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不同于以往演义小说的审美意味，吴敬梓在小说中以幽默辛辣的语言描写了儒林的生态万象，其中文士治生是作者摹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中的文士治生所涉及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处馆、卖字作文、选刻时文、游食等几个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文士治生的普遍性和多样化；另外还描写了少数文士以杂业治生的现象，这反映了明清文士治生日趋恶化的趋势。

《儒林外史》对文士处馆的摹写

通过教授生徒或做馆客以获得束脩，常常是一些下层文士，特别是未仕文士采取的一种重要的治生途径，处馆所得束脩成为下层士子的主要生计来源。束脩丰薄不一，常常仅能维持生计。对于处馆之艰难，时人多有感慨，如[清]汪辉祖《佐治药言·范家》云：“寒食课徒者，数月之修，少止数金，多亦不过十数金。家之人目击其艰，是以节啬相佐。”《儒林外史》中以处馆为治生手段的文士，主要有周进、王德、王仁、权勿用、宗姬、谢茂秦、迟均、虞有德、武书、沈大年、余特、沈琼枝父女等，其中周进、虞有德是在其未仕前以处馆治生的文士，后经过科举中试改变了命运。

《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诸位处馆的文士，不外乎蒙师（包括停馆、朋馆两类）及宾师两大类，只不过有的文士的处馆类型两者兼而有之而已。如周进先起初在县户总科提空顾老相公家的三年处馆是处的宾师之馆，后来应聘至薛家集以教授村中孩童属于朋馆一类；虞有德父子在祁太公家的坐馆及在杨家村杨姓之家的坐馆，余特先后在盐务人家和汤镇台府上的所处之馆，宗姬、谢茂秦同处南京赵王家之馆，迟均在卢华士家所处之馆均属于停馆或宾师一类；沈大年受聘在边疆教授孩童属于朋馆一类。上述处馆的文士多是秀才出身，因久滞于科场不得不以处馆维持生计所需。

《儒林外史》对文士卖字作文的摹写

明清时期，卖字作文成为文士治生的常见方式，文人作文受谢的来源有不少，如官场上的往来文牍、酬赠文字、诗文及序跋、碑铭、匾额、对联等。名士或官员的手笔，常常是人们热衷求购的对象，也有一些生活贫困的文人通过卖字作文获得一定的润笔资。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也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了文士卖字作文这一治生现象。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文士牛玉圃，就是专门以卖字作文赚取润笔资的行家，他为万雪斋等缙绅的往来案牍代笔。每年万府所给他的润笔资多达数百两银子。因其代笔的名气比较大，有许多人请他代笔。牛玉圃虽有自我吹嘘成分，但联系到后来仪征王汉策托万府请人为其母做一篇寿文，万府请牛玉圃代劳一事，牛玉圃受聘于万府以卖字作文治生，还比较受欢迎并有一定的市场是有一定的真实性，可是后来牛玉圃因结交无行被王汉策炒了鱿鱼。牛玉圃的行为具有清客的性质。他的同道牛浦虽没有他的名气大，但牛浦因跟随他一段时间，耳濡目染，冒充牛布衣也做起卖字作文的生意来。

《儒林外史》还描写了文士辛东之受聘于扬州盐商以牟利、金寓刘以卖字作文治生。清代的扬州盐商富可敌国，又好附庸风雅，多喜与文士结交，一些文士也投其所好，或寄居其府上，或相往来，有的文士以文字结交盐商以谋利。文士辛东之之所以接受扬州盐商邀请，从徽州来到扬州，原希望能藉此机会从扬州盐商那里得到可观的收益，却不想大失所望，为此对人痛斥其非，并恶毒咒之；金寓刘受方家所请，为其撰写对联，因嫌润笔资少，以不按其规定的价格付酬就拒付对联的方式狮子大开口，最后弄得双方恶意相向。完全不顾自己的文士身份，纯以利往，这与《儒林外史》所描写的文士季遐年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后者同样是以卖字作文治生，但季遐年颇有张狂个性，虽自小无家无业，在寺庙里安身，但他绝不为润笔资的多少而丧失人格。

《儒林外史》对文士操选政的摹写

明清时期，文士操选政的现象非常普遍，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对此有所反映，其中《儒林外史》就是这类文学作品的杰出代表。明清时期，宋明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占据正统地位，科举取士以四书五经为主，文操八股，日益程式化。三年一试，中试者或未中试的名士的试卷，成为以后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想得到的范本。于是社会上的一些文士便将这类试卷归类，有的还加上评点，汇集印刷成册出售。这类人时称“时文选家”，从事的这类事业被称为“操选政”，从事操选政的人多为布衣书生或较有名气的文士。制义选本，对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了具有时文的时效性，选家多渠道的获得科举试卷，甚至也选入一些非科举试卷的文章，尽快评点并汇编成册出售。由于这些选家多为布衣诸生，整暇以待，而且具有一定的水平，出书较快，故而颇受世人的欢迎，甚至他们的舆论也常常能左右考官的取向。书商垂涎于选本所能带来的可观利润，也热衷于推行选政，他们到处搜购新中进士平时的文章，并将搜购来的文章交付选家抉择评点后，付之雕刻以行于世，获得了可观的收益。这类选本常被称为房书，不一定是出自场屋之文，也未必出于中试者之手，选文常常与选家的好恶深有关联，但这类选本却被士子视为经典，销路自然不错。有的选文还来自未参加科举的名士或科举不第的文人，有的书商和选家为此获得了比较丰厚的回报。明末清初时的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常以发卖坊间，其价一兑至四千两之巨，声名不胫而走，但浙中名士如黄宗羲、万斯同等人，非常鄙视其所为，目为“纸尾之学”。清代的选文之风不减前代，而且销路不错。

