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土话语再造是新世纪“学术之新潮流”，反映出新世纪文学以本土性话语替代现代性话语的范式新变。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书写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并进行本土理论建构是自觉地本土话语再造的具体呈现。新世纪的时代背景、文学生态、理论创新的呼唤以及现代汉语的未完成性是本土话语再造的出发点和驱动力。本土话语再造批评和研究的立场与标准应回到中国、回到文学本身，应在当下和本土标准对其进行建构与评价。

关键词：新世纪文学批评；本土话语再造；世界性；“转型中国”；现代汉语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9-0183-09

作者简介：余凡，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江苏南京210023）

新世纪以来，在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上，以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为表现对象的本土性话语替代了现代性话语，成为新的主导性的话语范式，“重新认识本土文化/文学资源倡导和实践，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思想文化潮流”。①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从强调中国经验到关注并表达更宽泛意义上的中国故事、中国问题，展现出中国作家和学者对扭转新世纪之前已存在的文学困境、促进文学新发展的持续努力。中国文艺在1990年代出现“失语症”现象，引发作家与学者对中国文学资源取径的“中与西”问题的持续性争论与反思，并为建立起属于中国、符合中国文艺传统与现状的文学表达体系、阐释体系和适合中国的新的文學价值标准而积极探索。作家和学者加强文学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联，热情记录当下中国的时代变迁，推崇“非虚构”创作，取得一系列具有浓厚本土化倾向的创作实绩和理论成果。创作上如莫言的《檀香刑》、铁凝的《笨花》、阎连科的《受活》、贾平凹的《带灯》、余华的《第七天》、格非的《人面桃花》、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马原的《黄棠一家》、周大新的《天黑得很慢》、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在理论创新方面，则有赵汀阳的“天下体系”②、顾明栋的“汉学主义”③、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和王建疆的“别现代理论”王建疆：《别现代：主义的诉求与建构》，《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2期。等。这些硕果是中国作家和学者对当下日新月异的具体社会形态进行的主动情感投射，体现出作家和学者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事件与问题的积极关注与审视，是中国作家和学者立足本土与当下所进行中国性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实践。同时，从中国发展实践中提炼的新理论、新话语，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世纪的新发展的具体体现之一。

在本土话语再造走向自觉、走向普遍化的当下，对本土话语再造的问题设置、理论资源与方法取径进行梳理、总结和评价，以便于整理行装再出发，则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笔者试图从时代语境和文学发展规律等角度出发，探索文学本土话语再造的行进轨迹，揭示新世纪文学批评上的本土话语再造问题审视需要廓清的行进难点，以期接近并把握新世纪文学批评的一个面向。

一、本土话语再造的生成语境

西学东渐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话语模式成为中国文艺的逻辑基点和主要表达方式，西方话语固然推动了中国文艺的快速发展，但其弊端则造成中国原有的本土性话语有意或无意地被捐弃，并导致其阐释效力的下降。有学者曾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着一个重要弊端：“尚未能完成本土化和民族化的任务。没有完全摆脱西方文学的影子，真正独立地生长起来。”贺仲明：《重论新文学的本土化与民族化问题》，《现代中国文学论丛》2011年第O辑。这就凸显出本土话语再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将本土话语提高其应有位置，激活蛰伏着的本土性创作冲动，以本土标准替代旧的、西方式的话语标准，是新世纪文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新世纪中国作家和学者在进行文学创作和理论总结的过程中，自觉地从本土传统文化资源、中国式认知体系和当前社会现实问题等出发，对中国文艺按照本土话语逻辑、美学风格、思想理念进行新定位和重塑，“重新激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王尧：《如何现实，怎样思想？——关于当代文学“思想状况”的一种认识》，《文艺研究》2011年第4期。，在“叙述的方法和美感神韵”上“呈现出对传统和本土经验的复归与认同”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及评价纷争问题》，《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将中国原本被西方话语所遮蔽的“灰色区”——本土元素进行再发现、激活、照亮，并个性化呈现。进而，建构起不依附于西方话语模式和理论架构的新话语体系的过程即文学本土话语再造。本土话语再造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而言，既是方法策略，又是文学的新品格；既强调观照对象、谈论议题的中国性，又注重资源取径的本土性，是新世纪以来新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和话语范式对文学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新世纪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社会新问题是文学创作的思想与主题来源和文艺能够持续性自我更新的动力，也是文学理论原创的源泉。本土话语再造有意识地将目光聚焦于本土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现实资源，显示出中国文学在新世纪所应当葆有的独立性姿态。

