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世忠，刘广东

(大连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大连 116023)

大连海水养殖业起步早、起点高。20世纪20年代，大连市已开展了一系列养殖试验和生产，但在20世纪50年代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才取得了长足发展。2017年，大连海水养殖产量和产值分别达到172.46×104t和296.56×108元，分别约占全国海水养殖产量(2 000.70×104t)的8.62%和全国海水养殖产值(3 307.40×108元)的8.97%[1]。目前，大连有滩涂、池塘、筏式、网箱、吊笼、工厂化和底播等海水养殖方式，养殖区域从滩涂、港湾逐步走向浅海甚至深海。海水养殖业通过人工投喂饲料和发挥集约经营的优势，实现了更大的产出和效益，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产业空间。与此同时，大连海水养殖的大规模、多层次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生产经营风险。

海水养殖风险中既有“天灾”，又有“人祸”，前者即为影响海水养殖风险的“自然因素”，后者则是“人为因素”。海水养殖生产的风险特征还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例如，青岛海水养殖业面临着更大概率的病害风险问题[2]，而闽浙沿海海水网箱养殖则台风风险频发[3]。通过剖析大连海水养殖风险发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大连现代海水养殖业的科学健康发展，对于进一步提高渔民收入和养殖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大连海水养殖业风险发生的特点

目前，大连海水养殖生产区域主要分布在池塘、滩涂和海上，因此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同时也受制于诸多人为因素。综合来看，大连海水养殖面临的风险表现出如下特征。

1.1 发生面广

随着海水养殖区域由滩涂、港湾以及浅海向深海的逐步推进，海域利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同时海水养殖风险的暴露面也在增加，尤其是低温、高温、冷水团等自然灾害引起的养殖风险，往往影响面非常广。例如，冬春季节，大连夏家河子一带浅海的冰层甚至触及海底，冰期持续时间长，因此而受波及的海水养殖户数众多；作为“水产第一股” 的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704.27 km2海域的虾夷扇贝因遭遇异常的冷水团而放弃采捕，2017年又发生了虾夷扇贝死亡、消瘦和品质降低等问题，其中714.40 km2海域的虾夷扇贝全部死亡，162 km2海域的虾夷扇贝部分死亡；201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面对历史罕见的高温天气，辽宁沿海海参养殖区受灾严重，海参大面积死亡，其中70%以上的池塘养殖海参不同程度受灾。

1.2 损失严重

在水产养殖规模扩大和产值增加的同时，大连海水养殖业也发生了严重的灾害损失。随着水产养殖结构的不断调整，海珍品等高端产品的养殖规模和比重不断增大，灾害损失之大往往使养殖从业者面临倾家荡产的境地，不仅使其发家致富的梦想化为泡沫，而且会打击他们继续从事海水养殖的信心。2014年，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百万亩虾夷扇贝受损达7.63×108元，这一事件不仅让该公司的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且恐慌和不安情绪蔓延到了整个行业。2018年夏季，受持续高温的影响，辽宁池塘养殖的海参严重受损。

1.3 季节性明显

海水养殖易受到气候变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海水养殖也存在一定的季节性风险。大连冬春季节具有低温、多风的气候特征，海上风力时常达六、七级以上，并且会引起较大的浪涌，对近岸和海上生产造成较大的威胁。例如2012年11月初的一次寒流，由于风浪侵蚀和巨大的冲刷力量，导致旅顺地区的一些海水养殖池塘堤坝坍塌，养殖的海参等海珍品几乎全部被冲走，渔民数百万元的投入损失殆尽。夏天雨热同季，正是鱼类生长的好季节，但偶尔出现的暴风雨会使沿岸养殖池塘短时间内积聚大量雨水，而固定在海水中的网箱和浮筏设施，如果不及时加固或者下沉，就有可能被风浪冲散或破坏。

1.4 区域性差异突出

局部地区的环境状况决定了海水养殖的条件，而养殖风险状况也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池塘养殖一般位于海岸附近，池水较浅，海水流动性差，受陆地影响较大。辽宁地区90%的海参养殖都选用“池养海参”的方式，很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港湾地区海水自净能力弱，易受到陆地污染源的影响，一些工农业污染物未经有效处理就直接排入港湾，极易造成海水富营养化，引发有毒藻类的过量繁殖，甚至发生赤潮，破坏了海水养殖环境。伴随着海域利用范围的不断扩大，浮筏养殖、网箱养殖从港湾、浅海走向深海，广阔的海洋空间为养殖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然而，远离海岸的养殖活动更可能受到风浪影响，养殖设施更可能遭到破坏，夏季的台风甚至可能会摧毁所有的养殖浮筏和网箱，造成巨大的损失。

