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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奖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制度的重建

2018-11-17

社会观察 2018年2期
关键词:茅盾文学奖中国作协评奖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名目多样、数量巨大、层次不同的文学评奖,这在此前30年间的中国文学中是没有过的。成功的文学评奖,是有效的文学引导机制。新时期以来,官方开始大力推行的文学评奖,是当代文学制度的重要新变。文学评奖成为新时期官方积极推动的一项制度化的文学生产激励措施。从制度建设的转型角度来看,文学评奖的设立标志着对文学发展的评价和管控,转变为具有奖励性、肯定性和引导性的机制。这使得党对文学的政治要求和方向性规定,通过一种更加温和的、包容的,当然也是更易贴近文学审美特性的积极渠道来实现,这也为文学的自性诉求提供了可能。在整个文学制度的建构中,文学评奖作为一个“磁场”,通过具有极强导向作用的激励,对“磁场”中的每个个体发挥着“引力”和“斥力”的双重影响。

文学评奖作为一种激励机制

当代中国的文学评奖,是从1978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开始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启动之后,陆续又有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茅盾文学奖评奖等诸多评奖活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各级各类文学评奖更是纷纷设立,不仅各省级、地市级的文学机构(如文联、作协等)设立奖项,很多杂志、报纸也积极参与和组织各种文学评奖。就全国性的评奖而言,除了从1978年开始的几乎贯穿于整个80年代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80年代评了三届的茅盾文学奖以外,影响较大还有: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全国优秀新诗评奖、1980—1981年全国话剧戏曲歌剧优秀剧本评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奖、《大众电影》百花奖、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评奖等。如果统观整个80年代文学,文学评奖的数量、范围就更大了。至此,不仅“文学评奖已经在文学各个门类中确立了”,而且可以说文学评奖已经在文学体制的各个层级、部门中确立了。

如此丰富、多样、频繁的评奖之所以发生,毫无疑问首先来自官方的倡导、肯定和包容。也就是说,进入新时期,文学评奖成为了一项制度化的文学生产激励措施。在80年代文学制度的建设和运作中,文学评奖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当代文学制度史的发展过程中看,文学评奖在80年代的兴起,是一次重要的创举和明显的转型。“奖励制度的设立,毕竟体现了人类对创造性精神生产的尊重和倡导,体现了人类对文化积累和文明发展的热情渴求。”甚至有学者说:“1978年文学评奖制度的建立无疑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制度现代化探索的一个主要面向。”从制度建设的转型角度来看,文学评奖的设立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探索。这一转型,使得官方对文学发展的评价和管控,转变为一种奖励性、肯定性和引导性的激励。文学管理实践表明,建立一种正向的激励机制,往往更容易达到文学引导的效果。这种更具弹性的调控,也使文学的制度空间得以扩容。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学评奖就是一种在新的文化政治语境下实践文化领导权的积极有效形式,是党和政府通过作协等中介机构来引领文艺的具有新质的政治文化实践”。

尽管客观上说“奖励制度的设立,毕竟体现了人类对创造性精神生产的尊重和倡导,体现了人类对文化积累和文明发展的热情渴求”,但是就官方文学制度设计的最初动因而言,通过鼓励倡导方式去肯定一种文学方向,排斥另一种倾向,从而在隐性和显在的两个层面建立起符合需要的文学“磁场”才是目的。在这一磁场中,在“引力”和“斥力”的双重作用下,符合体制需要的美学原则得以确立。因为“奖励制度是鼓励文学艺术创作发展繁荣的重要机制之一,也是意识形态按照自己的意图,以权威的形式对文学艺术的导引和召唤。因此文学艺术的奖励制度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权力话语以隐蔽的方式与此发生联系,它毫不掩饰地表达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图和标准,它通过奖励制度喻示着自己的主张和原则”。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文学评奖作为文学制度建设的重要面向,其是如何发挥着对文学的制度性的规约和导引作用的。

“引力”与“斥力”:文学评奖的期待效应

作为制度性设置的评奖,其对文学的规约和导引,首先体现在评奖组织发起的机构和运作的机制中。文学评奖由谁发起,由谁来设立,对于文学作品的选择和评审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统观80年代的文学评奖,其发起和设立的机构几乎全是新时期以来得以恢复和重建的文学体制中的部门。文学评奖设立的机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作为文学制度重要组成部门的文学媒体。第二种是作协、文联等文学机构。这类机构设立的影响最大的奖项属茅盾文学奖。第三种是中央直属以及各地方所属的宣传文化部门,其设立的是政府奖、官方奖。设立和组织评奖的这三种机构,无论哪种都或多或少、或潜在或显在地体现了党对文学方向的指认。