本土话语再造既是一个旧话题又是一个新话题。旧在于其与西学东渐的历史同步，中国知识分子在接纳并传播西学的过程中就伴随着对保持本土性与主体性问题的探索。新则在于新世纪的本土话语再造在践行和讨论的广泛度、纵深度上，皆体现出较之过去时期的高度自觉。本土话语再造是对中国文学原有的话语秩序、文化资源的再审视、再利用和再发展，是新世纪中国文学面对自身发展困境的自我解放，也是中国文学在新世纪发展新的兴奋点：本土话语再造被赋予着思想主题和操作方法上的开发与增殖意义，由此出发可以生产出新的学术知识与新的文艺想象。唯有再造，才能使中国文学走出困境，实现新发展和文化自信；才能使文艺摆脱西方话语逻辑、理论方法的束缚，不再作为朝圣西方文艺的二道贩子而存在；才能掌握叙述、阐释中国的主导权，为文学创作和理论实践中所形成新理论进行“冠名”，使中国性的新理论“聚拢而不至消散”。

文学本土话语再造之所以能够被积极讨论争鸣并被付诸实践，与新世纪的时代背景、文学生态、理论创新的呼唤以及现代汉语的未完成性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一）“转型中国”的奇观性

新世纪中国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绪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5期。又见姚文放《说“是”谈“非”论“去”——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审美文化的逻辑走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三种现代属性之间并置、共谋又冲突的“别现代”王建疆：《别现代：主义的诉求与建构》，《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2期。时期。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中国亦处于“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王学典：《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的伟大转型时代：中国社会既萌动着新的发展契机，又存在日益凸显的问题与挑战；政治经济的“中国崛起”与人文社科领域在世界上失声失语形成鲜明对比；社会发展格局呈现出大变革、大发展、新气象，又存在着新问题、新未知。笔者将新世纪这种语境下的中国称之为“转型中国”。文学是时代的产儿、作家是时代的歌者，“转型中国”的时代新变和文学新语境等整体性场域赋予了文坛以新惯习、文学以新主题和作家以新使命。并且，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多元共生的文化语境使得原本一元中心的世界格局被打破，人文社科领域整体性的认知模式由观照他者转至建立自我主体性。这召唤着知识分子勇于站在世界视域下俯瞰中国人文社會领域存在的不足，并积极探寻出路。

时代新变赋予文艺以新使命，形成文艺新主潮。“转型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一个独特、迥异的奇观而存在，“转型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所呈现出的大气象与大境界、所表露的整体性文化心理结构等皆独特而新奇。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日新月异的新景象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西方的现代性、后现代理论所能描述和阐释的范围，“出现了游离传统理论谱系覆盖的情况而显现出新型的可能”南帆：《文学批评正在关心什么》，《文艺报》2011年3月30日。，新文学话语规则、新文学样式、新理论话语的孕育与产生日益显著。马原《黄棠一家》中借人物之口道出了大时代给予知识分子和文学的机遇：当下处于急遽变化的时代，谁能洞察并把握这个时代，谁就能够被历史所记住。马原：《黄棠一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8-49页。“中国正处在一个大时代的边缘，中国一切可见的变化都将进入历史，都是那些历史记录者的绝好素材。”“大时代才有大机会啊，这是你这种有志于做史诗的小姑娘最难得的机遇，时代给你的机遇。只有扎实记录下那些精微而又深刻的变化，才有可能抓住这个时代的特质，才会成就了不起的作品。”这就是文学书写本土、表现本土发展中的复杂“褶皱”、表达本土经验的价值之所在。“转型中国”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呼唤作家进入社会发展的精神层面，充分发挥作家作为“时代记录官”的角色，记录并阐释“转型中国”的巨大变迁，对变迁本身作宏观和微观的滤析，展示普遍性的人性人心、困境诉求，揭示个体的命运遭际、精神维度，表达个体在庸常生活中新的变与永恒、不幸与幸福。作家自愿、自觉地把脉时代、关切社会现实，反映出作家强烈的现实批评精神，体现着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崇高责任感。

