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同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2016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视频讲话中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与会120多个国家的广泛认同。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演讲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也得到各国认同，后来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文件。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及其产生的良好效果表明，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对于传播好中国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沿线国家对于中国价值观的理解和接受，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到合作共赢。因此，研究中国价值观及其国际传播策略，是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树立中国良好形象、进而实现中国梦的重大课题。

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新课题

通常来讲，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包括两个方面，在国内是指对本国国民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宣传，目的在于凝聚群众力量，齐心合力建设国家，这就是发挥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凝聚功能；在国际上是指对外宣传或国际传播，目的在于树立国家良好形象，为国家对外交往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这两者相辅相成：国外因素对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有重大影响，在不同的国际形势下，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取向、建设重点、发展策略也不同（如在苏东剧变以后，更需要强化意识形态工作来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图谋）。因此，在讨论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反过来，当国内意识形态取向影响到国家政策的时候，它对于国际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比如，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保守意识形态的回归及相关政策的实施，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与其邻国墨西哥的关系，影响到美国与中东地区的关系，甚至影响到美国与其欧洲传统盟友的关系。可见，在思考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时候，要有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统筹好两个大局。

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形象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观念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意识形态（核心是国家价值观）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状况，是一个国家对外发挥影响力的重要方式。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说法，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主要是运用军事和经济手段迫使他国服从；软实力则主要依靠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提出国际议题和塑造国际规则等方式，使别的国家自愿追随。这两种方式都很重要，但最好二者能够有机结合为“巧实力”。就二者的比较而言，硬实力也许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解决问题（有时候效果也不好），但是从长远来看，软实力具有更持久和更深远的影响力。

中国发展到当前阶段，亟需从经济影响力转换到价值观影响力。换句话说，要从主要依靠“经济硬权力”调整为“文化软权力”（其核心是价值观）和“经济硬权力”并重。作为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具有双重效应：其一，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具有意识形态效应，它表明一个国家在选择发展道路的时候，一定要符合本国国情，而不是一味地唯西方国家马首是瞻。正是后者，体现了国家价值观的影响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不断地创造机会，更好地向国外讲述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传播中国价值观。“一带一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一带一路”与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是一种共生互荣的关系：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离不开沿线国家的合作，但这种合作不能仅靠经济利益来驱动，还需要情感认同和价值观认同；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彰显着中国价值观的魅力，其实施过程更是为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正因如此，在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加紧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良性互动机制，拓展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渠道，充分认识和客观评估其中的机遇与风险，为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提供及时、精准、全面的参考与借鉴。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总体上看，“一带一路”为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机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主导角色为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现有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银行等）中，中国很少有人在其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更不要说发挥主导作用了。但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不但是主要发起国，在其中是主导角色，而且带头为“一带一路”的实施成立了“亚投行”（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4年成立，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总部设在北京）和“丝路基金”（即丝路基金投资有限公司，2014年在北京成立，中国出资400亿美元），这种主导角色为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奠定了坚实的话语权基础。

第二，古代丝绸之路的良好口碑为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并就此确定下来。不少研究者也给这条道路起名为“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从这些名字中可以看到，这条道路所承载的是财富、美好的象征，联通着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商贸交流的渴望。这些都为当代丝绸之路和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提供了美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

第三，沿线国家的现实需要为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提供了较好的地缘政治环境。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其国内的基础设施大多很不完善，严重影响其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对外交流也存在着很大问题。即使是欧洲的发达国家，现在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发展挑战，因此对“一带一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就连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都积极参与到“亚投行”之中。可以说，沿线国家的发展期待为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也面临一些挑战，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部分西方媒体的蓄意歪曲和抹黑为中国树立良好形象带来困难，进而影响到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比如，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极大地畅通中非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但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Yun Sun认为，将非洲纳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并不能解决甚至还会更加凸显中非经济合资方面出现的问题，如中国企业在社会和环境方面不负责任的投资贸易行为，非洲不稳定的政局和投资环境对中国投资所带来的风险，以及该战略缺乏具体系统的实施方案等问题。这些观点呼应了美国官方对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担忧和反对意见。甚至有日本媒体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试图以经济合作为由建立“亲中国阵营”，即“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这些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的负面言论对于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第二，部分国家的疑虑对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带来新的挑战。比如，印度的官方、媒体和学者也对“一带一路”持不同立场。其中，印度国家海事基金会的执行主任格雷普特-库拉纳认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会在印度洋地区形成一个以中国为轴心的“轴幅”地区架构，印度将被逐步边缘化。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维杰-沙胡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将促进中国参与海上合作与扩张。印度始终没有完全赞同“丝绸之路经济带”，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经济走廊（CPEC）心存疑虑，担心中国在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大，进而形成一个针对印度的“包围圈”。越南也有这样类似的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将会有更多对越南的干预和占领。这些负面态度的扩散显然不利于沿线国家对于中国价值观的认知和理解。

