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　齐桐萱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负责任大国外交理念的创新发展，形成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四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四代领导人的外交政策都是秉持独立自主、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的负责任大国理念，既要对中国人民的生活福祉负责，也要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负责。在不同时期，基于中国的国情国力和国际社会的客观形势，四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具体内容。从邓小平时期的关注国内发展，到习近平时期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所提出的目标越来越高，所负担的国际责任越来越多，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把自己定位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致力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繁荣。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负责任大国；外交理念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9-0022-08

作者简介：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齐桐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之前，中国主要是以国际体系革命者的身份出现，经济上闭关自守，与具有主要消费能力的西方世界没有多少人员和贸易往来。中国的对外政策更多是反对帝国主义、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国家利益占了非常突出的地位①。但是，随着中国国际环境的恶化，尤其是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部署大量的军事力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逐步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思路，从而开启了1972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的动因是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但是它所带来的后果却是更加广泛和深远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没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改革开放就缺少了一个基本的国际条件。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迅猛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从1978年到2008年三十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3600多亿元人民币增长到超过30万亿，进而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到现存国际体系的进程中，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也不断创新、发展和成熟。中国不再把自己定位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或革命者，而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在2017年12月的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到，中国要“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中共几代领导集体在如何做负责任大国、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方面不断探索和创新，丰富和发展出了包括不结盟、伙伴关系、负责任大国、和而不同、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体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主张，但贯穿始终的一点，就是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自己的人民负责，同时也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一、邓小平时期的负责任大国外交：独立自主、和平发展

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国际战略家，对于时代发展的主题、中国的任务有着非常清醒而深邃的认识。对于他来说，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不应该再是意识形态的目标，而应该是致力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这里所谈的国家利益，既有与毛泽东时代相一致的地方，即坚持中国的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即摒弃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这样的目标，突出不结盟、国内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幸福的重要性。因此，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的国家治理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国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在对外援助上，中国更加重视平等互利，而不是单方面地以意识形态为目标的对外无偿援助；在战略关系上，中国奉行不结盟的战略姿态，从而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如果从负责任大国的视角来理解邓小平同志的外交理念的话，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首先是要让自己的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对自己的人民负责。

邓小平同志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是中国国家身份再定位的主要设计师。这首先源于他对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外交是应变性很强的政治。”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在20世纪70年代末，尽管美苏两极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是核武器的存在、国际形势的缓和、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的出现、科技革命的进展这些因素，都使得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已经不太可能。1984年，邓小平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这里的南北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我们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邓小平同志不仅认识到时代主题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应该致力于自己的经济发展，也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必须要改变原有的闭关自守，积极融入世界，这与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世界体系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曾经做了非常形象的说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階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0页。。小平同志十分精辟地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他一再强调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事实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风波，小平同志都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使得中国经济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世界市场中融入越来越深、优势越来越突出。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所具有的低成本优势很快使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领了相当的国际市场。到了现在，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5000多亿美元。

与国内改革、对外开放相一致的，是小平同志所坚持的有节制的外交目标。有节制的外交目标，本身就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中国当时的国力还相当弱，有限的资源应该更多用于国内的发展。邓小平实施了大裁军，改变了中国的对外援助方式，突出构建平等互利的国家间关系，在对外关系上不称霸、不结盟、向所有的国家开放。他曾经说过，“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邓小平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提出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因此他是一位非常务实的战略家。这本质上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一致的。

当然，谨慎作为并不是无所作为。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新的国际形势，邓小平指出，“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推动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能得到第三世界的广泛认同；既是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负责，也是对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负责。因此这无疑是非常高明的切入点。第三世界国家是联合国的大多数，与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中国就能拥有比较多的朋友和伙伴。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奠定了中国全方位的外交格局，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改善关系，也坚定与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

二、江泽民时期的负责任大国外交：伙伴关系、和而不同

从1989年到2002年的十三年间，江泽民同志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继续坚持邓小平同志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外交思想，冷静分析形势，提出国际战略机遇期、做负责任大国、世界文明多样性与和而不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等新的重要外交思想，丰富和发展了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江泽民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上曾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我国外交工作的指南针，是引导我们的外交工作战胜艰难险阻、不断走向胜利的法宝”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邓小平理念的基本特点就是，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按照时代主题确定自己的中心任务。江泽民曾经指出，“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9页。。江泽民对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有传承也有创新发展，这首先表现在江泽民同志在和平发展时代主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国际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

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刚刚结束，国际形势持续动荡，先后出现了海湾战争、东南亚金融危机、印尼排华、科索沃战争、中美撞机事件、“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等国际冲突和热点事件，因此在中国国内曾经一度有过质疑和平与发展是否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声音。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在充分认识到局部地区不稳定程度有所加剧的同时，江泽民一直坚持认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2002年初，他又专门指出，“进入新世纪，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不稳定因素增加。但从总体上看，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不会改变。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3页。。