如何才能更好地保证上述目标和意愿的实现,文学评奖的设立和组织机构的选择就成为了关键的问题。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为例,之所以由《人民文学》来发起组织,这决不是偶然的。“《人民文学》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性格与生俱来。它天生就与国家(最高)权力挂钩,同时也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文学界权威或权力”,“特殊的政治同样赋予了《人民文学》不凡的文学抱负,而实现其文学抱负同样也成为《人民文学》的特殊政治——或可谓之‘文学政治’。”

另一重要的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的设立和运作,则是依托中国作协书记处。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的组成,按照规定,主任、副主任人选由中国作协书记处提名。委员人选由中国作协书记处提出候选名单,以随机抽取的方式,从候选名单中产生。候选名单一般应为评委人数的两倍以上。主任、副主任以及委员名单产生后,应由中国作协书记处批准,报请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甚至,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的组成,是由中国作协主席团全体成员来担任的。操办茅盾文学奖评奖的评奖办公室,实际也是由中国作协下设的。在具体的运行中,评奖办公室开评前向中国作协各团体会员单位、全国各有关出版单位和大型文艺杂志社发出通知,征集符合要求的作品。可见其征集的对象和范围也都是文学制度中的各层级部门。

中国作协是国家一级的文学机构,从1949年以来在文学体制中一直处于极为特殊的枢纽性地位。中国作协操作茅盾文学奖,一方面能够很好地领会和贯彻官方对于文学生产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充分发挥其在作协系统中的强大组织功能,调动下属各地方的作协机构及相关的文学媒体的积极性(事实上,大多数地方性的文学期刊都属于本地区作协、文联机构的下级部门或者挂靠单位)。如此一来,通过中国作协的领导和组织,能够迅速有效地动员全国将符合要求的文学作品提交参评。而这里的“符合要求”一条,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每一项文学评奖设立的主导思想;二是每一项文学评奖的评审标准。主导思想,往往就是评奖的政治原则。所以,一项文学评奖的设立的主导思想,是判断作品是否符合该项奖励的方向性要求的首要原则。如此一来,文学评奖活动中,“引力”与“斥力”双重效用就能实现。

通过评奖来发挥对文学的规约和导引作用,还体现在文学评奖的后续效应方面——表现在评奖出炉后的表彰总结过程中。比如,每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束之后往往召开盛大的颁奖仪式。特别是80年代初的颁奖仪式,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是其它文学评奖无法企及的。这是官方对茅盾文学奖评奖高度重视和肯定的一种表示。

从上述颁奖大会的规格等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文学奖的重视,这对于地方的文学机构会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示范。如此大规模的隆重表彰会,不仅对其他的文学评奖起到示范作用,而且就获奖者个体而言,也是一种确认、鼓励和对于其未来的导向。受到高度的表扬推崇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政治性确认和鼓励,那么他们未来更可能会继续朝着符合官方期待的方向努力。

入选者被制度确认和鼓励,除了给入选者带来更大的激励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高度的表彰运作,会对体制中的每个成员产生有效的引导和召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仅获奖作品审美特点、主题内容会对此后的文学创作产生示范作用,获奖作家的创作风格乃至立场选择也会对周边作家产生示范效应,而获奖作家个体的选择往往就会被赋予了整体性的和方向性的期许。于是朝着文学评奖所认同的趋向,会成为文学体制中成员的自觉不自觉的追求。可见,从评奖的发动,到评审的进行,再到颁奖大会的召开,文学评奖在整个组织化的过程中,在每个环节都充分体现了其示范性、引导性。

多元与博弈:评奖的自性诉求

任何事物都不止一面,都有其两面甚至多面。前文着重论述了文学评奖作为文学制度的重要方面对文学发展产生的外部规约和导引。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文学评奖作为文学机制中相对独立和富有自身特色的建构,其在运作的全部过程中,也肯定会遵循着此种机制本身的规律,从而保持某种程度的自律性。这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文学评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文学的自性诉求。

在一定程度上,文学评奖毕竟不可能不体现出文学自身对审美特性的某种追求。比如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初选阶段,“初选的20篇作品,基本上都是从生活出发,在取材上冲破不少禁区,在风格、手法上也大都各有特点,可以说都有不同程度的独创性。20篇作品中,写爱情生活的篇数最多,而反映工农业战线斗争生活的篇数较少,直接反映向‘四化’进军的作品则连一篇也没有”。由此可知,文学评奖一旦设立,就不能不遵循其公信力和权威性的追求,在其运行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朝向文学自身审美特质的一种内驱力,规约着文学评奖。而从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最终公布的小说篇目来看,其对文学自律性不仅没有放弃,而是多有体现。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可以看作是文学评奖对文学审美自性的捍卫。

