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冯琦　尚勇敏

摘要：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是生态要素有机融合、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不同区域共生共利共荣的地域性共同体。2011-2015年，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生命力指数总体不断上升，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响应表现相对更优，而上游地区生态系统健康方面具有优势，应充分实现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的优势对接，共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依托江海交汇的自然环境、全球城市、科创中心、制度创新等优势，上海在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中应发挥其服务引领作用，使其成为共抓生态保护的示范者、创新驱动发展的先行者、协调区域发展的领头羊、对内对外开放的动力源、引领制度创新的排头兵。同时，上海应在建设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廊道重要节点，打造要素配置与服务重要枢纽，带动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引领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服务引领；上海

中图分类号：F2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9-0052-09

作者简介：周冯琦，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尚勇敏，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20）

一、引言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关心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随着绿色发展成为共识，这为长江经济带建设这一国家战略推进和实施奠定了基调和方向，需要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凝聚思想认识，在决策部署上形成一盘棋，建设行动上拧成一股绳①，合力建设“生态长江”“绿色长江”“美丽长江”。

学术界对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进行了大量探索。在发展水平与格局方面，李强等（2018）测度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格局，并指出科技创新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有着正向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影响了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李强、高楠：《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年第3期。。宓泽峰等（2016）构建耦合协调度和发展潜力模型，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发展潜力的空间格局，协调发展应成为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宓泽峰、曾刚、尚勇敏等：《长江经济带市域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及发展潜力初探》，《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9期。。在绿色发展协调性方面，长江经济带是一个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的巨系统，二者协调发展是从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王维：《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格局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周成等（2016）为此提出了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模型，并正确处理好三者间的关系。严翔（2017）等构建了经济发展—创新能力—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并指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存在异向运行趋势，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存在孤岛态势，绿色发展溢出效能有待提升严翔、成长春、周亮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创新能力-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17年第19期。。在绿色发展路径方面，任胜钢等（2016）指出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应聚焦构建中上游绿色承接产业转移模式、以生态承载力为基础优化产业布局、构建跨区域横向生态补偿等领域任胜钢、袁宝龙：《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的动力找寻》，《改革》2016年第7期。。吴传清等（2017）指出长江经济带必须加快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发展绿色产业、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高效利用水资源，建设绿色城市群和美丽乡村，探索绿色新政等吴传清、黄磊：《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难点与推进路径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总体上，学术界对如何发展、发展什么等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但对于谁来引领发展、如何引领发展却缺乏科学论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应发挥在长三角地区合作交流中的龙头带头作用，围绕推动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继续完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李克强总理指出上海要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更好发挥上海的推动带头作用汤志平：《充分发挥上海服务辐射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作用》，《长江技术经济》2017年第1期。。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依托长江水系而形成具有一定独立性、整体性的地理空间单元，也是一个包含人类和各种自然环境要素在内的生态共同体。为此，上海有必要充分发挥其龙头带动作用，服务引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然而，上海对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上海对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的重点与策略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本文试图解析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的内涵特征、各省市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指数、上海服务引领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的思路与路径等，旨在为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指导。

二、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的内涵与特征

（一）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概念界定

目前对生态共同体尚无科学合理界定，但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相关概念，包括“自然共同体”郑慧子：《在自然共同体中人对自然有伦理关系吗？》，《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17卷12期。“地区共同体”王玉明：《城市群环境共同体：概念、特征及形成逻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社会共同体”余谋昌：《人类文明：从反自然到尊重自然》，《南京林业大學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8卷第3期。，以及“生命共同体”“山水田林湖生命共同体”等概念，这为生态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于生态共同体的内涵，“生态”要求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具有较强的“健康度”；“共同体”包含了“共”和“同”两层含义，前者要求坚持整体性思想，反映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和区域需要共保共治，即“整体性”；“同”则要求长江经济带生态大保护要做到统领、统一、统筹，即“系统性”。为此，本文认为“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是基于长江经济带复合生态系统的健康度、整体性、系统性，区域间共担生态环境风险、共治生态环境系统、共享生态文明利益，而形成生态要素有机融合、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良性互动、不同区域共生共利共荣的地域性共同体；也被视为区域间的组织形态和功能模式、区域生态建设的行动联盟、区域生态价值共享的利益团体。

