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明三年为刘宋孝武帝朝政治的转折点。此前，孝武帝将统治合法性建立在“孝建缔孝业”上，即以平定太子刘劭之乱、为宋文帝“涤社稷之仇”为其入继大统之由。刘义宣之乱及竟陵王刘诞的潜在威胁，使孝武帝对其资望信心不足，这成为孝武帝增加典签权势以控制方镇宗王和州刺史、以寒人恩倖操纵大政等诸多政治举措的心理因素。大明三年诛杀竟陵王前后，孝武帝转而以受命于天来论证其统治合法性，故而重星变、设王畿、移郊坛、造五路、立明堂。孝武帝的合法性诉求使其更在意北魏对其统治的认可。大明四年至七年，宋、魏交聘常规化，孝武帝通过与北魏互相承认来维系既有疆土。孝武帝崩殂后，其改制即被废除，其原因之一便是在分扬州、设王畿等改制中，造成东诸郡“物情不说，容亏化本”。

关键词：刘宋；孝武帝；神京；王畿；扬州

中图分类号：K23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9-0165-09

作者简介：李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上海200241）

元嘉二十七年（450）七月至元嘉二十八年（451）二月，与北魏之间的战争使刘宋的内外矛盾爆发，《宋书·良吏传》称“宋氏之盛，自此衰矣”。安田二郎認为这场战争标志着文帝元嘉时代国家社会体制的衰退，元嘉三十年的刘劭之乱更拉开了元嘉体制崩坏的序幕①。继位的孝武帝进行了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改革，学界对此已有相当丰厚的研究积累②。

然而，孝武帝改革除了应对元嘉体制的崩坏之外，还有国家重构的意义。孝武帝继位的背景是宋文帝为太子所弑杀、最高权威空缺，虽然刘骏整合各方势力夺取皇位，但是其入继大统资望并不充足。与此同时，北魏国势持续走强，刘宋朝廷需要一种新的合法性论述以凝聚人心、维系统治秩序。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山崎益裕：「南朝における文化対立と政治的背景——南朝の正統性解明への試みとして」，『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28号，2004年。戸川贵行：『東晉南朝における傳統の創造』第二編第二章「劉宋孝武帝の礼制改革について——建康中心の天下观との关連からみた」，（東京）汲古書院2015年，第137-155页。，从孝武帝即位合法性问题的角度，对其设王畿、定疆界等在空间上重构国家的举措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探究其后的意识形态因素。

一、“袭圣承矩”与孝武帝皇位继承的困境

《宋书·乐志二》载谢庄《世祖孝武皇帝歌》，全诗共十二句，后六句为宗庙祭祀颂扬之语，前六句是对孝武帝功业的评述：“帝锡二祖，长世多祜。于穆叡考，袭圣承矩。玄极弛驭，干纽坠绪。辟我皇维，缔我宋宇。刊定四海，肇构神京。复礼辑乐，散马堕城。”

大明八年（464）前废帝即位后曾系谢庄于左尚书，次年（465）十一月前废帝被弑后方被释放。从泰始元年（465）十一月至泰始二年（466）谢庄卒时，宋明帝正与孝武帝之子晋安王子勋展开帝位争夺战，且于泰始二年杀孝武帝诸子《宋书》卷8《明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8页。胡喜云：《“宋孝武帝二十八子之死”诸说考辨》，《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在此情形下，谢庄作《世祖孝武皇帝歌》实不利于宋明帝入继大统，故而有可能作于大明八年孝武帝崩后。该诗既然为庙歌，代表刘宋朝廷对孝武帝功绩的定位：一、延续宋武帝、宋文帝的正统（“帝锡二祖”、“袭圣承矩”）；二、重新塑造刘宋疆域空间（“缔我宋宇”、“刊定四海”）；三、奠定王畿及礼乐制度建设（“肇构神京”、“复礼辑乐”）。在这三点中，一、三是意识形态建构，二是空间形态建构。这三点反映孝武帝时代的政治特点，尤其是特意强调“袭圣承矩”，实则反映孝武帝继位合法性不足的现实，这成为孝武帝推行其他政策的出发点。

