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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述怀》新诠
——兼论袁宏道诗文笺注

2019-01-03刘硕伟

关键词:笺注袁宏道仁义

刘硕伟

(临沂大学 沂蒙文化研究院,山东 临沂 276005)

袁宏道(1568-1610)被称为晚明文学的“旗手”之一,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丰富的作品,其中表达情志的《述怀》诗被认为是研究其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文本。《述怀》是袁宏道特定人生阶段的产物。在考中进士之后、尚未入仕之前,袁宏道回顾求学之路,瞻望从政之途,既有得意与自信,又有失意与彷徨,于是提笔写下这首诗。此后的几首小诗也可以印证这种心境。然而,对《述怀》诗的笺注和诠释,历来众说纷纭,甚至相互矛盾。知人论世是笺注的基本要求。全面、正确地笺注袁宏道的作品是研究袁宏道及公安派文学的基础,也是重要的工作。正确地阐释《述怀》诗的写作背景、思想内容以及它对诗人及文坛意义,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对袁宏道《述怀》诗的不同诠释

袁宏道《述怀》:“少小读诗书,得意常孤往。手提无孔锤,击破珊瑚网。香象绝众流,俊鹘起秋莽。淫僻畏仁义,行止羞罔两。灭火事长涂,何处税归鞅。”钱伯城先生笺:“万历十九年辛卯(一五九一)在公安作。此诗自述少年读书心得,已有不受拘束之抱负。案宏道青年时,除从事举业外,已‘为声歌古文辞,有集成帙’,见中道所撰《行状》。”[1](P37)就是说,这是袁宏道二十余岁时的一首“自述少年读书心得”的诗。这么一首小诗,笺注者却众说纷纭,甚至相互矛盾。

较早的有吴调公主编的《公安三袁选集》(1988年版,简称吴注)选注袁宏道这首《述怀》诗。[2](P97)王水照主编《古代十大诗歌流派(第4卷)》亦选此诗。但其注解除个别字句稍作调整外,基本照录吴注本。熊礼汇《公安三袁》(2000年版,简称熊注)选录此诗并作笺注。[3](P230)赵伯陶编选《袁宏道集》(凤凰出版社,2009年,简称赵注)之“诗选”部分,选袁宏道此诗,并有较详细的笺注与串讲。[4](P14)为了清晰起见,将各家注解列表如下(见表1):

三家注解不仅相互矛盾之处甚多,甚至有的注本的点评与注释自相矛盾。例如吴注,诗后点评(沿用钱伯城笺注):“这首是作者于万历十九年(1591)在公安所作,自述少年读书心得,已有不受拘束的抱负。”但是既然说该诗显示出作者“不受拘束的抱负”,又何来注释中说“谦喻自己才力薄弱”呢?把“击破珊瑚网”理解为“努力于诗书中搜罗精英”也与语境不符。尤其是“淫僻”“行止”两句,各家皆有注解,但不够准确,也不能使语意贯通。

表1 《述怀》各家笺注对比

二、对《述怀》主要问题的梳理和讨论

为了清晰起见,我们将问题进行梳理,以问题为纲,排比各家注释,集思广益,以求确论。袁宏道《述怀》诗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如下几个:什么是“无孔锤”?什么是“珊瑚网”?“淫僻”是何意?“行止”句如何解?“灭火事长涂”是何意?

其一,关于“无孔锤”。吴调公注为无柄的铁榔头,显然只是字面义。熊礼汇注本阙如。赵伯陶注:“即‘无孔铁锤’,禅宗语,喻指混沌、不开窍、难以启发接引的参学者。系作者自我调侃之语。”无孔锤,系禅宗用语,诚是。然而,在禅宗中,它有多种含义。李瑄《无孔锤——袁宏道的应世策略》一文较为详细地考察了无孔锤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并认为它是袁宏道的自我象征。[5](P138)无孔锤有时用来指人,有时用来指人的行为(或言语)方式。用来指人,则如赵伯陶先生所注,指混沌、不开窍者。袁宏道既然表现自负,且“手提无孔锤”,当然不是以之自喻。所以,这里的无孔锤当指人的行为(或言语)方式。一代宗师圆悟克勤被问“祖师门下水泄不通,明眼人前固难启口”之时如何开化世人,他回答:“无孔铁锤当面掷。”即如铁锤砸向对方使其受到剧烈冲击一样,以直接的甚至不合逻辑的语言,打破对方对现象和逻辑的执著,而获得顿悟。显然,袁宏道《述怀》取此意。万历二十四年(1596)任吴县令的袁宏道在致兄长宗道的信中说:“会王、黄、顾、萧诸太史为我致谢,云吴县有一无孔铁锤,欲向贯城市上寻一面涂毒鼓作对,不知阿谁遭毒手者。”[1](P278)表现出想要惊醒世俗的一种自负,与此诗表达的情感相同。

