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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投入对中国工业结构扰动性影响研究

2018-11-28王云松

中国集体经济 2018年30期

王云松

摘要:文章首先从资源配置受限及政府干预两方面研究工业结构变动的外因扰动性,然后从能源配置过度和环境约束的两个角度研究了能源投入对中国工业结构的扰动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能源投入已成为中国工业结构变动的扰动性外因。

关键词:工业结构变动;能源投入;扰动性外因

一般来讲,工业结构变动的驱动力来自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作为需求方的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通常驱动工业结构进行一般性变动,而作为供给方的资源配置除带来工业结构的一般性变动,往往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工业结构的突发性变动。近年来,中国的一次性能源消耗一直位居世界首列,但中国又面临严重的能源瓶颈约束,因此研究能源投入是否对中国工业结构变动产生扰动性影响,对于合理规划中国工业化进程以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工业结构变动的外因扰动性

1. 资源配置受限,生产技术创新支撑

康德利夫和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工业化是代替移民的一种方法,以解决经济发展落后区域中的人口过剩及提高国民收入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人口是扰动工业结构变动最初的因素。过剩劳动力转移向工业,由于不同劳动力本身技能水平的差异,他们最初流向了与自身相匹配的工业部门,同时由于受能源、原材料、技术的限制,发达工业化国家最初都以纺织业为主导产业。在经济社会中,煤被认作是主要的限制因素,在既无水力又无煤藏可利用的地方,大规模的工业就无法建立。英国能成为第一等工业强国,也是因其拥有煤资源。

资源是有限的,生产技术创新是无限的,生产技术具有将“非资源”转化为资源的能力。工业技术越发达,可以成为资源的物质就越多,从理论上说,只要工业技术足够发达,所有的“废物”都可以成为“资源”,生产技术可以突破资源约束。工业结构变动导致资本深化与广化,尽管新兴工业化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利用生产技术创新绕过了部分资源配置约束,但由于自身的资源禀赋情况,在它们的工业结构变动过程中依然会不断受限于其他类型的资源约束。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都已经意识到了重回制造业的重要性,美国的很多制造业重新本土化,这标志着资源配置受限会进一步扰动工业化国家的工业结构变动。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各国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劳动力资源长期状态达到稳定,能源就成为扰动工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化石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环境污染的加剧性,新能源开发、应用与规模化的难度都是扰动工业结构变动的外因。

2. 政府干预的完全性与不完全性

由工业化而生的工业结构变动,工业化的类型不可避免地扰动工业结构变动。依据工业化是由政府或由个人先行发动,将工业化分为三种类型:1.个人或私人发动的;2.政府发动的;3.政府与私人共同发动的。在历史上,很难将任何国家明确地划归第一类型或第二类型,因为在这种过程开始时,往往包括政府和私人两方面共同的努力。但是如果允许存在一定的误差或含糊范围,仍然可以将英国、法国、美国归入第一类型,前苏联归入第二类型,德国及日本归入第三类型。为与其他国家所发生演进的类型相区别,前苏联所发生的工业化过程可以称之为革命型的。

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工业化国家,这类国家几乎不存在政府干预,它们的工业结构变动遵循着演进的规律性,更多地体现着工业结构变动的一般性,即工业结构变动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促进着经济的发展,又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变动,技术创新成为驱动工业结构变动的主导力量。对于第二种类型的工业化国家,也就是革命型的工业化国家,这类国家政府干预是完全的。它们工业化的发生晚于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通过模仿与借鉴发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方式与经验,达到赶超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目的。它们往往越过工业结构变动所应经历的历史进程,在短期内由政府完全干预,违背演进规律,扭曲工业结构。它们的工业结构变动如同不牢固的隧道,边变动边坍塌,最终还要回过头重修复,这导致了经济与社会生产力的停滞与后退。对于第三种类型工业化国家,这类国家可以看作政府干预是不完全的。德国的工业化发生晚于英、法,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的工业化发生最晚,它们都存在对先发生工业化国家工业化道路的模仿,这种模仿更多地刺激了技术創新,政府的作用是规范和保护市场,私人的作用是利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突破性地遵循演进规律,跨越工业结构变动的一定历史进程。

应该承认只要存在政府干预,就会从外部扰动工业结构变动,但不完全的政府干预倾向于从制度创新层面推动工业结构变动,而完全的政府干预则是从计划角度对工业结构变动进行干预,其结果往往是扭曲工业结构。工业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证明,工业结构变动是一种呈阶段性有秩序的演进过程,如果偏离这一进程,也是暂时的,最终经过修正也会回到相应阶段,并沿着进程推进下去。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干预的外部扰动性会使各国工业结构变动过程各不相同,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是不完全的政府干预,即使不同过程的工业结构变动也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并最终实现工业化。

二、中国工业结构变动中能源投入的外因扰动性

关于能源投入对中国工业结构变动的外因扰动性可以从能源配置过度和环境约束的角度进行论述。

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能源消耗过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更是如此。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以资源换增长,过去拉动经济增长的出口贸易,大多以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工业作为GDP和出口的主要贡献者,也是高能耗的主要贡献者。实证数据显示出中国工业化对能源消耗具有过度依赖性倾向。如果一国能源足够丰富,或能源虽有限,但生产技术的进步可以产生替代性新能源,并满足生产的需要,同时不存在环境污染,那么工业化对能源消耗的依赖也无可厚非,可是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即使发达工业化国家如西欧,在18、19世纪工业化过程中也受到了资源环境约束。

近20年来,中国能源投入都处于高速增长期。中国能源投入呈阶递性增长的原因是:1.中国经济高速粗放式发展,能源消耗巨大,各部门能源效率的提升速度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2.用非能源原材料替代能源原材料投入是节能的好手段,但过多非能源生产要素投入却间接地增加了能源的消费;3.工业各部门新的需求结构变动是能源投入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能源基础储量比较丰富,石油占世界的2.3%,天然气占世界的1.2%,煤炭占世界的11%。但随着对能源需求的巨大增加,中国的能源也出现了瓶颈,到2020年原煤的预计产量是24.4亿吨,预计需求量22.5亿吨;原油的预计产量是2.1亿吨,预计需求量3.5亿吨;天然气的预计产量是1500亿立方米,预计需求量2000亿立方米。可见,除原煤能够保证供给,原油和天然气都难以保证供给。

纵观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除风力发电产业化程度较高,其余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程度都较低,大部分尚处于研究阶段。由于新能源上下游产业发展的不对称性,多晶硅、风电这两种新能源产业的产能已经过剩。新能源的产业结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由政府干预解决,它将是一个长期过程,由新能源产业接受市场供求信号,不断进行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

中国传统能源处于供给瓶颈阶段,新能源产业处于新生阶段,目前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让中国工业化过程陷入困境。工业化脱离能源投入是不可能发展下去的,所以为保护环境遏制能源投入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现实情况是:能源投入迅猛上升,能源效率提升速度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工业是能源投入增加的主要推手。因此,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工业化过程或者说工业结构变动都将与能源投入存在密切联系,能源投入是中国工业结构变动的扰动性外因。

参考文献:

[1]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M].华中理工学院出版社,1984.

[2]金碚.中国工业化的资源路线与资源供求[J].中国工业经济,2008(02).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能源消费优化与中国工业结构变动研究”(2016M601210);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黑龙江省煤炭产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关联性研究”(16JYE04);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16JYE07)。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黑龙江科技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