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义（南京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宣和书谱》（以下简称《书谱》）是北宋徽宗时期由官方主持编撰，现存最早对宫廷所藏历代书法作品进行著录的著作。全书20卷，不著撰人名氏，其中历代帝王书一卷，正书四卷，行书六卷，草书八卷，八分书一卷。各书体前有叙论，述及其渊源、发展及其选录标准等。书法家则依次为小传、评论，后列御府所藏作品目录。各卷有分目，人各一传，共立传197名书家，立目1344件作品，不录文。该书虽然在传世作品鉴定上不够审慎，但在当时确实是体例精善，评论精当，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对于此书撰者及成书时间历来众说纷纭，史无定论。各家观点多为零星见解，且往往论而不证，或证而不全，失之于疏。本文拟通过对各家观点进行梳理和考辨，进一步厘清编撰者和成书时间等问题。

一、编撰者考辨

（一）宋徽宗御撰说。《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九曰：“《书谱》一函二册，宋徽宗御撰。”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斯同《群书疑辨》卷八曰：“自欧阳公分楷隶为二，学者多惑之。至徽宗撰《书谱》，竟划然分为二体。”卷九“题《书谱》”又曰：“此谱岀宋徽宗亲撰，乃御府收藏眞迹。”俞绍宋亦说：“谓此书为宋徽宗御撰，不为无因。书中称‘我神考’者凡三见。”[1］并将之与唐太宗为《晋书》作陆机、王羲之两文相比，认为陈景元传、王荆公传、蔡京传或为宋徽宗亲撰，且谓前已有例可循，称为御撰，并无不可。此说甚为不妥。一者，即使三篇小传为宋徽宗御撰，但据此断定全书版权归属，恐有未当。所谓前朝先例，也仅是个案，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惯例和规律。二者，陈景元传虽称“神考”，但徽宗不可能亲自为陈景元作传。虽然他曾一度宠信道教，但政和末年，他渐渐对道教失去了信任。宣和元年（1119），道教神霄派领袖级人物林灵素被放归温州，此后道士逐渐失宠。宣和二年（1120），他更是下诏罢道学，将儒道合二为一，不在专设道学。三者，《书谱》称，京“奠九鼎、建明堂，制礼作乐，与贤举能，其所以辅予一人而国事大定者，京其力焉。……于是二十年间，天下无事，无一夫无一物不被其泽，虽儿童走卒皆知其所以为太平宰相”。[2］如此阿谀称颂，岂是人君对臣子所能言者？理所未当，固不宜然。当代学者矫红本在博客中撰文亦赞成“御制说”。他从宋徽宗具备编撰能力、“瘦金书”之尚在《书谱》中的诸多反映以及编撰者语气和编撰体例中体现的心态等方面作了论证。[3］但其论多为可能性推测，并不能作为必然性的论断。

（二）宋蔡絛撰说。清代目录学家、藏书家周中孚认为，《书谱》称蔡京“盛德至善，民至于今怀之，又称其书为本朝第一”“若在他人叙述，恐未敢如此肆无忌惮”。[4］并引《铁围山丛谈》蔡絛语“以宣和癸卯得见内府书目，因备述其所藏之多”为据，认为作者当为蔡絛。[5］周中孚前言甚有道理，是书编撰受朝局和大臣影响不言自明，但据此认定为蔡絛所撰，恐为不妥。蔡絛在此书中又言：“知是谱所载，盖亦精为简汰，故止千二百幅。”[5］“知”表推理或接受性判断，“盖”表推测。如是蔡絛所撰，岂有不知之理？或曰此为掩饰之辞，故作是语。《铁围山丛谈》乃蔡絛被贬途中所作，于其父之人之事多所辩护，议者评其人品卑劣。但绦为人子，为尊者讳，直书父罪与情不合。若论后世留名，将《书谱》归在自己名下，岂不便当？蔡絛未冒此贪天之功为己有，亦自知不能掩天下人之耳目也。