其二,关于“珊瑚网”。字面之义,是捞取珊瑚的铁网,吴注、熊注、赵注皆作如是观,但喻体却不相同。吴注认为“喻世间优秀的诗文作品”。那么诗的上下句就自相矛盾了。既然谦喻自己才力薄弱,如何还要去击破世间那些优秀诗文呢?熊注释为“优秀诗文的集中处”,则让人费解。赵注认为“引申为收罗珍品或人才的措施”,应当说最接近原诗意旨。袁宏道要做的,就是冲破世间一切束人的成法。

其三,关于“淫僻”。吴注释“淫僻”为“淫荡邪僻”,熊注释为“放纵、邪恶”,皆未释全句之意。赵注释“淫僻”为“放荡淫乱”,串讲“淫僻”句:“谓修身基于仁义,不事淫邪。”李瑄《无孔锤》一文释曰:“就是说自己行止不端,放纵和乘僻甚至超过了鬼魅。……在此,袁宏道显示了对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反叛。”[5](P138)揆诸情理,一个正在追求“举业”的青年人,不可能宣称自己是“淫僻”的。多数注者都指出了这句诗本于《庄子》,诚是。所以对于诗句的理解,还是要回到《庄子》的文本。《庄子·骈拇》曰:“是故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庄子认为,连生的脚趾与旁生的手指都是无用的东西,迷乱错误地推行仁义,好比是多余地滥用听力和视力。庄子以骈拇为喻,意在批叛拔擢伪德而蔽塞真性的作法。他认为伯夷求名死于首阳山下,盗跖求利死于东陵山上,皆“适人之适而不自求适”,都是淫僻的行径。所以他自谦上不敢奉行仁义的节操,下不敢去做这些淫僻之事。

其四,关于“行止”句。此句与“淫僻”句的句式相同,所用典故出处也相同,实际上,这两句放在一起“串讲”才更顺畅。《庄子·齐物论》:“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罔两,是影外之影;“景”即影。庄子意在宣扬“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设此譬喻,照应文章开头提出的“丧我”之意。既然袁宏道化用《庄子》之语,可见他受《庄子》思想影响之深。《庄子·骈拇》原意是说旁生枝节地造作仁义的应用,把它与五脏相配合,过分地、错误地推行仁义,是滥用了聪明才智。《庄子·养生主》原意是说影子或行或止、或坐或起,没有任何操守,令“罔两”(影外之影)为之羞耻。所以袁宏道的诗的字面意思是说:超过限度,则使仁义畏惧。行止不定,则使罔两羞愧。(“畏”和“羞”皆使动用法。)

其五,关于“灭火事长涂”。吴注理解为“黑暗中走长远的路”,显然把“灭火”照字面意思理解为灭掉火把。熊注则找到较为生僻“减油灭火”的典故,释意为“停止读书”。何宗美先生《袁宏道诗文系年考订》指出“灭火事长涂”典出自《韩非子·内储说上》:“越王问于大夫文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吾赏厚而信,罚严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试焚宫室?’于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死者,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之涂其体,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胜之势也。”[6](P83)赵注沿用此观点,认为此句“谓仕宦生涯不自由,须不断为朝廷奔走效力,以求赏免罚”。