（三）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的特征

首先，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是新型的空间观、发展观与文明观。新型空间观强调生态系统内部有机联系、自然要素与人类活动相互包容、长江上下游和各省市间绿色协调发展、城市与乡村有机融合的空间格局，不同区域实行分类空间管控和分区施策。新型文明观强调以生态文明思想指导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王金南、王东、姚瑞华：《把长江经济带建成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带》，《中国环境报》2017年1月9日。。新型发展观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调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各省市的发展应坚持全国一盘棋，立足比较优势，统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

其次，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具有多重共生的特征。一是人与自然的共生，自然为人类提供原料、实物、空间等，人类为自然有机循环、自然生长提供物质、能量和机制支持。二是不同城市、区域之间相互依存，长江经济带形成一个整体、系统的生态空间结构和区域生态系统。三是不同城市、区域之间相互合作，由于单个地区、城市所拥有的资源和治理能力有限，长江经济带成为各省市、上中下游地区之间合作的载体。

再次，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具有多元网络格局。一是生态网络，长江经济带森林、绿地、耕地、水体等生态基质相互连通、有机循环，形成由不同板块、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自然、人文要素耦合形成的網络式生态体系。二是物理网络，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人员、货物、市场等有形要素的流动，连接成一个不断扩展的复杂有机整体。三是流的网络，随着信息化不断加深，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联系不断深化，并构建成复杂多元的信息网络、产业网络、合作网络、资金网络等。四是治理网络，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需要一个跨区域的制度性合作机制，包含环境政策、制度、规范、环保技术等治理体系，以及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化治理主体共同形成的治理网络体系。

最后，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具有多层级、嵌套式的结构。长江经济带是由多个区域、各类要素与主体形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共同体，表现为彼此联动、相互融合的嵌套结构。长江经济带还是一个包含若干亚生态系统形成嵌套式的巨型生态系统结构，需要不同子生态系统、不同城市群或城市分层分区共同开展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既需要从自上而下做好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顶层设计，又需要依次自下而上以及从支流到长江干流等进行推进。

三、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生命力指数评价

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生命力指数评价，将有利于刻画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的现状与问题，分析各省市优劣势，明确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的重点，促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山水林田湖草和谐同生，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区域之间共建生态屏障、共享绿色发展成果的共生共利共荣发展格局。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盖亚理论，从结构、功能、活动、演化规律等看，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可被视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各种要素通过共同作用维持着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生命力Lovelock J.， 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俞孔坚、张东等：《生命细胞、景观格局与创新网络——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规划》，《城市规划》2001第25卷第5期。。目前对生态共同体生命力尚无科学界定，本文以复合生态系统为理论基础，借鉴城市生命力、生态系统生命力等相关概念内涵苏美蓉、杨志峰、陈彬，《基于生命力指数与集对分析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第20卷第2期。，认为生态共同体生命力是承载人类活动、实现自我再生，保持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有机协调的能力，具有良好的生态系统健康度、区域共建共享生态的整体性、要素间与目标体系之间具有系统性。依据科学性与实用性、系统性与层次性、稳定性与动态性、可操作性与指导性等原则，本文从生态系统健康指数、经济社会进步指数、生态调控响应指数三个维度、27项指标，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生命力评价体系。

（二）评价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归一化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各领域层的权重，并通过加权求和法计算得出2011-2015年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九省两市生态共同体生命力指数变化与空间差异。本文数据来源于2012-201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环境状况公报、省环保局信息公开年度工作报告、新浪微博等。