2 影响大连海水养殖业风险的自然因素

大连海域天然条件良好，适合渔业生产发展，是中国著名的水产品产地。从大连特定的气候和自然地理环境看，风浪、海水温度剧烈变化、海冰是影响海水养殖风险的主要自然因素。

2.1 风暴潮袭击

近年来，中国海水养殖的区域从滩涂、港池、近海到深海，设备从半机械化走向机械化和智能化，例如深远海养殖平台，现代化养殖生产方式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例如，风浪的作用就放大了海水养殖业从传统养殖转向现代化养殖的风险。当大的风浪来袭时，鱼类的自然反应是向深水或者风平浪静的水域转移，然而，当浮筏、网箱没有及时下潜时，养殖的鱼类就会受到风浪的伤害，养殖生产经营就会面临风险。大连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兼具海洋性特点，冬春季节受西伯利亚寒流影响，风力较大而且较为频繁，海上风浪对养殖业生产易造成较大危害。夏季，大连远离台风中心，因此台风发生的频率并不高，但偶尔遭遇的台风往往会对渔业造成较大的危害。

2.2 海水温度剧烈变化的威胁

尽管鱼类是变温动物，但养殖水体的温度变化也应处于一定的区间之内，否则会对养殖动物产生负面影响。海水温度变化幅度过大，不仅会使鱼类生长发育速度变慢，增加渔业生产的成本，严重时还可能导致其死亡。就大连而言，冬春季节海水的温度会接近0℃甚至降至0℃以下，持续低温冰冻环境对鱼类的生长极为不利。1986年，老虎滩、石庙等水域的最低水温在-1.5℃左右，且维持了较长时间，导致该海域内的幼鲍死亡率达95%以上[4]。2014年，由于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海洋牧场遭遇了北黄海冷水团低温及变温等自然灾害影响，养殖的虾夷扇贝出现大量死亡，导致经济损失惨重。夏季海水温度上升，一些冷水性鱼类则会出现不适症状，如果养殖用浮筏和网箱不能及时移动到适宜水域，所养鱼类就存在一定的生产风险。辽宁沿海养殖的刺参可耐受水温为-2～30℃，最适生长水温为8～15℃，当水温高于20℃时，海参会休眠。往年，该区域养殖池塘的最高水温为29℃，2018年夏季，池塘水温长期处于33～35℃之间，超出了其耐受极限，刺参大量死亡，损失严重。因此，需要及时地掌握海水温度变化情况，一旦超出了养殖生物生长的适宜条件，应及时、恰当地采取应对措施。

2.3 海冰灾害蔓延

冬季，持续、大面积的海冰是大连渔业生产面临的一个突出威胁。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最近几年，北半球冬季气温持续走低，中国渤海、黄海北部海域的海冰问题较为严重。海面长时间覆盖厚厚的冰块，导致大量的养殖鱼类由于缺氧或者低温而大面积死亡，给广大养殖户或企业带来了严重损失。可见，海冰灾害已经严重制约着大连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3 影响大连海水养殖业风险的人为因素

人们不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和把握海水养殖的规律，而且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改进海水养殖生产方式。但是，部分养殖户文化素质不高、养殖过于密集、陆源污染扩散、突发生产事故的殃及等，正在成为影响大连海水养殖风险的主要人为因素。

3.1 部分养殖户文化素质不高

海水养殖的生产组织形式包括个体渔业、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依次反映着组织管理水平的递进。目前，大连海水养殖业的生产主体是个体渔业，其地位处于生产组织形式的最低层次。就发展现代海水养殖业而言，需要先进的设施、饲料、技术、管理、信息、资本等诸多要素，而个体渔业更多地运用劳动力来替代较为昂贵的资本，生产经营方式比较粗放，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不高。普通养殖户的文化和专业素质不高[5]，因此，其对海水养殖的风险管理能力自然也较低。例如，普通渔民不懂得渔药的科学原理，曾造成鳗鱼产品孔雀石绿超标、紫菜中扑草净超标、鳗鱼产品中硫丹超标[6]。显而易见，渔民整体素质不高导致海水养殖业存在较大的生产与质量安全风险隐患。

3.2 养殖过于密集

由于没有实施严格的养殖总量控制，渔民为追求更多的产出，考虑到短期利益，通常实施高密度养殖，由此容易导致海水养殖污染风险的发生。例如，水产养殖过程中的施肥或投饵，在不注意“量”的控制情况下，会对水体环境产生污染[7]。日本也曾有类似案例，渔场共同利用和私人经营追求利润的矛盾表现为增加养殖密度，例如，以投饵养殖为主的渔场，由于养殖密度过大，大量排泄物和残饵会使渔场水域产生污染、老化[8]。目前，大连海水养殖的生产主要集中在近海，这些海域往往水流平缓，水深较浅，海水自净能力差，对养殖密度的承受能力不高。例如，近岸进行高密度的海带人工养殖是大连星海公园海滨浴场产生严重有机污染的重要根源之一[9]。水域污染加重会对海水养殖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并且容易引起环境恶化与养殖生产的恶性循环。大连湾小孤山海域养殖的牡蛎连续发生大面积死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牡蛎高密度养殖，养殖量超过了海域环境的负荷能力，造成海水富营养化[10]。另外，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水产养殖病害频繁发生[11]。可见，过于密集养殖超出了海域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产生的污染物不能有效的自我净化，反过来又会妨碍海水养殖的正常生产。

