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星　张玉能

[摘 要]从伦理学来看，“易”的变易、交易、平易等等是人类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人类应该改变自己，给予社会自己的一切，具有奉献精神，这样才能够轻而易举地改变整个社会。从社会学来看，社会的变易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规律，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是人类走向和谐、大同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易；变易；交易；平易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8）03-0041-07

一、伦理学中的“易”

从伦理学来看，“易”的变易、交易、平易等等是人类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人类应该改变自己，给予社会自己的一切，具有奉献精神，这样才能够轻而易举地改变整个社会。

变易作为人类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表现了人类在改变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提升自身情操的愿望。从变易天地，到移风易俗，再到移易本性，都是人类的具体社会实践的过程，由此也就决定了人类社会实践的变易性。人类必须遵循“天人合一”规律来改变大自然，遵循“天下为公”的原则来移风易俗，以“止于至善”的理想来移易性格。

人类的生成发展不能像动物界那样完全靠大自然的恩赐，而必须靠自身的劳动，人类自身就是在漫长的生产劳动过程中从猿演化为人的。其中，改变自然世界以获取生活资料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记载了中华民族先祖先民变易自然世界的可歌可泣的事件，比如盘古开天地、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等。同时，中华民族的先祖先民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也深刻领悟到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才能变易世界。大禹治水的成功就在于他改父辈以堵治水的方法而易为以导治水。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者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1]顺应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为主，因而更加懂得按照自然规律来改变世界的重要性。如《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论及“仁政”策略时，就明确地说明了要按照自然规律来改变自然才可能增加国家的人口，实现王道：“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2666又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3]759可见，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的实践中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从而顺天应时，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来变易自然世界，创造和谐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追求“小康”和“大同”的社会理想。

《礼记·礼运》描绘了大同和小康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就是儒家理想的社会状况。所谓“小康”社会，孔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 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2]1414那么，要从以周朝为榜样的小康社会达到以黄帝时代为理想的大同社会，也就是由人各为己、不得不以礼义来规范所有人的“天下为家”，达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人自由、平等、博爱地生活的“天下为公”，就应该移风易俗，让人们由被动地遵守礼义变易到人人自觉地遵守礼义，也就是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所以说，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学说早就高度重视变易人类社会的实践，而且已经设定了一个以“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来作为准则和规范，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变易社会的道德要求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从外在的一般表述来看，大同社会的道德理想与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的道德理想，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儒家创始人孔子并不知道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因而，他们的道德理想只能建立在理想化的五帝（伏羲、黄帝、尧、舜、禹）时代，追求一种原始氏族社会的“大道运行”“天下为公”的理想化道德状态，没有考虑到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的具体状况，所以只是提出了“天下为公”的道德原则。因此，我们应该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如果我们能够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提供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的前提下，来思考孔子“大同社会”的伦理道德情景—选贤任能、讲信修睦、亲人之亲、子人之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恶货不必藏于己、恶力不必为己、阴谋诡计不兴、盗窃乱贼不作、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还是可以给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借鉴和参考的。这样可以更加坚定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信念和信心，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更加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非常重视“易性”或者“移易性格”，即通过自己的修身养性来改变自己本身，“止于至善”，努力成为君子。如《礼记·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1673简单地说，儒家主张人应该以“止于至善”的要求来改变自己的性格，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最后做到治国平天下。为此，中国从先秦时代开始就一直在争论“人性”的问题。不论是主张“性善论”的孟子，还是主张“性恶论”的荀子，都强调了要变易人的性格，使人成为君子（有道德的人）。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是善的，都有“仁义礼智”这“四端”（四种善的胚芽），所以只要后天能够注意修身养性，就可以成为贤人（德才兼备的人才）、君子（有道德的人）、圣人（至善完美的人）。孟子提出“养性”“修身”：“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讲“性善”，所以提倡“养性”，即扩充固有的善端；孟子亦讲“养心”：“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荀子讲“性恶”，所以不说“养性”，而主张“化性”。但是，荀子也讲“养心”：“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并著有《修身》篇。可以说，修身是儒家所共同重视的，而后世所谓“修养”，主要是孟子“修身”“养性”学说的发展[4]。这也就是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来源，而且，从《礼记·大学》被宋代新儒家朱熹编入“四书五经”之中并且成为南宋科举制度规定的官方教材以后，这种“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道德修养准则就成为了后来读书人的道德规范。所以，要想“学而优则仕”，就应该首先“诚意正心”，修身养性，变易性格，成为贤人、君子，才可以真正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要想建功立业成就王者大业，首先就要修身养性成为像“圣人”那样的“止于至善”的人。这种思想，尽管从根本上来看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把人类的“修身养性”这种道德修养放在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基之上，忽视了道德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道德观和政治观，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在认识或者做到了以经济基础作为伦理（道德和政治）观念和制度的根据之后，人的道德修养无疑也是治理家庭、国家、天下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前提下，变易人的性格，强调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和管理者的道德和政治水平，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了。

