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东旭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兰州 730070)

“七七”事变作为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具有极高的历史意义。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每年均要纪念“七七”事变，其目的则是为了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目前，学术界对“七七”事变纪念的研究论文主要有冯攀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七七事变纪念活动研究》[1]，主要论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七七”事变纪念制度的确立与发展、纪念方式、纪念主题、特点及其社会功能。展召飞的《延安“七七抗战五周年纪念”活动研究》[2]从纪念过程、活动价值、历史意义等方面对1942年7月的中共抗战五周年纪念活动进行了整理和探讨。徐冰的《“七七”事变纪念活动研究》[3]则论述了“七七”事变纪念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作用及现实启示，但文章篇幅较短。因此，关于中共在抗战时期举办的“七七”事变纪念活动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为主要材料，对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举办的“七七”事变纪念活动加以论述。

一、“七七”事变纪念的方式

“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开始。7月中旬，中共派周恩来等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并向蒋介石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主张，希望国民党能予实行[4]。9月23日，蒋介石在谈话中正式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整个抗战期间，中共对“七七”事变纪念格外重视，在陕甘宁边区更是开展了大量与之相关的纪念活动，其纪念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一)报刊宣传

作为刊载新闻与时事评论的传播媒介，可以反映社会舆论的报纸受到了中共的重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注意到的那样：“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通过报纸能够“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5]。在抗战时期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各种新闻媒体均不发达，报纸便成为当时社会最重要、影响力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一种新闻载体。报刊的宣传作用也受到中共的青睐。在此期间，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一些有重要意义的报纸，如《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在每年“七七”事变纪念时，这些报纸便刊发大量的社论、宣传和纪念性文章，主要宣传抗日形势，中共的主张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的英勇战绩等。这些都充分展现了报刊的政治导向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

《解放日报》每逢“七七”事变纪念日，均会发表一篇以“七七”事变为主题的社论。社论是最为重要的新闻评论和舆论工具，是报纸的灵魂与旗帜，体现报纸的方向。社论主要针对当前的重大事件、重大问题或重大纪念活动来表明编辑部的立场、态度和意见，因此有鲜明的针对性和高度的指导性。《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是党和人民的重要喉舌，在抗战时期每年均发表“七七”纪念社论，表明了党对于“七七”事变的高度重视。除了社论之外，《解放日报》还在“七七”事变纪念日开辟专栏和特刊，这些专栏和特刊登载了大量由共产党人、国民党人、民主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撰写的关于纪念“七七”事变和全面抗战的文章，体裁包括诗歌、散文、叙事等多种类型。据徐冰统计，1939年至1945年，《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共刊发关于“七七”事变的纪念文章达到192篇[3]。

(二)纪念大会

纪念大会是中共向边区民众宣传抗战局势及党的思想主张的重要形式之一。通过这种方式，可促成边区群众对“七七”事变的集体记忆，激发民众的抗战情怀和对抗战胜利的信心，达到动员群众的效果。纪念大会是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声势颇为浩大。纪念大会可以分为延安市各界纪念大会和地方各县纪念大会两种。

延安市各界纪念大会的召开时间由于气候等原因并不统一，但根据资料来看，大部分纪念时间是在下午①。为召开纪念大会，一般都会做许多准备工作，比如选择的空间要足够大，要能够容纳许多人，1939年、1940年、1943年是在文化沟大操场，1941年是在南市广场，1942年是在南郊广场，1944年、1945年是在新市场。

会场的布置是十分隆重的，如1939年大操场上“搭起了一座青草的门楼，主席台上向天立着两个大字‘七七’，中间横悬一块红布，上面白字写着‘延安各界民众纪念抗战二周年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台前陈列着许多美丽的花圈”[6]。1940年大会场的主席台上“悬着抗战三周年纪念大会的横联”“孙中山先生，蒋委员长，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司令四幅大油画像，面对着会场”“主席台的两旁挂着白色的挽联”[7]。1942年“追悼左权同志和阵亡将士的挽联、花圈，分悬主席台两旁，共数百件”“国旗及总理遗像高悬主席台中央，旁边林森主席、蒋委员长肖像，再旁边毛泽东同志、朱德司令肖像”[8]。肃穆的会场布置，渲染了纪念大会庄严的气氛，使人民感受到纪念大会的重要意义。

