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刊发杨华的文章指出：家庭、村庄和学校是农村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教育主体，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农村教育主体结构。农村中小学生正是在该结构中获得成长，而农村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和多发则与其变化相关。农村教育主体结构的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农村家庭隔代撫育的“不过问”逻辑;二是村庄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村庄交往中的村民相互“不得罪”的逻辑;三是学校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学校管理中官僚主义的“不出事”逻辑。这些主体行为逻辑的变化，带来了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阻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