（二）文学自身发展困境

回望总结是前进的动力。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学习西方引发了诸多问题。一方面，膜拜西方而遮蔽了“中国性”。中国文学存在着对西方话语模式粗暴模仿、以中注西的现象。为迎合西方欣赏趣味，作家以符合西方认知视野的理念进行创作，无法真正展示中国当下的独特文化形态和个体的深邃精神。在批评和研究上对西方文艺理论进行包装和贩卖，“为西方读者、西方文学观念写作”贺仲明：《关于文学本土化问题答客问》，《文艺争鸣》2014年第10期。，或“用中国的材料来论证西方理论的合法性和正确性，而‘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却被遮蔽了”王光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此外，作家与学者对中西评价存在着先在的偏执观念：西方代表着先进、现代，中国则代表着落后、传统。这就造成了丰厚的中国本土文化滋养无形中被矮化和消解，遮蔽掉了原本闪烁着传统文化光芒和当下时代特色的本土因子。这实质上是对本土文艺合法性地位的自我让渡。

另一方面，形式主义思潮导致文学创作的不及物。受后现代文艺观念影响，形式主义文学创作方法被推崇，文学创作的不及物特征明显——部分作家闭门造车，“基本放弃重大题材，而过分注重‘一地鸡毛式的琐碎日常生活题材”丁帆：《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中国元素被改造甚至解构，文学的“中国性”独特因子被弱化或冲淡，文学成为娱乐的合谋，猎奇、戏谑揶揄成分增加，激烈冲突的社会事件书写变得平滑而“和谐”。最终，本土性因素褪色，中国故事特有的悲剧感和崇高感被稀释，文学创作伪风俗、伪生活现象泛滥，文学与社会现实分离，文学干预社会现实的能力减弱。

“本土根基不牢固导致它易于受外在文化的侵蚀，外在环境更摧折着原本就脆弱的文学本土性。只是现实文化原因更直接和外在，本土化原因更内在和深远。”贺仲明：《本土化：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另一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从保护本土文艺主体性和民族性角度考虑，本土话语再造是拯救文艺的内外在困境的正确出路。文学本土话语再造是对西方思维模式和创作模式的主动悖反，也是文学“向内转”到“向外转”呼吁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又见李建军《当代文学亟需向外转》，《文艺报》2004年2月26日。的具体实践。因此，作家自觉地返回到本土话语创作，将本土化作为创作的主题和反思的起点，以本土性视角和话语逻辑来书写“转型中国”，“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对于中国问题做出必要的回应与表现，正是新世纪以来许多中国作家一种凸显自身人格良知的写作选择。”王春林：《新世纪小说发展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7年第1期。追求创作视角、故事和创作理论方法的本土化，文学重新担负起记录社会发展、关怀社会问题的重任，是文学由不及物走向及物的具体体现。