（三）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生命力评价结果

2011-2015年，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生命力指数从2011年的0.391上升至2015年的0.484，总体处于不断上升趋势。其中，生态系统健康指数波动较大但总体上升，从2011年的0.465上升至2015年的0.524，由于2013年自然灾害受灾人口比例从上年的11.4%上升至25.2%，以及人均水资源量下降、城镇化造成土地开发强度上升等原因，当年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出现较大幅度下降，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压力依然较大。2011-2015年，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指数从0.379上升至0.514，期间长江经济带人均GDP、R&D;经费内部支出占GDP比重、城乡居民纯收入、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主要指标均呈现较快上升态势。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废水和能源消耗量分别从287亿吨和15.4亿吨综合标准煤增长至319亿吨和16.0亿吨综合标准煤，可见，长江经济带在经济发展活力和人居社会和谐方面有了显著改善，但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压力依然明显，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需要努力实现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有机协调。2011-2015年，长江经济带生态建设响应指数也从0.306上升至0.400，每万人政府环保人员数量的增加使得政府动员资源、应对环境问题有了更强保障，当年单位面积人工造林面积从7.19 hm2/km2上升至9.29hm2/km2，各省市社会公众共建生态也取得较好效果，各省市环保部门平均依申请公开数量从2011年的24.82件上升至69.36件，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

总体上，生态系统健康指数、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成为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生命力指数的“双引擎”，生态建设响应指数也总体保持稳定，这反映出在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既需要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与环境污染治理，又需要提升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水平，并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的协调推进。

（四）長江经济带各区域生态共同体生命力指数

2011-2015年，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生态共同体生命力指数存在显著差异。对于生态系统健康指数，长江上游地区要优于中下游地区，其原因在于上游地区环境空气优良率、森林覆盖率、人均水资源量、人均耕地面积等均高于长江经济带平均水平，且土地开发强度较低，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较强，保持了相对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而下游地区空气、水环境质量均较差，2015年，长江经济带下游两省一市平均环境空气优良率仅为71.9%，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54.4%，该两项指标均低于长江经济带平均水平（80.9%、72.2%）；2015年，上海、江苏、浙江土地开发强度分别为49.18%、25.68%和12.80%，分别位居第1、2、4位，远高于中游（10.16%）和上游地区（4.96%）。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指数，作为我国经济重心，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各类指标明显领先于上中游地区。2015年，长江经济带下游、中游和上游地区人均GDP平均值分别为89812万元、41532万元和36937万元，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8314元、19036元和16563元。但经济规模的扩展也造成对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并消耗大量能源资源，2015年，下游、中游和上游地区废水排放量分别为127.9亿吨、113.2亿吨77.8亿吨。对于生态建设响应指数，长江经济带下游也总体领先于中上游地区；其中，下游地区在环保人员投入、生态修复投入上表现较好。2015年，下游地区每万人政府环保人员数量、环保部门官方微博发布数量分别为15.7人、4156条，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分别仅为6.7人、856条和9.4人、2073条。长江中上游地区作为长江经济带生态屏障，在人工造林方面成效显著，2015年，长江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单位面积当年人工造林面积分别为9.78 和12.92 hm2/km2，下游地区仅为3.78 hm2/km2。

总体上，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在生态系统健康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应继续加强上游地区生态系统建设，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生态建设响应能力相对不足，而下游地区具有良好的区位发展优势、较强的经济基础与创新资源要素等，应充分实现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的优势对接，共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尤其是上海在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生命力指数评估长期位居前列，2015年位居各省市首位，应当充分发挥其优势，服务引领各省市共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

四、上海对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的地位与作用

上海地处长江口，经济发展水平、国际化程度和影响力位居长江经济带龙头地位，有必要响应国家战略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上海的服务引领能力，打好上海服务品牌，积极对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

（一）上海对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的成效

长期以来，上海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对上海市的发展定位，从探索长江经济带合作机制、推动对口支援和产业转移、加强对上中游创新溢出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等方式，致力于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1.积极探索长江经济带合作机制。1985年12月，上海联合南京、武汉、重庆发起成立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会议就长江经济带产业合作、区域协同、要素配置等议题进行了商讨；上海已牵头召开了4次会议，在推进产业跨界合作、技术扩散与技术转移，以及对内对外两个扇面开放的枢纽作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推动长三角地区以及长江经济带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晓娟：《上海参与和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研究》，《上海经济》2016年第1期。。作为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和科研院所、智库等组织了多次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协同发展的座谈会，为沿岸各省市共商大计、共谋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