第三，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不稳定因素给“一带一路”和中国价值观的传播带来挑战。从现实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有些国家（如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等）长期以来深受恐怖主义的威胁，有些国家近年来也因为各种因素导致国内政局不稳，要想在这些地区投资兴建铁路、公路和光纤线路等，将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同时，中亚一些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年事已高，政治接班人的不明朗及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直接影响到该倡议的命运。

除了以上不利因素以外，还有其他因素，如域外大国的干预、中国自身的经济转型、“一带一路”本身的巨大规模、中国在境外实施超大规模项目的经验等方面也是考验“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成功实施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也都会直接关系到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能否顺利地进行。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应对之策

传播中国价值观的目的在于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为此，要紧紧围绕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两个大局，加强顶层设计，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系统筹划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

第一，精准凝练内涵和内容，为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提供完整一致的传播素材。从内涵来看，“中国价值观”是最能体现中国特质、彰显“中国精神”、传达中国声音的价值理念，在内容上既要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发展要求相契合，又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相承接，还要与世界潮流和发展大趋势相一致。只有这样的价值观才能获得其他国家的广泛理解和认同。当前，学界的相关讨论说法各异，研究还不够充分，远没有达到形成共识的程度。不过，从内容来看，在国内广为宣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精神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既有联系也有差异，不能用对内宣传的内容来替代对外宣传。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即使是对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具体内容上，对不同国家也要有所侧重，有时候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新的凝练和提升。

第二，加强国别研究，为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提供精准的传播对象和高效的传播方式。从“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来看，涵盖了东盟、东亚、中亚、西亚、中东欧、独联体等广泛区域的数十个国家，这些国家在历史文化、地缘政治、宗教传统、经济状况、社会稳定等各方面差异巨大，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它们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期待、诉求和态度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采用统一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显然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而应该加强国别研究，根据其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传统，在传播内容和方式上进行“个性化设计”，在传播对象上“精准发力”，着重“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第三，加强教育改革，为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培养大量专业型、国际化人才。在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一带一路”都是我国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战略性话语，也是建构21世纪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分析框架。为了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发挥好主导作用，就必须培养和造就大量专业化、国际化人才，投入到“一带一路”的研究和建设之中，为其提供持久而可靠的人才和智力支撑体系。为此，要从小抓起，尽早着手，优化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内容，强化“国际视野”和“国家使命”在教育目标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具体的课程、教材和实践教学中体现整体性、阶段性和连贯性。对于学校以外的单位和部门，可以通过专门的职业培训或岗前培训等方式，来提高国际交往和传播的能力及素养。

第四，加强力量整合，建立和完善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人员队伍和体制机制。从人员队伍来看，与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相关的主要有政府涉外部门、对外宣传单位、涉外组织和企业、从事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的研究者、各类智库以及以个人名义赴境外旅游者等。这些力量呈现出人员分散、目标各异、专业性与自觉程度参差不齐等特点，不利于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为此，需要从“全国一盘棋”的高度进行力量整合，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建立专兼结合、分工合作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和步调一致、反应迅捷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当前，要高度重视公共外交，加强对公共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发挥公共外交在传播中国价值观中的作用。

第五，强化过程管理，提高中国价值观在国际传播过程中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以及中国形象的打造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由于各种偶发因素的存在，使得国家形象建构往往比较脆弱，如果一个细微的环节没做好，或者一次偶然性事件处理不当，就可能对国家形象带来极大伤害。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工作作风建设，强化“对外传播无小事”的理念，相关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做到防微杜渐，细致入微；另一方面，要发挥现代网络科技的作用，建设和完善“一带一路”大数据并加以科学利用。特别是要聚焦国际热点问题，加强过程管理和动态分析，随时关注各类重大问题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并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做出应对，提高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整体效果。对于那些故意抹黑中国、诋毁中国形象的行为，要针锋相对地予以批判，坚决维护好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