孝武帝刘骏的皇位继承权并非来自于宋文帝的指定或制度性安排，而是源于平定元嘉三十年（453）太子刘劭弑君之乱。在刘骏入讨之时，身处建康的谢庄曾向之密启，望其“龚行天罚，涤社稷之仇，雪华夷之耻，使弛坠之构，更获缔造，垢辱之甿，复得明目”《宋书》卷85《谢庄传》，第2168页。。“龚行天罚”成为“缔造”之正当性来源，故孝武帝即位后改元“孝建”。宋明帝泰始年间《圣祖颂》亦以“孝建缔孝业”颂孝武帝之功业《宋书》卷22《乐志四》，第637页。。裴子野《宋略总论》言“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冤耻，身当历数，正位天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五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263页。，可见至梁朝时，史家已经以“大雪冤耻”来阐释孝武帝“正位天居”之根由。然而在孝武帝之世，“龚行天罚”只是孝武帝的政治宣传，用以政治动员，却未必入时人之心。《南史·宋本纪中》记述了孝武帝刘骏举兵讨伐刘劭建牙时的情形：“三月乙未，建牙于军门。是时多不悉旧仪，有一翁斑白，自称少从武帝征伐，颇悉其事，因使指麾，事毕，忽失所在。自冬至春，常东北风，连阴不霁，其日牙立之后，风转而西南，景色开霁，有紫云二荫于牙上。”这段有关刘骏建牙“不悉旧仪”、“常东北风”、“连阴不霁”记载，其实隐晦地反映了刘骏作为义军盟主的资望不足，借由“一翁斑白”的神异传奇来塑造刘骏的天命所在。二月起兵后，刘骏在给建康的檄文中也仅以“幕府”自称《宋书》卷99《二凶传》，第2429-2430页。，尚不敢称尊号。直至四月大将军刘义恭来奔上表，刘骏方于己巳日即皇帝位于新亭。随后，孝武帝刘骏五月克京邑，诛杀刘劭、刘濬及其子女、妻妾。对于孝武帝所标榜的道义性，刘劭妻殷氏被杀前曾予以质疑——“汝家骨肉相残害，何以枉杀天下无罪人”《宋书》卷99《二凶传》，第2439页。。《魏书·岛夷传》记载时人之语：“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可见当时舆论是以“子杀父”、“弟杀兄”的家庭伦理来理解刘劭弑宋文帝及刘骏讨伐，而并未将之上升到君臣大义的层面。孝武帝声称的、建立在讨逆名义下的皇位继承合法性并未被“时人”所接受。《魏书》所载“时人”的舆论当是魏使所侦知、汇报给北魏朝廷的周一良：《魏收之史学》，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292页。。孝武帝即位后，北魏即求互市，大明四年（460）十一月以后，魏使更是频繁至建康，故而《魏书》所载具有一定可信度。

刘劭被诛杀后，各方共同的斗争目标消失，孝武帝资望不足以驾驭荆、江、兖、豫等方镇势力。《宋书·南郡王义宣传》云刘义宣“既首创大义，威名著天下”。臧质劝刘义宣举兵，其理由之一便是“万姓莫不系心于公，整众入朝，內外孰不欣戴”《宋书》卷68《南郡王义宣传》，第1800页。。臧质虽有夸饰，但随后“义宣举兵反，有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势震天下”《宋书》卷79《竟陵王诞传》，第2026页。，可知其言并不为虚。面对危局，孝武帝一度准备让位，《宋书·竟陵王诞传》记载：“上即位日浅，朝野大惧，上欲奉乘舆法物，以迎义宣，诞固执不可，然后处分。帝加诞节，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门。上流平定，诞之力也。初讨元凶，与上同举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勋，上性多猜，颇相疑惮。而诞造立第舍，穷极工巧，园池之美，冠于一时。多聚才力之士，实之第内，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

孝武帝平定刘义宣之乱后，孝建元年（454）六月癸巳，八座奏以刘义宣、臧质告郊，礼官博议后，采用了告礼《宋书》卷16《礼三》，第426-427页。。孝武帝这次因讨逆而告郊，完全是凭经义自创，汉代以来未曾在此种情形下行过告礼杨英：《刘宋郊礼简考》，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97-403页。。由此可见，刘义宣之乱对孝武帝即位合法性形成了不小的挑战，孝武帝需要用告天的方式再次确证自己的天命，甚至为此改革了礼制。

或许是刘义宣事件让孝武帝本就不足的信心被进一步削弱，在此之后，孝武帝转而猜忌竟陵王刘诞。在继位问题上，刘诞的资望对孝武帝形成了挑战。孝武帝继位的合法性来自于平定刘劭之乱，但在孝武帝举兵的同时，刘诞举兵于会稽，与孝武帝形成东、西对进之势，并在曲阿奔牛塘击败刘劭军队，军功不弱于孝武帝。孝武帝成为各方共主，乃因其年长于刘诞且获得荆、江、兖、豫诸州的支持。但在孝建元年的政局中，原本支持孝武帝的诸方镇反目成敌，而刘诞却坚定维系了宋文帝一系的帝位。更重要的是，刘诞与孝武帝都曾出镇雍州，在军事上有着共同的雍州地方势力背景鲁力：《孝武帝诛竟陵王事与刘宋宗王镇边问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因此，尽管按《宋书》所言，刘诞并无谋反之意，但刘诞对孝武帝的皇位构成威胁，其资望更加彰显出孝武帝统治合法性的不足，故而引发大明三年（459）孝武帝亲征广陵、诛刘诞的战事。

