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离原因分析

2018-12-21胡磊章岚孙茂华刘胜男

上海城市管理 2018年6期

胡磊章岚孙茂华刘胜男

摘要：以北京为例，分析超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离的原因。研究发现，外来人口迁离超大城市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压力和子女接受教育受限，并且不同职业层级的外来人口迁离超大城市的原因存在差异。研究结论对超大城市的政府部门把握不同类别外来人口的迁留趋势、完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与管理以及人口有序疏解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超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离原因；职业层级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8.06.008

作为典型的超大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大城市病”尤为突出，有效控制人口规模是城市管理者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事实和大量研究表明，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过高以及增长速度过快是超大城市人口膨胀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北京、上海和广州持续推进以“强化核心功能，疏解非核心功能”为导向的城市治理，并都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了人口规模的上限。功能疏解背景下，一些外来人口选择“逃离北上广”。那么，外来人口从超大城市迁离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正是本文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掌握超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离的原因有助于进一步探寻外来人口再迁移的行为规律，并且，研究结论能为有针对性地评估超大城市疏解政策对外来人口再迁移的影响以及完善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北京市统计局对常住人口的界定，本文中的外来人口是指已经在超大城市居住6个月以上、且没有该城市户口的人口。

一、文献回顾

超大城市外来人口的迁离属于人口再迁移的范畴。再迁移中受到重点关注的是回归迁移和循环迁移。回归迁移是指再迁移到家乡。循环迁移是指在两个地方之间往复迁移。

（一）国外研究

针对国际移民的再迁移原因、动机探讨比较多。Borjas和Bratsberg研究1980年代美国移民的回迁情况发现，移民回迁有可能是为了选择最优的生命周期居住地，也有可能是早先对美国就业市场过于乐观而导致迁入决策失误所引起。[1]回迁的生命周期动机得到了Yang的研究佐证，他认为，除了生命周期动机外，还有目标收入（target-earnings）动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有利的汇率震荡（表现为海外工资和储蓄的价值增加）导致持前者动机的移民回迁菲律宾的概率减小，而持后者动机的移民的回迁概率增大。[2]Vadean和Piracha对阿尔巴尼亚籍移民的再迁移分析证实了目标收入动机假设，即完成家庭存款目标后部分移民会永久地回迁到家乡。[3]Bijwaard研究1995年至2003年荷兰移民的迁移规律时也发现，基于家庭原因迁入荷兰的移民更有可能长期留居，并且移民在荷兰和母国之间频繁地循环迁移。[4]

Kirdar分析了1960～1970年德国劳动力移民的回迁情况，结果显示，移民回迁的原因包括家乡的物品价格更低且在家乡的购买力更强、偏好家乡的居住地以及发生了收入改变、家人去世等突发事件。[5]此外，Dustmann和Weiss研究1992～2004年之间的英国移民回迁时发现了另外一种动机，即在国外积累的人力资本更能提升在家乡工作的收入。[6]

另外，近期还有国外学者研究了人口在国内迁移的情况。例如，Stockdale等研究发现，英国有相当比例的人口从城市迁入乡村或在乡村之间迁移，同时早期生命阶段的体验对迁移决策有重要影响。[7]

（二）国内研究

针对国内人口再迁移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是很多，主题聚焦在再迁移的影响因素。

刘建波等利用“五普”数据分析指出，省际人口再迁移和回归迁移都受到区域经济和个人因素的双重影响。[8]梁雄军等认为，影响农村劳动力再迁移的因素除了经济和个人因素外，还有用工单位和社会管理水平等。[9]胡枫等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受过更多教育和有更多迁移经历的农村人口、年轻和中年劳动力更有可能在城市永久定居，并且，有更多孩子和田地在老家的农村人口更有可能循环迁移而不是永久迁移。[10]王子成和赵忠假定农民工外出就业依次经历外出、回流与再迁移3个决策序列，利用2007年和2008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常年在外务工是农民工迁移的主要模式，农民工会暂时回流，大部分回流农民工会再迁移。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劳动力禀赋对回流决策均有显著影响。外出持续时间对回流和再迁移有显著影响。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再迁移的可能性越大。[11]梁海艳和李灿松则利用2014年初中国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江西和贵州六省的人口流动数据分析指出，流动人口暂时或永久性返乡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回家探亲等社会性因素，其流动经历对后续的迁移决策存在“累积效应”。[12]