三、结合写作背景解读《述怀》诗意

知人论世是一种好方法。我们确实可以比较清楚地还原袁宏道作《述怀》诗时的背景。袁宏道于隆庆二年(1568)生于湖北公安长安里。其父袁士谕科举失意,终身未得一第,遂将科场憾恨化为对儿辈的期望。袁宏道不负乃父,十岁即能作制义文章,二十一岁时(1588)得以中举,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及第。《述怀》诗即写于及第之后、尚未返回家乡之前(万历二十年三月至八月底或九月初)。这里的结论不同于钱伯城注,而是综合何宗美《袁宏道诗文系年考订》及李健章《〈袁中郎行状〉笺证》得出的结论。何宗美《系年考订》认为:“由袁宏道‘何处税归鞅’的诗句可以推断他当时不应是闲居在乡,此诗当为万历二十年‘举进士,不仕’而作,时尚在京,故有‘税归鞅’之谓。”[6](P83)李健章先生综合袁宏道多首诗推断袁宏道中进士之后“大概是在八月下旬或九月初离开北京的”。[7](P153)

当时袁宏道心境如何?可以说既有进士及第的春风得意,又有将入仕途的焦虑担忧。十年寒窗,终得成名,其得意不言而喻。其焦虑当从其性格及时局分析。首先,就其性格而言,有率性疏狂的一面,又有因学佛而遗落世事的一面。袁宏道十六岁时(1583)于公安县城读书,与袁中道、李学元、龙膺兄弟等结文学社,自任社长。其弟撰《袁中郎行状》载:“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8](P755)可见袁宏道《述怀》“少年读诗书,得意常孤往”之句,言其求思之深,非同辈人所能及。从其《示社友》诗中,也可见其彼时思想风貌:“所至成三笑,居然似七贤。社开正始后,诗数中兴年。一代称同轨,千秋欣执鞭。古来藏二酉,不必大都传。”[1](P40)这位年少就名著乡里的俊彦喜以狂士自诩,乐以狂歌入诗。如其《冬菊》诗“忽忆东篱叟,狂歌试举杯”等。[1](P48)除了率性疏狂之外,他还因深于佛学而有遗落世事之情。万历十三年(1585)初夏,十八岁的袁宏道与其舅父游公安县东北的二圣寺,有诗云:“六朝遗事残钟外,千佛生涯晓籁中。我亦冥心求圣果,十年梦落虎溪东。”[1](P5)万历十七年(1589),二十二岁的袁宏道至京城参加会试,落第而归。其兄袁宗道亦因事自京返乡,昆仲朝夕相处,讨论佛学。“忘食忘寝,如醉如痴。一日,于张子韶论格物处,忽然大豁。……然后以质之古人微言,无不妙合,且洞见前辈机用。白雪田中,能分鹭鸟;红罗扇外,瞥见仙人。一一提唱,聊示鞭影,命名曰《金屑》。”[8](P451)袁宏道曾携此佛学专著至龙湖拜访李贽,深得李贽赞赏。临别,李赠诗云:“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8](P451)李贽比袁宏道年长41岁,已经是名闻天下的思想家,对袁宏道的佛学著作作如此高的评价,可见袁宏道《述怀》“香象绝众流,俊鹘起秋莽”之句并非妄言。对佛教经典的透彻领悟,让他有了视尘世为负担的“空”的思想。他在京城侯选时有《宿僧房》诗:“夜雨沉清磬,霜林起暮鸦。莲台三品叶,佛果一时花。觉路昏罗縠,禅灯黑绛纱。早知婴世网,悔不事袈裟。”[1](P95)可见还未出仕,他就已把仕途视为畏途。所以“灭火事长涂,何处税归鞅”反映的就是回归故里、无拘无束地生活的愿望。

