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豪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暨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 300387）

一、传统史学的治史范式

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在这一时期，兰克及其学派使历史学科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是在浪漫主义思潮的时代背景之下孕育的，它不仅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家提出挑战，也把历史哲学作为反对的目标。兰克提出了一整套收集、辨别、运用史料的方法和撰写历史著作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可以从“兰克四原则”中看出端倪，即第一承认真理的客观性，真理就是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第二是事实对观念的优先性；第三是一切历史事件的独特性；第四是国家中心，也就是说要突出政治的中心地位。西方传统史学以此来作为自身立论的出发点，形成了对历史、对历史学的若干思考。在“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传统史学认为，历史研究的重点在于理清政治事件、政治法律制度的背景和后果，主要在政治、外交、法律，经济等方面作史料调查，对政治上层建筑的领域进行研究说明。在回答“历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上，传统史学侧重记述与归纳，属于描述史学。它注重史料归纳与考订，贵在“让史料自身去说话”，同时认为历史学就是讲述过去发生的事。在对待史料方面，传统史学主要着力于政治史研究，因为在政治外交方面留有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历史文献、历史著作，国家文库等，极为重视与政治相关的史料收集。它主要利用是运用文字记载的材料做归纳整理，着重叙述重要政治事件，再现过去社会的部分生活，并根据目前掌握进行解释，以便使往事更加为人们所了解。简而言之，传统史学属于一种侧重于政治史研究的叙述史学。

二、新史学的治史导向

至19世纪末，德国“新史学派”代表人物兰普勒希特就开始向传统史学发难，他成为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一座最早的桥梁。20世纪初，“新史学”开始兴起，随之对传统史学的治史范式展开了猛烈地冲击，尤其是到二战结束后，年鉴学派、社会史学、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史学流派兴起，它们被统称为新史学，国际公认法国年鉴学派为西方新史学之肇始。“就其大势而言，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这是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总趋势。”[1]新史学对历史和历史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与传统史学有很大的不同，它在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涉及范围非常广泛，认为历史就是以往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群体心理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关系。还特别提出历史研究不能只研究政治事件和上层文化，还应该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及经历。对于历史学的回答，它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描述过去，而是为了回答问题，像其他学科一样，应有理论性思维和方法验证，重视对历史运动深层动因的探索，致力于对历史做出全面而细致的考察。它提出历史学应该有自己专门的教材去论述本学科的性质和方法；在史料范围上，除了以往所认知的史料，它还积极开辟新的史料来源，认为口述材料、报刊、私人笔记，建筑外型等在研究相关问题时都可用作为史料来做参考。新史学认为历史学家不应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考证现存的史料上，应该去设法塑造历史真实，面对史料不足的情况可运用目前先进合理的现代科学手段去解决，而不是由于史料少就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视而不见。它不仅提倡扩大研究范围和解释历史学，还提出研究方法革新，实行跨学科实践，这些方面基本上成为了新史学各流派的一个共识，在西方史学界流行开来。“西方现代史学虽然流派众多，但却有共同的出发点和史学观念：扩大史学研究面和研究方法，用分析解释取代叙述归纳，用跨学科的综合分析取代狭窄的史料注释。”[2]由此可见，新史学属于一种注重整体的分析性史学。

三、综论

根据上述探讨，我们可将西方传统史学往新史学转向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几点：一、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二、从侧重于研究历史人物到关注劳苦大众的历史；三、从政治外交史、制度史转向社会史、经济社会史和农村城市史等方面，同时主张跨学科研究；四、从侧重政府档案等公文文献的梳理考证转向多种史料兼采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五、历史观念上逐渐摆脱西欧中心论走向全球史视野。

