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国 刘延平

2012年，中国GDP增长7.8%，这是自2001年以来首次低于8%，2013年，中国GDP增长7.7%。连续第2年低于8%（国家统计局，2001～2014）。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他首次提出了“新常态”。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需要新动力。关于这一点，一些专家（郑立新，贾康）和政府官员（朱焕然）提出了一个观点，他们一致认为，PPP模式是新常态的必然选择。

关系治理内涵、功能与维度分析

关系治理内涵分析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大大小小、多种多样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复杂关系（刘延平，2007），因此，研究组织管理，特别是PPP项目这种相对复杂的组织的管理，不能忽视关系在其中的深刻影响。

黄洁（2008）通过研究认为，关系主要指各种非正式协议与规范。董志强（2000）通过研究发现，关系作用主要是应对项目治理的两大难题，分别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

关系治理功能分析

关系治理对提高项目治理绩效具有显著作用的观点已得到国内外部分学者的认同。Ruuska、Ahola、Artto、Locatelli和Mancini（2011）这五位学者通过两个案例分析，发现关系治理是公共项目治理手段中不可忽略的一种。Meng Xianhai（2012）通过研究发现，关系治理是影响项目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Ling、Ong、Ke、Wang和Zou（2014）这五位学者通过对新加坡、悉尼、北京等地公共项目的研究发现，采用关系治理而非契约治理的建设项目更可能取得良好绩效。陈灿和罗必良（2011）通过研究认为，关系治理对项目绩效具有显著的主持影响。薛松、丰景春、钟云（2015）三位学者研究认为，关系治理能力与PPP项目治理能力提升之间正相关，信任体系的建立可以有效提升PPP项目治理能力。Black、Akintoye和Fitzgerald这三位学者（2000）对项目伙伴关系所蕴含的关键因素均可通过关系治理得到提升。Doloi（2009）通过研究认为，在合作中沟通作用十分显著，而信任能有与沟通互补起来，相互促进。Tas Yong Koh和Steve Rowlinson（2012）通过研究认为，关系治理能有效帮助项目实现安全目标（Security Goal）。Vincenz和Mascia（2012）通过研究发现，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凝聚力（Cohesive Force）与绩效之间正相关。

关系治理维度分析

国内外学者从2002年到2015年间，对关系治理的维度分析成果可以呈现为表1所示。通过对表1所出现的关系治理衡量维度指标进行归类与合并，最终发现，合作、信任和沟通这三个维度指标累计出现的频次高达84.31%。因此，本文将关系治理的三个一级维度指标设定为：合作双方的彼此信任、合作双方的有效沟通和项目双方的通力合作。

表1 （2002-2015年）关系治理衡量维度指标分析成果统计表

关系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关系假设

关于关系治理与PPP项目治理绩效的关系，本文即提出了总假设，也依据关系治理的三个维度分别提出了分假设，最后还就关系治理的三个维度的内部关系提出了一个分假设。

在对关系治理与PPP项目治理绩效的关系提出假设前，本文还需要对PPP项目治理绩效的维度进行必要的分析。

PPP项目治理绩效的衡量维度分析

国内外学者从2002年到2014年间对PPP项目绩效维度的分析可以呈现为表2。通过对所有这些要素按层级重新分类后，发现经济、效率、效果这三个要素的概括能力最强，因此，本文作者将PPP项目的治理绩效的一级指标设定为经济绩效、效率绩效和效果绩效。经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凡是涉及到资金的相关指标，均列为经济绩效指标；凡是涉及到时间的相关指标，均列为效率绩效指标，而且凡是可以量化的非资金指标，包括可以按比例计算的非资金指标，也均列为效率绩效指标；凡是涉及质量、安全、环境等事项的相关指标，均列为效果绩效指标，而且凡是难以量化的非资金指标也均列为效果绩效指标。

表2 （2002-2015年）项目治理绩效维度文献观点梳理

关系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治理绩效总假设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外学者对关系治理与PPP项目治理绩效关系的研究还大多处于定性的状态，定量的分析还比较缺乏。本文拟对此进行定量分析。基于上述研究成果与专家访谈意见本文作者提出第三条假设，即假设H1：关系治理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

