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冀州勃海郡望封氏家族乃中古时期北方著姓，新见北魏封之秉墓志内容丰富翔实，不仅是了解北魏上流阶级生存状况和发展境遇的绝佳素材，还是透视中古门阀士族体制的重要窗口。在体制层面，流品原则将阀阅世资、门第等级、乡邑品第、释褐起家及仕进途径通统串联起来，呈现森严明晰的等级秩序；在社会层面，基于资源优势产生的卓越的资质素养及独一无二的治世情怀使其堪任基层自治体的领导者。体制与社会乃中古士族制成立的基本要素，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关键词：北魏；封之秉墓志；勃海封氏；门阀士族；流品秩序

中图分类号：K23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9-0157-08

作者简介：刘军，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吉林长春130012）

冀州勃海郡望封氏家族乃中古北方著姓，门第显赫、底蕴厚重、久富盛誉、英杰辈出，特别是在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对稳固河北局势和维护地方秩序厥功至伟。鉴于此，北齐魏收编修《魏书》时，特意将其家传（传主封懿）摆在显要位置上，与举世公认的四海大姓同郡高氏（传主高湖）和清河崔氏（传主崔逞）并列顺序比较靠前的第三十二卷，其在北魏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亦由此显现。封氏家族乃山东士族演进的缩影，相关研究素材除传世正史外，还有陆续出土的石刻文献，新见封之秉墓志就是优秀的代表，其文物意义、史料价值和艺术成就有目共睹。故笔者以此作为考察样本，试图透过冰冷的志石，还原志主的生命轨迹及所植根的历史环境，解析时人的观念取向和思维逻辑。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依据的墓志文本以刘灿辉先生发表在《书法》2017年第6期的《新见北魏〈封之秉墓志〉研究》公布的拓片图版和释文为准，引用时恕不再逐条标注出处。至于拙作研究技法和结论是否稳妥，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基本的问题意识和切入角度

据志文记载，墓主封之秉卒于北魏孝明帝孝昌元年，即公元525年，享年45岁，则应生于481年，即孝文帝太和五年。该历史时段恰处中古变革的十字路口：体制建设轰轰烈烈，社会转型翻天覆地，汉化潮流浩浩荡荡，民族融合如火如荼。唯有结合这个现实背景，才能有效释读墓志蕴含的丰富信息。毋庸置疑，变夷从夏乃其生活的北魏中晚期的发展主题，究其实质是以上流阶级为导向的士族化运动，旨在改种族之辨为门阀之争，利用中原既有的流品规则推动统治集团的重构和利益关系的洗牌，进而调和胡汉，巩固长治久安。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所论：“保持本民族自豪感的同化，就是在自觉进行汉化的同时，把自己改变为汉族的贵族。”[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5页。可谓一语中的。既然士族是王朝的主导，士族化汇聚崭新的时尚风潮，解读封之秉墓志就不能脱离这个特定视角。实际上，士族理念与士族化成就乃同期行状、史志修撰共同遵循的程式和准则刘军：《河洛北魏宗室群体的贵族化趋势——以元寿安墓志为例》，《常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6期。。

既设定研究角度，还须明确士族的概念。纵观国际汉学界，把握士族要义历来存在两种倾向：体制派和社会派。前者强调士族作为国家管理者特权官僚的属性，日本学者矢野主税、越智重明，台湾学者毛汉光持此种观点；后者突出士族作为乡党共同体领袖克己奉公的道德属性，日本学者川胜义雄、谷川道雄，台湾学者何启民持此种观点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专论》，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59页；甘怀真主编：《身分、文化与权力——士族研究新探》，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1页。。笔者综合士族诸多要件，折中两派观点，曾作如下定义：士族是以累代积淀的家世背景为根基，充分彰显婚姻、仕宦和家学门风之成熟稳固标志，为社会和国家所认可，因而享受特权并承担相应责任义务，积极博取道德声望安身立命的家族群体或社会阶层刘军：《试述元魏宗室墓志中的江南元素》，《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它以体制为前提条件，以社会为本质特征，兼具利己与利他的矛盾性格。