3.3 陆源污染扩散

鱼类生活在水体之中，水域环境质量状况对海水养殖的影响巨大。自然界的鱼类可以自由的游动，自主选择最适的生长环境，对特定水域的依赖程度较小。浮筏、网箱养殖方式利用的海域多位于港湾和近岸浅海等相对固定的水域，这些区域的海水交换和净化速度并不快，因此，不同海域的水质状况会直接影响养殖海产品的品质。长期以来，依靠铺摊子式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带来大量的污染，工业化、城镇化产生的大量污水未经净化甚至未处理就直接排入海洋。例如，由于陆源污染的无序排放，导致大连湾部分海域曾达到富营养化程度，湾内局部海域出现赤潮现象，引起了鱼类的损害和死亡[12-13]。遏制陆源污染的无序排放势头已刻不容缓。

3.4 突发生产事故的影响

大连沿海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较高，布局了高密度的重化工业，这也潜伏着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隐患。近年来，大连发生的石化产业事故已严重危及到产业自身及相关行业的安全。2010年7月16日，大连新港中石油输油管道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了超过1 500 t的原油泄露，油膜阻挡光线，妨碍气体交换，影响海洋水生植物正常的光合作用和海洋生物的呼吸，危及到相关海域范围的整个海洋生物食物链[14]。此次事故发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市场对大连海鲜产品质量的认可度有所下降，导致产品销量下滑。另外，重化工业生产事故的发生给海水养殖造成的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4 对策建议

4.1 做好海洋气象、环境预报和信息发布

良好的预防工作能够减少事中和事后补救所造成的损失，海水养殖活动更应严格遵守“预防为主”的原则。海上气候、天气的剧烈变化直接关系到养殖对象的生长和存亡，做好海洋气象预报工作并及时发布信息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将水质状况等信息及时告知养殖户，有助于其防范或减缓日益突出的海洋气象、环境灾害因素对海水养殖业的影响。

4.2 建设优良苗种基地

培育苗种是海水养殖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苗种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养殖品种的生活习性、成长速度、抗病能力、产品质量等，具有守住海水养殖风险入口关的特殊价值。因此，要高度重视优良苗种基地建设，加强良种资源保护，整顿无证经营的苗种生产，简化事前审批、强化事中和事后监管，增加政府财政支持力度，调动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做大做强养殖苗种业，为大连海水养殖业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种业基础。

4.3 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海水养殖风险牵动着广大养殖户、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利益的相互交织对其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以共同应对风险构成了激励。加大对龙头企业的财税扶持，鼓励实施合同认证，更好维护龙头企业与养殖户所签协议的法律效力，确保相关利益方重合同、守信用。通过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将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分享给分散经营的养殖户，既能充分发挥渔民生产积极性，又能提高群众渔业乃至整个行业抗风险的能力。

4.4 推行科学养殖方式

按照海洋经济远景规划及海水养殖规划要求，科学确定相关海域的养殖容量，使养殖水产品的数量、品种与环境、资源禀赋相协调，积极推广健康养殖模式。转变水产养殖的增长方式是中国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11]。深入实施海水养殖标准化示范工程，加大渔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力度，使养殖从业者掌握必要的技术要领，走科学养殖的道路。根据不同养殖品种的生物习性，科学搭配养殖品种，既可以分散投资风险，又能提高产出效益水平。

4.5 加大监管执法力度

大连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把好鱼苗、饲料、渔药等重要物资的准入关，发现问题及时严厉查处。海水养殖从业者要重视全过程管理，建立规范的生产流程记录，完善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确保消费者餐桌上的安全。环境监测部门要加大对污染物达标排放的执法检查力度，减少陆域污染和海洋污染对海水养殖的危害。

4.6 积极发展海水养殖保险业

海水养殖孕育着巨大的保险潜在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曾积极推动渔业商业保险体系的建设，但由于市场效益低下，商业保险逐步退出。对于广大渔民来说，他们投保意识薄弱，普遍也承担不起高额的保费，这又推高了海水养殖的生产成本。目前，商业性的海水养殖保险投保率低，互助性、政策性海水养殖保险工作尚处于试点阶段。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渔民保费承受能力，也要使承保机构的财务可持续。另外，由于海水养殖过程存在信息不对称，增大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需要通过完善海水养殖保险业的风险管理机制，夯实海水养殖保险业发展的市场基础，形成合理转移和分担海水养殖业风险的良性机制，促进大连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和高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