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地

摘 要：《论语》含有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包括如何制定大政方针、如何使用人力资源、如何做好对官吏的管理、如何进行社会治理、应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治理国家等。学习借鉴这些思想，可以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有益的启示，有助夯实治国理政的文化根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落到实处。

关键词：《论语》；孔子；治国理政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8 — 0023 — 03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文献，包含大量治国理政思想，“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虽有点夸张，但确实反映了它对国家治理有着重大指导意义。我们汲取其中的精华，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借鉴，就是要把国家治理现代化建立在自身传统优秀文化之上，进一步彰显我们的“文化自信”，同时也有助我们在具体的治国理政实践中，对传统文化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关于大政方针的制定

首先，大政方针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即便改变，也应渐进实施，保证政策的延续性，让民众有可预期性。孔子认为文明是逐步积累的，不能对以前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因此“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损益”就是在保持制度基本架构不变的前提下，对局部作微调，去除明显不适应时代的内容，增加因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内容。损益的过程又是开放的，它要求博采众长，不能闭门造车，“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认识到政策演变有其路径依赖，应接受历史现实，不好高骛远。

我们讲要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就是要尊重前人的历史性探索、总结经验、记取教训，既立足本国的历史文化，坚持走自己的路，又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进步。这需要有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做到战略上准确判断、科学谋划，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作为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这些与《论语》的渐进变革思想是一致的。

其次，制定政策要讲求实效，不开空头支票，还要努力落实政策，不搞形式主义。孔子提倡“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赞赏“行不由径”（《雍也》），反对投机取巧；强调“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堅持“有恒”（《述而》），不能“中道而废”（《雍也》）。

我们讲“政贵有恒”，就是抓工作要有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善始善终、善做善成。我们讲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尤其要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中央特别提出“反对形式主义，重在解决作风飘浮、工作不实，文山会海、表面文章，贪图虚名、弄虚作假等问题”，强调要“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这些都体现了《论语》的“讷言敏行”思想。

最后，要行中道，不能走极端。孔子指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过于激进、过于保守，都属“异端”，前者是“过”，后者是“不及”，就危害而言，二者是一样的，即所谓“过犹不及”（《先进》）。行中道，要有“守死善道”的决心（《泰伯》），用现在的话，就要有政治定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歪路，一旦步入这两个极端，都可能让我们犯难以挽救的颠覆性错误。

二、关于人力资源的使用

首先，要举贤远佞。孔子提倡“举贤才”（《子路》）、“远佞人”（《卫灵公》）、“举善而教不能”，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以及“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大量事实证明，用一贤人则有群贤毕至。我们讲“把公道正派作为干部工作核心理念贯穿选人用人全过程，做到公道对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部”，就体现了“举直错枉”的精神。

其次，要用人所长。孔子评价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宪问》），这告诉我们“人尽其才”是把他放在适合其才能的位置上，并非提拔到更高层级的岗位才好。我们讲用人得当，就是要科学合理地使用干部，用当其时、用其所长，做到求贤若渴地寻觅人才，如获至宝地发现人才，各尽所能地使用人才。我们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就是要宽容干部在工作中尤其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不搞求全责备。我们讲选拔任用干部要“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就是对孔子“不拘一格”用人思想的深化。

最后，既要讲团队合作，更要讲各司其职。孔子称赞郑国的四位能臣合力为国：“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宪问》）。他非常强调每个人要恪尽职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才是“君君臣臣”的本意（《颜渊》）。孔子提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是告诉我们每个位置都需要有特定的知识，不能以为职务越高，就掌握了更多的真理，可以指手画脚。我们讲团队合作，就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我们讲各司其职，就要强化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意识，敢于作为、善于作为。

三、关于干部管理制度

对官吏的管理始终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首先，官员要做好率先垂范，导民向善。孔子强调正人先正己，“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在他看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官员要意识到自己对社会风尚的示范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其次，官员要带头遵纪守法，努力使自己“约之以礼”（《雍也》）。

我们讲对干部的管理，要抓“关键少数”，就是要让高级干部做出表率，以上带下，形成传导机制，以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塑造良善的社会风气。我们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就是让我们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每日三省”（《学而》），能常“内自讼”（《公冶长》），及时反思自身工作和领导责任，以求不断改进。

官员还要勤政廉政，努力为民减负。孔子认为官员宽以待人，“宽则得众”（《尧曰》），不能“居上不宽”（《八佾》）他称赞郑国的子产“养民也惠，使民也义”（《公冶长》），指出官员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针对冉求帮季氏敛财的做法，他要弟子们“鸣鼓而攻之”（《先进》）。孔子这一思想也影响到他的学生，当鲁哀公抱怨赋税不够用，有若告诉他“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