（三）明吴文贵编撰说。《衍极并注》卷三刘有定注《书谱》云：“大德壬寅，延陵吴文贵和之，裒集宋宣和间书法文字，始晋终宋，名曰：《书谱》，二十卷。”[6］清末藏书家陆心源据此认为《书谱》为吴文贵所撰集，并云“《书谱》出于文贵，则郑枃所目击也”。[7］对于此种观点，俞绍宋从文体继承、行文内容、以及北宋书家选取标准等方面一一予以驳斥，认为吴文贵生当元时，不可能仍按宣和时人之政治立场、当时臣子或皇帝口吻编撰此书，所论甚当。[1］447但其“言文贵作是书出于刘有定注”，[1］447所言与事实不符。“裒”，聚集、辑集者也。《旧唐书》有云：“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缙曰：‘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翌日上之。”[8］《新唐书》云：“代宗语缙曰：‘朕尝于诸王座闻维乐章，今传几何？’遣中人王承华往取，缙裒集数十百篇上之。”[9］上两例相较，足证刘有定注云“裒集”者，非所谓撰集之意也。陆心源误解字意，故有此说。元王芝《宣和书画普后序》曰：“及圣朝混一区宇，其书盛行。好事之家转相誊写，中间品目甚多，荐更迁徙，往往散佚于人间。……明年竣事南归，适吴君和之将刻二谱于梓。余嘉其有志乎古也，因为书于篇末。先时纰谬绝多，君能广求他集，与同志参校，遂为最善本。”[1］447－448清著名藏书家丁丙、民国俞绍宋也认为，吴文贵曾对《书谱》进行校刊和编辑，[10］与王芝说法相同。此据亦从反面证明，撰者并非吴文贵。

（四）蔡京、蔡卞、米芾、蔡攸编撰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书谱》云：“书终于蔡京、蔡卞、米芾，殆即三人所定於？芾、京、卞书法皆工，芾尤善于鉴别，均为用其所长。故宣和之政无一可观，而鉴赏则为独绝也。”[2］此之观点历来备受质疑，现综合各家所说并加以补证。米芾，北宋书法家、画家，精鉴别，曾任校书郎，崇宁二年（1103）任书学博士，崇宁五年（1106）任书画学博士。潘运告认为：“宋徽宗征召米芾为书学博士，值御前书画所，可能就是要他帮助编撰此两书（指《宣和书画谱》）。”[11］但米芾卒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离《书谱》成书时间还有13年之久（成书时间详见下文），说《书谱》由其所定，几无可能。《书谱》米芾条言载：“然异议者谓其字神锋太峻，有如强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2］117与其字颇有异词，米老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米芾作为书画院博士，此前参与内府所藏书画的鉴别则可确定无疑。蔡卞（1048-1117），政和七年去世时年近70，且其晚年仍居高位，考察其官职变化，几无可能参与编撰工作。今人陈传席认为应是蔡京所撰，主要根据是书中不载“元祐党人”，且对与蔡京关系密切的王安石、童贯等人，恭维有加，甚为推重。[12］其实，王安石传的内容较为客观，童贯传的内容确有阿谀奉承之嫌。但以童权倾一时的气焰，吹捧他们的大有人在。蔡京（1047-1126）曾四度为相，尊称太师，说他主持或主编是书，极有可能，但据此认定他为编撰者恐不能令人信服。俞绍宋谓：“亦无编集古人名迹，而将己书列入，自为抑扬之理”。[1］450俞先生胸怀坦荡，博雅通理，但蔡京何许人也？以君子之心推小人之腹，恐有失真。谢魏及其他一些学者认为撰者为蔡攸，[13］对此，陈谷香在《<宣和画谱>之作者考辨》中给予了否定性论证，[14］兹不再述。