正因孝武帝继位的合法性不足，对宗王、方镇、门阀皆持猜忌之意，《宋书·恩倖传序》称其“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王夫之亦言“孝武以疑忌行独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5《孝武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0-441页。，这是孝武帝增加典签权势以控制方镇宗王和州刺史、以寒人恩倖操纵大政等诸多政治举措的心理因素唐春生：《宋孝武帝至齐武帝时期宗王府典签与行事新探》，《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何德章：《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与之同理，当孝武帝的主要目标在于掌控统治权力之时，其边疆政策转为守势，调整对魏政策，这是谢庄《世祖孝武皇帝歌》中“缔我宋宇”、“刊定四海”的背景。

二、孝武帝的对魏政策与“缔我宋宇”

就刘宋王朝的空间形态而言，如所周知，自义熙北伐开始，刘裕、刘义隆父子始终有经略北方的战略追求王永平：《论刘宋文帝元嘉时期北伐失败之影响及其原因》，《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3期。，因而“宋宇”疆界在名义上是囊括魏晋旧疆的。谢庄《世祖孝武皇帝歌》在叙述孝武帝功业之时特意强调“缔我宋宇”，放在元嘉二十七年、二十九年两次战败的背景下，其实具有重新确定疆域的特殊含义。若以疆域范围而论，元嘉二十七年、二十九年两次战争后刘宋并未大量沦丧土地。元嘉三十年二月至五月间，刘骏以江州为基地起兵，除了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并举兵外，元嘉二十九年北伐的统帅萧思话率部还彭城、起兵以应刘骏张金龙：《刘宋孝武帝朝政治与禁卫军权》，《浙江学刊》2003年第4期。。五月甲戌，萧思话所遣辅国将军申坦攻克京城《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10-111页。。元嘉二十九年北伐的另一重要将领张永，“遣司马崔勋之、中兵参军刘则二军驰赴国难”《宋书》卷53《张永传》，第1512页。。可以说，刘骏得以顺利入主建康，与其获得冀、青、徐、兖等宋、魏边境诸州的军事支持关系密切。

雍、荆、冀、青、徐、兖诸州对刘骏的支持，固然与刘劭弑父丧失道义以及诸镇主将的政治算计相关，也与刘骏自元嘉十六年起长期居外都督诸多重要方镇的政治经历有关。刘骏先后都督湘州诸军事（元嘉十六年）、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诸军事（元嘉十七年，二十一年加督秦州）、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襄阳竟陵南阳顺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元嘉二十二年）、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元嘉二十五年，中间曾解督南兖州，二十八年又进督南兖州）、江州荆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四郡诸军事（元嘉二十八年）《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09-110页。。从上述都督区可见，刘骏曾都督荆雍、青徐、江州三个最重要的军事方镇。可以说，刘骏对刘宋的方镇格局是极为清楚的。

尤其是元嘉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间（445-451），刘骏被委以向北经略重任，转任荆雍、青徐间，在对北魏的东、西两个战场都担任过军政主官。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刘骏驻襄阳，《宋书·孝武帝纪》谓“自晋氏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太祖欲经略关、河，故有此授”。元嘉二十五年（448），刘骏“北镇彭城”，亲历了元嘉二十七年的宋、魏大战《宋书》卷46《张畅传》，第1397-1399页。。按《宋书·索虏传》，此战中，“（拓跋）焘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略不可称计”。较之宋文帝，孝武帝刘骏对宋、魏的军事实力对比及战争的社会破坏有更切身的体会。孝武帝即位后，即刻调整对北魏政策。《宋书·索虏传》载：“世祖即位，索虏求互市，江夏王义恭、竟陵王诞、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以为宜许；柳元景、王玄谟、颜竣、谢庄、檀和之、褚湛之以为不宜许。时遂通之。”《宋书·谢庄传》将此事记载于征刘义宣入辅之前。按《宋书·孝武帝纪》，元嘉三十年（453）闰六月刘义宣改授荆、湘二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则议互市之事就发生在孝武帝刚刚即位的两个月之内。反对互市者除侍中颜竣、谢庄外，柳元景、王玄谟等多为元嘉二十七年、二十九年北伐的将领万斯同：《宋将相大臣年表》，载《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56年影印版，第4248-4249页。。反对互市者秉持主战立场，谢庄认为对北魏要推行“有余则经略，不足则闭关”的政策《宋书》卷85《谢庄传》，第2168页。。孝武帝同意与北魏互市，意味着他选择结束自元嘉二十七年以来宋、魏间的战争状态。其支持者主要为尚书、门下主官，如领尚书事刘义恭、尚书左仆射刘宏、尚书令何尚之、侍中刘诞、何偃。