我们讲要改进工作作风，简政放权，让百姓少跑腿，降低行政成本特别是“三公”消费，减少各种税费，切实为企业减负，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之举。我们大力惩治腐败，对人民群众痛恨的官员贪腐行为“鸣鼓而攻之”，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赢得党心民心，用实际行动表明，让百姓富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根本目的。

四、关于社会福利政策

一是要先富后教。据说孔子去卫国，见到摩肩接踵的人群，感叹：人真多啊！驾车的冉有问：人多了，该做什么？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又问：富了以后，又该做什么？孔子回答：教育他们（《子路》）。而身体力行地教育他们自立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我们讲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就是让全体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对全体国民进行价值观教育，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我们讲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就是让部分贫困群众去除“等靠要”的思想，立志气、卖力气，最终通过自身努力，勤劳致富。

二是要社会和谐。孔子及弟子非常重视社会和谐，他的学生有若倡导“和为贵”（《学而》），孔子提出通过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一国统治者能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当然好（《雍也》），做不到，最好也能“惠而不费”，也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孔子主张“周急不继富”（《雍也》），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不能为了讨好小部分民众，无原则地满足他们的不合理要求，否则结果很可能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阳货》）。

我们提出共享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是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我们讲“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就是要更好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毕竟“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我们讲“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政府要拿出更多的财政资金，保障公共服务，做到应保尽保；同时，我们的福利政策也要量力而行，不能图一时的政绩而牺牲长远的发展。

三是要使民无讼。在孔子看來，一个和睦的社会不应有太多的官司，“无讼”就成了他的理想之一（《颜渊》）。即使一时难以做到，也要对那些身陷囹圄的平民寄予同情，而非幸灾乐祸。当我们把这种“哀矜而勿喜”的同情心（《子张》），延伸到动物身上，做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也就播下了生态文明的种子。

我们高度重视民事诉讼调解，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降低社会运行的成本，维持和乐的社会氛围。我们讲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就是要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促进司法公正；改进人权的司法保障制度，可以说是在更高层面上落实传统的“哀矜而勿喜”意识。当我们把对动物的不忍之心与环保理念相结合，就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强化每个人珍爱生命、与人为善的意识，大大提升国民的精神文明水准。

五、关于国家治理的价值观

首先，统治者要施仁弃暴。孔子主张“去兵”（《颜渊》），赞赏管仲襄助齐桓公“不以兵车，一匡天下”（《宪问》）；提倡“胜残去杀”（《子路》），告诫季康子“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另一方面，统治者要代表国家垄断暴力机器，扶正压邪。在孔子眼中“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征伐必定要运用暴力机器，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一定要由国家垄断暴力机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是暴力机器的国家化。孔子意识到暴力工具不可旁落，必须由天子代表国家加以垄断，唯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否则社会将充斥暴力，退化到野蛮血腥的丛林世界。

我们讲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运用好法律这个尽美尽善的工具，把法治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我们讲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落实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国家垄断暴力机器的形式。我们反对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旨在形成国与国合作共赢意义上的“一匡天下”。

其次，统治者要搞诚信政治。孔子指出治理国家要行正道，不搞权谋，他称赞齐桓公“正而不谲”（《宪问》），他尤其重视“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对权力的这一“正名”，是我们治国理政中更好运用权力的根本依据。孔子还强调要把“信”作为基本的价值标准：“敬事而信”、“言而有信”（《学而》）。我们讲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严格执行“八项规定”是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对党的十九大的庄严承诺，完不成这些承诺，我们的治国理政将失去信用基础。

最后，统治者要有自知之明。孔子告诫弟子“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其实是强调敬天法道，客观认识自己的能力，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以“不可陷、不可罔”的态度对待百姓（《雍也》），追求“近者悦，远者来”的治理效果（《子路》）。

我们讲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就是要把宪法作为我们至高无上、必须遵守的“天道”；保持对法律的敬畏，是我们用制度治党、用制度管权、用制度治吏的根本前提。我们讲决不允许在群众面前自以为是，以不知为知，就是要虚心向人民拜师，从群众中汲取无穷的智慧与力量，解决领导干部的“知”的不足。我们加强普法教育，反对“钓鱼式执法”，就是要求执法机关不能以欺罔及构陷的方式运用权力，这是树立宪法法律权威所必须的。我们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中国人民作为世界最幸福的群体，为其他各国所艳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滋养我们民族不断兴旺发达的思想源泉。《论语》所蕴含的丰富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有待我们深入发掘。它也是我们为治理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值得我们倍加珍视，更需要我们认真研读，融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思想中，让古老的华夏治理之道在中华大地上焕发新的生机。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