士族社会的决定因素是用阀阅世资换来的家格门第，运作机理即所谓流品秩序：根据家世背景担任不同职务、扮演不同角色、享受不同资源、支配不同层位空间，从而形成的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各安其命、各得其所，彼此隔绝、互不干扰的利益格局，非但士庶天隔，即便士族内部亦划出难以逾越的鸿沟。具体的操作办法是在理论上把阀阅世资、门第等级、乡邑品第、释褐层位、仕进前程一以贯之地匹配对应：皇帝三世以内的骨肉至亲、异姓元功上勋后裔和五等有爵封君统称天潢贵胄，列为顶级高门，授予超品乡品，例以旧令四品或与之相当的新令从六品以上官职释褐，拥有担当股肱宰輔的资格；世资均值一至三品统称膏腴，列为一流高门，授予一品乡品，例以旧令五品或与之相当的新令正七、从七、正八品官职释褐，拥有跨越象征核心权力圈的三品线的资格；世资均值四、五品统称甲乙丙丁四姓，列为一般高门，授予二品乡品，例以旧令六品或与之相当的新令从八、正九、从九品官职释褐，拥有跨越象征公卿大夫层位的五品线的资格；世资均值六、七品上下者统称小姓，列为次等门第，授予三至五品乡品，例以旧令七至九品或与之相当的新令流外品释褐，最终只能在流内边缘徘徊；毫无世资者统称寒素，列为白丁庶民，授予六至九品乡品或干脆不授，例以勋品蕴位履行吏职，终生难得升迁或顶多进至流外末班刘军：《新出元渊墓志所见北魏超品宗室的仕进特征——兼论城阳、广阳二王冲突之实质》，《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3期。。以此建构森严的等级体系，制造对流停滞、阶级固化、垄断封闭的排他性局面，归根结底就是身份地位的再复制、资源权利的再传递和既得利益群队自娱自乐的体制盛宴。

士族无疑是这场体制游戏的最大赢家，但传统观点将其形容为腐朽的寄生虫有违事实。须知享受特权与回馈社会休戚相关，他们秉承古代缙绅一贯的中庸平和、保守务实之处世信条，在治国理政和领导乡民方面表现出高度的公益心和责任感。众所周知，基层社会繁钜的公共事务如凝聚宗族、组织生产、兴修水利、铺路筑桥、赈恤孤贫、创办义学、协调纠纷、保卫乡梓等均由其一手包揽。在政权层面，大声疾呼选贤任能，抗议依第铨叙的李冲其实出身陇西大族；积极倡导均田制和三长制，要求限制兼并以恢复正常乡里秩序的赵郡李安世和昌黎韩麒麟俱为河北大族。由此可见士族超脱世俗、自我抑制的道义情怀。日本学者谷川道雄视之为士族制成立之伦理基础[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台湾学者陈启云也相信士族社会赖以展开的依据正是这种“公”的原理陈启云：《汉晋六朝文化·社会·制度——中华中古前期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01页。。换言之，士大夫克己奉公的理想主义及其实践才是士族的本质。这部分源自士族作为强者的内心省悟和道德认知。当然也不能绝对排除功利意图的驱使，因为只有履行责任才能赢得民众的拥戴，树立良好的社会声望，而声望越高，家世基业也就更趋稳固。特别是舆情产生后还会通过清议、乡论的形式及时反馈朝廷，形成左右仕途的力量，此乃督促士族弘扬初心的制度保证。过去片面夸大政治、经济、军事等外在、刚性的强制力，无视道德伦理、约定习俗等内在、柔性的自觉力，显然无法展示士族的全貌。