基于合作双方彼此信任的分假设

Mayer、Davis和Schoorman这三位学者（1995）通过研究认为，信任包括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是相信对方，第二是愿意去承担的损失。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信任会因环境变化而变化。Das和Bing-Sheng Teng（2001）通过研究认为，却指出信任的两个基本要素分别是诚信（Sincerity）和能力（Capability）。Yadong Luo（2002）通过研究认为，建立信任意味着接受不确定性，这使信任与风险建立了联系。Wei Kei Wong、Sai On Cheung、Tak Wing Yiu和Hoi Yan Pang这四位学者（2008）通过研究认为，信任源于制度、认知、情感。Poppo、Zhou和Ryu这三位学者（2008）通过研究认为，若双方曾有较长时间交往经历，则彼此信任将得到强化，关系治理会因此提升交易绩效。尹贻林和徐志超（2014）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管理情景下的信任的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显著。柯洪、甘少飞、杜亚灵和吴绍艳这四位学者（2015）通过研究认为，项目治理绩效中信任发挥着显著的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钟云、丰景春、薛松、张可和吕周洋这五位学者（2015）通过研究发现， PPP项目绩各参与方间的彼此信任能提升其绩效。

依据双方彼此信任，本文又对第三条假设进行了细化，提出了其第一条分假设，即假设H11：合作双方的彼此信任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

考虑到前文对于PPP项目的项目治理绩效已经进行了一级指标的分解，因此，还可以把H11再细分为三个细分假设。

假设H111：合作双方的彼此信任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经济效益绩效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

假设H112：合作双方的彼此信任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时间效率绩效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

假设H113：合作双方的彼此信任对PPP项目的功能成果绩效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

基于合作双方有效沟通的分假设

Pinto、Slevin和English这三位学者（2009）通过研究认为，沟通可以强化各种各样的组织关系，获得最高管理层的支持和协调。张群洪、刘震宇和苏世彬这三位学者（2009）通过研究发现，项目各个不同参与方的关系，常常是因非正式渠道或非正式协议的沟通而建立。基于双方有效沟通，本文第三条假设的第二条分假设，即假设H32：合作双方的有效沟通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同样还可以把H32再细分为三个细分假设。

假设H321：合作双方的有效沟通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经济效益绩效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

假设H322：合作双方的有效沟通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时间效率绩效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

假设H323：合作双方的有效沟通对PPP项目的功能成果绩效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

基于项目双方通力合作的分假设

Hoegl和Gemuenden（2001）通过研究认为，合作是团队内部的社会性交往（Social interaction），其基础是内部行为（Internal Behavior）、成员互动（Member interaction），特别是成员间的情感交流（Emotional communication）。

Eriksson和Pesämaa（2007）通过研究认为，合作的基础是目标、信息、决策等资源的共享。

基于双方通力合作，本文第三条假设的第三条分假设，即假设H33：项目双方的通力合作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同样还可以把H332再细分为三个细分假设。

假设H331：项目双方的通力合作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经济效益绩效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

假设H332：项目双方的通力合作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时间效率绩效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

假设H333：项目双方的通力合作对PPP项目的功能成果绩效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

关于关系治理核心要素之间关系的分假设

Hummels和Roosendaal（2001）通过研究认为，信任在维系组织间合作关系时有着重要的作用。Meng Xianhai、Sun Ming和Martyn Jones这三位学者（2011）通过研究发现，高度信任与有效沟通提升了成员间彼此合作的效率。陈灿（2012）通过研究认为，关系治理内部关系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其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也需要系统的探究。梁建和王重鸣（2001）通过研究发现，信任对于项目各个参与方之间合作由支持作用。王颖和王方华（2007）通过研究发现，关系治理是通过关系规范对关系契约进行的治理，同时关系规范之间影响彼此。曹玉玲和李随成（2011）通过研究认为，在PPP项目中，各个参与方的信任、沟通等因素均会对合作产生影响。王介石、周晓宏和郝春晖这三位学者（2011）通过研究认为，充分信任是合作的重要基础。尹贻林和徐志超（2014）通过调查发现，信任通过合作为中介变量对工程项目治理绩效发挥促进作用。