由此可见，与北魏互市是孝武帝即位之初，刘宋朝廷主政者审时度势作出的集体决策。如尚书令何尚之，元嘉二十九年“遣军北伐，资给戎旅，悉以委之”《宋书》卷66《何尚之传》，第1737页。，他对刘宋戎旅“资给”最为熟悉，所持对魏主和主张当出于对刘宋国力的实际考虑。元嘉二十九年北伐前，何偃更是上书反对，其所列理由为：“今虽庙算无遗，而士未精习。缘边镇戍，充实者寡，边民流散，多未附业。控引所资，取给根本。亏根本以殉边患，宜动必不克。无虑往岁挫伤，续以内衅，侮亡取乱，诚为沛然。然淮、泗数州，实亦彫耗，流佣未归，创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异，薄之则势艰，围之则旷日，进退之间，奸虞互起。窃谓当今之弊易衂，方来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齐天道。”《宋书》卷59《何偃传》，第1608页。何偃认为淮、泗数州凋蔽，无法支持战争，若取给根本之地，则会导致内乱。元嘉二十九年战争的过程印证了何偃的判断。经历元嘉三十年刘劭之乱，扬州等根本之地也被动摇，在南、北军事对峙的格局中，刘宋更处弱势。孝武帝即位之初的形势迫使其结束与北魏的战争状态，转为和平政策。

在刘骏即位后的十一年统治里，宋、魏之间大体和平，但大明元年至四年（457-460）间，宋、魏发生了军事冲突，主要战场在兖州、青州。大明元年（457），北魏进军无盐方向，东平太守刘胡出战失利。无盐戍为刘宋边防重镇，关乎兖、徐、青、冀諸州整体防线的安全。故而在东平太守刘胡战败后，孝武帝遣薛安都领马军北讨、东阳太守沈法系水军向彭城，并受徐州刺史申坦节度。此次军事行动以宋军未获与魏军交战机会而终结。大明二年（458），“索虏寇青州，上遣（殷）孝祖北援，受刺史颜师伯节度，累与虏战，频大破之”《宋书》卷86《殷孝祖传》，第2189页。。此战规模逐步扩大，十一月，北魏征西将军皮豹子率三万骑而来。此次战果，按《魏书·高宗纪》所述为皮豹子“略地至高平，大破孝祖，斩获五千余级”《魏书》卷5《高宗文成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7页。，但《魏书·慕容白曜传》则以“淮阳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克”衬托慕容白曜的战绩《魏书》卷50《慕容白曜传》，第1117页。，可知此战皮豹子战果对战局影响不大。《宋书》则不载失利情况，且殷孝祖战后“还授太子旅贲中郎将，加龙骧将军”《宋书》卷86《殷孝祖传》，第2189页。，刘宋亦以胜方自处。此外，大明四年（460）三月，“索虏寇北阴平孔堤，太守杨归子击破之”《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25页。。北阴平，《宋书·州郡三》记属梁州，《州郡四》记属益州，胡三省认为“晋人流寓于蜀者，仍于益州立南、北二阴平；寓于汉中者，亦于梁州立南、北二阴平”《资治通鉴》卷129《宋纪十一·世祖孝武皇帝下》，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119页。。此战发生于地处汉中的北阴平，然而《魏书》失载，可知其战略意义有限。

大明年间发生于兖、青的两次军事冲突，第一次仅为北魏的军事试探，第二次虽然逐步演化为有一定规模的战争，但与此同时北魏主力正在出击柔然，文成帝“车驾度漠，蠕蠕绝迹远遁”《魏书》卷5《高宗文成帝纪》，第117页。，可见其并非北魏重点战略部署。两次军事冲突战场皆在刘宋境内。对于刘宋而言，其作战目标主要是保境。在大明元年的调兵遣将中，孝武帝明确告知薛安都：“贼若可及，便尽力殄之。若度已回，可过河耀威而反。”《宋书》卷88《薛安都传》，第2218页。可见孝武帝意在保境，即便是过河“耀威”，也要回返。孝武帝对南北战争所持稳重保守的态度，与宋文帝积极北伐的态度迥然不同。

