一千五百六十里。”湖广入滇道湖北湖南境1490里,贵州境1200里,云南东界至永昌1560里。

因为记述翔实完备,《滇程记》甫一成书,就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云南的一些地方志,甚至引用《滇程记》作为相关章节的内容。天启《滇志·旅途志》中的“普安入滇路”,即引用了《滇程记》对“入滇东路”的记述。编者在后记中指出:“太史杨庄介公得罪南窜,自公安至博南,为《滇程记》。亭徼之远近,山川之险夷,尽此矣。今取其自会城至沅州者稍增损。”

方国瑜对《滇程记》评价甚高,认为:“此书所记山川、里俗、风谣可供考史,盖明代记此路程之作,莫先于此书,且多翔实可信也……此书记其经历,较为难得之作也。”史学家谢国桢认为,明清以来记述云南的诸多书籍,“以明杨升庵《滇载记》《滇程记》为最善”。有的学者则把《滇程记》誉为“第一部中原至云南的旅程指南”。

康熙二十六年(1683),行人司行人徐炯出使云南大理,他以杨慎《滇程记》作为旅程指南,沿书中所记路线进入云南,并按《滇程记》所载逐日查对经行站点,记下沿途见闻,辑为《使滇日记》。经过周密细致的考察验证,徐炯认为杨慎对沿途驿站、里程、路况的记述是精准的,具有实践价值和可操作性,按照《滇程记》记载的驿馆赶路、住宿,“始终不可越站也”。

四、《滇程记》对“入滇三道”的记述

在《滇程记》开篇,杨慎对明代中原地区进入云南的三条通道进行了记述:“中州达滇有三路,自邛、雅、建昌、会川渡金沙江入姚安、白崖曰古路,秦常頞略通五尺道、武侯南征乃大辟焉,唐曰姚嶲路。起泸州、溯永宁、走赤水、达曲靖,曰西路,唐天宝中,出师伐南诏亦由此进。至元世始开邮传,今因之焉。出湖藩、转辰源、经贵州曰东路。肇自庄蹻,立传则自国朝始。”

第一条为“姚嶲路”,经邛(今四川邛崃)、雅(今四川雅安)、建昌(今四川西昌),从会川(今四川会理)渡过金沙江,进入姚安(今云南大姚)、白崖(今大理弥渡)。在祥云中转,往东可以去往大理,往西可以到达昆明。“姚嶲路”是有文献记载较早进入云南的道路之一,因此杨慎称之为“古道”,历史上又被称为“建昌道”“零关道”“西川道”“清溪关道”。

唐朝与南诏时期,南诏的行政中心滇西大理,“姚嶲路”是当时主要的入滇通道。到了宋代,这条道路的地位逐渐下降。元朝,站赤和急递铺遍布全国各地,“薄海内外,人迹所至,皆立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元朝十分重视对云南的经营,沿“姚嶲路”设立了24个驿站。

元代,云南的行政中心东移至中庆(今昆明),“姚嶲路”云南境内的路线也随之东移,祥云及姚安不再作为必经之路。从昆明出发,经富民、武定,到达姜站(今元谋县姜驿),由此渡过金沙江,即进入四川会理地区,然后经米易、德昌、西昌、冕宁、汉源、雅安、邛崃等地,可到达成都。

明代的“姚嶲路”(时称“建昌路”“建越路”),路线基本延续了元朝时昆明至成都的驿路。明朝十分重视驿道的建设,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朝廷修筑四川境内及通往邻省道路,修治了四川通往云南的建昌路,并疏通了永宁河水路。

“姚嶲路”曲折陡峭,杨慎经过祥云段时,作诗形容此路:“路绕羊肠转,云从马首开”。另外两条入滇道路大幅修治后,“建昌路”逐渐阻绝,崇祯十一年(1638),旅行至云南元谋的徐霞客途径金沙江元谋段时,记录了建昌路情况:“江驿向有驿丞,二十年来,道路不通,久无行人,今止金沙江巡检司带管。”