《儒林外史》中写到的时文选家主要有卫体善、随岑庵、马纯上、蘧駪夫、匡超人、季苇萧等名士，他们活跃在江南一带，多与书坊合作，生产出许多深受世人欢迎的选本，成为士子应考的必备参考书。但一些正统文人，特别是一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宦，对于时文选本颇为鄙视。《儒林外史》也描写了操选政常常不为一些正统文士所看重的现象，如诗家景兰江及施御史、高翰林这些官宦对选文不以为然，甚至对此类选文嗤之以鼻。

《儒林外史》对文士游食的摹写

游食是文士治生的一种常见方式，其主要有游幕、打秋风、门馆等形式。自古以来，文士游食就很盛行。他们常常或因家贫，或因科举不第、仕途无望，不得已而为之。有的文人通过游食，一方面解决了生计问题，一方面希望借此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虽多未达到自己的目标，但亦有由此踏上仕途者。

降及明末和清代，文士游幕现象十分普遍。这些游幕的文士，常常有不同的称谓：幕宾、幕友、幕僚、幕客、师爷等。这与古时的食客、清客不同。“幕宾”“食客”“清客”虽概念不一，主体的范畴不同，但三者常常有交叉性，食客、清客之中也有从事游幕的，而且古时的文献资料对此的称谓也多有混同，可见其称谓及其范畴的复杂性。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不乏笔墨地描写了文士游食这一文化现象，描写了牛布衣、王义安、倪廷珠、余特等文士的游幕经历。

文士身怀各种技艺，奔走于公卿豪门间，而当地势要豪门雄厚财力的支持也为文士游食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清]袁枚在其《小仓山房文集》卷17《与卢转运书》曾记载卢见曾任职扬州期间，文士麋集，文士投其所好，以诗干进，而在其未来扬州时，文士则以各种方式游食于势要豪门。江南、广东地区巨大的财力支持，使得各地的文士闻风而来。当地势要豪绅也不惜钱财而招揽文士。文士游食之境遇不同，有的能借此获得厚利，但也有一些游食的文士难以找到理想之所，生活并不宽裕，甚至是入不敷出，借以他技以图生计。为此，一些文士想尽各种办法以获得衣食之路，有的为了衣食不惜自损名节。

打秋风，又称抽丰，是文士游食的另一种常见形式。被抽丰的对象常常是官员或富室，打秋风的文士多是家贫或未仕的士子和名士，也有科举中试者。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这类现象予以描绘，如范进中举后，虽接受了当地缙绅和乡亲的不少贺贽，但因办理母亲丧事花费殆尽，连参加会试的费用也无处筹措。在张师陆的劝说下，不顾孝服在身，范进和张师陆一起到广东高要县知县汤奉处打秋风，可是最后未果，反而因遇民变而仓皇逃归。牛浦不仅卖字作文，还借着讲诗为名，到安东董知县处打秋风。余特在扬州处馆时所得的馆金用完后，不想再处馆，兼之父母待葬急需银两，于是打起到无为州刺史那里打秋风的主意。他的二弟余持很赞成兄长的想法。刺史刚到任不久，没有多余的钱财给予，但给余特指点了一条利用官司谋取银钱之路。为此余特获银130多两，回家处理父母葬事。后事发，余特受到官府的追究。文士陈木南以打秋风度日，《儒林外史》还描写述了陈木南到他的表弟徐三公子、徐九公子府上打秋风，每次都数额不少，多达二三百两银子，但因流连青楼而银钱用尽，躲债远走福建。《儒林外史》也描述了秀才万里，冒充中试，以图商家、乡绅们有所照应，后因此吃官司，幸而得侠士凤鸣歧解救。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文士游食，正是明清文士生存状态的一种反映，这与明清史籍的记载颇有暗合之处，这体现了游食成为明清文士治生的一种途径，也反映了文士治生在明清时期是一种普遍现象。

