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原周边地区一些发达史前文化遗迹中许多新的重要发现，促使人们考虑这些地区较早进入文明时期和形成国家的可能性，而且有不少学者已明确提出最早的国家出现在这些文化中的意见。这些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中还有一些方法上的问题需要更全面和深入地思考。如果以单纯物化证据标准衡量的方法，来认定考古学资料可能具有表明国家存在的意义，就至少有几点必须注意。

首先是有些被当作物化证据标准的事项，在大范围检验中存在反证。如文字的出现，虽然长期以来在大量研究中都被当作文明和国家出现的标志，但很早就有学者陆续提到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反证。其他如冶金术、城墙等，也存在类似问题。有学者指出，在对中国龙山时期新石器文化遗址分析时，被当作证据标准的各项文明因素从没有在这一时期任何一个遗址内同时出现过。这等于说对于被当作国家形成物化证据标准的事项，并不能确定其中哪一项或哪几项是作为国家制度存在的证据而必须具备的。

其次是学术界迄今对物化证据与国家制度出现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并未做过完整研究，因而关于这种联系的必然性或合理性缺乏系统论证。因此现代考古学家会感觉到“很难区分最高等的（或‘最大的’）酋邦与最早的国家”。伦福儒对考古学如何反映中国国家形成问题时表示：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学者眼里，龙山时期的那些共同体就应该是国家了；但对于做埃及或两河流域考古的学者来说，会觉得只有像殷墟那样的社会才是国家，至少也应是二里头那样。这也很明显反映了有关考古证据意义认定理论的不成熟和不确定性。

对于早期文化遗址中出现大型公共建筑基址（如古城墙等）的证据意义，单纯的物化证据标准方法的根本局限性在于，大型公共建筑遗址虽能反映某些早期社会个体中所存在的最大权力的程度，但不能直接表明其行使的方式和手段（正如哈斯曾经指出过的），也就无法断定其性质，当然也就很难进一步确定这些权力是否已建立在国家制度之上。总之，对于多地发现的发达史前文化遗迹，能否确认最早的国家制度是在这些地方首先出现的，还需作出更进一步和更完整的研究。

但与此同时，我们对古代中原王朝（夏、商、周）在中国早期历史进程中产生过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却是完全可以确定的。而由于这一点在说明中国早期历史进程中具有突出的确定性，对于探讨中国早期历史进程的特点就特别有价值，理应得到研究者特别重视。

中原王朝国家制度形成的巨大历史性影响

对于中原王朝在中国早期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应指出的是，中原王朝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古代最早发生长期和广袤区域性影响并形成重要历史性后果的早期国家案例。

对于中原王朝的这个作用和地位，可以指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它作为早期国家制度，是在特定地域内明确地建立起国家权力合法统治的传统。国家的本质是针对地域内所有人群管理的权力，因此国家制度的出现便意味着在特定区域内形成权力的合法施行的传统。也就是国家一经产生，对于它作为公认的权力的承认将在特定地域内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或者说是“合法”的传统。所以塞维斯说：“一个国家是合法地构成自己的，它使它使用强力的方式和条件明确化，并使所有其他像它在对个人和人群间的争执予以干涉时那样使用强力的做法成为非法。”这就是国家制度形成的意义深远的历史性作用。这使得国家制度具有强大的持续发展的动力，并成为真正区域性的制度。而中原王朝历史中后朝统治者对前代和再前代国家合法性的承认，恰好反映了这一点。而这种情形目前在更早时期的史实中是观察不到的。这应该是古代中国国家制度形成和演进过程本身造成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古代中国在特定地域内建立合法统治的传统最初形成的最可能的时期。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可能对探讨中国早期国家进程较早阶段的特点有帮助，甚至可能具有重要指标意义。

二是从中原王朝历史中，可以完整地看到国家制度发展的历史性影响。国家制度形成后对周边区域的发展产生巨大和长期的影响，这是在已知早期人类国家化进程案例中有目共睹的现象。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相邻区域中，先在国家会对后进文化人群发展的路向有改变作用。这在中原王朝形成和演化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中原王朝的整个历史可说完全体现了这点。而至今可以完整地从周边人群文化和历史的发展中观察到某个古代国家制度存在与发展的事实的案例，应该只有中原王朝（夏、商、周）一例。而近年来被高度关注的中原周边地区一些有很高物质发展水平、同时也可以观察到较复杂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史前文化，虽然在许多方面已表现出具有非常接近国家制度存在的某些特征，但缺乏能从它们与相邻文化的互动中表现出作为先在国家对周边文化影响的任何明确和完整的资料。这只要同中原王朝发展中出现的对周边地区文化和人群的巨大、深刻和长期性影响的情况相比较，就会有明确感受。如果中原周边区域早于中原王朝形成国家制度，那么对于导致已确认的中原王朝政治出现的种种条件，包括相邻区域文化和政治制度发展情况对于中原政治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等，就需要做出完整和有理的解释，而由于实际上并没有相应资料，至少目前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这表明对于中国早期广袤区域内国家化进程的研究，中原王朝国家制度形成后对周边区域发展产生的巨大历史性影响还是一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实。