为人平易、平易近人是人类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道德要求，尤其是在人群已经被分为不同阶层的社会中，对于那些处在社会分层的高位上的人来说尤其应该注意这一基本的道德准则。《史记·鲁周公世家》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3]208司马迁强调的是礼制之类的政策应该简易、平易、亲民，但是，从根本上来看仍然是要求统治者应该具有平易近人的思想和品德。因为只有有了平易近人的思想品德才可能制定出平易近人的政策。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在君王、诸侯、大夫等处于高位者的为人之道中有一种优秀品德叫作“礼贤下士”。刘向《说苑·尊贤》记载：“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将怀远而致近也。夫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绝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虽舜禹犹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5]这里是说，最高统治者应该礼贤下士，尊重德才兼备的人和知识渊博的人，为的是利用这些贤人、士人来完成自己的王者霸业，礼贤下士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扩展为一般高位者对待低位者的态度，成为传统道德中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普遍原则。无论是平易近人还是礼贤下士，在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都应该批判继承，除掉其中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功利目的，把其作为处理人们相互关系的一条普遍原则，这样才可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本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人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因此，处于领导和管理岗位的同志更应该具有平易近人和礼贤下士的道德品质，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发挥所有人的才能和力量，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會主义。因此，平易、平易近人作为人类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反映了人类平等的天赋人权，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特征的道德要求；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应遵守平等原则，每一个人都应该平易近人，不能有任何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尤其是领导者更应该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秀品德，真正实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大同”世界理想。

二、社会学中的“易”

从社会学来看，社会的变易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规律，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也是人类走向和谐、大同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社会的变易及对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影响

1.中国社会变易的历程

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任何人或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社会变易的滚滚潮流。中国社会，从文献的记载来看，不算石器时代，大约已经经历了五千年的朝代变化和社会变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社会的变易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原始氏族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低级阶段）。关于中国社会变易的五阶段的具体分期，史学界至今仍然有分歧。主要分歧在于，一是中国社会有无奴隶制社会，二是中国封建主义社会从何时开始。

一般认为，中国社会变易发生在夏朝末年左右，原始氏族社会瓦解，奴隶制产生并开始发展。其主要标志是私有财产的制度化和夏禹传位给他的儿子夏启，“夏朝由启开始进入了‘家天下的时期”[6]。“禹和启的时代，开创了以后历代王朝由一家一姓世袭统治的先例。”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最早的青铜器出土于河南西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所谓“二里头文化”也就是夏代文化，“与青铜文明相伴随的是阶级划分与国家机器的形成。偃师二里头文化发掘出一座宫殿遗址，面积约10000万平方米，有厚约1～2米的夯土台基，高出地面约80厘米，上面是排列有序的柱子洞和完整的墙基。台基中部有一座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四坡出檐的殿堂，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四周有彼此相连的廊庑。殿堂对面是宫殿的大门。如果复原的话，一座规模宏大、气势庄严的宫殿建筑，巍然屹立，夏王朝的威仪便跃然而出了。”[7]20因此，大致可以肯定，夏代是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的开始。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在商代进一步发展，大约在西周时代进入鼎盛时期，其标志就是孔子所说的礼乐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即周公“制礼作乐”。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中国奴隶制社会瓦解。战国时期，封建主义制度产生，其标志就是井田制被破坏。井田制大约是商代出现的中国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西周时代发展成熟；与“井田制”相生相伴的则是“分封制”或者“封建制”，即由天子将田地划分为井田方块分给诸侯、大夫、庶民，利用战争俘虏的奴隶来耕种，所以战国时期的“封建制”是土地国有制的奴隶制，“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也被马克思称为东方的“小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封建制”与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制”或者“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是不同的，中国当代一些历史研究者往往把它们混淆起来而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普遍性。到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的生产方式普及，诸侯势力扩大而天子王权衰微，井田制逐渐瓦解，形成了一种国有名义的贵族土地所有制，中国最初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形成，中国社会从而进入了封建主义社会。秦朝统一中国以后，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社会变易主要是在封建主义所有制的框架内变化，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代达到鼎盛，北宋时代开始盛极而衰，明代中晚期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不过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就被清朝所扼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社会变易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社会式微却根深蒂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王朝的灭亡，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并没有彻底改变，封建主义社会的影响仍然非常巨大。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变易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1956年中国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社会变易发生了历史的倒退，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社会变易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社会变易使得中国社会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2.“易”对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影响

