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柯

摘 要：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一定层次性，分析由低水平到高水平的层次演进内在机理有助于规范和引导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基于演化经济理论，以政府监管部门、民营企业和社会公众为博弈主体，通过构建复制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我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层次演化机理。理论分析表明：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不断学习并调整自身策略偏好，其社会责任履行演化博弈存在多重均衡；政府监管部门的强监管措施和社会公众的正面评价有助于促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层次由低到高、向社会总福祉增加的方向演化。民营企业的营利实现与社会责任提升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在新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演化博弈；复制动态方程

中图分类号：F2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8）04-0062-06

一、引言

秉承“厚民之生”“兼济天下”等传统经营理念，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我国民营企业至今已走过近40年的风雨历程，目前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增加社会福利的重要力量。受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影响，民营企业在运营机制、社会属性等方面与国有企业迥然不同，其社会责任履行与国有企业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定位，体现出层次性、多样性的特点。

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为了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全面深化改革是必由之路，客观上要求市场企业需要承担更高水平的社会责任。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涉及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改革越是深入，涉及的利益关系越是复杂，越是需要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指导工具（王国成，2015）[2]。

现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主要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从文献检索结果来看，现有文献多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视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如：李春发 等，2012[3]），或是针对特定行业或业态的企业加以分析（如：王洪利，2018[4]）。少量文献专门考察民营企业，但存在两点不足之处：其一，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文献采用传统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其中包含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等非常苛刻的假设约束，现实条件难以满足；其二，从博弈主体来看，已有文献将模型设定为两个博弈主体，如企业和政府（林鸿熙，2008）[5]、企业和员工（陆玉梅 等，2015）[6]，仅考察有限期博弈，博弈过程的时变性、复杂性无法得到充分揭示。与传统博弈理论相比，演化博弈理论具有更为宽松的假设条件和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阈，能够很好弥补以上两个方面的“短板”。

因此，运用演化博弈理论，考察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历时转变问题，探寻其社会责任层次由低到高演进的内在规律，对于优化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行为、促进社会平衡充分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理论基础

（一）演化理论的视阈特征

在传统非合作博弈的极端理性（超理性）世界与进化博弈的生物世界之间，学习演化博弈是一种研究真实生活中的人和企业如何博弈的有效方法（王国成，2007）[7]。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在完全理性、完全信息和利润最大化等经典假设基础上采用均衡分析方法，研究满足均衡状态所需条件，以及达到均衡状态时社会福利和资源配置效率（黄晓鹏，2007）[8]。换言之，新古典经济学将制度放在既成的假设位置，辅之以完全理性、完全知识等一系列假设，资源配置均衡可以瞬间完成，至于均衡如何形成、制度如何演化等一系列过程性问题恰恰被排除在其研究框架之外。这一“舍弃”简化方式无疑有利于将均衡结果信息直观、简明地呈现出来，但无法展现达到均衡结果可能路径的来龙去脉。

演化理论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从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和拉马克基因遗传理论中汲取灵感，形成一套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演化博弈理论从系统出发，认为系统中每个经济主体（博弈参与者）代表一个种群，随机组合匹配，群体行为的调整过程构成一个动态系统（Traulsen et al.，2009）[9]。大部分参与者根据不同规则进行学习、模仿，少部分参与者策略产生突变（试错），其中最有效率的经济主体经过选择过程得以大量复制，不同选择的积累构成经济主体的演化过程。

Young（1995）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只描述尘埃落定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10]；而演化经济学则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尘埃是如何落定的”[11]。从演化经济学视角来看，如果厘清“尘埃落定”的机理与路径，那么“落定”之后的有关社会福利和配置效率的评估、优化与改善等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一系列问题便迎刃而解。

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视阈集中在“结果”的话，演化经济学研究视阈则集中在“过程”。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相比，演化理论将制度生成和演变纳入分析框架，对于经济主体行为特征及其与所处制度环境、技术环境互动关系刻画得更为细致、精准。

（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演进的逻辑基础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演进与国有企业有着不同的逻辑基础。就运营机制而言，国有企业多存在诸如产权不清、预算软约束、委托代理机制缺陷等现实问题；与之相比，民营企业作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主体，其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特征较为显著。就经营目标来说，国有企业的经营发展受到国家经济产业政策的影响，其社会责任履行多受政府目标的影响或制约，体现出更多的“政策性负担”和政治责任；与之相比，民营企业不需要执行政府下达的各项行政命令，其社会责任履行内嵌于自身管理决策之中，具有较高“自由度”。