在此要提到，在研究方法上，辨认和重视文献记载有关内容的合理内核，对于探讨中原王朝在中国早期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应该注意到，在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早期文献记载实际上具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它们为我们了解早期历史的诸多细节从正面提供了大量极其宝贵的资讯，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文献资料总合在一起，实际上构成某些关键性内容的内核，也可以说为我们讲述古代国家历史给出了一些不支持随意突破的“底线”，当我们的研究可能超出这些“底线”时，在方法上应该有更严格的要求。在古代国家问题上，传统文献总体上并不支持在中原王朝国家进程以外的周边地区有其他独立国家进程的认识；同时也没有理由说已知文献总体有一个系统隐匿的问题，这就成为古代文献内容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核”。如果周边地区早于中原而形成国家，那不仅将提出文献有否失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文献所反映的（同时也由大量科学考古资料所支持的）整个中国早期包括中原地区的历史进程都将完全改观，由此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无疑也是十分严峻的。

中原王朝国家国土结构的大地域控制特征

追求大地域控制是中原王朝国家在国土结构上的明确特征，而且在三代王朝的经营中是一贯的，因此可以说是中原王朝国家制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国家概念的要素之一。有些研究曾提出所谓“周代城邦”这样的概念，其实是很不确切的，因为欧洲早期历史上的城邦是完全各自独立的，而周代的诸侯国和其他性质的王朝属地，尽管有相当突出和重要的自治性，但绝对不是真正独立的政体。这方面有大量材料证明。

就中原三代王朝国土结构演进的总趋势而言，直至春秋时期，一种较弱和不甚完全的中央权力即王权还是存在的，只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越来越被削弱和变得不完整，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也不再起最重要作用。地方势力（诸侯）拥有的霸权在很多方面超过中央即周王室的作用，成为左右历史走向的最大力量。因此国家制度上的松散性特征的强化是春秋时期国家制度演变的主线，而原有的周朝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框架则处于颓势或守势中。但在西周时期，中央对地方控制应该说还是主要和首要的特征。在这一时期可以更完整地看到，周王朝对地方势力的控制是维持整个国家制度框架存在的基本要素。由于还没有出现春秋时期那种严重的地方反制倾向的干扰，西周王权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明确。

周朝国家制度的这种特征，同商朝国家概念之间是有连续性的。对于商朝国家结构中存在对地方势力拥有某种控制和支配权的中央权力（王权），无论在传世文献的记载或对卜辞资料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有证据效力的材料。如《诗经·商颂·殷武》所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就表现了商王作为一个对地方有控制权的中央权力的形象。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周原甲骨中记录了为商王帝辛的一次隆重典礼而进行的几次占卜，占卜及卜辞乃周人所为，而周作为一个地方势力明确称商王为“王”，由此看出商朝国家中央与地方势力间并不只是简单的“联盟”关系。

但中原王朝国土结构上追求大地域控制模式应该还可以追溯到更早，在夏史中就已可以看出这个方向或路线。笔者曾在讨论禹会涂山传说故事的意义时提出，这些传说反映了禹和夏朝君主在极其广袤地域内有显示其控制力的活动，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和以某种形式有对广袤地域治理的关系。这非常生动地体现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制度构建的一个突出趋势和目标，那就是实现大地域控制。也就是说，中国早期国家制度的出现和形成同早期超强政治实体对大地域控制的追求是有重要关系的。

禹会涂山传说所反映的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这一特点，在后来的中国早期国家制度的发展和演化上得到体现，那就是商周时期国家制度的总体架构都呈现出大地域控制的样式，成为中原王朝连续发展的特征。当然，这不排除在三代国家制度性质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早期性特征，尤其是国家结构上明显松散的特点，包括地方势力拥有一定程度甚至较大的自治性，乃至对中央权力的离心倾向。但是王权对地方势力的控制，仍然是维持整个国家制度框架存在的基本要素。由此可以看出，大地域控制模式是中国早期国家化进程中达到某种结果的一个平衡点。也就是说，中国早期国家制度在出现时，其结构就是为满足大地域控制目标的。而在此之前，所有有关政治和社会变动的结果还是不确定的，国家作为一个真实和完整起作用的制度总体并没有真正出现。从世界历史范围看，早期国家形成案例中的大地域控制模式并非只是在中国出现，但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大地域控制模式对古代政治有巨大规定作用的事实看，这应该是中国早期历史发展上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