2.积极推动对长江经济带沿岸省市对口支援和产业转移。上海依托在上海成立的产业转移促进中心，有效促进了上海与长江经济带沿岸省市的产业转移与合作，带动了沿线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截至2015年底共促成落地项目近80个，项目金额合计800多亿元。《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提出逐步疏解上海城市非核心功能以及部分核心功能中非核心环节，这为上海与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上海还积极开展对口支援，为上海企业向长江经济带沿岸省市开展项目投资提供了资助；积极与长江经济带沿岸省市举办产业转移招商对接会，其中，2016年便实现对云南到位资金197.5亿元。

3.依靠科技创新资源优势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水平提升。上海致力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并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资源集聚优势，上海以科技合作项目为抓手，积极开展国内科技合作与科技对口帮扶。截至2016年，长三角联合攻关项目累计立项已达百余项，立项项目中包含大量区域水土综合治理等环境保护领域共性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研究项目，以及区域协同创新公共服务体系等社会经济发展与协同管理创新领域研究项目。同时，上海市还与长江经济带沿岸省市开展科技示范和成果转化合作项目，开展对长江经济带沿岸省市的人才培训，为长江经济带环境协同治理与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

（二）上海对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的功能定位

上海不仅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基底，优越的发展区位优势，还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自贸区、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肖林、周国平：《卓越的全球城市：不确定未来中的战略与治理》，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这为对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提出上海应充分发挥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的服务引领能力，使上海成为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中区域协同的协调者、要素协同的扩散源、目标协同的引领者。

1.共抓生态保护的示范者。以建设“令人向往的生态之城”为目标愿景，严格城市生态空间格局管控，形成有利于自然生态健康、产业生态高端、人居生态和谐的生态空间格局，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市民提供更多优良的生态环境产品。围绕饮用水安全保障、环境基础设施、面源污染治理、黑臭水体综合治理等重点领域，切实加强水环境综合整治与水生态保护，加强近海岸污染防治，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持续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为长江经济带沿岸省市共抓大保护、共建生态共同体形成良好的示范，带动长江经济带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环境改善最佳的经济带和经济转型绿色发展的样板区域。

2.创新驱动发展的先行者。深入推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进科技与产业向“智能、泛在、互联、绿色、健康”方向融合发展，加快实现科技振兴经济，依靠科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建设国际化创新功能平台和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科技创新辐射力，加快实现科技价值；明确重点发展技术领域，聚焦符合科技进步大方向、产业变革大趋势、关系国家利益大战略、上海发展大远景的技术领域。

3.协调区域发展的领头羊。依托其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作用，引领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和沿岸省市产业合理分工和优化布局，推动创新型要素向内地转移，创新发起者引领示范，促进江海联运等途径，带动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缩小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带动长江经济带整体共享绿色发展利益，实现区域间共生共利共荣。

4.对内对外开放的动力源。上海应推动与长江经济带沿岸省市金融合作与联动发展，充分发挥江海联运和国际航运中心的独特优势，不断完善对外交通网络，促进上海与沿岸省市内外贸发展对接。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门户城市的区位优势，以及“四个中心”、自贸区等基础条件，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上海在全球资源配置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并为长江经济带沿岸省市提供具有国际水平和标准的金融、贸易、航运服务，带动长江经济带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发挥上海在对内对外双扇面开放格局中的枢纽作用。

5.引领制度创新的排头兵。贯彻落实“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战略定位，积极探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一步强化和创新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河湖健康评估制度，推进饮用水源地管理机制、环境综合整治与河道综合整治模式创新等；鼓励支持污染第三方治理，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积极推进环境共治共享，完善有奖举报制度等；加快构建创新性的长江经济带环境协同治理体制机制，探索各省市环境协同治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和合作协商制度，进而将上海建成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的策源地、排頭兵和推动者。