另外，许多文献研究了超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居留意愿。户籍制度是影响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13]此外还包括居住时间、家庭化居住状况、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等因素。[14-15]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人口再迁移的原因和影响因素研究得出了许多具有参考价值的成果，不过，现有研究至少还存在着两点不足：第一，超大城市具有不同于其他规模城市的典型特征，尚未见到针对我国超大城市中外来人口迁离原因的系统性研究。尽管国内相关机构和媒体开展了一些针对外来人口迁离超大城市的原因的调查①，但其要么是未覆盖到所有外来人口群体，要么是针对居留意愿的分析，未能全面地掌握外来人口的迁离原因。第二，我国超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离的原因研究缺乏客观数据的支撑。虽然国内许多文献对城市外来人口的居留意愿展开了较为详尽的探讨，然而，居留意愿毕竟是个人的主观态度，很可能与实际的迁留行为不相符合，正如蔡鑫等调查发现，北京外来常住居民的潜在迁离意愿非常高，但实际迁离的并不多。[16]

二、研究方法

（一）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是没有北京户口、在北京工作和居住6个月以上、且已迁离北京的人口。采用网络问卷进行调查，数据收集委托给专业的在线问卷调查公司（有偿）开展②。调查共分四次进行，时间分别是2017年1月12日至4月28日、2017年4月10日至4月24日、2017年10月9日至10月28日、2018年6月20日至7月26日。四次調查共收回问卷1 906份，其中有效问卷1 869份，问卷有效率为98.1% 。

（二）问卷设计与测量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结合课题组前期调研结果来设计问卷内容，主要包括迁离原因和人口学变量两个部分的内容。

迁离原因的题项设计参考部分外来人口调查报告中的内容③，并结合北京市的经济社会特征加以整理，最终形成12个题项：“房价太高”、“租房等日常生活成本太高”、“经济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看不到职业发展前景”、“因没有北京户口影响子女的教育（包括在京就学困难、不能在京参加高考等）”、“回老家生活方便照顾老人”、“因配偶到京外工作而跟随”、“因工作调动到京外工作和生活”、“到京外的地区养老”、“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严重”、“交通拥堵”、“其他（要求填写）”。迁离原因题项设置为多选题，受调查者直接选择相关题项。

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配偶情况、职业和收入。其中，教育程度共分为三类，从低到高依次为高中（中专）及以下、大学本科（大专）、硕士研究生及以上。职业方面，利用仇立平对上海市居民的职业分层的研究，[17]再结合北京市外来人口的职业特征，将职业划分为五个层级，从高到低依次为：（1）领导干部为主的群体。包括企业/公司厂长经理或管理者、私人企业主、外商代理人等；（2）办事员和职员为主的群体，包括银行职员、外资公司职员、外贸公司职员、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职员、秘书等；（3）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群体，包括律师、演员、音乐家、画家、记者、科研人员、工程师、会计等；（4）商业人员为主的群体，包括经纪人、企业/公司一般职员、个体户/自由职业者、销售员、营业员等；（5）工人农民服务业人员为主的群体，包括出租车司机、电工、建筑工人、家电维修工、厨师、快递员、宾馆饭店服务员、理发员、保育员、保姆、清洁工人、勤杂工、农民等。

（三）样本描述

总样本数为1 869。表1显示了迁离人口的整体情况，数据表明，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的主要职业是务工经商类。[18]本调查样本中，务工经商人员（商业人员和工人农民服务业为主的群体）占比为57.1%。可见，本次调查樣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三、外来人口迁离原因

（一）外来人口整体的迁离原因

表2对1 869名北京外来人口的迁离原因进行了统计。这些原因中，“房价太高”的占比最高，为62.1%，1 869名受调查者中有1 161人选择了该项。其次是“租房等日常生活成本太高”，占比为43.2%。排在第3位的是“经济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占比为32.4%。“因没有北京户口影响子女的教育”的占比比“经济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略低，为30.8%，排在第4位。由此可知，住房生活成本太高等经济因素是促使外来人口迁离北京的首要原因，且子女是否能在北京获得好的教育是外来人口作迁留决策时重点考虑的因素。