大明四年（460）七月，孝武帝派遣散骑常侍明僧暠出使北魏，这是对同年正月，北魏使者散骑常侍冯阐来聘的回访。《南史·明僧暠传》载：“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时新诛司空刘诞。孝武谓曰：‘若问广陵之事，何以答之？对曰：‘周之管、蔡，汉之淮南。帝大悦。”明僧暠此次出使的任务之一是向北魏通报孝武帝亲征广陵、斩竟陵王刘诞之事。孝武帝攻克广陵城、斩刘诞是在大明三年（459）七月己巳日，大赦天下是在辛未日。从时间上看，明僧暠出使距平定广陵已经一年，孝武帝仍担心北魏借竟陵王事件干预刘宋内政或发动南侵。这表明孝武帝对其统治合法性信心不足。《魏书·岛夷传》对孝武帝继位合法性问题的微词，也可以看出孝武帝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如以“僭即大位”书写孝武帝即位，并记“时人”之语（“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这些均意在否定宋文帝、孝武帝间的传承谱系。《魏书》虽成书于北齐天保年间，但其对南朝的观念却是延续自北魏，故此记述实可视作北朝一系对孝武帝继位的态度。

由此可见，相对于宋文帝在意的疆域争端，孝武帝更在意其在刘宋境内统治合法性被北魏认可。在此意义上，孝武帝对“宋宇”的界定是维系现状。大明四年七月明僧暠使魏后，同年十一月，北魏再遣散骑侍郎卢度世、员外郎朱安兴至宋《魏书》卷5《高宗文成帝纪》，第119页。。《魏书·卢度世传》记载：“后除散骑侍郎，使刘骏。遣其侍中柳元景与度世对接，度世应对失衷。还，被禁劾，经年乃释。除假节、镇远将军、齐州刺史。州接边境，将士数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统，还其俘虏，二境以宁。”卢度世为崔浩姻亲，崔浩被诛后，拓跋焘一度怀疑卢度世“逃命江表”，并在元嘉二十七年的战争中诘问宋使《魏书》卷47《卢度世传》，第1046页。。卢度世出使“应对失衷”恐是文成帝猜疑其亲宋态度，故而此后改由游明根出使。然而，文成帝又以卢度世为齐州刺史，禁勒魏军对刘宋的侵扰，这表明大明四年后，孝武帝的和平政策得到北魏的积极回应。此后，大明五年三月、大明六年三月，孝武帝分别派遣散骑常侍尹显、严灵护使魏《魏书》卷97《岛夷刘骏传》，第2144页。。北魏使者游明根也于大明五年十月、大明六年十月、大明七年十月连年出使刘宋《魏书》卷5《高宗文成帝纪》，第120-121页。。宋、魏双方不仅连年交聘，而且有固定的时间，通常刘宋三月出使，北魏十月出使。谢庄《世祖孝武皇帝歌》“缔我宋宇”、“刊定四海”的内涵实为孝武帝通过与北魏互相承认其疆土，来稳定宋、魏边境，维系既有疆土。

三、“肇构神京”、“复礼辑乐”与孝武帝天命的再确认

谢庄《世祖孝武皇帝歌》有“肇构神京”之句。所谓“神京”，赫连勃勃遣使与沮渠蒙逊盟誓其言有“二都神京，鞠为茂草”之句《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07页。，赫连勃勃以汉魏故都长安、洛阳为“神京”。在东晋后期及宋文帝时人用语中，常以“神州”指代建康所在的扬州戸川贵行：『東晉南朝における傳統の創造』第二編第一章「東晉南朝における天下观について——王畿、神州理解をめぐって」，（東京）汲古書院2015年，第117-136页。。如义熙三年，刘裕与刘毅等政敌围绕扬州刺史一职展开争斗，刘穆之即以“神州治本，宰辅崇要，兴丧所阶，宜加详择”为由，设计使刘裕入辅《宋书》卷42《刘穆之传》，第1304-1305页。。刘穆之所言“神州”即扬州。既然自东晋后期以来“神州”已然是指代扬州的习惯用语，何以谢庄要颂扬孝武帝“肇构神京”呢。户川贵行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孝武帝在政区上设置了“王畿”，“王畿”在制度上得以明确，这表明刘宋时人以建康为中心之天下观的形成戸川贵行：『東晉南朝における傳統の創造』第二編第一章「東晉南朝における天下观について——王畿、神州理解をめぐって」，汲古書院2015年，第117-136页。。然而，孝武帝在政区上设王畿不仅仅是出于建构宏大观念的考虑，更是出于孝武帝对自身统治权力的关心。在大明三年扬州罢州为王畿之前，扬州已经在孝建元年（454）六月被分为扬州与东扬州。东扬州辖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扬州仍辖丹阳、吴郡、吴兴、淮南、宣城五郡《宋书》卷35《州郡一》，第1029页。。