他的这种思想也不尽由佛教影响,昏暗的时局对他也有很大触动。孟森《明清史讲义》:“居正之卒在万历十年,明年追夺官阶,又明年籍其家,子孙惨死狼籍。其时代明之清室,清太祖已于万历十一年弄兵于塞外,蚕食坐大,遂移国祚。经过三十余年,中朝始竟不知有此事,后渐闻其强而羁縻之。至万历四十余年稍稍传说,已立国僭号,亦不以为意,直至入犯辽、沈,然后举国震惊。庙堂若有留心边事如居正其人,何至愦愦若此?故居正没而遂入醉梦期间矣。”[9](P256~257)正是在国家进入醉梦期间,至江陵应荆州府试的袁宏道亲眼目睹了张居正的家被抄,这如同兜头给他一盆冷水,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官场的残酷:“汉恩何浅天何薄,百年冠带成萧索。昔时嘘气成烟云,今朝失势委泥砾。”[1](P2)十七岁的袁宏道已经对世态炎凉和宦海浮沉有了直接的和深刻的感悟。

特别是袁宏道在二十五岁(1592年)登进士第后,没有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对他应当是一种打击。选为翰林官,是新进士最理想的出路。未能入选,能留京城任职,与其兄朝夕相处,当然也很符合他的意愿。但神宗皇帝自万历十八年(1590)就不再上朝,且由于厌恶进士出身的部属科道之官多言生事,所以宁让空缺,不准补授。袁宏道所能等待的,只有侯选邑令。但这在当时却是一个非常无奈的选择。《万历野获编》载:“国初极重郎署,凡御史,九年称职者始升为主事。既而台省渐重,有大臣保荐者,得同部属出为藩臬知府,而给事御史,多从新进士除授。以故外官极轻。……罗一峰之言曰:‘人中进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给事,次御史,又次期主事,得之则忻。其视州县守令,若鹓鸾之视腐鼠,一或得之,魂耗魄丧,对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盖当时邑令之轻如此。”[10](P579)

综上分析,袁宏道在进士及第之后,回顾学问之路,充满自信,瞻念仕进之途,满腹狐疑,甚至心生畏惧,于是提笔写下《述怀》诗。诗的大意是说:自少小读书之时,就能够有独立见解,能够坚持己见(少小读诗书,得意常孤往)。而且常常以一种特别的参悟方式,打破执障(手提无孔锤,击破珊瑚网)。实际上,自己的理解力是如此深邃,以至于像香象渡河横截水流;自己的表达力又是如此出色,以至于像俊鹘腾起于秋野(香象绝众流,俊鹘起秋莽)。但是,正如《庄子》所说,“淫僻于仁义之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错误地推行仁义,好比是滥用人的视听。《庄子》又说,影子起坐无定,没有特操,是“有待而然者”,如果不必有待,做到物我为一,又怎能丧失自我?所以说,超过限度,则使仁义畏惧,行止不定,能使罔两羞愧(淫僻畏仁义,行止羞罔两)。想想未来,我要像《韩非子》中所说的“涂其体被濡衣”去灭火的人一样,为赏罚制度所驱使,唉,如何才能脱下这马鞅,返回故里过上无拘无束的生活呢(灭火事长涂,何处税归鞅)?

在京师流连数月之后,袁宏道决定返乡。正巧其兄袁宗道亦返乡。兄弟朝夕聚首,饮酒赋诗,甚是惬意。袁宏道《归来》诗云:“归来兄弟对门居,石浦河边小结庐。可比维摩方丈地,不妨扬子一床书。蔬园有入皆添甲,花雨无多亦溜渠。野服科头常聚首,阮家礼法向来疏。”[1](P60)《郊外小集》其二:“浪迹真无赖,狂心今若何。一樽聊对酒,万事且狂歌。穉子矜黄叶,渔人语白波。芦花青袅袅,秋意满溪簑。”[1]89这大约是袁宏道一生中最惬意的生活。可以印证此前不久所作《述怀》之心境。

四、期待全面和正确的袁宏道诗文笺注

袁宏道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丰富的作品。诗集有:《敝箧集》二卷,127题181首;《锦帆集》一卷,72题86首;《解脱集》二卷,119题185首;《广陵集》一卷,76题100首;《瓶花斋集》四卷,162题209首;《潇碧堂集》十卷,351题587首;《研研斋集》三卷,133题242首;《华嵩游稿》一卷,51题72首;《未编稿》有诗8首。计二十四卷1099题1670首。文集有:《锦帆集》三卷131篇,《解脱集》二卷77篇,《瓶花斋集》六卷91篇,《广庄》一卷,《瓶史》一卷,《潇碧堂集》十卷136篇,《觞政》一卷,《墨畦》一卷,《华嵩游草》一卷13篇,《场屋后记》一卷,《未编稿》77篇。另外,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附录一辑佚》辑有佚文14篇(则)。计三十一卷545篇(种)。