（三）本土文学理论的空疏

文学理论通过关注文学和社会问题而回到自身。有学者指出：“中国式的理论过剩背后潜藏的是理论的饥渴与贫乏。”余虹：《理论过剩与现代思想的命运》，《文艺研究》2005年第11期。因而，中国文学亟待召唤“‘文本→理论思维模式，从文本研究出发，发现、总结、升华出理论品质、理论内涵”吴义勤：《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文艺研究》2008年第8期。。而新世纪中国文学在主题与内容上的特殊性使得实現“文本→理论”的理论创新模式成为可能。唯有以中国问题出发的理论创造才具有阐释“转型中国”的广泛辐射力。文学理论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从社会现实和文学等存在的问题出发，创造出关于问题的理论，即由现实或理论的问题创造问题的理论。其中，理论的更新，可以推动创作主题、方法、风格的新变；而新的创作品格的出现，则也会引发学者对其理论与方法的进一步反思与总结。二者之所以能够形成交互促进、双线并进的关系，在根本上是因为在大文学观下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原本属同一范畴，具有同质性和一体性，只不过因学科细化造成了彼此的“隔膜”。因此，将本土理论话语创新放置于与文学创作双线并进的位置是本土话语再造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文学批评和研究在方法上存在一个规律：“批评意识、批评声音，普遍受制于既有文学理论惯例。”牛学智：《“本土话语”审视的语境与目的——关于拙著〈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南方文坛》2014年第5期。域外经验是中国文学理论“惯例”征用来源，模塑着中国文学的呈现方式和具体形态。而中西文化在根本特质与表现特征上具有很大差异，致使二者对诸多具体文学问题的阐释上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西方哲学、美学甚至文艺理论在产生之初即有着明确的立场预设和价值诉求，其理论对中国三种现代属性并存的现状解释力虚弱，与中国问题、中国文学之间圆凿方枘：双方并不在同一话语层面上，西方理论资源与中国本土语境之间的错位现象明显。从文学本土话语再造的方法范式角度来看，呼吁本土文学理论的建构，则是对“再造”自身的理论方法和再应用方法探析。只有通过本土文学理论的建构，使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学术资源从“理论”回到“文学理论”，姚文放：《文学理论到理论——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才能促成文学的新发展和形成新的文学理论，才能真正将“文化自信与理论创新”的呼吁变为现实。

对文学创作中的新现象进行抽象归纳，对本土性创作样态的话语逻辑、文化逻辑和理论逻辑进行形而上的总结提炼、凝聚升华，对本土性创作的主题、方法与原则进行理论总结，归纳其症候、特征、缘由，总结形成新的审美话语逻辑，并阐释本土话语实践自身的意义、价值和存在问题，形成新的文学理论方法，搭建起属于中国、不同于已有西方理论的、具有前瞻性的新理论话语体系和文学评价体系。这是本土话语再造能够持续性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推动着中国化的创作、批评和研究向纵深的层次与阶段发展。

（四）现代汉语的未完成性

与古代汉语相比较，现代汉语在某种程度或方面上的未完成性是本土话语再造在语言角度上的出发点。未完成原因有三：第一，现代汉语薄弱而短暂的文化传统与翻译腔问题。古代汉语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表意功能、句法体系和诗性传统皆成熟而完备，这方面可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窥见一斑。然而，这种完备体系却因为白话文的兴盛而“被整体性颠覆、走向价值边缘化”，充当反传统角色的现代汉语的文化传统薄弱而短暂，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割裂是中国“文化宿命之旅”。 吴俊：《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境遇——从“传统”的视角看》，《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具体言之，由于中国要与西方接轨，现代汉语在形成之初就以西方的句法逻辑进行塑造，与表达体系成熟完善的古代汉语相脱节，造成了作家创作语言资源的匮乏，语法限制较多，严谨有余而活力不足，文学创作语言的欧化——翻译腔严重，“削弱了汉语的诗性内涵”张卫中：《当代文学应再造汉语诗性的辉煌》，《文艺报》2014年1月6日。，语言的诗性与美感无法有效发挥。“我们对汉语的理性认识还笼罩在盲目欧化的阴影之下，没有自己的面目，更缺乏自己的创造。”韩少功：《现代汉语的再认识》，《天涯》2005年第2期。较之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越来越细密的语法条框限制着作家的创作表达，“文学本来是要唤起读者的感性印象，而滞重的语法却压制和束缚了作家的感性表达，在语言森严的框架中，作家的感情印象被稀释、淡化，丧失了灵动与鲜活”张卫中：《当代作家对传统汉语的再造》，《文艺报》2014年3月31日。。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白话文运动，白话文确实提高了语言作为工具在表达时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却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毁坏了文学语言的诗性气质。且语言在文学这里不仅仅满足于工具功能。第二，从语言被解构的世界性潮流角度来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作家对西方后现代文艺思潮的刻意模仿而崇尚语言游戏，消解诗性话语，“语言的反智倾向”显著，丁帆、王彬彬、费振钟：《晚生代：“集体失明”的“性状态”与可疑话语的寻证人》，《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语言碎片化现象明显。这导致了汉语诗性传统和内在审美尺度的进一步丧失。第三，从作家自身角度而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普遍缺乏锻造语言的主动意识。引发中国当代文学“衰微”不仅在于语言的外在发展环境，更在于作家自身不愿意重视语言。跟着西方语言逻辑后面邯郸学步，并用西式语法条框约束现代汉语的诗性表达，最终会造成本土“自我”的迷失，阻碍作家美感经验的传递。有学者就指出：“也许我们一直生活在幻觉之中，我们用大量移用了西方概念的现代汉语思考和言说，我们至今并未找到有关我们的真实生存的语言。”李敬泽：《2009，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学》，载《致理想读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同时，言语表达词汇概念的西方化的背后则直接联结着思维方式的西方化，而古典汉语传统下的诗性思维则沦丧殆尽，仅蜷缩于古代语言文学研究者的小角落里，这是本土话语再造的汉语语言背景。