江泽民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有着十分深入、全面的论述，认为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开放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是不平衡不充分的。1995年10月，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指出，“随着国家之间联系的日益密切，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优势互补也越发明显。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不能脱离世界大市场……各国经济共同增长和普遍繁荣是人类努力的方向”。对于中国来说，要牢牢以經济建设为中心，继续增强本国的实力，因为这是完成其他一切目标的基础。

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另外一个趋势是多极化。他指出，“多极化并非针对特定国家，而是世界各种力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协调和对话，不搞对抗，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3-474页。。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竞争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美国也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对手来看待，中国面临着一个难得的国际战略机遇期，“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2页。。2002年12月，江泽民在论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时指出，“今后二十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一二十年，就很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

在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秉承负责任大国的理念，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事实上，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说法最初来自泰国总理川·立派，他赞扬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不让人民币贬值，认为中国的所为“是负责任的和正确的，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风度”成元生、兰红光：《李岚清同泰国总理川·立派会见，双方强调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人民日报》1998年12月5日。。在此以后，中国提出要做“负责任大国”。当然，与西方鼓吹的“中国责任论”不同，“中国负责任大国”外交理念下的“责任”指的是与中国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与义务。江泽民在参加有关国际环境保护峰会时，也多次表示，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而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负责任，也赢得了东盟国家的支持，从而使得双方在2001年开始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从此开始，“负责任大国”既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界定的身份，也是进行外交实践所依据的基本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这一时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积极作为，提出了世界文明多样性与和而不同的国际秩序理念，提出了新安全观，建立了全方位的伙伴关系，打造了上海合作组织。2002年江泽民在访问美国和会见英国首相时详细且明确地阐述了“和而不同”理念。在此之前，他就曾多次提及要尊重世界多样性，认为“各国人民根据各自实际国情，选择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和制度，是合情合理的，应该受到尊重”《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1页。。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安全观的理念。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就是新安全观的一个实践。这一时期，中俄建立起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10月，中美确立了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中法两国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12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1998年，中英两国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和而不同的思想、负责任大国的理念，在胡锦涛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发展，其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胡锦涛“和谐世界”思想的形成。

三、胡锦涛时期的负责任大国外交：和平崛起、和谐世界

2002年，胡锦涛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担任这一职务持续到2012年底。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也经受了非典疫情、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疫情灾害的考验。到了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第一次超越日本，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国际环境的一些变动，尤其是奥巴马执政时期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虽然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导致结构性矛盾的上升，但是，总的来说，在胡锦涛时期，美国仍然没有把中国明确为战略竞争对手，而是继续采取合作与防范两手的对策。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胡锦涛时期突出“多边合作、和谐世界”的负责任大国外交理念是分不开的。强调多边合作、和平崛起，尊重现行的国际体制，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美国的担心，也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的对外开放、和平发展的理念是一致的；而胡锦涛在江泽民时期世界文明多样性、和而不同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来要建设和谐世界，从而将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外交理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和平崛起的前提是认识到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得益于积极主动融入世界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的各种有效资源，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国内产业。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这种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内在联系，既是中国谋求和平崛起的基本动因，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基本前提。从一种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来说，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生产率提高，市场扩大，它在自由竞争中所处的地位就会越来越改善。事实上，经济学家早就指出，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后起的德国工业从它与英国的经济关系中受益匪浅。它从英国购买用于纺织的纱线，向英国学习质量管理方法，还从英国获取技术知识并借取资本[美] 查尔斯·P.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9页。。从目前来看，美国仍然是科技进步的中心，信息经济的龙头。美国支持自由贸易、遵守世界经济组织的管理，其原因在于，自由化的国际经济机制最有利于它的国家利益。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就是“你得即我失”的零和博弈。中国和其他国家也正在成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受益国。当然，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某些部分对中国是不利的，但这关键还在于如何参与到国际制度中去。“积极参与和遵循这个秩序中的合理规则和做法，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改变它的不合理做法和游戏规则，使之为大多数国家所能够接受。”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因此，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和谐世界，本质上都是与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相一致，但是更加突出了整个世界的相互依赖、对现存国际秩序的肯定，更鲜明地表明了中国的国际秩序目标，将其浓缩为十分精炼而有特色的一个目标——“建设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的主张并不是说当前的世界已经是和谐的了，而是在承认世界仍然存在很多矛盾、问题的前提下，致力于推动国家间的和平与合作，是中国对自己如何做负责任大國的一种战略表态。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在雅加达参加亚非峰会时第一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他指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胡锦涛：《与时俱进，继往开来 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人民日报》2005年4月23日。。2005年12月22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用民主、和睦、公正、包容四个词语概括了“和谐世界”的内涵。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中国想要推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问题的回答，“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实质上是一致的”《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15页。。