所分东扬州五郡，以会稽郡为中心。张学锋认为在以建康为中心的都城圈里，吴郡、吴兴、会稽等三吴为“中东”，会稽更是连接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远东”张学锋：《六朝建康都城圈的东方——以破冈渎的探讨为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3-83页。。然而在刘宋的政治地理中，会稽并不与吴郡、吴兴相合，而是与东阳、新安、永嘉、临海等四郡构成扬州治内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单元。自元嘉二十八年起至元嘉三十年间，这一地区为刘诞的治理地区，宋文帝授其职衔为“都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诸军事、安东将军、会稽太守”。刘劭弑父篡位后，“以扬州浙江西属司隶校尉，浙江东五郡立会州，以诞为刺史”。刘诞正是依靠浙江东五郡（刘劭时的“会州”）的军事力量与“与上同举兵，有奔牛之捷”《宋书》卷79《竟陵王诞传》，第2026页。，可见刘诞在东五郡有较为深厚的统治基础。元嘉三十年孝武帝即位后，任命义阳王刘昶为会稽太守，寻监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诸军事。孝建元年平定刘义宣之乱后进一步设东扬州以统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以刘昶为东扬州刺史《宋书》卷72《晋熙王昶传》，第1868页。。孝武帝分扬州为二州的举措，固然是延续宋文帝以来以会稽等五郡为独立军事、政治单位的政策，但是其针对性也十分明显，即将刘诞最有影响力的东五郡从其治下分离。

刘诞自元嘉三十年闰六月任扬州刺史，任职期间爆发了刘义宣之乱，刘诞在平乱中立下大功。扬州之分的孝建元年（454）六月正是臧质、刘义宣之乱平定之时《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15页。。如前文所述，自感合法性不足的孝武帝，在刘义宣之乱后转而猜忌竟陵王刘诞，分割扬州，尤其是将刘诞具有统治根基的东五郡从其治下分离，是孝武帝削弱刘诞权势的政治策略。因此孝建元年的扬州二分，并非是出于预备建立“王畿”的考虑，而是有具体的权势分配指向，特别是针对竟陵王刘诞。而且扬州二分，也仅仅是孝武帝调整方镇整体政策的一部分。孝武帝在分扬州的同时，还分荆、湘、江、豫州立郢州，罢南蛮校尉《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15页。。这显然是出于对其龙兴之地、及刘义宣举兵之地的荆、江、豫诸州的提防。

裴子野认为孝武帝统治时代有一个转折：“帝即位二三年间，方逞其欲，拒谏是己，天下失望。”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五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263页。《宋书·颜竣传》亦云：“上自即吉之后，多所兴造。”《资治通鉴》在“大明元年”条下引述此句，胡注云：“三年之丧既除而即吉。”《资治通鉴》卷128《宋纪十》“世祖孝武皇帝上大明元年”条，第4098页。孝武帝“孝建”年号共三年（454-456），“三年之丧既除”后改元“大明”，可知裴子野所言“帝即位二三年间”的变化主要是孝建、大明之际的变化。“王畿”的设置便属于“多所兴造”之一。《宋书·沈怀文传》记载了“王畿”设置之前的朝议：“大明二年，……时朝议欲依古制置王畿，扬州移治会稽，犹以星变故也。怀文曰：‘周制封畿，汉置司隶，各因时宜，非存相反，安民宁国，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从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旧壤，历代相承，异于边州，或罢或置，既物情不说，容亏化本。又不从。”

所谓“星变”，按《宋书·天文四》，大明元年（457）三月癸亥，太白在奎南，犯岁星。占曰：“有灭诸侯。”六月丙申，月在東壁，掩荧惑。占曰：“将军有忧，期不出三年。”这两次星变均指向竟陵王刘诞。大明三年（459）二月乙卯，扬州罢州为王畿，此前不久，“大明三年春正月夜，通天薄云，四方生赤气，长三四尺，乍没乍见，寻皆消灭。占名隧星，一曰刀星，天下有兵，战斗流血。月入太微，犯次将。占曰：‘有反臣死，将诛。”《宋书》卷26《天文四》，第750页。又据《魏书·天象志》，太安五年（459）“正月，月掩轩辕，又掩氐东南星”。《宋书》、《魏书》所记459年正月的“星变”互不相同，这可能是因为选取了不同日期的星象所致。但是，这种差异化的选取恰恰反映了宋、魏的“星变”记载实际上是取决于各自的政治形势。

