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瑞雪

摘 要：公益奖券或者公益彩票在晚清义赈中发端，到民国时期，中国市场上以公益为名的奖券已经屡见不鲜。天津作为这一时期华北地区最大的开埠城市，其奖券市场更加活跃而充满竞争力。而天津市场上发售的奖券不仅仅是一种商品，还是民国社会精神情感与物质生活的载体。因此，欲以公益奖券为研究对象，通过奖券的发行，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透析天津社会生活的变遷，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天津人们的反应与生活状况。

关键词：公益奖券；天津社会生活；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8 — 0054 — 03

一、1928—1937年天津市场上的公益奖券

在系统梳理天津公益奖券之前，首先说明的是，本文研究的天津公益奖券不仅是指天津本地发起的，还包括外地进入天津市场发售的公益奖券。同时，以公益为名而不具有公益性质的奖券也不被纳入考察范围，如：法国慈善香槟券、伦敦大香槟券、美国慈善香槟券以及华商赛马会发行的慈善券等等。〔1〕就笔者所见，自1928年天津特别市成立，到1937年日本侵占北平、天津，天津共发行了7种公益奖券，现将每种奖券的发行情况列于表一。

通过表一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天津市发行的公益奖券种类并不是很多，而且大多数是针对外省救济的。但是，通过查阅史料，可以发现爱国奖券、黄河水灾救济奖券以及国民政府航空公路建设奖券这三种奖券的资金募集还是非常有效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7种公益奖券的发行集中在1930—1936年间，这种时间段的集中性表明它们具有一致性的特点。

二、爱国奖券的发行状况

爱国奖券是天津市场上销售的公益奖券中的一种，它既具备一般慈善奖券的性质，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本节以爱国奖券为例来分析公益奖券的发行过程。

1932年8月15日，第一期爱国奖券开奖，到1933年年初，总共发行了三期普通奖券和一期特种奖券，募集资金近20万元。因此，爱国奖券事务所决定在第四期普通奖券发行之后，向北平政务委员会呈请继续发行奖券。到1933年3月，张学良因热河失陷下野，何应钦掌管北平军分会大权，开始对救国会的活动进行限制。而爱国奖券作为救国会成员发起的公益募捐活动以及其对于东北义勇军的资金支持行动也遭到了取缔。因此，爱国奖券在第六期开奖后被禁，停止销售。至此，爱国奖券总共发行了七期。

关于爱国奖券的资金募集情况，天津档案馆所藏“北平爱国奖券总事务所收支清单”〔2〕中对特种奖券和第1-3期普通奖券的资金收支状况有详细记载，另外，根据《大公报》也可以得到4-6期普通奖券的销售款〔3〕，如表二。

通过对表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爱国奖券的售券入款高达46万余元，返奖比例为30%左右，而民国奖券的返奖率通常设为50%，除去销售费用，还可以剩余可观的数额。因此，该奖券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益奖券。

通过表二和表三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爱国奖券将绝大多数的资金投入到了救助事业之中，但是这批资金的数额在当时的民国社会中有多大的作用，就需要我们与天津市主管慈善事业的部门社会局的经费以及官方救济部门经费进行比较分析。1933年，“天津市社会局财政的经常性岁出为99024元，临时性岁出为4947元，妇女救济院岁出为15600元，市立贫民救济院经常性支出为98280元，临时性支出为10500元”〔4〕，总计228351元。而爱国奖券仅仅发行半年多时间就已经筹集了20万元左右，因此，在国难时期，爱国奖券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财力的不足，达到了救助的目的。

三、公益奖券映射的天津社会

（一）1928—1937年天津的政治、经济局势

1928年6月25日，天津设立特别市以来，逐渐的发展为区域性的多功能现代城市。但是，天津作为外国租界林立的口岸城市，尤其是都城南迁后，其社会局势受到多方影响。

首先，天津作为华北繁荣的开埠城市，是许多奖券或者彩票的行销之地。这其中不仅有国内的，还有英、法、美、日等发行的奖券。但是，这些外商奖券尤其是赛马券虽以慈善、共益为名，但其实是对天津经济的变相盘剥。同时，中国政府也禁止外商在租界外的中国领土上出售奖券，“津市府呈报中央，津市发现法慈善香槟奖券，中央以外商发售奖券，前有比美英法在平津各市推销，均经中央先后查禁，此次事同一律，自应严加取缔。（十八日中央社电）”〔5〕这一方面保护了国内公益奖券的发行，也反映了中国的国家民族意识。

其次，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行为引起了平津的动荡，尤其是1933年初，日本向长城沿线疯狂进攻，并于3月3日占领热河。另外，1933年11月8日，日本还发动了便衣队事件，扰乱天津。面对日本的暴行，天津民气激昂。各大报纸上出现了时人探讨如何抵制日货的文章。比如：“商人自动封锁日货，国货出口供不应求。自日军侵占辽吉以来，津市民众异常愤激，惟因军警镇压，得未发生事故。”〔6〕