基于关系治理内部关系，本文提出了第四条假设，即假设H4：合作双方的彼此信任和合作双方的有效沟通对项目双方的通力合作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H4还可以再细分为两个分假设。

假设H41：合作双方的彼此信任对PPP项目双方的通力合作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

假设H42：合作双方的有效沟通对PPP项目双方的通力合作具有潜在的支持作用。

综合分析

本文关于关系治理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治理绩效关系的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本文关于关系治理的假设可以汇总如表3所示。

表3 本文关于关系治理研究的假设汇总表

图1 本文关系治理研究理论模型

实证分析

数据来源及其有效性

本文作者是中国PPP项目的实际参与者，在社会资本方面和政府机构方面，均有比较多的同事和合作者，因此，本文作者充分利用工作条件，向本企业、合作企业、项目对口的政府机构的中高级工作人员发放了问卷。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34份，剔除不合格问卷，有效问卷202份。

前提检验

1.信度检验。本文对回收的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alpha）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克朗巴哈系数已接近0.9，通过了信度检验。

表4 本文问卷部分的克朗巴哈系数

2.效度检验。①内容效度检验。本文研究所搜集的调查问卷源于大量文献，既有理论基础，立足于前人丰富的研究成果，又结合了同门学术团队内部探讨，还借助了专家访谈，内容效度符合研究要求。②结构效度检验。结构效度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其结果分别见表5、表6和表7。从表5和表6可以看出，标准化因子荷载系数均在0.7以上，其收敛效度可以接受。根据表7所示，两两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在判断标准0.9以下，其区别效度可以接受。

表5 关系治理指标收敛效度检验结果

表6 项目治理绩效指标收敛效度检验结果

表7 区别效度检验结果

（3）拟合度检验。本文拟合度检验见表8、表9。从表8和表9可以看出，四项拟合度指数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表8 关系治理指标拟合度检验结果

表9 项目治理绩效指标拟合度检验结果

综上所述，本章应用结构方程式的三项前提（信度、效度、拟合度）均符合结构方程式模型要求。

理论模型的检验

1.关系治理与项目治理绩效关系的检验。关系治理与PPP项目治理绩效的理论模型拟合度结果见表10。从表10中可知，理论模型拟合度指标均符合要求值。

表10 理论模型拟合度结果

关系治理与项目治理绩效关系的假设验证情况见表11。从表11可以看出，本文关于关系治理与PPP项目治理绩效的所有各层次的假设绝大部分都通过了检验，但假设H111和H113未通过检验。

表11 关系治理与项目治理绩效关系的假设验证情况

2.关系治理内部关系的检验。关系治理内部关系的假设验证情况见表12。从表12可以看出，本文关于契约治理内部关系的所有各层次的假设均通过了检验。

检验结果讨论

上述检验表明，本文关于关系治理对PPP项目治理绩效的影响的假设绝大部分成立，这表明，在整体上看，关系治理对PPP项目治理绩效的确具有正相关作用，因此，完善契约治理将有助于提升PPP项目的治理绩效。不过，在关系治理的三个一级指标中，彼此信任虽然勉强通过了检验，但其标准化路径系数极低，仅为0.04，这表明彼此信任对PPP项目治理绩效的促进作用非常小。更为醒目的是，它对PPP项目治理绩效的两个二级指标，即经济绩效和效果绩效并不产生正向作用。在关系治理的三个一级指标中，彼此信任和有效沟通对通力合作的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均高于0.6，表明做好PPP项目的合作双方，如果能做到彼此信任和有效沟通，有助于其形成通力合作的关系。

表12 关系治理内部关系的假设验证情况

PPP项目社会资本方的对策

掌握政府机构工作作风信息和风土人情信息

社会资本提升PPP项目关系治理水平首先是全面学习并真正掌握拟参与的PPP项目所在地的各种信息，特别是政府机构工作作风信息和风土人情信息。PPP项目所在地的政府机构的工作作风信息，是影响项目关系治理的关键信息。全面了解并深入分析相关政府机构的工作作风信息，不仅可以使社会资本确定是否值得在此地区与相关政府机构就PPP项目进行合作，也可以使将使社会资本在与政府机构相处时，可以做到应对自如。