总括以上，士族是体制和社会双重因素混合作用的产物。封之秉既出身底蕴深厚的魏晋旧族，其墓志必定贯穿这两条线索，由此深入便能切中肯綮。再联系上述结论，志主的等第属性也就显露无遗了。所以，士族语境下的墓志考释乃本文的基本思路，其体制方面着重验证阀阅世资、门第等级、释褐起家、仕途迁转诸节点的关联，社会方面集中阐释资质素养和道德情操的熏陶培育。

二、志主的阀阅世资和门第等级

中国中世是典型的官本位社会，先祖的官爵权势综合制约门第高下，亦构成后辈进身的牢固资本，故以封之秉为代表的北魏士族墓志皆将阀阅世资置于篇首大肆标榜。志文罗列其先世：“盖轩袁之遐胤，黄帝左师封巨之后也。十二世祖党，汉末五官中郎将。八世祖岌，梁州刺史。高祖纂，车骑府长史、关内侯。曾祖哲，州主簿、治中、东宫庶子、燕郡太守。祖愔，郡功曹。父浑，谏议大夫、上党汝南汝北三郡太守。”该系谱完整周详、清晰明确，便于了解当时社会流动的情况。但要说明阀阅世资对家世门第的具体影响，尚需在技术上做进一步的加工处理。

首先确定世数的限制。中古门第的形成素以当世曾祖、祖父和父亲三代为准，高祖以上的远祖虽可锦上添花，却不起决定作用，而且存在虚拟伪冒的风险。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厘定胡汉姓族，资集核算的范围就仅限三代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江阳王元继追忆此事：“伏见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铨衡，取曾祖之服，以为资荫，至今行之，相传不绝。”魏收：《魏书》卷一○八《礼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63页。予以证实。笔者还注意到，某些士族墓志结尾重申家世普遍溯及曾祖。例如，《李璧墓志》：“曾祖祐，燕吏部尚书；曾祖亲广平游氏。祖雄，东莞太守；祖亲北平阳氏，父璆，御史中丞。父景仲，州主簿、齐郡太守；母辽东公孙氏，字佛仁，父楚，秘书著作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薛慧命墓志》：“曾祖法顺，曾祖亲裴奣女。祖初古拔，祖亲西长公主。父胤，母梁氏。”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215页。《元举墓志》：“曾祖南安惠王桢，字乙若伏；曾祖妃冯翊仇氏牛之长女，牛为本州别驾。祖章武烈王彬，字豹仁；祖妃中山张氏小种之女，种为郡功曹。父竫，字安兴，为宁远将军、青州刺史；母冯氏，昌黎王第三女，南平王诞妹。”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216页。即为当时规制使然。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出于社会移动一般水平和家族底蕴累积速度的综合考虑。另一方面，北魏的士族化进程早在建国伊始就已启动魏收：《魏书》卷六○《韩麒麟附韩显宗传》：“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第1341页。，直至孝文帝太和改革修成正果，其间历经百余年，若以卅年为一代，刚好间隔三代人，可与之相印证。故关注封之秉的家世，重心应落在曾祖封哲、祖父封愔、父亲封浑三代履历上，至于高祖封纂以上仅具参考意义。

其次還原世资的算法。从操作角度来看，先世繁杂的官资阶衔应简化为可资计量比较的具体参数为宜，朝廷照此直接定品授官简便易行。这就要使官爵回归各自的品级本位，再依综合职级求算三代的平均数，姑且称之为世资均值，它能够直观反映家世背景的高低。史载，累世五品太守的崔振，“本资惟拟五品”魏收：《魏书》卷五七《崔挺附崔振传》，第1272页。。证实该算法的客观存在。据此量化计算封之秉的家世：曾祖最高官职为晋令五品东宫庶子和燕郡太守，综合职级为五品；祖父郡功曹晋令无对应品级，暂且忽略不计；父亲最高官职为晋令五品上党、汝南、汝北三郡太守，综合职级亦为五品，世资均值就是五品晋官品令参见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三七《职官一九·秩品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03页。，与崔振的家世如出一辙。套用前述流品体系，他们应属四姓层位的一般高门。至于为何要援引晋令衡量职级，紧接着就将讨论这个问题。