需要注意的是,杨慎认为“秦常頞略通五尺道”为“姚嶲路”的一段,这一认识是错误的,常頞疏通的五尺道应为入滇“西路”的一段。

《滇程记》记载的第二条入滇通道为“西路”,经四川泸州,过永宁(今四川叙永)、赤水(今赤水河),进入曲靖地区。这条道路因山路险要,滇蜀交界处路段宽仅五尺,被称为“五尺道”,因经过滇东北交通枢纽朱提(今云南昭通),又称为“朱提道”,该道经过昭通盐津县石门(豆沙关),有史书又将其称为“石门道”。“西路”是官方开设的通往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通道,在公元前221—217年间就已经开通。

唐朝与南诏天宝战争期间,“西路”曾一度断绝,樊绰《云南志》记载:“天宝中,鲜于仲通南溪下兵,亦是此路,后遂避绝。”公元793年,南诏请求归唐,唐遣巡官崔佐时与南诏王异牟寻会盟于大理点苍山。794年,唐朝派御史中丞袁滋持节赴云南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袁滋由戎州(今四川宜宾)沿“五尺道”入滇,经盐津豆沙关时,在山崖上刻石题记。袁滋摩崖原文中有“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可见在唐朝,五尺道曾设置驿站。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朝廷“诏开乌蒙道……水陆皆置驿传。”至元十三年(1278),“以乌蒙路隶云南行省……置立站驿,修治道路”。

明朝建国初年,朝廷在西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活动,在进兵的同时,伴随着移民、军屯、修筑道路等一系列政治行为。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进军云南地区时,“乘兵势修治道途,务在平广,水深则构桥梁,水浅则叠石以成大路。乌撒(今贵州威宁)、东川(今云南会泽)、芒部(治今云南镇雄)之地亦皆治之”。同年,令水西(今贵州大方)、乌撒、乌蒙(今云南昭通)、东川、芒部、沾益诸酋长参与修路,诏曰:“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

明代,因经过乌蒙、乌撒地区,《滇程记》中的“西路”又被称为“乌蒙道”或“乌撒道”。洪武二十年(1387),朝廷降旨:“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兼令往来递送以代驿传。”杨慎戍滇,从昆明到大理的行程,大都沿着洪武二十年开设的驿路通行。

在《滇程记》中,入滇的第三条道路为“东路”,经贵州贵阳、安顺、普安,进入曲靖地区,以贵州贵阳和云南昆明作为起止点,“东路”又被称为“昆明贵阳道”,因经过普安,也称之为“普安道”。它是“普安通湖广道”的一部分,沿着这条道路出贵州后,即进入湖南和湖北,进而通往中原及北方地区。洪武二十四年(1391),朝廷“遣官修治湖广至云南道路”,这次修治云南经贵州至湖广的道路,即《滇程记》中的“东路”,这条路明代才设立驿传。

“东路”通行情况较好,较之“姚嶲道”与“西路”,路程也较短,在明朝时期,是云南最为重要的出省驿路,杨慎戍滇,所行即是“东路”。“东路”因是亲历,记述比较详备。方国瑜认为:“使滇驿程取此道,所见行记制作甚多,而莫先于杨慎此记,考校行程,可供参证。”

戍滇期间,杨慎作诗形容明朝廷在云南地区的交通建设:“圣代扫氛埃,万里通航辙”。通过一系列的筑路活动及设置驿堡铺哨,相较于之前的历史时期,明代云南的交通取得了较大进步。

交通受政治影响较大,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天启《滇志》记载:“国朝通滇为列藩,其入觐之路,置传设驿马,曰东路(即普安道),间道走蜀者为西路(即乌蒙道)。顷岁安氏衡决,乌酋吠声,东西道短,因北走金沙、大渡,曰建越路。建越多夷患,复不能以时开通。”明朝末期,社会动荡,明朝廷在西南边疆的统治力被削弱,“入滇三路”中通行情况较好的普安路、乌蒙路因沿线土司叛乱而隔绝,行旅不得已而选择走建越路(即“姚嶲路”),但因建越(今四川西昌、越西)“多夷患”,建越路无法确保随时畅通。

五、杨慎七次往返滇蜀的行程路线

杨慎戍滇期间,曾七次返回四川探亲或寓居,其路线对《滇程记》中记述的“入滇三道”都有涉及。杨慎既是文学家,也是有一位有实证精神,身体力行的学者——这从《滇程记》的创作初衷及过程即可管窥。杨慎七次往返滇蜀的行程,加深了他对云南与四川之间交通的认知,可以视为他对《滇程记》中“入滇三道”的实证。