中国社会变易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基本上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

（1）夏代的血缘宗法制度奠定了中国社会变易的伦理特色

夏代由原始氏族社会变易为奴隶制社会，却保留了许多血缘宗法制度，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变易的后续进程和传统思想文化的伦理型特色。宗法制度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单位、以姓氏为标记的一种等级制度，它是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的产物，在夏代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产生父权家长制以后发展起来，到西周时代基本完善。“西周通过分封土地和农奴的办法来实行家天下的统治，这样就相应产生了典型的宗法制度。事实上，宗法制度的形成是与夏王朝的建立互为因果的。到商代，宗法制度更有相当的发展。而西周推行宗法制度的实质则是在于维持嫡长子继承制。”[8]259血缘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在统治阶级的利用下，在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得到大力提倡，巩固了封建地主制统治，也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浓郁的血缘宗法特征，产生了“家国一体”、崇拜先祖、家长权威、“三纲五常”“孝悌为先”、家风族风等观念，形成了“向内求善”的伦理型哲学、美学等意识形态，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以抒情见长的特色。樊树志指出，美国学者伯恩斯和拉尔夫合编的《世界文明史》常有一些真知灼见，例如他们说：“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或许仅仅由于巧合—在古代世界的相隔很远的地区，在大约同一时候都开展着高度的哲学活动。当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正在思考灵魂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和贤明政治的根本区别。”[7]37这种差别形成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由原始氏族社会变易到奴隶制社会时更多地保留了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以及血缘宗法制度，因此，中国古代文明，用马克思的比喻来说是“早熟的儿童”，不像古希腊文明是“正常儿童”，古印度文明则是“迟熟的儿童”。

（2）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奠定了儒道互补、丰富多彩的基本风貌

先秦时代是世界轴心时代的一个重要维度，正因为当时是中国社会变易的大动荡、大改组、大分裂时期，所以“诸子百家”相继登场，为改变现实、实现各自的理想而产生了“百家争鸣”。《国史十六讲》指出：“春秋时代社会剧烈变动，《诗经·十月》用这样八个字—‘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来形容这个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高高在上的忽然跌落到谷底，原先在谷底深处的忽然跃升至峰巅。西周时代等级森严的‘封建秩序，早已荡然无存。《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史墨对赵简子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形势时特别强调《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以加深语气。在争权夺利之中，社会弊端暴露无遗。思想家们力图提出稳定秩序和安抚人心的道理，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更加流露出对‘大同之世的怀念，于是，复古与怀旧成为一股思潮。”[7]37儒家创始人孔子代表着没落贵族的利益，努力“克己复礼”，力图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推行“仁学”和“仁政”，鼓励大家“学而优则仕”，修身养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则将儒家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老子和庄子则代表一部分心灰意冷的士人，反对儒家的这些思想和政策，认为这些仁义道德都是虚伪的，只会使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他们主张“道法自然”，通过“坐忘”“心斋”而“返璞归真”，达到“无为而治”，建立“小国寡民”的政体。儒道两家的入世和出世思想争论是当时社会变易的最主要的两种倾向，同时也成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互补的基本趋势。墨子代表着农民、手工业者等劳动人民的利益，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罕言利、天命论、不事鬼神、厚葬、礼乐。法家的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主张依法治国，进行变法，用权势制服臣民，加强监督、考核、奖惩臣下，韩非子则结合了“法”“术”“势”，主张加强中央集权，选拔法术之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最终韩非子的学生李斯帮助秦王统一了中国。其他还有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等等，都各自驳诘他人，阐述自家主张，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各家各派的士人都学以致用，周游列国，游说君王，甚至在齐国首都临淄的稷下学宫聚集了一大批各家各派的学者士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蔚然大观。这种学以致用、百家争鸣的优秀学术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发展，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导、儒道互补、百家争鸣的丰富多彩的态势。

（3）秦始皇统一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国，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格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帝国，自称“始皇帝”，废除地方分权的封建制、确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了度量衡、文字、货币、车道，乃至“焚书坑儒”以统一舆论、控制意识形态，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种民族国家“大一统”的观念和理想。

（4）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铸就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儒家主导潮流