再次设定官品标尺。究竟依据哪部品令核定世资官爵最令人困惑，北魏一朝至少通行过四部品令：前太和时代的晋令、太和十七年（493）的前令、太和十九年（495）的中令和太和廿三年（499）的后令。晋令与前令系出同源，均在九品框架内混编士庶职务，后者不过在前者基础上引入了精致细密的正、从区划而已；中令与后令相差无几，都是切割前令六品线以贯彻士庶分流理念的产物，流内和流外各自重划九品。新、旧两套品令系统的设计旨趣和构造属性大相径庭，取舍失当势必妨碍世资品第与仕进等级的规律性对接。封之秉等洛阳时代成长的人物，父祖仕宦主要集中在太和中叶以前，故应遵循从旧原则，按当时适用的晋令核算世资，若官职晋令缺载，则以忽略正、从的前令品级替代。换言之，法律往往不具备溯及既往的“溯及力”，用现今标准度量昔日事物无疑是荒谬的。上面提到的问题这样就解释清楚了。

总之，中古铨选的规程为计资定品授官，统计士人三代的阀阅世资就能判断其出身等第，未来的人生舞台、升进途径和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以旧令品级为基准解算世资均值，再按前述流品架构对号入座，在理论上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后续探讨封之秉的仕进轨迹还将佐证这些既有结论。

三、志主的释褐起家及对应乡品

释褐，又称起家、出身，特指登仕首授正式官职的过程，它既是家世信息的浓缩和身份地位的铭牌，也是固化等级梯次的制度保障。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深刻阐释其意义：“起家是一种诞生，起家官如何决定了在贵族官僚社会中贵族性的高低。”[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第202页。释褐要点有三：一是年龄，二十岁弱冠之年乃为士族常态，且越早越尊显；二是品级，旧令条件下约略比乡品低四等，士族乡品超品者四品官入仕，一品者五品官入仕，二品者六品官入仕；三是清望度和回报率，士族把持兼具文翰、舒适、近密、尊贵特性的清职，短暂屈尊却能换取丰厚利益的某些非清职亦受青睐刘军：《北魏庶姓勋贵起家制度探研——以墓志所见为基础》，《人文杂志》2016年第4期。。明乎于此，便可分析封之秉的释褐情况了。志文载：“年廿，以太和二十三年出身奉朝请。”简短的内容释放出如下重要信息：

首先，封之秉二十岁释褐，恰好符合士族积习惯例。从某种程度上讲，释褐年龄能否提早到弱齿甚至冲龄也是家族影响力的生动体现。以亲尊莫二的宗室子弟为例，十五岁提前入仕已能获得制度保障，使之与异姓拉开明显的距离，以确保皇族政体的稳定运行刘军：《两晋、萧梁、北魏宗室起家制度比较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研究表明，北魏膏腴子弟入仕普遍低于弱冠，如元孟辉八岁，穆绍九岁，穆子岩十一岁，源模、王诵、穆景胄十二岁，杨舒十三岁，源延伯十五岁，杨昱、穆纂十六岁，于景、李颐、赫连悦十八岁刘军：《从释褐看北魏“膏腴”群体的身份特质——以出土墓志为基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6期。。封之秉较之差距明显，反衬封氏家族屈居其下的一般高门之境地。