新世纪对语言的探究越来越被作家和学者所重视，作家将是否具有语言美作为创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而学者则将语言作为考虑和评判作品艺术性的重要批评方法。吴俊指出：“作为汉语文学传统的脉传流变，当代文学有责任担起现代汉语接续文言文学经典传统的历史，修补两种言语方式之间因革命、暴力、权力策略而产生的悲剧性断裂，再创汉语的未来，而这只能在现代汉语系统中实现。”吴俊：《顾彬的意义》，《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本土话语再造有利于接续中断了的古典汉语优良诗性传统，有利于为现代汉语翻译腔吹入新生气，有利于学习与恢复中国古代汉语下的诗性表达的策略、体制与惯习，有利于推动对“转型中国”的概念命名从旧名到新名的转化。进而，健全和完善现代汉语话语体系，促进现代汉语话语习惯的更新。这就需要建立起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的深度继承关系，以本土话语再造来扭转文学发展的僵局与危机，将因西学东渐而搁置的本土话语进行重塑。在新世纪作家创作方面，莫言的《檀香刑》、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等主动选择“大撤退”，抵制翻译腔，借鉴并演绎古代汉语表达方式，是向古代汉语汲取资源和营养的典型代表。

二、本土话语再造路径评价

本土话语再造启发着知识分子对中国文艺的位置、存在意义以及文学的中国性在哪里等问题的讨论。从范式或话语新变的角度而言，这是现代性焦虑之后的新焦虑下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性焦虑驱动了文艺领域的话语维新论，身份认同焦虑则引发文学的本土性高扬。审视并评价本土话语再造，需要厘清影响本土话语再造批评和研究的立场与标准问题：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世界性与本土性的关系以及文学参与历史共建的方式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科学的、立足于中国与文学的审视视角和立足于当下和本土的建构和评价标准。

（一）立足中国和文学来审视“本土”