汉武帝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放弃了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并且通过学习和教授儒家经典的大学制度和选拔官吏的五经博士制度，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殊的“经学”传统。这些做法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控制，而且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维，使得中华民族国家具有统一的、主导的指导思想，维持了中华民族国家的封建主义制度的长期稳定发展，在世界历史上创造了封建主义社会的汉唐气象、宋元繁华、明清辉煌。

（5）儒、道、佛三教合一形成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非宗教化

中国社会变易过程中，佛教传入、道教产生、儒家成教，逐步形成了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准宗教的信仰体系，这一信仰体系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董仲舒的儒家经典的神学化，乃至以后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的神圣化，儒家思想不仅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导，甚至达到宗教化的地步，成为“儒教”或者“孔教”；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东晋十六国帝王的提倡和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在隋唐时代达到全盛，佛教逐步中国化，形成了许多宗派，尤其以禅宗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派别；东汉中叶道教产生，以老庄思想为依凭，在民间长期流传，确立为中國本土的宗教形式，到了唐代，由于李家王朝某些皇帝的倡导，直到北宋时代，道教处于鼎盛时期，以致影响产生了儒、道、佛三家融合的儒家学派：宋明理学。因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像西方传统思想文化那样以宗教为主导，而是儒、道、佛三教合流，以世俗化的准宗教形式影响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非宗教化、“非神宗教”或者“人宗教”的基本特征。

（6）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民主共和的社会变易进程

1911年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社会历史变易事件，尽管由于领导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是，它毕竟结束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封建皇帝专制主义制度，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民主共和的社会变易进程，废除了科举制度，改革了教育制度，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社会变易。

（7）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促使中国社会变易走向新的历程

五四爱国主义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促使中国社会变易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全球化发展格局之中。随着明清時代西学东渐，西方文化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同时中华民族开始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苦难深重。直到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激发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唤醒了工人农民等革命群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力量，中国社会历史变易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精神，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封建主义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打着“德先生和赛先生”旗号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社会进行了白话文运动、文字改革、文学革命，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之中，建设起五四新文化传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广泛深入的现代化变易。

（8）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变易的根本性转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经历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赶走了日本、美国等帝国主义势力，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6年中国社会在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领导执行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路线和政策，连续不断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巨大损失。1976年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

（二）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演变

交易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是人类社会不断变化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人群必然产生了分工，每一个人只能用自己的专门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去换取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其他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于是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实物的交易和商品的交易，乃至生活服务的交易。尽管在五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经济主要不是为了交易，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如农村公社、封建庄园、家长制的小农家庭）本身的需要而生产，每个生产者或经济单位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所以生产单位分散，生产规模狭小，生产成本很低，技术低劣和停滞，人与人之间关系简单，但是，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易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环节，特别是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城镇和国都，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也有必然的发展。“中国古代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开始形成了国民经济的体系。至秦汉时代，国民经济体系已完全确立。”“到西汉中叶，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总起来看，从唐、宋到明、清，中国商品经济是向前发展的，但它并没有冲破各种固有的消极因素的束缚，当商品经济在增长的同时，各种消极因素也增长了。在全国范围内，商品经济始终处于受自然经济支配的地位。”[8]95.102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始终是“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思想占据着主要地位。从春秋战国到近代，关于义利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利是收获财富，义是分配财物。实际上那时的义利关系相当于现在所谓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义利应该是统一的，晋国大夫丕郑说：“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国语·晋语一》）。义产生利，义是手段，利是目的，二者统一。中国古代提倡的是二者统一，不过，在二者发生矛盾时应该以义为重，应该重义轻利。所以“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按照礼来分配就是义，要做到分配和人际关系都是合礼的或者合理的。要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而孔子自己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儒家希望大家做君子，不要做小人，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墨子同样主张言义、行义，并认为“行义言义，功贤耕织”，《墨子·鲁问》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吴虑谓子墨子曰：‘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谓义者，亦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乎？吴虑曰：‘有。子墨子曰：‘翟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为得一升粟，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虑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盛，然后当一夫之战，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既可睹矣。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墨子认为，行义言义的社会作用大于直接参加耕织劳动。孟子则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思想，他在与梁惠王讨论治国方案时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坚决主张不接受任何不义之财，曰：不符合义的原则，“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孟子·万章上》）[9]这种儒家和墨家思想的义利观，尽管是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的产物，但是，在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中，仍然是有价值的，其将有利于纠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逐利本质，更多地考虑到获利的合理合法途径和诚信经商交易的正确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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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