延安市各界纪念大会的召开过程一般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鸣炮；第二，向抗战英烈致敬；第三，中共中央的代表发表讲话；第四，其他代表发言；第五，讨论致蒋委员长和全国将士的慰问电报内容；第六，散会。1942年是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也是抗战五周年，因此“七七”事变纪念活动规模最大，可为一例。“鸣炮开会后，主席团在鼓掌声中登台，总主席边府林主席领导向国旗及总理遗像暨阵亡将士行三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及祭文毕，哀乐随之低回四起，继为殉国烈士默念三分钟，会场顿时寂然无声”“继即开会致词，朱总司令等分别讲话毕，日本在华共产主义者同盟暨反战同盟代表大山同志继起报告日本战士反战的情形”，再由“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献词”“继由通过致蒋委员长暨全国将士电及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电后，在呼口号中散会”[8]。

陕甘宁边区各县政府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也为坚定群众的抗战信心，在“七七”事变周年纪念日时，也举办各界纪念大会。各县各界纪念大会通常由县委领导进行。就其参与人数而言，数量较多。以1939年为例，当时延长县有数百人参会，安塞县有1000多人，安定县一区便有600余人[9]，庆阳分区有1000多人[10]，关中分区1000多人[11]，三边分区更是达到了3000人[12]。各县纪念会一般在会上由大会主席报告目前战争形势，并且向前方将士致慰问电，如1939年举行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时，庆环分区大会主席陈仁祺便向群众作了《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延长县各界纪念大会以“大会的名义，致函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表示慰问与敬意”[9]。

(三)群众纪念活动

抗战时期，中共认识到抗战的伟力来自于人民群众。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曾言：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13]。因此，中共始终把群众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始终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抗战时期，中共通过在陕甘宁边区每年的“七七”事变纪念活动，不仅调动社会各阶级参与抗战，而且使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纪念活动为广大民众所了解，从而巩固了中共的领导地位。

在中共的领导下，抗战时期，每年的“七七”事变纪念日，边区广大群众经常有组织地张贴标语口号、举办文艺或联欢晚会、缅怀抗战英烈等。如1942年“七七”事变纪念时，鲁迅艺术学院突击排出《大扫荡》活报，音乐部演大合唱《好日子》，民歌合唱《七月里在边区》，麦新的《抗战五周年进行曲》《毛泽东同志进行曲》《追悼左权同志》，演出戏剧《我们的指挥部》《军民之间》《民兵》《三光政策》，美术部创作宣传画42幅，在文化俱乐部展出三天，并出版油印《七七画报》[14]等。在“七七” 事变纪念日晚上，一般都有晚会，而且观看的民众甚多，如1939年，关中分区“晚会游艺节目，观众拥挤异常，直至深夜，始行散会”[11]。在中共的感召下，边区广大民众基于民族大义，汇集在中共的旗帜之下，积极支持抗战，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二、“七七”事变纪念的特点

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一共八次纪念“七七”事变，中共的纪念展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纪念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的“七七”事变纪念活动历经了八年，每年的活动形式品类繁多。如前所述，抗战时期纪念“七七”的主要活动有报刊宣传、召开纪念会、群众纪念等。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形式，如进行演讲，放映抗战影片、演奏抗战歌曲、开展览会、献旗等，活动方式灵活多样。以1939年为例，中共领导的“七七”事变纪念活动，其方式包括贴标语、召开延安市各界纪念大会等，并且在纪念大会上党政高层领导人进行演讲，在会上公祭抗战阵亡将士，举行纪念晚会活动，慰问抗战家属和前线战士[15]。在短短的一天内，采用如此多的方式来纪念“七七”抗战周年，给人造成了强大的视觉和听觉的冲击，使人们不自觉地受到了氛围的感染，有利于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

第二，纪念活动参与的主体广泛。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七七”事变这个特殊纪念日时，参与纪念的主体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群体、文艺团体、士兵群体、宗教群体等。

政治群体是“七七”事变纪念的发起者、策划者及组织者。参与“七七”事变纪念活动的政治群体的人数很多，如1939年“七七”事变二周年纪念活动时，在延安各界纪念大会，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林伯渠、高岗、滕代远、谭政、肖劲光、谢觉哉”等十二人为大会主席团[15]。中共一部分高层领导人在“七七”事变纪念中在民众中进行演讲，其他人则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文章，中共参与纪念活动人数极多，充分展现出中共对于“七七”事变纪念的重视程度极高。