但是,多年来其文献基础却没有得到改进。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以下简称钱笺)是学者倚重的基础文献。李健章先生《袁宏道集笺校志疑》考订疏误102则。何宗美先生《袁宏道诗文系年考订》以钱笺为主要依据,又与任访秋《袁中郎研究·年谱》(简称“任谱”)、马学良《袁中郎年谱》(简称“马谱”)进行比对,发现并考订系年疑异405篇。“钱、任、马三家几乎是各自为研,自成一说。而此后的研究由于缺乏对三家的认真比对,其取舍有时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不经意处便采用了误说的情况常有出现。”[11]笔者知或见选注本有八种,列表如下(见表2):

表2 袁宏道诗文选注本

这些选注本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尽量选择有代表性的篇目,然而毕竟不是全集笺注。况且仅从《述怀》一诗的讨论可以看出,值得商榷的地方肯定不少。仅就《述怀》一诗的讨论可以看出,注解失误的类型既有释词之误,也有串讲之误。先看关于释词之误,如吴注将“淫僻”释为“淫荡邪僻”,将“罔两”释为“古代传说中的精怪名”,将“灭火”理解为“黑暗中”等。还有一种释词之误是未解典故。典故不同于普通词汇,而是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如果不能将这种内涵准确诠释,就会造成语意互相抵触,如吴注将“无孔锤”释为“谦喻自己才力薄弱”,与原意不只相去甚远,简直是背道而驰了。吴注亦未把“灭火”视为典故,故释此句为“黑暗中走长远的路”。熊注认识到不寻其典故难以通释,但却将“灭火”释为“停止读书”,乃是因为找到的沈约幼年读书的典故,但并不契合诗意。再看串讲之误。由于诗歌语言的精炼性、跳跃性,将每句诗歌的全部词语进行解释并不等于揭示了诗句的内涵,因此,必要的时候笺注者以“串讲”揭示大意。吴注“手提”二句、“淫僻”二句皆无法串讲(因释词有误)。熊注“淫僻”二句、“灭火”二句亦难以串讲(因典故有误)。赵注的优点在于几乎每句皆有串讲,但有的似乎引申太远,不能与原来的字词对应,如“淫僻”句“谓修身基于仁义,不事淫邪”。这个句子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淫僻畏仁义”的“畏”字作何解释?李瑄将“淫僻”句理解为诗人“淫僻”所以“畏仁义”,将“行止”句理解为诗人的“行止”让“罔两”害羞。就过于突出了袁宏道的叛逆精神了。袁宏道有叛逆精神,思想也很驳杂,但一生仍在儒家界内,不可能在二十几岁时宣扬自己与仁义对立。分析失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望文生义,如将淫僻解释为淫荡邪僻,将灭火解释为黑暗中,皆是望文生义所致。未能博览广搜以致错会典故亦属此列,如赵注对“无孔锤”的解释以及熊注对“灭火”的解释等。还有一种失误就是以注者的主观想法强加于诗句以致造成意义的扭曲,如对“淫僻”“行止”二句的解释。失误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看待失误,如何一步一步地减少失误。只有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认真对待失误,才能使研究更上新的台阶。胡适有一个著名论断:“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12](P327~328)

当然,对袁宏道诗文的多种版本的注解在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以上罗列排比诸种问题并非对相关注解的完全否定。这些注解工作,筚路蓝缕,绝非易事,出现疏误,在所难免。上述所列注者,皆学界巨擘,他们的努力为袁宏道诗文研究普及以及“公安派”研究普及作出重要贡献。所列诸条,个别属于纰漏,有的尚须讨论。但无论如何,袁宏道诗文笺注这一基础工作还较为薄弱是个不争的事实。期待方家能作出全面、准确的笺注,从而将袁宏道及晚明“公安派”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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