其次，封之秉释褐奉朝请，此职在新令中位居从七品，与旧令的理论换算值是五品，但无论晋令还是前令皆将其列为六品魏收：《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3001、2987页。。若排除异常扰动造成的虚高，综合评估其实际效力，似维持在旧令六品或新令八品以下较为妥帖。这个释褐层位对应二品乡品，仅是一般高门的水准。联系相关材料，同是奉朝请起家者，邢伟、郭钦世资均值四品，和邃、侯掌、杨暐、贾祥、辛韶世资均值五品，俱为一般高门刘军：《北魏庶姓勋贵起家制度探研——以墓志所见为基础》，《人文杂志》2016年第4期；《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见北魏起家制度举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2期。。另外，北魏时从一般高门起步、北周后跃升顶级贵胄的京兆韦氏同期多有族人释褐奉朝请，如韦祯、韦猷之、韦彧、韦鸿等魏收：《魏书》卷四五《韦阆传》，第1010、1012、1015、1016页。，足证奉朝请作为起家官是与门第二品的四姓层级紧密搭配的。换言之，密集以奉朝请释褐的某个特殊群体或家族在士族内部都紧密照应次等的身份地位。就整个士族释褐体系来看，奉朝请始终处于比较垫底的位置刘军：《墓志所见北魏集书诸职起家考》，《殷都学刊》2016年第2期。，由此便不难理解了。

再次，奉朝请是隶属散骑省的闲散虚职，清官名分相当勉强。史载：“奉朝请，本不为官，无员。汉东京罢三公、外戚、宗室、诸侯多奉朝请。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武帝亦以宗室、外戚为奉车、驸马、骑三都尉而奉朝请焉。”房玄龄：《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4页。可见，奉朝请只是给予官贵列席朝会、觐见皇帝的礼遇而已，加之没有员额限制，致使泛滥成灾，清望度随之骤降。《韦彧墓志》：“太和十九年，钦公高辩，顾谓仆射李思冲曰：才明如响，可除奉朝请，令优游道素，以成高器。广阳王嘉奏为骑兵。事非所好，辞官去禄。”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8页。说明奉朝请的声望值尚不及难预清流的幕府参军，已遭高门士族嫌弃。封之秉以此释褐难道不是门第稍逊使然吗？

值得一提的是，封之秉墓志表述释褐起家的动词是“出身”，类似用例在北朝文献中屡见不鲜。例如，《魏书》卷六八《甄琛附甄元宾传》“出身奉朝请”；《元保洛墓志》“出身高阳王行参军”；《元遥墓志》“出身为下大夫”；《陸绍墓志》“出身勃海公郎中令”；《唐耀墓志》“出身中山王国中尉”；《元钦墓志》“出身元士”；《元子永墓志》“出身为给事中”；《元显墓志》“出身散骑常侍，在通直”；《元贤墓志》“出身司徒府行参军”；《独孤浑贞墓志》“出身杨烈将军”魏收：《魏书》卷六八《甄琛附甄元宾传》，第1520页；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59、93、235、248、249、252、359、386页；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241页。。 “出身”一词的本义是委身事君、效力当官，魏晋以前一般独立作谓语；六朝时转而表示仕途起点的释褐环节，通常搭配具体官职或品阶组成完整的动宾结构；隋唐以后则连带起家与释褐彻底脱钩，专指入仕资格或途径，宾语固定为铨选科目或特定身份典型表述如姚迁“起家宿卫出身，解褐初调邛州蒲江县主簿”，参见黄正建《唐代的“起家”与“释褐”》，《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实际上，后两者的转化早在北魏末期就已显露苗头。新出《元洪敬墓志》提供了重要线索：“出身宣武帝挽郎，除冀州长史。”叶炜、刘秀峰：《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页。挽郎乃中古官贵子弟为大行皇帝拖曳灵柩换取的入仕资格，也是皇家借丧礼“德音”酬劳百官特别开放的铨选途径吴丽娱：《助葬必执绋——唐代挽郎一角》，《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2期。。后面的冀州长史才是真正的释褐官职，这里“出身”的用法与隋唐一脉相承，明确表示入仕资格或途径。串联封之秉和元洪敬墓志，就能连续动态地揭示“出身”词义的这种变化。

总之，简明扼要的释褐信息是破解志主封之秉体制内身份属性的锁钥，它以乡品为媒介同家世背景紧密挂钩。弱冠之年以旧令六品的准清官起家契合门第二品的一般高门的仕进特征，封氏家族在整个士族梯次中的位置也就一目了然了。至于志文中“出身”一词的用法，对了解古汉语词汇的演变也极具样本价值。