文艺团体是中共在抗战时期进行宣传工作的重要力量。文艺在抗战时期的主要功效便是为战争、生产和教育服务，因此，在纪念“七七”事变时，文艺团体也积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如1944年“七七”事变七周年纪念时，“延安市保安处秧歌队在大众合作社前广场演出，吸引观众达两千余人”“延大鲁艺工作团在延安东区演出歌舞活报剧《敌后军民团结打日本》”等[14]。

士兵群体是抗战的主力军。每年逢“七七”事变纪念时，中共都要对八路军及新四军一年来的战绩进行总结归纳，并将其战果刊登在《新中华报》或《解放日报》上，以便边区人民查阅。以1939年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及新四军共参加作战次数达3219次，击毙日军72030人，击毙伪军15430人，俘获日军1339人，俘获伪军9615人[16]。由此可见，中共领导下的军队为抗战做出的贡献，士兵也是以这种战斗的方式为“七七”事变纪念献上自己的心意。

宗教群体也积极参与抗战周年纪念活动。每年“七七”事变纪念时，各宗教团体虽然信仰不同，但他们怀着一颗虔诚之心，用本身特有的宗教仪式来为抗战祈福。如1942年7月7日下午，全国回教同胞在“全国回教救国协会及该会十九省市分会一百卅余县市支会领导下，分别于全国各地举行宗教仪式，同时祈祷抗战胜利”[17]。

第三，“七七”事变纪念的内容随形势变化而改变。抗战爆发后，国际形势发生极大变化，以英、法、美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绥靖政策或中立政策，借以维护自身利益。因此，1937至1941年底，中共举办“七七”事变的纪念活动时，一直批判英、法的绥靖政策。而1941年底，爆发了珍珠港事件。1942年1月，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和地区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标志着中国的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中、苏、美、英在对日战争中加紧合作。在这种背景下，中共积极调整策略，对英、法、美等国家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肯定，对其战绩进行赞扬。

而在国内，1937至1938年底，国共两党携手共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进入又一个“蜜月期”。因此，1938年，中共在纪念“七七”事变时积极肯定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贡献。1939年以后，随着汪伪政权的成立，以及国民党掀起的三次反共摩擦，中共采取战略调整，对国民党一方面采取团结的态度，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动员群众，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提出斥责，中共既要维护民族统一战线，又要抵制国民党的反共行为。中共对于汪伪政权则是始终批评，对卖国求荣的伪政府一直抱批评态势。

三、“七七”事变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

“七七”事变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端。事变发生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共以“七七”事变的纪念活动为切入点，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路线，并切身实行，有效地将各个抗日力量集中起来，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成为抗战的领导核心，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逐渐加强，抗战因此取得了最终胜利。

(一)通过纪念活动推动全民抗战

中共之所以在抗战期间高度重视对“七七”事变的纪念，主要是以此为契机，回顾抗战的艰苦历程，鼓舞民众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教育民众，宣传抗战，以达到全民族抗战的目的。中共鼓舞民众的宣传主要围绕两个主题进行：一是总结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二是表明日本在战争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为鼓舞民众信心，在“七七”事变纪念时，中共在机关报上总要发表有关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前线所取得的辉煌战绩，如1939年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两年来的战绩》、1941年的《十八集团军抗战四周年战绩总结》等文章，借以坚定人民群众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此外，党政军各界人士也要刊登文章或发表演讲，对中共战绩进行赞颂并对日本面临的困境加以宣扬。如在抗战两周年纪念时，王稼祥曾对抗战的政略与战略进行分析，指出：“日本的兵力为防守其占领的点与线，已经相当分散”，而“我军及我游击队在敌后非常活跃”[18]。朱德也指出：“敌人对华北游击战争的痛恨是可想而知的”“光对付一个八路军，就用了他全部在华兵力的三分之一”“除了极少数汉奸外，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怀疑中国抗战胜利的前途”[19]。

中共的号召与宣传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与相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过中共的“七七”纪念宣传，民众的抗战热情得到极大地提升，并积极捐钱捐物，帮助抗战家属，坚持抗战。如抗战五周年之际，在延安市各界纪念大会上，延安市西区已“募捐一千五百元”“交筹备会，统一慰劳”，北区“北关乡自动认捐二百五十元，北郊乡三百五十元，文化乡三百元”，后将筹集的钱款积极用以慰劳抗战家属[20]。

