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琼 朱承敏 李荣峰

（昭通学院体育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

四筒鼓舞是云南省昭通市农村汉族独有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民间体育舞蹈，至今仍在昭通市汉族居住的农村广泛流传。四筒鼓舞具有很高的观赏性、艺术性、健身性，曾被誉为中国汉文化的“活化石”。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殡葬制度的改革，农村土葬习俗被火葬所取代，四筒鼓舞生存的土壤遭到破坏，它的发展与传承面临严峻考验。2006年，四筒鼓舞被列为了云南省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了对四筒鼓舞的保护。但时至今日，对四筒鼓舞的保护尚处于表面，没有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要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筒鼓舞的发展，必须加强对四筒鼓舞全方位的传承。因此，有必要对昭通市农村汉族的生活习俗、居住环境、经济状况等进行深入调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筒鼓舞的发展历程、发展与传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筒鼓舞的发展与传承模式，对保护四筒鼓舞提供策略。

1 四筒鼓舞的发展历程

1.1 四筒鼓舞的历史源起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中曾有“以路鼓鼓鬼享”之说,汉代郑玄对其注云:“四面鼓也,享宗庙时用之。[1]”当时称享宗庙时祭天、祭地、祭祖先者为“鼓人”，“四面鼓”即今天的“四筒鼓”。若以此推论,今天盛行于昭通市广大农村的四筒鼓舞起源可能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时期。据《昭通志稿》卷九第二十二页《物产志》附方物载：“四筒鼓,形长削木为之两头蒙以皮乡人丧礼用之以为跳舞。“(《昭通志稿》序:本志自汉代起迄于清宣统三年止，一切事实均系未改县以前者，故定名昭通志稿。)由此可知，四筒鼓舞起码在清宣统三年以前，在昭通市乡间丧葬中就广为流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记：“昭通市乐居坪子乡陈氏家族，明朝时从南京迁云南昭通定居，至今十四代。康熙二年(1664)九月建家祠时,就有四筒鼓置于祠堂内。从中可以看出,四筒鼓舞在昭通流传已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昭通民间的几个传说涉及到四筒鼓舞的起源，都是强调人死后应热热闹闹送上山去安葬，四筒鼓舞送葬的过程。长期以来，关于四筒鼓舞具体起源于何时，目前还难以找到可靠的史料记载。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四筒鼓舞与农村汉族的生死观密切联系，即起源于农村汉族的祭祀活动。

1.2 传统四筒鼓舞的存在形式

昭通市处于云南省的东北部，有五百多万人口，约90%以上的农村人口。一直以来，在汉族居住的农村，都保持着将亡故的人用棺木土葬，四筒鼓舞队送葬的习俗。特别是高寿之人亡故后，葬礼更加讲究排场。丧家在请僧道时，便将四筒鼓舞队请到家中，随僧道“打绕棺”,超度亡灵时随之而舞。时间短时三天，长时七至十五天。在出殡的前一天，亲戚朋友纷纷到来，请的四筒鼓舞队也随之前往。于是，送葬的队伍中便有一支长长的四筒鼓舞队,他们分别由丧家请的《四筒鼓》舞者“座堂鼓”；死者后家请来的《四筒鼓》舞者“后家鼓”；由姑娘、姑爷请来的舞者“亲家鼓”；家族间请来的舞者“家祭鼓”；但都以丧家请的“座堂鼓”队为大[2]。丧家及亲戚朋友请来的四筒鼓舞队少则几拨，多则几十拨，人数多达几十人。主要在上祭、发丧、出殡时跳。他们跳四筒鼓舞的目的是为亡灵鸣锣开道,惊驱鬼魅,冲淡丧葬中的哀愁气氛，使生者节哀。但不管丧家或亲戚朋友请的四筒鼓舞都要附给鼓舞队几十元的烟酒之资。传统四筒鼓舞队由4名年轻力壮的农村男性每人身挎一个外形相同、内部构造各异的鼓组成一拨。所跳内容套路多为生产、生活场景的展示、模拟与游戏。这些舞蹈以模拟鸟兽动作的组合和模拟生产生活场景为主,它既通过对各种动物动作的模拟来抒发真情,以此表示对劳动的喜悦,又朴实、简单、形象地表现生产生活。它节奏欢快，气氛热烈，场面壮观，使人得到快乐和暂时的解脱，以乐致哀。所以，从所跳套路表达的含义或抒发的感情来看，传统四筒鼓舞存在于农村汉族祭祀、送葬活动中。