民营企业的以上特征决定了：一方面，源于其自身的选择，在政府监管、企业示范和经验惯例作用下，其社会责任履行行为体现出一定的学习效应和路径依赖特征；另一方面，受到类似于生物界中“自然选择”力量——市場竞争和市场波动的影响，其社会责任履行行为充分体现出市场主体的天然特征。以上两个方面十分契合以个体群为主要思维方法的演化经济理论所分析的场景。

（三）基于哈耶克演化理论的分析

行为与制度是共生演化、交互适应的（王国成，2015）[2]。基于哈耶克（2000）[12]提出的社会秩序和二元观演化理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策略选择演化过程的逻辑为：决策分散的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受资源禀赋、有限理性等因素的影响或制约，不同民营企业发展后况不尽相同，其中一部分民营企业获得成功，其策略称为主导策略，并被其他民营企业效仿。与此同时，民营企业所处的外部经营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加上自身决策行为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或不确定性，内部规则难免存在或多或少的低效或失灵。外部组织（如政府、行业协会、社会公众）的出现可以对内部规则不足或失灵之处加以修复、弥补（Martínez et al.，2016）[13]。通过政府政策制定或调整、行业协会协调和社会公众响应，建立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演化的外部规则。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不断演化，成为推动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层次由低到高演进的主要制度力量。

三、模型构建

（一）研究假设

为建构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多群体演化博弈模型，本文做以下假设：

假设1：演化博弈三个参与主体分别为民营企业（Private Enterprises，PE）、政府监管部门（Government，GM）、社会公众（Community，CM）。三个主体分别代表三个群体。每个群体内主体的策略空间相同，且均为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

假设2：政府监管部门的策略空间SGM={强监管，弱监管}。采取两种策略的政府监管部门所占群体比例分别为？琢和1-？琢。与弱监管策略相比，政府采取强监管措施需要额外支付监管成本（记作？驻LGM），如增加对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财政支出。

假设3：民营企业的策略空间SPE={低水平，高水平}。采取两种策略的民营企业所占群体比例分别为？茁和1-？茁。与承担低水平社会责任相比，民营企業为承担高水平社会责任需要支付额外的成本（记作？驻LPE），如支付更多的对外捐赠。关于社会责任层次性，本文借鉴黄晓鹏（2007）[8]、于飞 等（2015）[14]文献做法，将其简化为低水平（如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高水平（如慈善责任、伦理责任）两个层次。

假设4：社会公众的策略空间SCM={正面评价，负面评价}。给予这两种评价的社会公众所占群体比例分别为？酌和1-？酌。与负评价相比，如果公众对民营企业给出不当的正面评价，如通过刷单制造虚假销量和好评误导其他消费者，将给社会带来额外的福利损失（记作？驻LCM）。

假设5：假设只有民营企业采取高水平策略、政府监管部门采取强监管、社会公众给予正评价同时发生时，政府、民营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福利或得益才会增加（增加的得益分别记作？驻WGM、？驻WPE和？驻WCM），社会总福利和得益才会增加（记作？驻W，？驻W=？驻WGM+？驻WPE+？驻WCM）；否则只会造成其得益的额外损失。

以上参数及其他主要参数符号与含义概括如表1所示。

（二）博弈支付矩阵

根据上述假设，可以得到政府监管部门、民营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博弈树模型，如图1所示。

由政府监管部门、民营企业和社会公众构成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2所示。

结合表2可以计算政府监管部门、民营企业和社会公众的期望得益。

政府监管部门选择强监管策略时的期望得益UHGM、选择弱监管策略时的期望得益ULGM、平均期望得益UGM分别为：

UHGM=[（1-β）（1-γ）+（1-β）γ+β（1-γ）]（WGM-？驻LGM）+βγ（WGM+？驻WGM）（1）

ULGM=[（1-β）（1-γ）+（1-β）γ+β（1-γ）+βγ]WGM（2）

UGM=αUHGM+（1-α）ULGM（3）

民营企业选择高水平社会责任策略时的期望得益UHPE、选择低水平社会责任策略时的期望得益ULPE、平均期望得益UPE分别为：

UHPE=[（1-α）（1-γ）+（1-α）γ+α（1-γ）]（WPE-？驻LPE）+αγ（WPE+？驻WPE）（4）

ULPE=[（1-α）（1-γ）+（1-α）γ+α（1-γ）+αγ]WPE（5）

UPE=αUHPE+（1-α）ULPE（6）

社会公众给予正面评价时的期望得益UHCM、给予负面评价时的期望得益ULCM、平均期望得益UCM分别为：

UHCM=[（1-α）（1-β）+（1-α）β+α（1-β）]（WCM-？驻LCM）+αβ（WCM+？驻WCM）（7）

ULCM=[（1-α）（1-β）+（1-α）β+α（1-β）+αβ] WCM（8）

UCM=αUHCM+（1-α）ULCM（9）

（三）复制动态方程

按照演化博弈思想，采取得益较低策略的民营企业会调整策略，去模仿得益较高的民营企业策略，从而群体中采用不同策略成员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只要一个策略得益比平均期望得益多，该策略就能在群体中逐渐被模仿、继承和发展。这一演化思想可以三个微分方程（分别对应三个博弈主体）组成的系统来描述。