2007年10月，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胡锦涛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路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五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在政治上，坚持世界各国的主权平等，平等协商解决国家间的事情，并把各国人民的利益同人类的利益结合起来；在经济上，积极推动各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引导世界经济朝着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并通过各种努力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在文化上，重视文化多样性的动力作用，尊重世界各种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各种文化与文明的借鉴交流；在安全上，积极推动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在环保上，倡导各国加强技术合作，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共同保护地球家园。王毅就指出，“和谐世界的理念实际上涵盖了我们迄今陆续提出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以及新环境观，尽管还只是一个框架，但是否可以说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世界观”王毅：《和谐世界：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世界知识》2008年第5期。。事实上，这几个方面本质上与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高度一致的。

在和平崛起、和谐世界思想指导下，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国更加积极地履行自身的国际责任、实践负责任大国的理念。到了胡锦涛时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被明确写进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52页。。积极参与多边合作成为这一时期中國外交的一个亮点。胡锦涛强调，“应该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没有任何其他国际组织可以替代。……应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发挥联合国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上的重要作用”《胡锦涛在俄演讲 阐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五主张》， http：//www.chinanews.com/n/2003-05-28/26/307974.html。。胡锦涛还指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应该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遵循相互尊重、集体决策的原则，特别是应该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机制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胡锦涛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http：//www.gov.cn/ldhd/2011-06/17/content_1887004.htm.。

中国积极推动东亚合作进程，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进程。2009年，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中国是G20的创始国之一，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中美建立了积极、合作、全面的伙伴关系，中俄建立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同欧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日本建立起战略互惠关系。相比江泽民执政时期，胡锦涛时期的中国外交不仅提出了更加清晰的全球治理目标，在具体的领域也将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四、习近平时期的负责任大国外交：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独立自主、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国力不断增长的现实，以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人类进步事业做更大贡献的目标，从邓小平时期的关注国内、韬光养晦和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以内为主、有所作为，发展为更为雄心勃勃的内外兼顾、奋发有为。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负责任大国外交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也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进一步定位。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已经普遍认识到，中国绝不是现存国际制度体系的纯粹受害者和革命者；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正是主动、积极融入自由贸易体系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正在从一个国际体系中的革命者转变为体系的维护者和改革者。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里出现了“命运共同体”一词。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在公开讲话中100多次提到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写道，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命运共同体有好也有坏，那么中国所致力于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怎么样的呢？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论述，它是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59页。。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基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江泽民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刻认识以及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思想。它充分认识到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局面，也认识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性公共问题的兴起。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http：//www.gov.cn/ldhd/2013-03/24/content_2360829.htm，2013-03-24。。在大规模工业时代，随着资金、人员的广泛流动，以及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全球性问题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例如，人员的流动可以导致某种传染性疾病在全球快速蔓延；毒品走私等跨国犯罪形成了全球网络；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波动导致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经济危机。在此情况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与整个世界密切相连，没有国家能够完全独善其身。要应对这些全球性的公共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所能解决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意味着强调共同发展、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这样才能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可持续、国际和平与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如何实现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给出的思路是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主体和原则。如果国家之间还是停留在过去的权力政治、国强必霸的国际关系中，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就没有基础；而国家之间的和平、合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相比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来说更为重要；此外，新型国际关系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习近平：《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9-29/7549042.shtml。。

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指导下，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努力和付出就更加彰显。例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提出，针对的是六十多个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帮助它们改善基础设施，本质上就是为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提供公共物品。中国已经发起建立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机制、联合国安理会等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南北差距、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等领域增加投入，为构建和平与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结语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生活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被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就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逐步形成，中国与国际体系、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选择做负责任的大国，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坚持独立自主、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基本外交政策，结合不同时期中国的具体国情国力，谋求相应的外交政策目标、提出不同层次的国际秩序主张。但是，总的来说，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外交原则一直是基本稳定的，在具体的目标和政策上有不断的创新和发展。

从邓小平时期的重点关注国内建设、不当头、不结盟，到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有所作为，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再到习近平新时代奋发有为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外交所承担的国际责任、所作出的国际贡献越来越多。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第三大会费提供国、维和摊款的第二大提供国。从2019年开始，中国还将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提供国。“一带一路”建设正在蓬勃展开，这是一项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宏大工程。在外交政策目标不超过中国国力承受范围的情况下，做负责任的大国，应该继续是对中国人民负责和对国际社会负责的有机统一，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2页。。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7-58页。。这些都表明，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是基本原则上一脉相承、具体内涵上不断创新发展的一种外交哲学。

（责任编辑：潇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