1.3 现代四筒鼓舞的发展现状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殡葬制度的改革，农村土葬习俗被火葬所取代，四筒鼓舞这一流传于民间的传统体育舞蹈已逐步从农村汉族的祭祀活动中走入了汉族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农村汉族民众健身、休闲、娱乐的重要手段。人数由原来的四人一拨，发展为多人不等。增加了现代的锣、钹、镲、铛、小扁鼓、红稠、哨子、武术跟斗、龙灯等，即：一般由身挎“筒鼓”的舞者4人，持小扁鼓1─2人、锣1─2人、钹1─2人、镲1─2人、红稠舞者1─2人、哨子1人，武术及龙灯人数不固定。表演顺序：最前者舞转鼓，称鼓头，由持小扁鼓或舞红绸者1人担任，他既是鼓队的组织者，也是舞蹈中套路变换的指挥者，是鼓队的队长，鼓头要具有相当好的技术，还要对内统一管理，对外承接业务，鼓头由舞队成员民主推选产生。鼓头手中的转鼓仅只是舞的道具，不敲不击，鼓头用口哨来统一舞队的节奏和速度、变化。在鼓头后是两名舞红绸者，舞红绸者男拌女装，舞动起来，红绸飘飘。中部是四筒鼓舞者，四筒鼓舞者是整个队伍的核心部分，由4人身挎筒鼓组成。尾部是打击乐器，主要有锣、钹、镲、铛等，一般5至15人组成，其节奏与舞前部和中部相呼应。在整个四筒鼓舞中，虽有其它乐器参与，还是以 4名身挎四筒鼓的舞者为核心，四个筒鼓舞者保持较为规范一致的动作，其它舞者则因所持道具不同而动作各异，具有不同的个性和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套路的表演无严格的顺序安排。所以，现代四筒鼓舞存在于农村汉族日常生活的休闲、娱乐、健身活动中。

2 现代四筒鼓舞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昭通市地处云南省的东北部，为川、黔、滇三省的结合部，约90%以上的农村人口。目前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现有的经济状况不能满足人们物质文化和体育消费方面的需求。对于贫困的昭通市来说，要把少数民族体育纳入群众的休闲及锻炼当中，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昭通市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政府也没有能力投入过多的经济在民族体育的开展上。当今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改变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环境，原来的自然村落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随着城镇化的变化也发生了变化，民族传统体育生存的土壤和社会基础渐渐消失，人们之间娱乐、沟通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沉淀在人们心底的文化精神被变化的农村所隔断[3]。对于四筒鼓舞这种流传于昭通市农村的民间体育，随着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改变，殡葬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土葬习俗消亡，四筒鼓舞生存的土壤及生存空间被破坏，在城市附近农村祭祀活动中跳四筒鼓舞的现象已荡然无存，较少存在于偏远的农村。四筒鼓舞逐渐走入农村民众的日常生活，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导致活动开展的难度加大。据调查，现今全市约有四筒鼓舞队三百多拨，分布于昭通市昭阳区的土城、乐居、洒渔坝区以及苏甲山区，永善县茂林、伍寨、码口、莲峰四个乡（镇），巧家县、鲁甸县的部分乡村，他们都是自发组织的，如有需要便临时组队参加比赛或表演。对四筒鼓舞有关史料记载的内容较少，有的只是在地方志、县志、年鉴等文献中偶尔提及，传承属于民间的家族式或口授式，现有的资料又不能准确记载其活动情况。从非遗视角对民间四筒鼓舞提出了保护，但保护与研究的层次仍只在表面。四筒鼓舞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人员力量单薄,没有形成攻关的合力,至今尚未出版发行公认或影响较大的论著，故至今还未找到专门记载四筒鼓舞全貌的书籍。加之宣传力度不够，缺乏媒体与商家的大力支持,民族、文化、体育还未形成产业化发展。

3 四筒鼓舞发展与传承途径探讨

民间体育在全民健身中开展和推广时，要着眼于民众的情感与文化，不论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体育活动，要看其能否与民众的文化产生共融，这是推进民间体育的关键[4]。随着社会的发展，汉族民间四筒鼓舞已由原来的男性在祭祀活动中边击边舞，发展为男女老少都能边击边舞的健身、休闲、娱乐形式。