借鉴Taylor et al.（1978）[15]的模仿者动态模型，结合式（1）～（9），政府监管部门选择强监管策略、民营企业选择高水平策略和社会公众给予正评价的复制动态方程分别为：

F（α）=■=α（UHGM-UCM）=α（1-α）（βγ-1）？驻LGM+α（1-α）βγ？驻WGM（10）

F（β）=■=β（UHPE-UPE）=β（1-β）（αγ-1）？驻LPE+β（1-β）αγ？驻WPE（11）

F（γ）=■=γ（UHCM-UCM）=γ（1-γ）（αβ-1）？驻LCM+γ（1-γ）αβ？驻WPE（12）

令式（10）、（11）、（12）等于0，可求得由此三式构成的动态演化系统局部均衡点15个：分别为O（0，0，0）、A（0，1，0）、B（0，1，1）、C（0，0，1）、D（1，0，0）、E（1，1，0）、F（1，1，1）、G（1，0，1）和H（α*，β*，γ*），以及H1（0，β*，γ*）、H2（1，β*，γ*）、H3（α*，0，γ*）、H4（α*，1，γ*）、H5（α*，β*，0）和H6（α*，β*，1）。

其中：

α*=■（13）

β*=■（14）

γ*=■）（15）

H1～H6为均衡点H在立方体六个面上的投影，如图2所示。

（四）均衡点稳定性分析

按照Friedman（1991）[16]提供的方法，可通过式（10）、（11）、（12）所构成演化动态系统的雅克比矩阵来判断其均衡点的稳定性。式（16）为计算得到的雅可比（Jacobian）矩阵。

J=（1-2α）[（βγ-1）ΔLGM+βγΔWGM] γ（α-α2）（ΔLGM+ΔWGM） β（α-α2）（ΔLGM+ΔWGM）γ（β-β2）（ΔLPE+ΔWPE） （1-2β）[（αγ-1）ΔLPE+αγΔWPE] α（β-β2）（ΔLPE+ΔWPE）β（γ-γ2）（ΔLCM+ΔWCM） α（γ-γ2）（ΔLCM+ΔWCM） （1-2γ）[（αβ-1）ΔLCM+αβΔWCM]（16）

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ESS）要求局部均衡点具有抗干扰能力，即对应的一阶导数F′（x）应小于0。根据李雅普诺夫（Lyapunov）稳定性判定方法，15个均衡点中，只有O（0，0，0）和F（1，1，1）两个是稳定的，属于ESS；H和H1～H6是鞍点；其他为不稳定点（推导过程略）。对于鞍点H和H1～H6而言：

当βγ<■时，■|α=0<0与■|α=1>0，因此，α=0是演化稳定策略在Z轴上的投影；当βγ>■时，■|α=0>0與■|α=1<0，因此，α=1是演化稳定策略在Z轴上的投影。

当αγ<■时，■|β=0<0与■|β=1>0，因此，β=0是演化稳定策略在X轴上的投影；当αγ>■时，■|β=0>0与■|β=1<0，因此，β=1是演化稳定策略在X轴上的投影。

当αβ<■时，■|γ=0<0与■|γ=1>0，因此，γ=0是演化稳定策略在Y轴上的投影；当αβ>■时，■|γ=0>0与■|γ=1<0，因此，γ=1是演化稳定策略在Y轴上的投影。

因此，由βγ=■、αγ=■、αβ=■相交构成的曲面为系统收敛不同状态的临界面。在临界面左下侧，系统收敛于点O（0，0，0），对应（弱监管，低水平，负评价）状态；在临界面右上侧，系统收敛于点F（1，1，1），对应（强监管，高水平，正评价）状态。为简洁直观起见，我们结合图2中系统演化路径在由X轴、Y轴构成平面的投影图具体说明，如图3所示。

图3中，除了系统初始状态选择稳定点O或F（括号内为投影重合点）以外，系统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达到稳定状态。折线（E—H—G）可以看成系统收敛于不同状态的临界线，位于该折线左边的所有点收敛于稳定点O；位于该折线右边的所有点收敛于稳定点F。由于系统演化存在多重均衡，加之策略的调整与模仿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因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在很长时间内会保持多样性与差异性的态势。