监理与政府机构的彼此信任关系

与政府机构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是做好PPP项目关系治理的第一步。社会资本应使政府机构相信自己，不仅相信自己的履行信用，更应相信自己的经营能力。同时，社会资本也应信任政府机构，如果不信任，就不应参与PPP项目中，社会资本应避免怀着侥幸心理、浑水摸鱼的心理来参与PPP项目建设。

与政府机构始终彼此良好的沟通

在与政府机构相处时，社会资本要真正了解政府机构建设拟参与的PPP项目的目标，也要努力使政府机构真正理解自己的投资期望。在PPP项目建设的全过程，社会资本都应与政府机构始终保持良好的沟通。

全面履行自己在PPP项目的职责

一旦获得PPP项目投资资格，社会资本就与政府机构形成了合作关系。社会资本必须全面履行职责，这是与政府机构合作的先决条件。同时应积极追踪政府机构的各种进展情况，避免因配合不力导致合作效率降低。对于政府机构的某些困难，社会资本应予以理解，有条件应帮助其解决。在PPP项目发生突发状况时，社会资本应全面评估，合理提出自己的应对方案。在这一方案里，不仅要捍卫自己的合理利益，也要兼顾合作的政府机构的目标。

针对PPP项目政府方的建议

建立PPP社会资本社会信用体系

在关系治理中，信任是前提条件，双方彼此都不信任，双方关系既难以建立，更难以维系。政府机构促进PPP项目双方信任的制度保障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通过社会信用体系，政府机构在选择PPP项目可合作的社会资本时，就具有对其各种条件，特别是履约情况有着充分的认识，这就为政府机构信任社会资本提供了制度保障。当然，社会信用体系不仅记录社会资本的信用，也同时记录着PPP项目相关政府机构的信用情况，这也为社会资本信任政府机构提供制度保障。

建立PPP项目调解制度

导致不信任的重要根源是误解，而消除误解的重要制度设计是调解。政府机构应构建关于PPP项目的调解制度，使之最大程度地化解由于误解而导致的政府机构与社会资本的彼此不信任。

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PPP项目沟通的制度保障

沟通是关系治理的重要内容。政府机构可以构建政府机构与社会资本各种层次、各种方式的沟通机制，并使之规范化和制度化，作为促进PPP项目政府机构与社会资本有效沟通的制度保障。政府机构应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大幅度降低沟通成本，提高沟通效率。

搭建PPP项目合作平台

合作是关系治理的关键事项，只有进入到合作阶段，双方关系才获得了实质性的突破。政府机构在促进PPP项目双方合作方面，可以制定完善的PPP项目管理规章制度为PPP项目双方合作提供制度保障，也可以创造各种平台为合作牵线搭桥。

构建PPP项目信托机制

作为PPP项目的直接投资者，政府机构应充分利用关系治理机制，加强与社会资本的彼此信任。政府机构应信任社会资本，首先通过科学的选择流程选择出合格的PPP项目社会资本投资者，构建对社会资本信任的基础，然后在PPP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对社会资本充分信任，既合理监督，又充分放权。政府机构也应让社会资本对自己信任，应避免错误决策而导致社会资本对自己能力的不信任，避免随意违约而导致社会资本对自己履约的不信任。

加强PPP项目的沟通机制建设

政府机构应加强与社会资本的沟通，政府应将自己关于PPP项目的基本要求向社会资本说清楚，也要全面了解社会资本对PPP项目的期望。政府机构应了解到，PPP项目的沟通是贯穿于其建设全过程的。在立项时，需要沟通双方的目标，在目标达成一致下，确立PPP项目。在建设时，依然需要沟通，需要了解社会资本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特别是在PPP项目发生突发状况时，更需要加强沟通，充分了解突发状况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政府应在PPP项目履行自己应尽职责

在PPP项目建设的全过程，政府机构应首先把自己应履行的职责充分履行。政府机构应追踪社会资本的进展情况，避免双方因工作节奏配合不力而导致合作效率降低。对于社会资本的困难，政府机构应努力帮助其解决。在合作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PPP项目发生突发状况时，政府机构应全面评估，合理调整双方在突变后的责权利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