五、上海对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的策略

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需要各区域、各部门的合作，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江海交汇的门户城市、经济中心城市等，其在经济社会发展指数、生态建设响应指数上具有显著优势，上海有必要发挥自身区位、经济、科技、制度等优势，对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共同体建设。

（一）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形成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廊道的重要节点

上海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引，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努力实现“天蓝地绿水清”，努力成为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的典范。

首先，加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加强具有全球生态保护意义的沿海沿江滩涂湿地（长江口九段沙、崇明东滩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恢复和保育受损湿地，加强沿海生态系统修复，确保滩涂生态系统自然发育充分和演替过程完整，提升上海生态建设全球责任感。加强森林绿地、农田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厚植上海生态优势。持续推进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恢复河湖水系生物多样性。强化生态红线区域保护与管理，拓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空间。大力推进绿地林地建设，最大限度利用并延续绿色空间，发挥居民健康福祉及发展的潜能。

其次，严格生态管控，保护生态空间载体。强化上海生态保护红线，确保生态用地只增不减，逐步提升城市生态容量；建设环城绿化带，控制城市无序蔓延。结合城市自然禀赋、功能特点、生态承载力和未来发展需求，划定城市“五线谱”，形成自然资源、经济社会相协调的空间发展格局。加强城市生态环廊体系建设，沿海、沿湖、沿江、沿路、环岛建设纵横交错、生态保育、农林生产、休闲游憩、动物栖息、生态引导的生态走廊，逐步推进形成形成以森林、河流为骨架的生态网络；加快实施生态廊道和城市绿道建设，构建生态健康、功能复合、互联互通、可达性强的绿色休闲空间体系。

再次，加强水源地保护与水环境综合整治。加强长江口河口海岸生态保护，推进滨海及骨干河道岸线整治修复，增强城市河网水系连通性，构建基于河网水系的蓝绿网络，修复生态岸线，优化驳岸设计。强化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加强水环境监管，加快水源保护区排污口截污纳管，减少流动源和企业对水源地的风险。加快完善水环境基础设施，提升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和水平，加快建设污水收集管网，实现污水、污泥全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加大城市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着重解决市政管网雨污管网混接问题。推进重污染河道和中小河道整治，推进黑臭河道综合整治，推进镇村级河道疏浚，全面消除黑臭河道。

最后，持续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围绕世界级生态岛定位，厚植生态优势，推进水、土、林、气环境综合整治，将崇明生态岛建成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廊道上的一颗明珠。按照国际生态建设最新理念开展生态岛建设，运用“中国智慧”促进生态优势与发展优势协调发展，积极形成完善的绿色发展政策和体制机制体系；打造长江经济带生态大保护与生态共同体建设的标杆和典范，积极推进崇明成为上海实践基于生态文明的区域发展模式的重要策源地，积极将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向长江流域其他省市推广示范。

（二）发挥全球城市优势，打造要素配置与服务系统重要枢纽

首先，打造亚太生产组织中枢。对接全球主要城市在国际金融与专业服务高集中度、跨国公司的全球命令与控制中心、灵活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工业区、创新文化与创意阶层高度集中地等四方面的优势，围绕“五个中心”引进与培育全球性航运、金融、商务、研发、会展、文化创意等专业性服务业机构在上海集聚集约发展，集聚全球大型跨国公司在沪布局，将上海打造成亚太经济的生产组织中枢。

其次，建设高端产业向内地转移平台。立足上海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门户地位，依托中国内地连接全球的窗口地位，立足面向国际、服务国内“两个扇面”的开放格局，提升上海相关园区承接新一轮国际高端产业转移的能力，并有序推进上海产业向长江经济带其他城市转移，提升内地省市经济发展水平。