中原王朝对周边地区国家化进程的影响

中国早期历史发展的又一特征，是中原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国家化进程有决定性影响。笔者曾提出中国中原周边地区的国家化进程有三种不同形式或类型，即殖民模式、土著自动模式和浅层控制模式，而这三种模式的进程中都有中原王朝的作用。在先秦历史上完全与中原王朝活动无关的真正独立发生的国家化案例至少在已掌握的文献及考古发现资料中还未确认。

所谓殖民模式，是指中原王朝对新控制的、政治组织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采取由中央王朝派出官员或贵族直接治理的方式使之进入国家化进程的做法。例如周朝对鲁、齐、燕的分封都具有这种性质。甚至吴和秦进入周朝诸侯行列也主要不是当地土著自发发展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所在地区被中央王朝控制并接受了中原王朝国家对其政治理念的改造。因此这部分极为广袤区域的国家化进程，与中原王朝的决定性作用是分不开的。

至于土著自动模式，则是指先秦时期在有些周边地区中由土著居民起主要作用、相对独立并有很突出自发性质的国家化进程，例如楚、越、徐、巴、蜀、中山等进入国家化均有这种特征。但是我们现在能确认的这类以土著自动模式进入国家进程的案例都发生在中原王朝形成之后很久的时期，这实际上可以说明这些区域的国家化虽不是中原王朝直接控制和干预的结果，但中原王朝作为先在国家制度的引领和影响应该是促使它们最终实现国家化的重要因素和条件。中原王朝对这些政治发展后进人群是持有最终将其纳入王朝体系和秩序的目标的，而中原王朝政治对后进人群也具有吸引力。中原王朝对这些地区人群的政治性接触虽然还没有直接将其纳入周朝国家体制内，但实际上是以周的国家制度概念在影响它们。所以即使是以土著自动模式进入国家化进程的案例，也毫无例外是中原王朝政治影响的结果。

在对周边区域政治制度发展趋势产生影响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近年来被高度关注的一些中原周边地区发达史前文化与中原王朝的差别。中原王朝作为确定的国家制度的影响力以及所导致的结果，是在其他早期发达文化中看不到的。这对我们完整理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发展过程是有重要启示的。

中国古代文献传统对中原王朝国家制度发展的作用

中原王朝在中国早期历史发展上之所以有特别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还与中国早期有非常发达的文献活动分不开，这些活动对正在形成中的中原王朝政治及其发展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其所达到的成就是独特的，笔者曾将这一现象称为中国古代的文献传统。在对中国早期历史发展特点的研究中，对中国古代这一传统的重要意义应给予充分注意。

所谓中国古代文献传统，亦即在古代中原王朝政治框架内开展的中国早期的文献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1）在形成国家制度条件下中国很早就形成和具备了完善的关于国家和私人活动的原始记录系统，其中包括史官制度；（2）有很高水平的资料整理系统（促使古代成系统的实用文献和古书的出现）；（3）形成具有专业水平的资料著录系统和检索方法（目录学的雏形和对古书引用的传统）；（4）出现古代水平的批评系统（史官职业准则的形成和非官方著作活动的出现）；（5）文献作为国家政治活动一部分具有重要地位（这点尤其是中国早期文献活动特有的素质）。中国早期这种极为发达的与国家活动紧密相关的文献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就其整体表现来看，在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和早期国家案例的比较中是具有独特性的。

不难看出，早期中国文献活动或者说古代文献传统的重心是为国家目的服务。在古代强大文献传统支配下发生的包括“史学”在内的古代智力活动最核心的解释性目标，都与国家意志有关。所以可以说，中国早期文献活动的发展和最终达到的独特成就，对于促成中原王朝国家制度形成和不断发展是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当然，中国早期之所以有这样的文献活动或古代文献传统，无疑是在中国早期文字和文字记录传统发明的基础上实现的。虽然对中国古代文字发生最早一段的认识目前还有诸多空白，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但古代文献传统的所有主要记载明显与中原王朝历史有关是无可否认的。而这在与中国早期其他地区某些发达史前文化的对比中也是极为明显的，其在相关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应该不会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