排在第5位的是“回老家生活方便照顾老人”，占比为28.7%，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家庭中心主义观念的影响仍不可忽视，[19]回老家孝敬老人是促使外来人口迁离北京的一个重要动因。排在6位的是“看不到职业发展前景”，占比为27.6%，说明职业发展受限也是外来人口迁离的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排在第7位的是“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占比为19.6%，这说明近年来北京地区的空气污染引起重点关注，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随后，排在第8位和第9位的是“因工作调动到京外工作和生活”、“因配偶到京外工作而跟随”，占比分别为13.5%、11.7%，说明外来人口在作迁留决策时总是围绕相关的职业和家庭因素去考量。最后，排在第10位是“交通拥堵”，占比为11.6%，表明有些外来人口对北京的交通拥堵比较芥蒂。排在第11位的是一些其他原因，包括感觉到排斥外地人、婚姻问题等，占比为1.9%。排在最后的是“到京外的地区养老”，占比为1.6%，作这种考虑的人比较少。

（二）不同职业层级外来人口迁离原因

超大城市外来人口是一个内部结构日益分化的复杂群体，[20]对其研究有必要采取结构分解的方法。鉴于我国超大城市的疏解政策与职业密切相关，从职业的视角来分析外来人口迁离的原因是一个具有实践价值的选择。

依据职业层级，对各外来人群的迁离原因分别进行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为了方便论述，将领导干部为主、办事员或职员为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商业人员为主、工人农民服务业人员为主的群体分别称为群体1、群体2、群体3、群体4、群体5。对不同人群进行比较发现：

1.群体1、群体2、群体3排第1位的迁离原因都是“房价太高”，“租房等日常生活成本太高”都排第2位，而群体4、群体5排第1位的迁离原因都是“租房等日常生活成本太高”，“房价太高”则排第2位。这说明购房在群体1、群体2、群体3心中的重要性要高于群体4、群体5，后两者更关心能否以低成本租到安身之所。

2.群体4和群体5构成了超大城市“务工经商人员”的主体，他们迁离原因的排序几乎相同，这表明这两个职业群体在考量迁离还是留居超大城市时的认知基本一致。而且，群体4、群体5排前3位的迁离原因依次分别是“租房等日常生活成本太高”“房价太高”“经济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这都是与经济相关的原因。而群体2排第3位的迁离原因是“因没有北京户口影响子女的教育”，该原因在群体1、群体3中的排序也可看作并列第3位（排名第4和第3的占比非常接近），由此说明，群体1、群体2、群体3较群体4、群体5更看重下一代能否在北京获得教育机会。群体1排第3位的原因是“看不到职业发展前景”，说明群体1相比于其他各类群体更加追求职业上升空间以及价值实现。而且，随着职业层级从群体1到群体5依次降低，“经济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在迁离原因中的排名呈上升趋势，分别是第5、第4、第5、第3、第3位，说明这些群体受到经济状况负面影响的程度逐渐加深。

3.“看不到职业发展前景”在群体3的迁离原因中的排序比其他各类群体都要靠后，排第8位，群体3的职业构成主要是律师、演员、音乐家、画家、记者、科研人员、工程师、会计等，这些职业的发展道路大多都是稳定和可预期的，因此，“看不到职业发展前景”对群体3迁离的促进作用相对其他群体要小。

4.“回老家生活方便照顾老人”在群体3的迁离原因中的排序比其他各类群体都要靠前，排第3位，说明群体3较其他群体将孝敬老人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5.“因工作调动到京外工作和生活”在群体4、群体5的迁离原因中的排序明显低于群体1、群体2、群体3，都排第10位，这是因为群体4、群体5的主要目的是在北京找到能多挣钱的工作，而离开北京而去其他地方工作的动机没有其他群体强。

6.“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在所有群体的迁离原因中的排序基本相当，表明所有外来人口对北京的空气污染的负面影响有程度相同的感受和认知。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北京为例，系统分析了超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离的原因，对以上分析进行总结，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外来人口迁离超大城市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压力和子女接受教育受限，而职业发展受限、回老家照顾老人、环境污染、因工作调动而迁离等也是重要原因，但重要程度相对要低。

第二，不同职业层级的外来人口迁离超大城市的原因存在差异。商业人员、工人农民服务业人员迁离超大城市的首要原因是租房等生活成本太高，而领导干部、办事员或职员、专业技术人员迁离的首要原因是购房的目标难以实现。比较来看，领导干部更可能会由于职业发展障碍而迁离。并且，领导干部、办事员或职员、专业技术人员相对于商业人员和工人农民服务业人员而言，更可能会由于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受限而迁离。还有，专业技术人员相对于其他职业群体来说，因为职业发展障碍而迁离的可能性要更小，并且，他们更有可能由于回老家照顾老人而迁离。