（五）臣工集体奉命编集说。明王绂《书画传习录》：“宣和间《画谱》，不著撰人姓名，前人或以为宋徽宗所撰，非也。……其他大都冠冕形似之词，层见叠出。即品题标别之处，必系众手之所杂作，或经后人之所窜易，吾无取焉。”[15］此说甚是。一则内府所藏书帖数量巨大，列目规整、辨伪存真、去劣品优及编纂成书决非一人可当。二者从《书谱》叙述口吻来看，有为臣者、有为君者，撰者自是不一。赵构《翰墨志》有载：“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僣伪，其间法书名迹皆归秘府。先帝时又加采访，赏以官职金帛，至遣使询访，颇尽探讨，命蔡京、梁师成、黄冕辈编类真赝，纸书缣素，备成卷帙。皆用皂鸾鹊木、锦褾裭、白玉珊瑚为轴，秘在内府，用大观、政和、宣和印章，其间一印以秦玺书法为宝，后有内府印，标题品次，皆宸翰也。舍此褾轴，悉非珍藏。其次储于外秘。”[16］赵构乃徽宗之子，是当时北宋末年宫廷、官场和重要文艺等活动的目击者和见证人，作为南宋的第一个皇帝，他的这段论述有相当的可信度。杨慎在刊刻《宣和书谱》序言中也说，书画二谱乃“君臣㝠盱于豫乐，而文具粉饰乎太平”所作。[17］对比考察《宣和书画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北宋所有书画名家均只在《书谱》或《宣和画谱》中单独出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宣和书画谱》的编撰绝对是在皇帝的授意下，统筹规划，精密组织，由团队集体编撰而成的，主编很有可能就是蔡京和梁师成，至于具体的编撰人员，今天可能无法一一考证了。但当时为宫廷服务的书画鉴赏家们，包括一些宦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这一艺术盛事。

二、成书时间及其他

关于《书谱》成书时间，历来研究较少。元以前文献无载，后世虽有提及，或语焉不详，或避而不谈。今人马龙根据《书谱》“蔡京传”及所选蔡京、王黼等人书法作品的写作时间推断，认为该书应成于宣和六年（1124）正月至十二月之间。[18］对于此种论断，吾甚疑之。

《书谱》王黼名下著录有其进呈的“唐代三诰”，《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载：“宣和六年正月己未，诏提举措置书艺所……先是，王黼以唐告三道：虞世南书《狄仁杰告》、颜真卿书《颜允南母兰陵郡太夫人张氏告》及徐浩《封赠告》进呈。……时书学已罢，故特置是局。”[18］文中虽有“宣和六年正月”，但下文转曰“先是”，具体指向的时间年份已无法推断，所以不能据此认为，徽宗设置书艺所和王黼进呈唐代三诰时间比较接近。再者马龙论证《颜允南母兰陵郡太夫人张氏告》和《颜允南母商氏赠告》实为“一告”，“商”“张”之别为声近而误，实与成书时间关系不大。艮岳，原名万岁山，建成于宣和四年（1122）十二月，宣和六年（1124）九月更名为寿岳。如根据蔡京书法作品创作之时间，以及《书谱》言京“前后三入为相”“顷解机务”诸语等认定，《书谱》成书时间当在宣和六年，乍看似乎颠扑不破，但细细推想，却令人疑窦丛生。

《书谱》载，蔡京书法作品多达77件，而同时期与其关系密切的书法家，米芾为2件，蔡卞2件，蔡襄3件。米芾书法独绝一时，自不待言；蔡襄书法也多次被苏轼推为“本朝第一”。他们时代相同，年代相近，为何被选录的书法作品数量差距如此之大？此疑一也。从《书谱》所录蔡京作品来看，事关皇家之作多达六成，其心昭昭，意在宣扬。其中至少有7件作品与艮岳有关，分别是：《万岁山记》《游艮岳祝寿诗》《游艮岳诗》《艮岳噰噰亭题记》《题绛霄楼诗》《萧闲馆题名》《撷芳园记》。综观《书谱》全文，其他诸人作品几无此种选法。或曰书法家晚年方达到艺术的巅峰，多录一些后期的作品也无不可。但就一个主题选择数件作品者历来未有，何况蔡京艮岳作品多达7件。此疑二也。张其凤认为，《宣和画谱·序》明言其作于庚子年即宣和二年（1120），是书当成于此年无疑。[19］历代学者对此亦多无异议。元王芝在《宣和画谱序》、吴文贵在《宣和画谱跋》、明朱存里在《宣和画谱跋》中都将书画两谱并列并说，后世学者也多认为，书画本为一集，后各单行。书画两谱，当是同时而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亦持此说，其成书时间前后差别应该不大。[20］