对于刘宋而言，“太白在奎南，犯岁星”，“月在东壁，掩荧惑”，“隧星”（“刀星”），“月入太微，犯次将”，均寓意竟陵王刘诞之变。这或许是孝武帝结合星变所制造的政治舆论。同年（459）四月，孝武帝遣兵袭广陵，至七月杀竟陵王诞《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23页。。二月的王畿之立，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实隐含着再确认孝武帝天命之意。朝议“欲依古制置王畿”，所谓“古制”乃指周制。《周礼·地官·大司徒》对王畿有如下解释：“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西周初年曾有测“地中”、勘“王土”的举措王克陵：《西周时期“天下之中”的择定与“王土”勘测》，《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上引《周礼》所载测“地中”的土圭之法亦被数学学者证明为思路科学、结果可信史宁中：《宅兹中国：周人确定“地中”的地理和文化依据》，《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在《周礼》的话语中，王畿之所以建在“地中”，乃因“地中”是天地、四时、风雨、阴阳交会之所。因而，王畿不仅仅是王者所居，更是作为万物一体之“天”的体现。

孝武帝诛杀竟陵王之后的同年九月，尚书右丞徐爰表请重建祭天之郊坛：“晋氏过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议，纷然不一。又南出道狭，未议开阐，遂于东南巳地创立丘坛。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谓。今圣图重造，旧章毕新，南驿开涂，阳路修远。谓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宋书》卷14《礼一》，第346页。徐爰明确指出移郊坛于午位的目的是“以正天位”，并认为这一改制体现了“圣图重造”。徐爰上表后，“博士司马兴之、傅郁、太常丞陸澄并同爰议，乃移郊兆于秣陵牛头山西，正在宫之午地”《宋书》卷14《礼一》，第346页。。孝武帝在宫之午地重建了郊坛。

武帝“圣图重造”的内容还有大明三年（459）的造五路《宋书》卷18《礼五》，第495页。，大明四年（460）的立明堂“四年，立明堂，永以本官兼将作大匠。”《宋书》卷53《张永传》，第1513页。。五路亦来自于周制。《宋书·礼志五》：“周之五路，则有玉、金、象、革、木，五者之饰，备于考工记，舆方法地，盖圆象天，辐以象日月，二十八弓以象列宿。”按《宋书》所述，五路是天地、日月、星宿的体现。按东晋王忱所述，明堂“则天象地，仪观之大”《宋书》卷16《礼三》，第453页。，同样是天地之仪象。孝武帝取郑玄议，“祠祭五时之帝，以文皇帝配”《宋书》卷16《礼三》，第434页。。《宋书·五行二》叙述了大明三年、四年制度兴造的意义：“先是江左以来，制度多阙，孝武帝立明堂，造五辂。”诛杀竟陵王，消除了皇位的现实威胁者，但孝武帝并未停止对其天命的论证，转而以制度建设来论证其统治合法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明三年、四年间设王畿、立明堂，造五辂，是孝武帝以天人学说重构统治合法性。因而谢庄《世祖孝武皇帝歌》所谓“袭圣承矩”，便不单单指孝武帝通过血缘关系继承皇位，更是指孝武帝承续了先圣之规矩，从而完成了对包括东晋、刘宋在内的“江左以来”政治传统的超越。孝武帝旨在树立自己超越王朝之上的“圣”的地位。大明七年（463）九月巳卯诏书云：“皇家造宋，日月重光，琁玑得序，五星顺命，而戎车岁动，陈诗义阙。朕聿含五光，奄一天下，思尽宝戒之规，以塞谋危之路。当沿时省方，观察风俗。外详考旧典，以副侧席之怀。”《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33页。孝武帝认为刘宋建立以后“陈诗义阙”，于礼乐制度并无贡献，而他“思尽宝戒之规”。谢庄所言“袭圣承矩”，即与巳卯诏书一致，为孝武帝的自我历史定位。当然作为刘宋王朝的君主，孝武帝在明堂祠祭中，通过以宋文帝配享的方式，巧妙地将刘宋法统与受天之命结合起来。可见，孝武帝的统治合法性来自刘宋法统与圣人之矩这两条线。