言说的语境决定了议题存在的合理性和评价的有效性。一旦文学批评或研究立足于某一标准去分析中心议题，即是赞同该标准背后所涵涉的话语规则和话语逻辑。影响本土话语再造问题讨论的关键机枢在于研究者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不同认知，不同认知会形成对该问题分析的方法标准的多样和对“西方”的不同态度。各自不同的判断标准和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或基于价值理性即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利害关系的立场，寻求中国文学的话语权和主体性；或基于工具理性即作为文学研究者的理性追求，探讨阐释“转型中国”的有效性和问题性；或将情感态度、价值利害关系、学术理性等进行杂糅或进行因果颠倒，进而对本土话语再造作非理性的论断。这表明支持与质疑皆是从各自不同立场出发得出的论断：文学研究的着眼角度不同，要达到的目的也就不同；批评所采用的方法不同，所得到的结论也会各异。这是形成文学本土性问题研究中不同研究者的立场与评价迥异的原因。因而，对文学本土问题的言说，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在何种语境下讨论才是有效的、合法的。此外，“本土”標准的流动性、相对性和理论的情境性使得本土话语再造有着不同的呈现和定性。作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种文化策略，“本土”并非固定不变的概念，在时代发展中具有流动性、相对性和过程性，会随着整体性的文学语境和学术研究范式的变迁而升降起伏。甚至与中国落后或崛起的国情紧密关联：中国国力落后则寻求向西方学习；国力强盛则呼吁“文化自信和理论创新”、践行本土话语再造。每次转变皆会在文学的立场与方法更新上得到充分的落实与体现，形成新的文学价值诉求。从这一角度而言，左右文学问题定性判定的因素往往在文学之外。如话语冲突背后所隐射的话语权力、政治文化等问题，则是引起中西文艺冲突的深层因素，也是文学创作模式和批评范式更迭的动因。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学阐释时出现不恰，主要原因在于：理论的现实形态与理想情境间的裂罅。理论一旦跳出其产生的先决条件，就自然地陷入不恰，这就是理论的及物与不及物的差别。同时，理论的理想情境与理论的现实形态之间具有较大差异性，前者具有普适性，后者具有相对性和具体性。“科学”理论会因为受到具体历史和立场的牵制而变形——实际运用和呈现促成了纯粹理论向理论的具体形态演变，即真正科学标准下的理论在现实问题中会被转化为理论的具体形态。如虽然普世标准是科学的、永恒的文学立场，但普世标准须经历各民族、国家来具体呈现，这就造成了纯粹性的普世标准的丧失。这种具体化的过程其实质是理论在运用过程中的“被变形”、被改造的过程。而实际上，这里的变化并非指理论自身发生变化，而是说言说的语境和言说者的主观动机造成了理论的变异。

文学评价体系包括两个不同标准：共同性标准——世界性即人类立场和普世价值，特殊标准——本土性即本土立场、本土思想和本土审美惯习。有学者指出：“世界性与本土性未必是对立的”，“但两者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发生错位，两种立场本身会分别形成不同的价值本位。”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及评价纷争问题》，《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如何摆放文学的世界性与本土性位置是本土话语再造面临的中心问题，也是新世纪当代文学评价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在文学批评中，以世界性标准来审视新世纪文学，则可以发现其存在的明显问题。如对社会事件直接挪移有余而审美锻造不足；违背文学与社会事件之间的离心结构原则；作品记录社会事件的功能大于其文学审美功能；作家对生活提炼上升的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遁形；高扬“中国性”并将其作为文学的构成要素，则有保守主义抬头的嫌疑等。这些批评是新世纪文学需要改进的方向，也说明本土话语再造应遵循一定的“契约”约束。即文学基本伦理——普世价值和人类立场，这是悬置在作家和学者头上的神剑。具体而言，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的问题设置、方法预设和价值观念选择等方面的探析可以从本土话语中寻找资源来阐释和建构。但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在面对主观立场、价值选择、判断标准等问题时，必须树立起世界性的普世价值立场。张光芒：《评价当代文学：我们需要的是“中国立场”还是“人类立场”》，《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4期。即使在文学本土性高扬的新世纪，这种“契约”也不可违背，一旦将其丢弃则意味着文学活动本身的失败。在多元共生、异质互动、众声喧哗的新世纪，文学批评需要勇于坚守世界性这一永恒的价值标准和人文立场，为文学本土建构之路提供明确的后盾。新世纪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标准在立足于本土的基础上，批评和改造国民性，揭示道德人伦危机，并对伟大时代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以及新的普遍性的社会价值取向进行构筑。这些显示出新世纪文学评价标准中对普世价值和人类立场等文学世界性的坚守。