再次，引领长江经济带港口联动发展。依托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长江经济带提供更为顺畅的外贸通道，通过大通关与多式联动体系建设，推动江海联运，建立长江沿岸港口与上海港之间更为高效、便捷和安全的集疏运通道，降低沿岸港口存储集散成本，降低港口对长江水环境的影响和减少能源消耗。

最后，建设长江经济带要素配置中心。依托国际航运中心、全球金融中心，打造国际化航运金融服务业中心，提升对沿岸港口信息、货物的信息管理服务；依托上海证交所等，建设长江经济带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依托科技、人才优势，推进科技人才向内地辐射，建设人才交流与培训中心肖林：《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国内智库纵论长江经济带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三）建设全球科创中心，依靠创新合作带动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转型发展

首先，加强科技服务对接与科技资源共享。加强前沿技术和基础领域研发投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加强科技服务对接，将上海打造成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的龙头，以及成果转化对接服务平台；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技术合作构建制度保障；加强创新资源共享，建立长江经济带大型科研、检测设备仪器、中试基地为一体的服务网络平台。加强人才培训援助，尤其是环保科技、环境管理、环境监测等领域的人才，为服务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应用型技术人才。

其次，支持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化转型。鼓励上海大型用能单位利用自身技术与管理经验，开展对长江经济带企业产业绿色化技术与管理支持，提升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节能水平，构建更加低碳、绿色的生产方式。充分发挥上海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等方面优势，加强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技术交流与合作，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构建更加绿色的产业体系。

再次，积极支持产业空间优化布局。依托上海产业优势，推动城市产业创新合作，在上海、武汉、成都、长沙、重庆等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形成分工有序、布局合理的长江经济带优势产业空间格局。依靠产业创新合作，支持沿岸省市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积极推进制造业服务化，引导产业向重要园区和重点城市布局。

最后，积极支持上游地区提升造血能力。鼓励上海涉农企业到上游地区投资设厂，发展生态农业，并在发展中维护生物资源多样性。依靠产业转移和劳务输出双向渠道，帮助中上游地区人才培养，杜绝贫困代代相传，实现彻底拔出“穷根”。将上海富余的技术、资金和产能向长江上游转移，推进长江上下游产业合作；鼓励上海与上游省市共建产业园区，将产业布局、园区建设、生态扶贫与环境整治紧密结合起来。

（四）引领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首先，倡导建立长江流域排污权交易机制。国家生态环境部牵头对长江经济带全流域的环境承载力进行核算，就长江经济带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严格限定，遏制长江经济带重化工业快速扩张的趋势。按照主体功能区要求划分长江经济带水功能区，实行分类管制，在禁止开发区和保护区域内严禁任何破坏水体的行为，进而有针对性地引导上游地区的化工企业逐步退出。由国家牵头设置、上海积极响应建立长江流域排污权交易机制，进而对上游地区化工企业形成倒逼机制，促使其逐步退出。

其次，尽快建立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机制。针对当前生态补偿缺乏可操作的实施细则的情况，国家发改委牵头、上海积极支持构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标准，加大对长江上游地区转移支付力度。上海牵头设立长江经济带水環境保护专项资金，积极引导社会资本以PPP等多种社会力量，参与污染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治理，上游和下游地区政府分别按照污染排放量占比出资。上海积极引领下游各省市拓宽生态补偿的通道，建立以资金补偿、技术援助、人才培训、产业扶持、共建园区、生态发展基金等多种形式的补偿通道。再次，建立长江经济带区域协作机制。上海市委市政府牵头，国家相关部门领导领衔，长江流域各省市领导参与，各市级政府领导组成联席会，建立长江经济带区域协作机制，切实发挥上海的服务引领能力，改变长江经济带各城市过去“单打独斗”参与区域合作的低效模式，逐步形成以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个国家级城市群和黔中、滇中两个区域性城市群为主体参与全流域产业分工合作、环境协同治理、科技创新合作、要素流动与资源整合等。积极将长三角城市群在规划协调、要素流动、区域治理等经验模式向中西部推广。

（责任编辑：潇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