（五）参数分析

从图2和图3可看出，H点的位置取决于式（13）～（15）中不同参数具体值。以蝴蝶效应为喻，当系统初始状态在H点附近（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一只蝴蝶）时，初始状态发生微小变化（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将影响具体的演化路径，进而影响系统演化最终结果（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场龙卷风），体现出演化结果对初始条件（即参数的初始值及其变化）具有极强的敏感性和依赖性，系统的长期均衡受初始状态和各博弈主体的得益影响。罗宾斯坦定理（Rubinstein，1982）[17]指出，在无限期轮流出价博弈中，存在唯一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其均衡结果为：

x*=■，当ρ=ρ1=ρ2，x*=■，其中ρ为贴现因子，0≤ρ≤1。

可将ρ理解为博弈主体对社会福利增加的重视程度或耐心程度。ρ=0表明博弈主体对社会福利增加“漠不关心”，完全没有耐心；ρ=1表明博弈主体对社会福利增加全程关注，充满耐心。根据罗宾斯坦定理，假定政府监管以增加社会福利为目标首先实施分配方案（出价），将民营企业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视为整体，则增加的社会总得益ΔW的分配结果为：

ΔWGM=■·ΔW（17）

ΔWPE+CM=■·ΔW（18）

再假定民营企业群体优先于社会公众群体提出分配方案（出价），则ΔWPE+CM分配结果为：

ΔWPE=■·ΔWPE+CM=■·■·ΔW（19）

ΔWCM=■·ΔWPE+CM=■·■·ΔW（20）

从而可以推导出无限期轮流出价模型中：

βγ=■（21）

αγ=■（22）

αβ=■（23）

由式（21）～（23）及图2和图3可知，影响系统演化的参数为：额外得益ΔW；额外成本ΔLGM、ΔLPE、ΔLCM；贴现因子ρGM、ρPE、ρCM。可知：

额外得益ΔW越大，式（21）～（23）的值越小，亦即曲线βγ、αγ和αβ越向左下方移动靠近O点，鞍点H（α*，β*，γ*）位置越靠近O点，由折线E—H—G和点F围成的面积越大。具体含义是，可预期额外的社会福利越多，政府监管部门采取强监管措施、民营企业采取高水平社会责任策略、社会公众给予正面评价同时发生的概率越大。

额外成本ΔLGM、ΔLPE、ΔLCM越大，式（21）～（23）的值越大，亦即曲线βγ、αγ和αβ越向右上方移动靠近F点，鞍点H（α*，β*，γ*）位置越靠近F点，由折线E—H—G和点O围成的面积越大。具体含义是，政府部门额外增加的监管成本越大，民营企业额外增加履行成本越高，社会公众额外的福利损失越多，政府监管部门采取弱监管措施、民营企业采取低水平社会责任策略、社会公众给予负面评价同时发生的概率越大。

贴现因子ρGM、ρPE、ρCM越大，式（21）～（23）的值越小，亦即曲线βγ、αγ和αβ越向左下方移动靠近O点，鞍点H（α*，β*，γ*）位置越靠近O点，由折线E—H—G和点F围成的面积越大。具体含义是，政府、民营企业和社会公众三个博弈参与方越是重视未来社会福利改善状况，政府监管部门采取强监管措施、民营企业采取高水平社会责任策略、社会公众给予正面评价同时发生的概率越大。

以上讨论某参数变化时均假定其他参数不变，事实上，这些参数不仅可能随不同博弈主体相互影响而改变，还可能会因为自身“耐心”“偏好”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参数变化的“蝴蝶效应”彰显了规范引导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行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四、结论与启示

新时代赋予民营企业新的使命与担当。在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平衡充分发展进程中，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总体上尚处于比较低的层次（吉利 等，2014）[18]，一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缺失状况不容忽视。富士康员工跳楼、紫金矿业环境污染等恶性事件暴露出我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的治理缺陷（冯帅，2016）[19]，不仅带来了一系列社会负面问题，也严重阻碍了民营企业自身的健康成长和良性发展。民营企业应当深刻认识经营情境，谨防社会责任履行路径“锁定”在低效模式中，通过自身履行路径的优化，使践行高水平社会责任与营利实现、赢得社会公众“点赞”形成良性循环，持续增加社会福祉，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政府在规范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方面肩负不可替代的角色与担当。哈耶克指出，坏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好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不可否认，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失范事件时有发生，除“唯利是图”的主观动机驱使外，与相关制度设计或管理体制存有漏洞不无关系。由此，政府除对已发生失范事件严厉惩处之外，应将监管重点由事中、事后涵盖至事前环节，重视有关规则的设计和优化。政府还应关注社会公众的呼声，引导媒体与公众的监督评价作用，对制造虚假市场信息的单位或个人予以惩戒，促进民营企業发展。可以预期，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民营企业的营利实现与社会责任提升在新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步实现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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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