另一方面，以本土性为立足点对新世纪文学的评价则肯定多于指摘。张清华指出：“人们对于文学的评价，我们便看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基于所谓‘普世标准的指责与批评，基于‘中国经验的激赏与认可。哪一种是更为接近实际的评价？当然是后者。因为脱开这样的现实，而去构造所谓的‘世界性和‘人类意义上的文学性，我以为正是如鲁迅所说之‘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合时宜。相信我们还是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真实而独异的‘中国书写，而为世界提供一个珍贵而鲜活、稀有而不可替代的文学样本，这才是它通向‘世界文学的正途。”因为，“用‘中国故事承载的‘中国经验的讲述，是‘中国作家对于世界的独一无二的讲述。”张清华：《“中国身份”：当代文学的二次焦虑与自觉》，《文艺争鸣》2014年第1期。这就是说，注重本土性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主题上更加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更易与中国读者的原有知识形成共鸣。相对而言，文学作品一旦被预设为需要被其他国家与民族所认可和接受，则需要作家对创作进行符合其他国家或民族审美欣赏视野的改变或置换。最终，该作品在故事内容、形式结构、审美趣味和主题思想上则会体现出西方因素大于民族性因素的特点。如果中国文学创作过度地勾兑西方的创作理念与方法，则有造成文本中的本土性因子被削弱甚至消失的可能。事实上，勾兑西方理念与方法是西学东渐的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存在的弊端。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向西方审美趣味靠拢更是有增无减，原因在于：其一，主动学习西方新思想是对上世纪50-70年代庸俗马克思主义创作方法自觉摒弃的一种有效途径。其二，中国文艺为了在世界舞台发出声音，不得不努力以西方话语模式和评价标准进行表达，试图以此摆脱自身的失语窘境和文化不自信局面。这两方面共同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学本土性特质的降低。事实上，本土性标准的创作相较于世界性标准更具体，并非是抽象和普泛的。本土性是人类立场和普世价值的依凭和基础，普世价值的合理性前提是在文学创作中本土话语得以真实凸显，而非被改造、疏离或搁置。具体国家民族性是人类立场中“人类”的组成部分与具体所指，而真正脱离具体民族语境的世界立场是不存在的。因此，作家创作时应当思考“人类”的民族性特质，并对“人类”概念中的西方色彩进行祛魅。在新世纪文学的语境下，高扬本土话语、强调中国书写的姿态，更符合“转型中国”的实际和文化自信的要求。

既通过本土资源、本土审美特征和本土思维方法来展现中国，又对人类永恒和共同的主题进行关注、对人类普世价值进行捍卫，是文学本土话语再造本身和对其评价的基本准则，可使中国文化“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连续性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张旭东、张洁宇：《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反思》，《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17日。。该方式以捍卫文学永恒立场为前提，以维护本土性为旨归。需要注意的是本土话语再造应在中西文化交流、交往中得以实现，道德精神审判应当在“文学性的轨道”内进行：在文学里讨论人性道德，而非在以道德审判员的姿态来责难文学。“‘中国故事若想成为阐释当代中国的有效概念，它需要在与外界的交流与竞争中来建构、调整自身的理论规划。”方岩：《“中国故事”的语境和边界》，《文艺报》2017年8月11日。这是在强调中国故事的语境并非是封闭、排他、狭隘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语境，再造并非是对世界文学因素、现代性因素无所依凭的独步六合之举，而是在中西文学相互比较交流中实现。“本土性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共生的关系，不是互相取消的关系，而是相互发明的关系。”李洱：《文学的本土性与交流》，《东吴学术》2014年第1期。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中国文学互补与竞争并存的良性发展格局。

总之，言说“本土”应当注重两方面原则：回到中国和回到文学本身。这可以使中国文学走出西方和非文学的阴影、回归到其正常轨道，以文学本身作为尺度，针对文学内部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是对过去的文学样式的一种纠偏。此外，基于“本土”的流动性、相对性和理论的情境性，文学批评针对中西之争问题，虚弱的本质主义方法原则已无法阐释“转型中国”下本土性创作的复杂形态和内外关联，而关系主义方法南帆：《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文艺研究》2007年第8期。则为把脉再造提供了多方位的“他者观照”视角，可使该话题的讨论更加深入、科学和有效。

（二）以当下和本土标准建构“本土”

