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讨论的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是指马克思对马·柯瓦列夫斯基、路易斯·亨·摩尔根、约·拉伯克、亨利·萨姆纳·梅恩和约·布·菲尔等人类学家相关研究成果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是马克思“极其丰富的理论遗产中被研究得最少的部分” （安德烈也夫）。近年来关于这些笔记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困惑学界的一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如马克思为什么中断了《资本论》的写作，转而研究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极为遥远的原始社会？马克思研究原始部族与农村公社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这些研究要解决什么问题？它与马克思此前的研究是什么关系？笔者略陈管见，以请教于学界同仁。

马克思晚年学术研究“转向”的真正原因

马克思晚年为什么会转向“人类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概括地说学界有四种解读。

一是“中断论”的解读，即把马克思晚年和此前的理论研究完全割裂开来，认为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放弃了原来的理论兴趣，从而中断了《资本论》的写作。二是“转移论”的解读，认为马克思晚年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是实现了学术阵地的转移。三是“回归论”的解读，即把晚年马克思对人类学的研究和他成熟时期的思想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晚年对自己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发生了动摇，回归到了早年的哲学人本学思想。四是“继续论”的解读，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是同解决《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问题紧密相联。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学的兴起为马克思进一步证明和完善唯物史观提供了可能，这才是他晚年研究人类学的主因。

上述四种解读都不能很好地回答马克思晚年的理论兴趣为什么会聚焦到人类学上。任何真正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和解答。马克思的理论也不例外。他一生的理论研究都是随着他那个时代的实践和问题的转换而转换，但不管如何转换，马克思所要解决的时代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的自由、发展和解放。这是马克思“始终如一”的大目标。从青年到中年再到晚年，马克思研究的这一目标从未改变，也未出现根本性的“中断”、“改道”和“转移”，因而，也就谈不上向早年的“回归”。从马克思一生理论研究的这一目标出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马克思晚年的研究不是出于考古的兴趣，不是为了创立一门不同于前人的人类学，也不仅仅是为了探索俄国道路这一具体的历史事件，甚至不是单纯从理论层面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而是通过对古代社会和人类早期生活与实践状况的分析、考察和研究，完善、发展和深化他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时代问题和历史任务的认识，寻找解决这一时代问题、完成这一时代任务的基本方法和现实路径。那么，怎样才能回答这一问题、完成这一任务呢？怎样才能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的自由、发展和解放呢？

对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做了概括：第一，劳动者必须认识自然界的本质，把握自然界的规律，摆脱自然的奴役和压迫，“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实现经济解放；第二，劳动者必须认识社会的本质，把握社会的规律，摆脱社会的奴役和压迫，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实现政治解放；第三，劳动者必须认识思维和精神的本质，把握认识的规律，摆脱自己对自己的奴役和压迫，“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实现思想解放、精神解放。恩格斯在1880年初做出的这三点概括，在马克思的晚年人类学笔记中都得到了体现。以下我们分而论之。

马克思晚年对经济解放的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世界同旧唯物主义相比，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扬弃了旧唯物主义的抽象性和直观性，形成了现实世界的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为什么要费尽心力地去建构现实世界的理论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实的世界是进到了主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领域并为主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所指向的世界，“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人的真正的自由发展和解放，是以人类对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为前提，人越是认识和把握了自然界，人的自由程度就会越高，人也就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反过来说，人越是自由，也就越是把握了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因此，马克思从实践出发理解周围的世界，提出现实世界的理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物质世界中获取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从而摆脱自然界的奴役和压迫，实现经济解放，让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为了说明上述思想，马克思摘录了摩尔根对财富与人的本质的关系的论述，阐明了财富对于确证和实现人的本质的意义。正如摩尔根所说：“无论怎样高度估计财产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都不为过甚。”财富固然不能自动解放人，但却能为人的解放提供必要的条件。马克思通过古代社会财富创造与分配的考察，揭示了历史上财富对人的本质的确证和实现的重大意义。一方面，社会财富作为人的劳动实践的结果，反映和确证了人的实践本质和人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人在创造财富的实践活动中，人的集体、公有属性和社会本质得到进一步确证和实现。通过对古代社会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公有和集体现象是人类童年的自然追求。个体能力的局限、劳动工具的简陋、生活环境的恶劣等，决定了每一个体对集体和公有的依赖。正如马克思所摘录的马·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中的话：“财产的最古老形式是财产共有制。因为他们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没有协作是不行的；他们只有靠联合起来的力量才能向自然界争得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产品本身作为共同产品都是群的财产）。”