四、东诸郡“人情不和”与孝武帝制度兴造的刊削

大明八年（464）五月，孝武帝崩，七月乙卯，前废帝“罢南北二驰道，孝建以来所改制度，还依元嘉”《宋书》卷7《前废帝纪》，第142页。。孝武帝崩殂两个月，其所“思尽宝戒之规”即被全部废除。时任吏部尚书的蔡兴宗对此提出异议：“先帝虽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终。三年无改，古典所贵。今殡宫始彻，山陵未远，而凡诸制度兴造，不论是非，一皆刊削。虽复禅代，亦不至尔。天下有识，当以此窥人。”《宋书》卷57《蔡兴宗传》，第1575页。蔡兴宗的意见并未被尚书右仆颜师伯所采纳。参预决策者还有刘义恭、柳元景、戴法兴、巢尚之等，皆为孝武帝朝旧臣。在其主导下，“自孝建以来至大明末，凡诸制度，无或存者”《宋书》卷57《蔡兴宗传》，第1575页。。

在这一大势中，体现孝武帝“袭圣承矩”的“肇构神京”等改革也随之人亡政息。大明八年十二月壬辰，“以王畿诸郡为扬州，以扬州为东扬州”，永光元年（465）八月，“罢东扬州并扬州”《宋书》卷7《前废帝纪》，第143-144页。。王畿之罢与扬州之并，除了因“孝建以来所改制度、还依元嘉”的大政方针之外，还因为孝武帝改制中东扬州付出的代价最为惨痛。《宋书·五行二》载：“孝武帝大明七年、八年，东诸郡大旱，民饥死者十六七。先是江左以来，制度多阙，孝武帝立明堂，造五辂。是时大发徒众，南巡校猎，盛自矜大，故致旱灾。”按上引所述，在孝武帝创立制度的过程中，东扬州徭役最重，大明七年、八年的灾荒并非天灾，而是孝武帝“大发徒众”的人祸，所导致的结果是“民饥死者十六七”。《宋书·前废帝纪》亦记载：“去岁及是岁，东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数百，京邑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这场大饥荒不仅发生在东扬州，也发生在王畿。而此时朝廷仰仗的建康禁军“将士多是东人”，其父兄子弟仍留在东扬州《宋书》卷84《孔覬传》，第2158页。，正饱受旱灾之苦，其对孝武帝改制的不满可想而知。“以王畿诸郡为扬州”，“罢东扬州并扬州”，正是从制度上消弭王畿与东扬州之间的区划界限，安抚在“肇构神京”中付出惨痛代价的“东诸郡”，尤其是由“东人”组成的建康禁军。

在大明初年朝议设立王畿之时，沈怀文曾予以反对，其理由正是担心王畿之设、扬州之分会引发“物情不说，容亏化本”，已见上引。《宋书·沈怀文传》记载了王畿设立之后，东人之“人情不和”：“扬州移会稽，上忿浙江东人情不和，欲贬其劳禄，唯西州旧人不改。怀文曰：‘扬州徙治，既乖民情，一州两格，尤失大体。臣谓不宜有异。上又不从。”《宋书》卷82《沈怀文传》，第2104页。孝武帝在设立王畿之后，浙江东人情不和，于是孝武帝进一步贬东人“劳禄”，而西州旧人不改，引发新的东人与王畿之间的对抗。大明三年至八年，扬州移会稽后，豫章王子尚一直担任扬州刺史《宋书》卷80《豫章王子尚传》，第2058-2059页。，《宋书·沈怀文传》称“子尚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徧天下”，在其治下的东诸郡当为患更深。大明三、四年间，“上又坏诸郡士族，以充将吏，并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严制不能禁，乃改用军法，得便斩之，莫不奔窜山湖，聚为盗贼”《宋书》卷82《沈怀文传》，第2104页。。可知建康禁军中的东人有相当数量来自于东诸郡士族。如所周知，自永嘉之乱以来，侨姓士族多营别墅于会稽等地，东郡士族与建康侨姓士族息息相关。在设立王畿、坏诸郡士族等政策中，东郡士族利益受损，建康城中的侨姓士族自然人情难附孝武帝，这或许是孝武帝用“寒人掌机要”、“以疑忌行独制”的又一社会背景李磊：《试论刘宋后期皇权与士族之关系》，《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5期。。正因如此，孝武帝在营建明堂时，选用的是吴郡士族张永《宋书》卷53《张永传》，第1513页。。

当孝武帝崩殂后，“凡诸制度，无或存者”，“肇构神京”所导致的王畿与东诸郡之间的“人情不和”亦为其间重要原因。因而，“肇构神京”的举措，不但没有帮助孝武帝构建其统治合法性，反而加速了孝武帝统治的崩溃，未尝不是对“主威独运”者的一种反讽。

（责任编辑：陈炜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