以中国当下和本土作为批评者审视和批判的逻辑起点也是新世纪文学批评必须首先树立起的批评立场，唯有如此才能做好对“转型中国”的价值和事实两种判断。文学本土性创作，从宏观角度而言，是对中国当下和过去的历史进行“叙述、阐释和理解”张颐武：《中国故事：命运与梦想》，《解放日报》2014年2月23日。。对“转型中国”谁来阐释、如何阐释、以中国的立场方法标准还是以西方的立场方法标准进行阐释，则是文学阐释话语权的问题。谁来阐释比怎样阐释更重要，强调了中国自己来建构“转型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而“转型中国”的奇观性是西方理论阐释的盲区，由于中国作家和学者所具有的人文关怀精神、传统文化知识背景，以及对“转型中国”的记录一切属于在场叙事等原因的存在，这些都保证了中国作家和学者对“中国”进行阐释、总结的优先权。即作家以当下社会事件作为文学素材进行创作和反思，是作家责任感、忧患意识、问题意识的体现，也是作家抓住对“转型中国”的第一阐释权的必然选择。作家作为“转型中国”发展进程的亲历者甚至参与者，所书写的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是描述“转型中国”的珍贵史料。对后来研究者而言，任何对当下时代所作的把脉、总结文字都将在未来受到“敬惜字纸”般的膜拜。因为，当代人的发现、筛选与阐释要比后代对当下历史的“想象”与再阐释更具可信度和合法性，且当下的文学记录与阐释本身也将在未来成为“阐释的经典”。本土性创作为未来的研究者触摸新世纪初期“转型中国”的整体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审美风格、不同阶层生存境况和文化心理结构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依据。这是重视本土话语再造的长远意义。

既然，新闻报道总是快作家一步，“靠文学来扩展见闻和传播知识必然低效”韩少功：《扁平时代的写作》，《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6期。，文学无法继续充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认知功能。那么，何以新世纪文学注重以社会事件来作为文学创作主题内容的来源？文学偏好于书写“概念无法抵达众多的生活细节”，文学也有着“对于历史的‘陌生化注视”。南帆：《现实主义、结构的转换和历史寓言》，《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09年第四卷第1期。将那些因无法纳入宏大叙事编码系统而被历史忽视的事件进行凸显则是新世纪文学的重要内容。细读新世纪文学创作会发现，许多文学创作的故事来自于“转型中国”下让人啼笑皆非、或令人惊讶叹息的社会事件，“这样的故事当然很难写进历史，但是在小说中，它足以隐喻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况，闪现着当代知识分子的灵魂造影”。张清华：《“中国经验”：道德悲剧与文学前景》，《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23日。此时，本土性文学创作充当着参与“转型中国”历史共建的角色，强调了其与正史书写相比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于是，以社会事件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则成为中华民族在伟大转型时期的生存秘史和心灵秘史。就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比较而言，“转型中国”下的社会事件比以想象为基础的文学创作更加异彩纷呈、摇曳多姿，社会现实比文学创作更精彩，比那些虚构的小说更像小说。这为文学书写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提供了充足理由。这种创作本身也显示出作家批判与讽刺社会丑恶现象的勇气与担当，道出了“转型中国”下真实的社会现状，是新世纪文学有效而恰当地呈现“转型中国”的方式。

结语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现代性话语到新世纪以来的本土性话语，文学的主导价值观念和研究范式的沉浮起落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语境特征，体现出作家的“时代书记官”角色在二十一世纪的复归与新发展。新世纪文学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本土话语再造问题讨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土话语的回归与再造，其实质是文学自觉摆脱现代性话语束缚而再出发的过程，也是以本土为镜重新命名属于本土的新自我的过程。反叛旧创作风格、消除旧理论弊习，自觉地扭转西方话语充斥局面，是文学上进行“本土话语再造”的基本动力。以中国为标准重新定义何者为应然的中国文学，以中国作为坐标，寻找重新看待本土、当下的方式，才有望改变以西方思维方式命名文学的积习，改变受西方文艺理论影响的逻辑思维模式、知识构形和言说方式，改变屈就于西方話语权威的文学表达形式。作家应当强调对本土生活的洞察和反思，追求并歌颂民族文化和传承民族发展的内核精神：既要关注超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又要关注个体在“转型中国”大时代下的灵魂造影和现实纠葛。通过再造将原本受到压抑甚至中断的文学本土性因素提升到其应有位置，建构起属于新世纪中国的成熟的文学语言体系、中国化的文学意象意境体系和源自本土的文学理论体系，最终促进文学发展。而那些认为新世纪文学本土话语再造没必要的人，实为自欺以求心安。

（责任编辑：李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