四、志主的迁转轨迹和仕进通道

志文详细记录了封之秉的仕宦履历，登仕后的迁转全部发生在北魏后期的宣武、孝明两朝，按当时通行的后令标定官品，升迁顺序是：首迁正七品员外散骑侍郎，二迁正六品司徒中兵参军，三迁正六品太尉记室参军，四以本职加从五品轻车将军，五以本职加正五品越骑校尉，六迁正五品太尉从事中郎，七迁从四品左军将军、尚书库部郎，八迁假从三品征虏将军、东道别将，死后追赠正三品持节、平北将军、幽州刺史。他闯荡官场廿七年，包括起家官在内共任职十四项，整个跃升幅度达九阶（四级半），平均每三两年即浮动一次，切合士族仕宦频繁累迁、迅猛疾进的诉求。这个过程有如下细节值得重视：

首先，晋升态势呈折尺状稳健上扬，基本遵循逐级、逐阶、逐班次的程序。首尾两端坡度陡峭，二迁由正七品到正六品、八迁由从四品到从三品，跨度俱为两阶，以实职而言显系破格超迁，前者疑与权贵荐举提拔有关，后者则是朝廷急需用人应对危局的结果。中间五次迁转在五、六品位往复拉锯，坡度放缓，表明越是临近门第赋予的仕进峰值前进就越迟缓。封之秉四姓出身，准许迈过五品门槛，冲刺阶段势必步履蹒跚。同理，新出元祉墓志显示，志主半数的升迁阻滞在膏腴门第许可的三品终点线前，登顶之难可见一斑刘军：《新出北魏元祉墓志再探讨》，《洛阳考古》2018年第1期。。朝廷此举旨在理顺官僚金字塔的升进秩序，特别是防范上层拥堵，以免妨碍行政效能。

其次，仕进顶点应为七迁从四品，兑现了一般高门对仕途前景的预期。八迁从三品触犯一流高门的权利领地，违背流品规则，但由此获得的征虏将军是因战事猝起临时暂授、事毕削夺的假官，与正式授予的实官完全不同，因而不能算数张鹤泉：《北魏“假”授将军制度试探》，《文史哲》2009年第1期。。至于朝廷在假官基础上拟定赠官，乃对其因公殉职的格外褒奖。类似现象见新出《元遵墓志》：“假镇南将军、征襄阳大都督。……追赠使持节、散骑常侍、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刘军：《新出北魏淮南王元遵墓志考释》，《洛阳考古》2015年第2期。新令镇南将军从二品，征西将军正二品，赠官比假官提升一阶，同为隆重表彰生前的功勋。所以，排除假官和追赠，封之秉的仕宦峰值与门第等级的搭配可谓严丝合缝。

再次，迁转路径先后经过散骑省、公府、尚书省和征讨军，其中效力公府时间最长，相信权势资源的聚拢在此期间尤甚。封之秉始为幕僚应在宣武帝景明初年，案清人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时任司徒最有可能是彭城王元勰，前述封之秉破格超迁应拜他所赐，日后又蒙知遇转荐太尉高阳王元雍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卷，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509、4511页。据万斯同考证，彭城王元勰司徒任期截止宣武帝景明二年（501），高阳王元雍太尉任期为正始四年（507）至延昌四年（515）。元勰死于永平元年（508），生前完全有机会向元雍举荐旧部，二王的手足之情使封之秉的幕僚生涯得以延续。另外，元雍太尉任期长达九年，封之秉在其麾下有充裕的时间完成四次迁转。。类似经历亦见《李璧墓志》：“中军大将军彭城王翼陪鸾驾，振旆荆南，召君为皇子掾。参算戎旅，谋协主襟。府除司空掾。……高阳王亲同鲁卫，义齐分陕，出镇冀岳，作牧赵燕，除皇子别驾。”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18页。彭城、高阳二王贵为献文皇子、孝文皇弟、宣武皇叔，权倾朝野、声威显赫，借助其人脉移府升迁、助推仕途腾飞乃北方士族的迫切愿望，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时人批议选举失序：“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类，而得上宰行僚。自兹以降，亦多乖舛。”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六《选举四·杂议论上》，第391页。反证公府幕僚职位之抢手。封之秉就任尚书库部郎不会早于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当年府主元雍录尚书事、总摄内外，他随调尚书省并被委以监造法驾器杖之重任，才算跻身朝廷政务中枢。若非天不佑人，相信经过军前锤炼、累积资历，他定会重返中央续写辉煌。由此可知，幕府僚佐是一般高门进身的强劲跳板和重要的发展平台。