研究结论对于超大城市当前的一些现实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超大城市中以领导干部为主、办事员或职员为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这三种职业的外来人口大部分具有较高的学历（本科及以上）或专业技能，很多都在超大城市的核心功能产业中就业。政府要完善针对这些高学历外来人口的有关住房和子女教育方面的优惠政策。本研究表明，一部分高学历外来人口是因为住房或子女接受教育在北京无法实现而被迫从北京再迁移到其他城市，大量高學历和高层次人才的流失无疑会削弱超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支撑。因此，政府部门可以考虑加大核心功能产业发展所需的高端人才的保障房供给力度，并为他们的子女能顺利入学提供绿色通道。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每一个超大城市都有自身的典型特征，本文针对北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否能适用于其他超大城市还需要实际数据的检验。这是以后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说明：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功能疏解背景下超大城市常住外来人口的迁留行为研究”（批准项目号：17CGL075）部分研究成果。

注释：

①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市社会工委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5年11月共同发布《社会建设蓝皮书：2015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报告中有对外地大学生离京原因的分析；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于2017年上半年对2000名正在或曾在北上广深工作或读书的受访者进行了网络调查，调查中对受访者离开北上广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②从该公司的工作人员那里获悉，公司目前有260万成员的会员库，会员库是该公司随机邀请填写网站问卷的用户加入而形成。本研究调查对象的筛选有着严格的程序：首先，公司根据属性特征随机将问卷推送到特定对象，然后，通过设置筛选题项排除掉没有认真填写或不符合要求的问卷，采用的手段包括系统自动检测和人工检测。最后，本研究人员还要对每一份问卷进行人工排查，以保障问卷的数据质量。据悉，该在线问卷调查公司的用户已覆盖国内90%以上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其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性。

③具体是《社会建设蓝皮书：2015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和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于2017年上半年的调查报告。

参考文献：

Borjas G J， Bratsberg B. Who leaves？ The outmigration of the foreign-bor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6，78（1）：165-176.

Yang D. Why do migrants return to poor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Philippine Migrantsresponses to exchange rate shock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6，88： 715-735.

Vadean F， Piracha M. Circular migration or permanent return： What determines different forms of migration？[J]. IZA Discussion Papers，2009， NO.4287：1-29.

Bijwaard G E. Migration dynamics of immigrants： Who Leaves， Who Returns and How Quick？[J]. Econometric Institute Research Papers. EI 2005，53：1-40.

Kirdar M. An estimable dynamic model of asset accumulation and return migration[J/OL]. ERC Working Papers， 2004：1-59. [2017-04-26]. http：//erc.metu.edu/menu/series04/0416.pdf.

Dustmann C， Weiss Y. Return migration：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UK[J].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7，45：236-256.

Stockdale A， Macleod M， Philip L. Connected life courses： Influences on and experiences of“midlife”in-migration to rural areas[J].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2013，19（3）：239-257.

刘建波，王桂新，魏星. 基于嵌套Logit模型的中国省际人口二次迁移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 2004， 28（4）： 48-56.

梁雄军，林云，邵丹萍.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的特点、问题与对策——对浙、闽、津三地外来务工者的调查[J].中国社会科学，2007（3）：13-28.

Hu F， Xu Z Y， Chen Y Y. Circular migration， or permanent stay？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urban migration[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1，22（1）：64-74.

王子成，趙忠.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动态选择：外出、回流还是再迁移[J].管理世界，2013（1）： 78-88.

梁海艳，李灿松.为何流动人口徘徊于农村与城市？——基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六省数据的分析[J].人口与发展， 2015，21（1）：32-40.

孟兆敏，吴瑞君.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基于上海、苏州等地的调查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1，17（3）：11-18.

郑建明，朱春奎.上海市外来人口长期居住意愿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4（7）：122-129.

于越，刘畅，李国正.首都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兼论首都人口调控模式[J].管理现代化，2017（1）： 49-52.

蔡鑫，朱俊颖，仲婧然.北京外来常住居民迁离意愿及社会心理影响研究[M]//王鸿春，盛继洪，曹义恒，等.北京健康城市建设研究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84-85.

仇立平.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3）：18-33.

李晓壮.常住外来人口社会阶层结构分析与治理对策——以北京为例[J].理论月刊，2016（4）：128-132.

吴业苗.农民工流动的观念支持与生活预期[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0（6）： 6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