3.1 汉族民间四筒鼓舞文化传承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传承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保护与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政府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维护者和改善者，也是资金的支持者。所以，地方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通过政府政策或措施，比如出台一些相应的“意见”或“规划”以明确一些“规定动作”，或者举办一些推广活动用来引导、调节民间体育的发展方向、速度和规模，并将民间体育带到更多人的视野和人们的休闲娱乐健身生活当中，乃至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弘扬民族传统文化[5]。因此，对每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了解清楚，才能理清它未来的发展方向。对流传于民间的汉族四筒鼓舞而言，从已有的文献资料和传承人的口授资料，无法找到汉族四筒鼓舞具体起源于何时，仅有的文献资料记载的四筒鼓舞套路内容、每一套的动作、传承人等不完善。因而地方政府应投入专项资金，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以地方高校专门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专家和地方体育文化管理部门为主，建立一支懂业务、有责任心、有能力的保护队伍，对汉族四筒鼓舞的文化资源作一次全面、彻底的调查，通过口传、心授、身体示范、现有文献资料、实地考察等，弄清汉族四筒鼓的制作工艺、四筒鼓舞的起源、分布、每一套的动作内容等，将所得资料汇总分析，经过理论知识思考，编书成册、存档，真正达到对汉族四筒鼓舞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3.2 汉族四筒鼓舞民间传承人传承

就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言，活态传承人是项目的传播者。这里讲的传承人是指精通某项或多项民族传统体育的民间体育人才。他们是具有过人的民族传统体育才艺，在该项目的传承中能发挥主导、核心和骨干作用。汉族四筒鼓舞的传承人包括两类，即民间四筒鼓的制作人（称鼓师）和民间四筒鼓舞的传承人。对于他们，各级政府应授予他们荣益称号，高薪供养，关心他们的福利待遇与健康，尊重他们的劳动，使他们乐于传承四筒鼓舞文化，并建立个人档案。请他们出来开办四筒鼓舞培训班，保证四筒鼓舞后继有人。

3.3 农村汉族妇女传承

传统四筒鼓舞存在于农村汉族的祭祀活动中，由四名年轻力壮的男子边击边舞。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男性进城打工，留下妇女、老人、孩子，妇女成了家庭的主要劳动者。昭阳市在努力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视农村妇女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传承者。过去的“昭通四筒鼓舞”仅仅在男子中间传承，现在市县文化馆的引导和指导下，已扩展到了女子学打“昭通四筒鼓舞”。从2012年3月以来，已分别在昭阳区四筒鼓舞活跃的重点乡镇——洒渔乡巡龙村四筒鼓舞传承点和乐居乡成立、组建了两个不错的女子四筒鼓舞队；同时在永善的茂林镇也组建了多人表演的队伍。她们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四筒鼓舞”的传承与保护做着积极的贡献，使活态的传承更加深入民间。

3.4 与当地民族节庆活动结合

调查发现，汉族四筒鼓舞从原来的祭祀活动，逐渐走入了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是汉族农民休闲娱乐和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如：1988年在昆明召开的首届中国民族艺术节期间，以四筒鼓舞为素材编演的《高原鼓舞》《乌蒙鼓舞》《龙鼓舞》在昆明与西双版纳演出，引起轰动。同年，《龙鼓舞》被邀请参加广州欢乐节演出，得到海内外舞蹈界的好评。曾在大型文艺《放歌溪洛渡》和2006年云南省少数民族运动会开幕式中作为地域代表性节目展演。可见，汉族群众的节庆活动，已成为四筒鼓舞发展与传承的重要载体。应充分利用农村汉族的重要传统节日、民俗习惯、地域文化来引导农村或乡镇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四筒鼓舞活动，逐步形成产业化发展。

3.5 与新农村农民健身相结合

谭宏在《基于“非遗"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提出：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在新农村建设中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空间”[6]。在农村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让更多农民朋友参与到具有传统性、娱乐性、民族性的传统体育项目中是可行的，是有利于农村体育、农民健身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和民族传统体育自身发展的利国利民的举措。[7]可见，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传承，必须与新农村农民健身文化相结合。汉族四筒鼓舞代表的是昭通市农村汉族的一种民间体育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是汉族居住的农村。所以，四筒鼓舞的发展离不开农村这块土壤，它的传承需要更多的农民群众自发组织共同参与。因此，地方政府应尽力保证资金的投入，派专人引导四筒鼓舞的发展，将四筒鼓舞与新农村农民健身体系相结合，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四筒鼓舞活动，为发展与传承民间汉族四筒鼓舞文化创造新的传播平台。

[1] 杨焰.试论昭通四筒鼓舞的保护与开发[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33(1):19.

[2] 杨焰.昭通民间四筒鼓舞的特色与文化内涵初探[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31(4):42.

[3] 时传霞.城镇化加速期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发展的探索[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2,28(3):39.

[4] 郭炎林,曹卫.“三民体育”在全民健身中的回归和展望[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1,45(5):6.

[5] 张振基,虞重干.中国民间体育保护与发展实践论[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31(6):21-26.

[6] 谭宏.基于“非遗"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37(5):31.

[7] 田海军,饶平.民族传统体育在发展新农村体育中的作用研究[J].搏击·武术科学,2007(1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