总之，士族体制下，不同的门第等级拥有各自的仕途起点和终点，连接二者的晋升途径因而大相径庭，由此勾画出迥异的仕宦轨迹。研究中古仕进制度最大的难点就是透过杂乱无章的升进曲线，滤除各类偶然因素的扰动，找寻规律性的制度通道。欲达此目的，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以特定人群或官职为线索，综合运用归纳和演绎思维，大量累积素材比对分析，同时将整体趋势与生动个案紧密结合、互相参照，最大限度地予以还原。封之秉作为一般高门的代表，其公府幕僚的上位方式堪称本阶层仕进状况的缩影。

五、志主的资质素养和道义责任

仕进塑造士族的体制特征，资质素养和道义责任等社会元素则构成其本质内涵。封之秉墓志对此不吝颂扬：“君稟岳为灵，资川诞气。风飙立于龆始，孝友播于弱龄。年七岁，乃慨然有赞世之意焉。遂靖志书林，翱翔礼圃。神机开爽，有同自然。至而幼秉谦光，少敦仁厚。尊师重传，敬长承先。虽复古之上造，未以加也。逯自逾童，味道弥笃。贵寸阴于将暮，贱尺璧而非珍。若乃辞兼蔚炳，思并春云。海浚霞英，风抟岳峙。浩浩焉，崇崇焉，固已跌班马而长驱，其深不可测也。君以为治民之道，非专礼乐，安上济氓，事兼文武，设孤之义不坠，观德之训在焉。遂复颇阅兵书，时闲弓马。体若生知，无假因习。至于项发口纵之能，俯蹄月支之妙。固已工俟拟刺，术等贯豪。岂伊规矩中则，踰霜饮羽而已哉。”类似语句在中古士族墓志中司空见惯，俨然固定的范式，这些溢美虚夸之词肯定掺杂水分，但未必没有真实的原型，从中提取有效信息以探求士族的精神世界十分必要。

一方面，高调标榜天赋异禀、资质超群乃中古士族墓志之通例，无非套用传统的气运造人说推演才性修养出身论，间接论证门第等级顺应天意、合乎自然，变相为士族制度之存在提供法理依据刘军：《新出北魏淮南王元遵墓志考释》，《洛阳考古》2015年第2期。。不过，客观公正地讲，高门望族在孕育非凡潜质、培养卓越人格方面确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所周知，高素质的养成需要雄厚资源的支撑，包括物质、文化、底蕴、氛围、人脉等诸多内在或外在的要素，而在身份利益关系彻底凝固的门阀社会，这些条件无疑唯有士族具备。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已指出士族作为中古礼法和文化中心的地位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页。，其理所当然地成为精英人士的养习所。寒素未必不杰出，只是在上层挤压下备受阻滞、举步维艰，个性价值难得充分开发和施展。所以，尽管情感上无法接受，但必须面对铁的事实：垄断优质资源且封闭交际网络的士族掌握人才培养的主导权，以剥夺其他社会成员对等的发展权利为代价确保自身的优异性，在此情况下，寒门实难出英才！史载，朝臣李冲质疑铨叙偏袒士族：“若欲为治，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孝文帝答道：“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魏收：《魏书》卷六○《韩麒麟附韩显宗传》，第1343页。说明宽裕的成长和发展境遇能使高门子弟的心性素养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上古亲亲、尊尊、贤贤三位一体的人才格局在置换掉宗法背景后重现中古门阀社会。过去批判九品官人法只重簿伐、忽视德才的贵族化倾向，殊不知当时情况下门第本身就代表德才的水准，二者是不能割裂的。封之秉出身显贵，志文不吝笔墨地说他有良好的资质和教养其实毫不为过，问题只是在于对恭维程度的把握上。