兰克及其学派一直相信历史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他们是将历史学作为一种叙述体而设想的，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秉承着古希腊伟大历史学家们的传统，同时也继承了他们的“宏大记事”。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要求历史学家摈弃自身的思想，“如实直书”，但是历史学家本来就有自己的世界观，会对有关历史行程与社会结构进行各种揣摩。正如海登·怀特等史学理论家指出，“历史叙述的问题就在于：虽说它是由经验所认定的事实或事件出发的，它却必然地需要有想象的步骤来把他们置于一个完整一贯的故事之中。因此，虚构的成分就进入到一切历史的话语之中。”[3]可见，“科学的”历史学话语是包含有文学的想象在内的。而新史学则认为历史研究应有理论指导、分析模式、研究设想、实验设计、假设、证实或证伪，以及定性定量分析等方面，要重视分析与批判，将历史整体呈现给大众。不过无论哪种研究或写作方法，它们都肯定历史学研究仍是一个真实的主题，历史学家总结、叙述或分析、评价都应与历史事实相符。对于传统史学过于重视政治军事史方面，新史学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它们挑战专注于政治社会的精英的传统历史编纂学，提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学”，认为历史学应涵盖更广泛的大众并把历史视野从政治扩展到社会上面来。

传统史学在当代仍呈现出强大的活力，从历史学发展的关联性来看，西方新史学总是跟传统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正说明，史学的发展离不开传承，也离不开变革。当然，新史学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例如，某些新史学流派过于重视结构，机械地看问题，走向命定论，否认事件的重要性和历史的偶然性；还有一些新史学流派的历史学家有些矫枉过正，忽略了政治史的研究，以至于轻视史料的考订，这是非常荒谬的。历史人物的重要作用是不能抹杀的，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只要国家还在存在，政治史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研究范畴，而史料考订是保证历史真实性的必要步骤，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它的重要性。另外，新史学研究者大多不屑于“讲故事”，开口必谈问题与分析，到20世纪后期，片面注重分析的史学暴露出不少弊端，叙事体再次受到重视。“这种‘复兴的’叙事，当然不再是传统史学的叙事，而是一种新的‘分析性叙事”。[4]

四、对历史著作书写方式的若干思考

历史书写的体例是叙述，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类型。针对研究成果的编纂，个人有几点不成熟的建议，以供参考。

第一，按著作性质选择写作方式。无论是叙述体写作还是分析体写作都是要保证历史事实的真确，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两种写作方法分开。对于集体编纂的历史学教材，需要供大众浏览和学生学习，无疑采用叙述体编写较为合适，因为一些初学者更多的是想要了解一些历史史实，而过多的历史分析与评价会让读者迷茫而不知所以然，所以这个时候朴实的语言、广博的知识和合理的论述更易于接受。例如吴于、齐世荣两位先生主编的《世界史》六卷本教材，在国内大学通行，这就是一本知识性的书籍，可以让学习者更多的了解历史常识、重要事件等等。而对于专业的历史论著来说，学者就某一问题表达观点，显然这时候分析型的写作方式更适合，明确的论点、准确的论据和严密的逻辑分析等都可以派上用场，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就属于这一类型。

第二，对于通史性著作可将大量笔墨用于讲述历史概况，而在章末留下个人见解以供读者评阅。太史公作《史记》，便是如此，前番大篇章讲史事，而在文末则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发表个人感想，这样不仅便于读者了解历史，还可以得知作者对于此段历史之看法，可谓一举两得，岂不美哉。

第三，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不能凭主观臆断妄下结论，应着实列举争议之处，可后附个人意见。许多情况下，由于历史事件离我们年代过于久远，而相关记载又相对较少或是几种史料记述不总是一致，那就免不了要对这一事件进行合理性推测。前人对该事件的解释未必如一，这就给后人著史带来了诸多困扰，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可以做如下方式处理，将学者争议之处悉数总结概括以简练的语言陈述，而后个人可对该事件和学者们的争议做一分析议论，并将观点、论据逐一呈现，使读者既可知晓史事，也可了解各家看法，这将有助于读者进行个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