(二)抵制汪伪政权的反动活动

1939年2月，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投降派在南京另立中央，与日勾结。在“七七”事变时，汪伪政权也积极举行纪念活动，但其言论主要是围绕攻击共产党、国民政府、英美国家和宣颂近卫声明进行的卖国行为。如抗战四周年时，汪伪政客冯劲文声称：“这次战争的构成，是主战者一方面内受共产党的挟持，一方面外受欧美帝国主义者的煽动，以致局部的战争依然存在，全面和平，还未实现，坐使全国如水益深，如火益热”[21]。

面对汪伪政权的反战对日投降言论，中共积极进行驳斥与反击，“七七”事变纪念也成为宣传抵制汪伪政权的重要舞台。如抗战两周年之际，毛泽东同志在《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中对汪伪政权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击，他在文中称：“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言论”“我们要坚决斥责那些公开的汪精卫与暗藏的汪精卫辈制造反共空气，挑拨国共摩擦，甚至再来挑动一次国共分裂与两党内战的阴谋”，这种分裂阴谋的实质是汪精卫等投降派“出卖民族利益，图谋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计划之表现”，一定会被人民揭穿的[22]。刘少奇发表文章称：“加紧反对汉奸汪派，揭露妥协投降派的阴谋，反对任何对日妥协‘和平’的思想与活动”[23]。

中共借助“七七”事变纪念，进行抗战宣传，对汪伪政府予以坚决地斥责，揭露了汪精卫之流的卖国投降的丑陋嘴脸，使国人认清了抗战形势，杜绝了投降的危险，使中国军民更好地投入到抗日的浪潮中。

(三)维护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23日，国共携手共济，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中共力量日益增强，国民党日趋惶恐。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此后，在经济上，国民党对边区进行封锁；在军事上，1939至1944年间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摩擦；在文化上，多次发表反共言论，破坏国共团结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面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中共一方面采取强有力的反击，表明与其作斗争的决心，揭露国民政府的反共阴谋。如抗战三周年时，《解放日报》发表《谁未执行诺言？》一文称：“在国民党中央再三颁布的各种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和领导及方案等反共文件指意下，造成了全国反共空气，于是平江惨案，确山惨案，围攻八路军、新四军，侵占边区等反共活动，不一而足，弄得人心惶惑和军心动摇，都是由国民党并未实行自己的诺言所致”[24]。另一方面则对国民政府采取团结政策，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刊物每年“七七”事变纪念时都要发表蒋介石关于抗战的言论。中共在抗战宣言上也称要团结国民党一致抗日，如抗战四周年时，中共中央发表宣言称：“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声明：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25]。此外，中共高层也经常发表团结抗战的言论，指出要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如抗战三周年时，朱德指出：“中华民族的军队又重新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才取得了今日伟大的胜利”[26]。这是对国民党抗战的肯定，也为国共合作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提高了中共的威望

抗战时期，纪念活动成为中共表达时局主张的一种途径。通过对一些特殊人物、事件的纪念，中共向社会传达了其政治主张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形象，更让全国人民对其的认同感得到加强。

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各种政治力量交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缠绕，如何处理这种紧张局势，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性，担负起抗战建国的重任，是当时每个政党都最关心的问题。中共能够敏锐地观察到时局的变化，并据此作出政策调整，并且提出“三三制”等一系列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对“七七”事变以来的历史经验作出总结，同时对抗战形势充分把握，认识到抗战的过程必将是旷日持久的，但其结果必定是中国战胜日本，因此提出，如“坚持团结抗战”“坚持实行三民主义”“坚持实行三三制” 一系列爱国口号，使党的思想充分被全国各界人士所了解、认知和拥护。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因“七七”事变具有独特的意义，中共利用报刊宣传、纪念大会、群众纪念活动等方式对其进行纪念。中共举办的“七七”事变纪念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不断调适、参与群体广泛。在战略防御及相持阶段，其成为教育和动员民众、揭露汪伪政权卖国行径、团结国民党抗日、揭露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团结国民政府抗日的有力武器，到了战略反攻阶段，中共则通过“七七”事变纪念活动来表达建国主张。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新的历史时刻，回顾这段历史，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为中国的新时期举办的纪念活动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注释：

①纪念大会一般是在7月7日召开，除1938年在7月7日上午进行、1939年在傍晚进行的、1940年在下午、1943年因下雨改在9日下午进行的，其余年份均是在下午三点、四点或五点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