在《三题板桥馆壁》,杨慎写道:“鬓毛尽向风尘白,往复滇云十四回”。从诗文中可得知,杨慎戍滇期间,回四川计七次,往返行程一共十四回。

嘉靖五年(1526)六月,杨慎听闻父亲病重,从居所安宁赶回老家探望。他从安宁出发,由昆明北上曲靖,经乌蒙府五尺道返家乡四川新都县。当年七月,杨慎携家返回戍所。此次返乡,杨慎所走路线为乌蒙入蜀道,即《滇程记》中的“西路”。因归家心切,杨慎“匹马间道,疾驰十九日”,从云南安宁到四川新都只用时19天。

嘉靖八年(1529)九月,寓居赵州(今大理凤仪)的杨慎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向云南巡抚欧阳子重泣血述情,得到朝廷允许,回老家处理后事。杨慎此次回四川奔丧,事发突然,且心情沉痛,未留下关于路线的记述。

杨慎《姨母黄淑人墓志铭》记载,“(父亲)葬后十年,乃以戎役过泸,始拜吊于家。”杨慎的父亲去世于1529年,十年后,杨慎回家凭吊,当发生在嘉靖十八年(1539),“泸”即四川泸州,与云南昭通隔金沙江相望,杨慎此次回家凭吊逝去的亲人,当是从昭通地区出云南境,走的是《滇程记》中的“西路”。

嘉靖十七年(1538)十月,杨慎奉军令“赴黎州(今四川汉源)勾当”,得以“便道还乡”。此次回乡,杨慎取道《滇程记》中记载的“姚嶲道”,从环州驿(今元谋县)入蜀。这条路险峻难行,渡金沙江时,杨慎作《元谋县歌》感慨道路的难行:“遥望元谋县,塚墓何累累。借问何人墓,官尸与吏骸。山川多瘴疠,仕宦少生回。三月春草青,元谋不可行,九月草交头,元谋不可游。”

在《滇程记》的记载中,“姚嶲道”的金沙江渡口位于姚安(今大姚),杨慎回四川时,金沙江渡口已东移到元谋。杨慎对这次行程的记述,可以视为对《滇程记》相关内容的一次补充修正。

嘉靖十八年(1539)十一月,杨慎再领戎役于重庆府(今重庆市),于是取东路,由贵竹司(今贵州贵阳)、播州司(今贵州遵义)北上泸州,后经泸州返回安宁戍所。

嘉靖二十二年(1543)三月,杨慎从安宁经杨林所(今嵩明杨林)往泸州,至乌蒙,过赤水。次年春,由重庆府转居泸州,四月经成都返滇。走的是《滇程记》中的“西路”。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杨慎借名复领戎役于蜀,侨寓泸州。云南的官员不催促他返回戍地,默许他久留四川。此时,杨慎并没有得到朝廷的赦免,仍旧是戴罪之身,因此,虽然泸州离故乡新都不远,但他并不能回家。1558年10月,有人向云南巡抚告发杨慎擅离戍地,云南地方官员派遣四名指挥至泸州,将杨慎逮械还滇。同年11月,杨慎回到西山高峣。过南宁驿(今沾益)时,杨慎写了一首题为《南宁驿》的诗歌纪行,其中有“哀哉七十犹行役,白首龙钟泪不干”之句,七十岁仍在行役,内心的痛苦悲凉溢于言表。这首诗同时也可以作为考证杨慎还滇路线的线索,南宁驿是普安道上的驿站,由此可知,杨慎此行的路线为《滇程记》中的“东路”。

回到戍地之后,已经风烛之年的杨慎再未离开过云南。1959年,杨慎创作了一首题为《黄柏行》的诗歌,诗中有“只今行年七十二,犹作羁累滇海陬”之句,意为72岁之际,自己仍旧行役羁留于云南。黄柏苦寒,暮年的杨慎,心境亦如黄柏一般——写下《黄柏行》的这一年,杨慎死于戍所的一座破庙中。

结语

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古代王朝国家边疆的伸缩以及疆域版图的变化,交通网络的畅通是统一国家、维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通过《滇程记》,人们不但能管窥明代云南的交通,还能对当时的云南经济、社会、政治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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