笔者认为，《书谱》于宣和二年（1120）首次成书后，宝藏于宫内并未外传；蔡京在宣和六年（1124）四度为相前后，可能以补完校正为名，对该书进行篡改和增补。这一借口史有其载：“宣和四年四月十八日诏……乃命建局，以‘补完校正文籍’名，设官综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庶成一代之典。”[21］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言：“吾以宣和岁癸卯（1123），尝得见其目”，“其目”当指《书谱》，“至于图录规模”中“图录”则应指《宣和画谱》。[22］《天禄琳琅》载：“（《书谱》）在宋时仅为内府秘籍，并未流行，见之者少。当时有书画两谱。”[23］阮璞说：“窃谓《宣和书画谱》二书自其成书杀青之年，至其刻书行世之日，中间藏之内府，初与外界全然隔绝，寂然无闻者垂二百年。……兹事与宋代帝王著作秘藏内府之制度极有关系。考宋代累叶帝王之著作，必建阁以秘藏之，不使其流传于世，久已形成定制。”[24］此说亦与赵构《翰墨志》所言相符。《书谱》作为内府秘籍，首次成书后，当时外界未曾流传。可以推想的是，徽宗应曾御览过宣和二年（1120）的书画谱，但宣和六年（1124）篡改后的《书谱》他却不曾审阅。一是蔡京不想让他看到，也不能让他看到；二是时事艰难，战事纷扰，他也没有心情和精力来管这些艺术文章的“琐事”了。窃以为蔡京篡改的内容主要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我美化，语称：“休功盛烈，布在天下”，非臣子所能称者（前文已有议及）。论蔡襄书法为本朝第一，却又说自己“可与方驾”，而“飘逸过之”；又言：“喜写纨扇，得者不减王羲之之六角葵扇”，阿谀过誉，言过其实。二是大幅塞充自己作品。其如上文言艮岳作品是其一也。三是贬低同时期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书法大家，如上文论米黼之言，论蔡卞又言其“圆熟未至，圭角稍露”，借以衬托自己书法水平之高大瑰伟、不可超越。四是伪托徽宗亲撰，论蔡京、王安石、陈景元则语称“神考”，其他少许称“仁祖”者，亦皆此地无银、欲盖弥彰，个中信息恰恰透露出改编者的仓促和拙劣。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编撰者是以臣子身份替皇帝捉刀，所以出现了角色的变化。至于其他《书谱》中宣和二年以后增补的内容此中不再一一论列。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篡改”和“补编”，宣和二年成书的《书谱》和原有的序言是不可能重见天日了。但《宣和画谱》序言的存在，却恰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明。

《善本书室藏书志》载：“嘉靖庚子杨慎有《宣和书画谱》总序云：‘《博古图》南国监有刻本，而此书虽中秘亦缺。余得之亡友许吉士稚仁，转写一帙，传播无绝。’”[25］另宋人《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宋志》俱不载此书，可知《书谱》当时未曾流行。宣和四年（1122），北宋攻辽失败；宣和六年（1124），金对辽的战争节节胜利，西夏对金称臣；宣和七年（1125），金灭辽后分两路攻宋。《书谱》在蔡京篡改后尘封于秘府，后为金人所掠，固南宋人多不知。近人叶启勋述其于庚午冬月巧购宋版《书谱》一事，记其书云：“前后无序跋，全书欧体绝精，每半页十行，行十九字，黑线口，版心左上方间记数字，黑鱼尾下书书谱卷第几，书中对玄、匡、胤、贞、让、桓、恒、构字皆缺笔，而慎、敦字不缺，盖宋建炎、绍兴间刻本也。……间尚留有墨钉，似是刻成后尚未加以洗刷者，的是宋刊宋印无疑。”[26］韩刚对此刊版之事有较为详尽的考证。[27］果如其言，亦证《书谱》当为秘府珍藏，刊而未行也。此书今不可见，录而存之，聊备一说，以待后之有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