另一方面，中古士族墓志叙述的另一要点是反映民众自下而上的道德评判与人格感知的乡情舆论。新见《王曦墓志》最为典型：“敦厚儒直，行不苟合。乡闾偘偘，邦党敬信。”刘军：《中古门阀贵族制机理窥管——以新见北魏王曦墓志为中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它带给逝者的不只是崇高的声誉，还有稳固家门根基的社会影响力及对仕途前程的体制约束力，关键要看能否践行表率乡里共同体的道义责任。易言之，士族作为强势群体存在，治世的意愿和能力往往与生俱来，儒家以天下为己任、务实进取的入世哲学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其更适宜担当基层自治社会领导者的角色。志文说封之秉幼年即“慨然有赞世之意”，遂发奋攻读，日后兼资文武，探求“治民之道”，其宏图远志是与其高贵身世紧密相连的。志文又列举他扶危济困之善行：“于是山宾慕响，门庭相继，君皆给之衣粮，赡以资饵，所蒙振救者，固难得而言矣。”此类事迹在士族中屡见不鲜，如范阳卢义僖，“少时，幽州频遭水旱，先有谷数万石贷民，义僖以年谷不熟，乃燔其契。州闾悦其恩德”魏收：《魏书》卷四七《卢玄附卢义僖传》，第1054页。。勃海高允对待平齐户，“散财竭产，以相赡赈，慰问周至，无不感其仁厚”魏收：《魏书》卷四八《高允传》，第1089页。。博陵崔巨伦救济河北难民，“岁俭饥乏，巨伦倾资赡恤，务相全济，时类高之”魏收：《魏书》卷五六《崔辩附崔巨伦传》，第1252页。。实则都是士族克己奉公的治世理念的生动体现，也是其立足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若以批判的眼光否认上述事实，无疑会窒息原本生气勃勃的民众生活。应补充的是，虽同为中古士族，然南北风气迥然有异，大体北方专精务实、保守刻板，南方超然灑脱、任诞虚玄刘军：《论北魏迁洛宗室的知识素养与文化价值取向——以洛阳邙山墓志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1期。。照此标准衡量封之秉，志文说他“靖志书林，翱翔礼圃”，“颇阅兵书，时闲弓马”，带有深刻的北方烙印，其家学源流和行为取向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一如其他中古士族史志，封之秉墓志也在心性修养和道义情怀方面大书特书，展现出士族独有的气质风貌和行为方式，这是对流停滞、封闭固化的门阀社会造成的必然结果，唯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完整还原士族的面相特征。今人惯以晚近功利至上的道德观予以审视，武断地全盘否定，其对士族的认知难免落入呆板、教条的脸谱化的窠臼。

综上所述，新见北魏封之秉墓志为了解中古门阀士族制度及相应的思想观念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素材。它充分证实，门阀士族是融汇体制与社会二元特性的复合式身份结构：在体制层面，流品规则将官爵世资、门第等级、乡邑品第、释褐起家、仕途前景按特定比例通统贯穿，进而形成森严的等级序列；在社会层面，基于充裕资源和发展空间产生的优异的资质素养及连带的自我抑制、克己奉公的治世情怀共同构成鲜明的辨识力。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这是剖析士族现象重要的理论基础。通过广泛的联系，相信以封之秉墓志为代表的出土资料会不断修正并夯实现有的中古士族制研究。

（责任编辑：陈炜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