至于影响最大,同时也为人所批评和诟病的茅盾文学奖,在一定意义上,亦不能不兼顾对文学审美自性的要求。我们知道,关于茅盾文学奖的诟病,集中体现在对茅盾文学奖的“史诗情结”的批评上。这些批评有一定针对性,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面向去思考:在众多文学评奖中为什么是茅盾文学奖成为最符合官方对国族叙事的要求的文学评奖,而且在新时期文学中最为人所瞩目?除了中国作协的操办等体制性因素外,还有没有某种文学特性本身的原因?实际上,影响茅盾文学奖评审过程的,除了文学体制的引导功能、文学界最强力和最具组织化功能的文学机构中国作协等外部因素,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茅盾文学奖从设立之初也有着自己文学审美风格特征的一贯坚持。关于这个问题,应该从茅盾自己的文学创作风格的特征上去考虑。我们知道,茅盾本人的文学创作就充分显示了其追求宏大叙事、追求史诗性建构的特点,并形成了现代文学中的一种脉路和传统。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官方的召唤,茅盾的创作自身也会体现出对社会和历史宏大叙事的热情。问题在于,茅盾个人文学创作所呈现的这种“社会-历史”特征和史诗性美学追求,恰恰符合了新时期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宏大叙事的需要。换言之,茅盾的文学特征和创作追求,与文学生产方向的要求和期待合拍了,政治性的要求与茅盾式文学追求在新时期的历史基点上和国族叙事的内容基点上一致起来了。

文学评奖作为一种颇富弹性的制度性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出对文学评价、接受的民主化、科学化实践的认同。比如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在公布评奖启事的同时,附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推荐表”,这种机制的设置在当代文学中是一个创举。刘锡诚确认:“群众推荐与专家评选相结合,是这次评选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一举措,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纷纷投票推荐自己认为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品,到1979年2月10日,编辑部总共收到群众来信10751封,投票20838张,推荐作品1285篇。真可谓盛况空前。”

更能说明编辑部初选时对群众推荐意见的尊重的史料,是当时编辑部给评委会的那封附信。根据刘锡诚的抄录,尽管编辑部清楚地知道初选的20篇作品在题材上主要集中于写爱情生活,而反映工农业生产的很少,但他们仍然坚持认为:“如果在题材上求平衡,降低质量要求,使某些作品入选,这样做是不妥当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附信已经显示了编辑部初选过程中更多地是以群众的投票为首要标准的。所以茅盾在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中有过意味深长的表述:“这次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的确是空前的,过去没有做过的。”毫无疑问,茅盾的这句话表达的是对这种文学评奖机制的认同。对此举,袁鹰也曾高度评价:群众性评选是“建国三十年来的一个创举”,“是文艺民主的具体实践之一”。

这种群众性、民主化文学评奖的做法,之后被延续下来,且影响更大,参与范围更广。除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外,很多其他的评选活动,也采取了群众推选的方式。通过上述举例,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学评奖的运作中,评奖自身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独立作用。文学评奖的最后出炉,其实是在政治、文学、个人、读者、专家等众多力量的平衡和博弈过程中最终实现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文学在评奖过程中实现着文化领导权从个别人手中开始转向对大众的民主化诉求,从而在政治意识形态退隐时刻在民主化的纬度中确立自身的合法性,以及在大众和专家双重评价视野下的科学性追求中重新建构自身权威性”。这一判断稍显乐观,而如下的表述或许更加理性:“当时的评奖组织者既想将这次活动进行地公开、公正,又想尊重主流话语的文艺准则,于是采取了‘民主’与‘集中’相呼应的办法,先是‘群众推选’‘专家投票’,最后由‘有关部门’平衡的选拔过程。最终确定的获奖篇目是多方、多维博弈的结果,想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并不直接言说’而确立权威。”

总之,成功的文学评奖,是最强有力的文学引导机制之一。新时期之初开始大力推行并进而普及的文学评奖,是80年代文学制度的重要创设。作为一项制度化的文学生产调控机制,文学评奖的设立和成功运行标志着对文学发展的评价和管控转变为奖励性、肯定性和引导性的激励。在多方参与和博弈中,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得以有限的开创。放置于整个当代文学制度的建构历史中,文学评奖的这种“磁场”效应和意义尤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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