所以，在民族抗日的时代背景之下，爱国奖券这种以救国工作为宗旨的商品发售，便会得到人们的积极支持。通过表二我们可以发现，爱国奖券在未满一年的时间里发售了特种券和6期普通奖券共达到了46万多银元，这对于当时的天津社会财政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数目。而通过《大公报》上处处可见的促销标语，我们可以看出爱国奖券和许多公益奖券一样，意在唤起民众的慈善热情。

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传承了中国自古以来的赈济理念，将抚恤灾黎作为自己的权力和责任。而且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加强了对民间慈善团体的管理。因此，天津市政府在进行社会救济事业时，不仅履行自身的救济职责，也对慈善团体的组织章程有严格规定。而公益奖券作为当时的一种临时救济举措，除向政府备案外，也具有严格的条例制度。比如，以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为例，在准备阶段就由宋子文制定了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条例草案，包括总纲、发行宗旨、监督、券款之保管、发行等事项。从其制定的章程来看，一方面是为了方便管理、有章可循，另一方面也是作为一种促销的手段，提升可信度。

（二）天津人民的购卖力和心态

近代的天津是一个租界林立之地，各国势力在此盘根交错。相应的，伴随着外商在天津的资本投入，民族资本更加难以为继。天津人民也在愈发窘迫的经济情况下，艰难为生。而公益奖券对于天津人民来讲意味着什么？这就要求我们从不同阶级的购买力和心态来分析：

首先，公益奖券的发行，以其救济的特性受到人民的青睐，政府人员和上层人士更是积极策划、筹款。同时，政府也会饬令社会局和商会代为销售，这种方式多是在各机构的内部派销，而认买对象也都是公职人员和商会、协会成员。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这种派销并非严格的强制性的。在天津市档案馆所藏的爱国奖券档案中显示，面对政府派销的上百张奖券，商会等组织最终代销的数量相对较少，比如天津市商会给社会局的函中：“均局第七号训令，并检从第四期爱国奖券一百张，饬令推销等因......第查本市商业现已万分萧条，此项奖券类皆尽力再购，兹仅售共十张，余数仍行奉缴。”〔7〕因此，面对全市经济的下滑，政府的派销方法显然是不够的。

其次，公益奖券还登报促销，并在天津的各大彩票行设代售点，比如：聚元、万宝源、顺兴等票行都代销彩票。这一销售渠道就为社会普通百姓购买彩票提供了便利。但是，百姓凡购买彩票除了传统的慈善精神外，还带有趋利性。面对头奖奖金一万元的诱惑，即使身无分文的贫民也会想尽办法凑足购票资金。正如时人对购奖券的看法：“贫苦可怜之男妇，争先恐后，若飞蛾之扑火，盖谋生之道愈艰，则投机之心愈切，往往悉索锱铢、典质衣服，甚至纷向亲朋举债、以求万一之中彩。”〔8〕这种现象，使公益奖券的慈善性受到质疑，同时，也说明了彩民的侥幸心理。

总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正处在一个复杂变化的时代之中，各行各业都被纳入到社会有机体内。而公益奖券作为天津市场中的独特商品，其自身保存下了天津社会变迁的痕迹。

近代的公益奖券虽为临时救济起见，但是作为近代历史上公益事业的第三条路径，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时代内涵。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民族热情高涨并付诸实践，显示了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的决心与毅力。而公益奖券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其自身的底蕴和历史，值得我们去精心品味。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在公益奖券的关系网时，把握它们发行的动态过程，寻找其背后的社会变迁以及人民的心理反应，正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所在，也暗含着我们的史学情怀。

〔参 考 文 献〕

〔1〕林易融.英國侨民在天津租界的赛马活动研究（1863-1937）〔D〕.国立成功大学，2010.汤锐.赌博与慈善：近代天津华商赛马会〔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0）.

〔2〕为送本所收支清单事给天津市商会函附该清单.天津市档案馆，档案号：J0128-2-000762-030.大公报〔N〕.1933-02-13；1933-03-13；1933-04-13.

〔3〕天津市财政概况〔J〕.申报年鉴，1936.

〔4〕中央取缔，法慈善香槟奖券〔N〕.申报，1935-07-19.

〔5〕津人救国运动之热烈〔J〕.申报，1931-11-06.

〔6〕为送还信令爱国奖券事致社会局呈附社会局收据.天津市档案馆，档案号：J0128-02-000762-020.

〔7〕函请制止发行爱国奖券〔J〕.申报，1932-12-09.〔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