《儒林外史》对文士杂业治生的摹写

除以上几大类治生方式外，《儒林外史》还描写一些文士兼做他业。虽然文士以这些杂业为治生方式不占主流，但也反映了明清时期文士治生的多样化和日趋恶化的治生生态。以杂业治生，明代之前就已存在，宋代有的文人就曾从事一些与其不甚相关的行业，甚至是一些低贱的行业。明清时，文士以杂业治生的情形比较常见。《儒林外史》所描写的文士以杂业治生现象，除了替考外，多与文士惯常的治生方式不同。这些杂业多不是文士擅长的领域，故而以这些方式治生的文士，比起上述几大类并不是很普遍，不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文士的治生生态日趋恶化。文士以杂业治生的社会现实也深深影响了吴敬梓《儒林外史》的创作，吴敬梓将这种治生生态融入他的小说创作之中。如《儒林外史》讲到秀才倪老爹，因科场屡次失利，家贫卖子，只得以修补乐器为生。《儒林外史》还描绘了明清时期科场替考现象，如言道科试替考，明码标价，匡超人受潘三所托，做替考之勾当，得银200两。《儒林外史》描写了南京围棋国手邹泰来、马先生两位文士以弈棋治生，陈木南以一锭银子为彩，才得与邹泰来让子对弈；国手马先生与人弈棋，以110两银子为彩头，共赢了2000多两银子。弈棋之风，在明代以前就早已盛行，令人痴迷，素有“木野狐”之称，在明清时期仍是盛行不衰，尤其在江南一带的文人士大夫之间更是如此，而且出现了不少名手，如徽州之方生、吕生、汪生，吴兴的范生、周生，永嘉的郑头陀，六合的王生等。有的文士凭着高超的技艺致富，并被达官贵人待为上客。

《儒林外史》对文士治生生态的深刻思考

明清时期的这种文士治生生态对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说文士治生的方式和其面临的处境深深地影响了吴敬梓的小说创作。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绘了儒林的世态万象，既有批判和讽刺，又有同情和思考，尤其是对文士治生这一文化现象给予揭示，描写了一些文士的治生状况，并对下层文士，特别是未仕文士的生态不吝笔墨地描绘，试图引起世人的关注。

明清时期，许多文士参与治生活动，而且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些文士之所以从事治生，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吴敬梓认为科举制度对文士治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科举制度自隋代建立后，发展到明清时期，日臻完善，已成为众多文士踏上仕途的敲门砖。虽然明清两朝的科举名额不断扩大，远较前代为多，但相对于参加科举的士子数量来说，杯水车薪。士子要想博得一第，需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有的士子穷首皓经，也未能如愿。吴敬梓在他39岁生日所做的《内家娇》一词中，感叹自己的艰辛和无缘科举的无奈情怀：“行年三十九，悬孤日、酌酒泪同倾。叹故国几年，草荒先垄；寄居百里，烟暗台城。空消受，征歌招画舫，赌酒醉旗亭。壮不如人，难求富贵；老之将至，羞梦公卿。”

科举制度一方面为朝廷选拔出人才，为官员群体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增添新的生命力；但另一方面也是对众多文士的物质掠夺和精神摧残：明清科试所费之大，非寻常家庭所能承担，对于家境条件不太殷实的士子来说，从童蒙、生员到乡试，再从会试到殿试，一路走下来，所需费用更是令人难以承受。即使侥幸中试，中试后拜座师、会同年、庆祝事宜、选官等事宜的花费也定然不菲。《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周进、范进这类屡次科举的士子，无不是被弄得家徒四壁，甚至快揭不开锅了；秀才倪老爹甚至穷得卖掉自己的孩子；即使像马二先生这样的选文名家，选金也低得可怜，为了科考，到处奔波选文以治生。《儒林外史》第25回的卧评，对科举使人致贫的弊端予以无情抨击：“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科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过一二人。不得手者，不稂不莠，既不能力田，又不能商贾，坐食山空，不至于卖儿鬻女者几希矣！倪霜峰云：‘可恨当年误读了几句死书。’‘死书’二字，奇妙得未曾有，不但可为救时之良药，亦可为醒世之晨钟也。”另一方面，社会上对待科考中试和科考失利的士子的态度也是泾渭分明，甚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对于科场失利的广大士子来说，科举制度所带来的精神伤害可以说非常巨大的，他们对此刻骨铭心。尽管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乐此不疲，即使为此穷首皓经、家徒四壁也在所不惜，他们为的就是藉此改变自己的命运，光宗耀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也是广大士子无可奈何的两难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未仕前的众多士子为了生存和维持数额巨大的科考所需，不得不从事治生；另外一些士子因此绝意科举，为了生计所需也不得不走上治生之路。

吴敬梓虽不善治生，但他也认为：“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他的亲友多是治生之人，如他的儿子吴烺弱冠时就自力于衣食，处馆于大江南北；他的好友冯粹中以操选政治生，后来吴敬梓将其作为《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的原型。吴敬梓将自身经历的一些人和事融入《儒林外史》之中，如杜少卿就是吴敬梓自身的摹写，匡超人则以其好友汪思迴为原型，其他如虞博士、牛布衣、季苇萧、汤镇台、余大先生、来霞士等分别以吴蒙泉、朱草衣、李啸村、杨凯、金矩、王昆霞等人为原型，他们多曾参与过治生活动。吴敬梓在《儒林外史》借用祁太公对虞有德的教导之语，对广大士子呼吁要注意治生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