但是，财富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实现和确证人的本质，也能损害和摧残人的本质。在私有制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和财富成了人的目的，人则要为生产和财富服务，这就是财富的异化。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异化归根结底是由私有制推动的，“其间带决定意义的实质内容是土地私人占有制；其他社会存在形式、法制、宗教等等全是它的衍生。土地私人占有制是私有财产、私有制的标志；对私有财产、私有制的研究是人类学笔记的核心，是马克思晚年研究的最大成果”。正是通过这种研究，马克思论证了在私有制条件下财富走向了确证和实现人的本质的反面。因此，要想实现人的解放，人类就必须扬弃私有制，在更高层面上进到公有制社会。

可见，晚年马克思考察古代社会的生活和实践，不是要求我们回到原始社会。对比马克思前后的学术生涯，我们不难发现，早年马克思主要侧重于逻辑推理，将印度和俄国等地的农村公社视为原始公有制的遗存并推论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即公社土地公有制；晚年马克思则充分利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实证研究成果对原始社会史和农村公社进行研究，使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定义的公社土地公有制和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组织联系起来，较为全面地考察了集体财富与私有财产、氏族内部利益冲突与殖民侵略、劳动分工与异化等历史现象与历史过程，科学揭示了早期人类社会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演变。如果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以“形上”和“思辨”的方式对这一学说进行了阐释和探索，那么，晚年“人类学笔记”则是以相对“形下”的方式对这一学说的回应、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晚年对政治解放的探索

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把个人与群体的对立推向了极致的社会，那么，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实现了个体与群体高度统一的社会，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的社会。但是，人作为社会主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不是毫无缘由的，而是从古代社会中个人与共同体相统一的原始状态中发展而来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由最初的对共同体的完全从属地位和原始的自由平等状况，逐步演变为个人与原始共同体的分离、乃至出现个人与共同体、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同个人完全对立的共同体就是虚假的共同体）。个人与社会的分离和对立这一现象的克服和消灭，只有当社会进入到“自由人联合体”，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才能真正得以实现。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尤其是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即体现了上述思想和逻辑。摩尔根所开启的氏族理论及其在人类学理论方面的重大发现，极大地帮助和启发了马克思去追溯和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原生形态”，梳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私有制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现实状况，展望未来人类社会的现实图景。马克思的笔记阐述了古代社会的政治原则，展现了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原初关系及其历史变迁，揭示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一部分人剥削一部分人的历史状况的形成。

既然私有制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分离和民主原则的破坏，因此，要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统一和确立真正的民主原则，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这是马克思研究古代社会得出的基本结论。马克思晚年笔记中关于政治解放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为未来社会打破虚幻共同体的钳制，重建个人与社会、人民和国家的统一提供了重要参照。

马克思晚年对精神解放的探索

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是经济解放、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三位一体的解放，因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内在地包含了精神的自由和解放这一重要内容。马克思在他的晚年笔记中不仅考察了经济解放与政治解放的路径和内容，也通过考察原始道德和宗教等精神现象的产生及其内容，追溯产生这些宗教现象的世俗基础，探讨人类改变世俗状况、克服思想异化、实现精神解放的现实路径。

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的精神生活状况归根到底来自人的生活和实践活动。马克思晚年通过对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梳理与考察，立足原始人的生活与实践领域，揭示了原始人的精神和道德生活的主要内容。其一在生产劳动和经济生活领域，原始伦理规范主要体现为公有观念和协作意识；其二是在家庭生活中，原始伦理规范主要体现为婚姻的自由和对后代的责任心、爱心，以及侧重施加在女方身上的道德观念与道德约束；其三是在政治生活方面，原始伦理规范主要体现为氏族内部的权利平等、人身自由和民主性原则。通过对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生产劳动、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原始人所遵循的这些根本原则和集体主义、公有观念、协作意识等，是原始社会生活和实践发展的产物。这种基于个性与共性的同一、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基础上的原始人的精神生活和思想道德，对调解当时的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运转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人类反思和纠正进入阶级社会后发生的种种冲突和对立提供了蓝本。

马克思还通过对古代社会的考察，追溯了产生宗教现象的世俗基础，探讨人类改变世俗状况、克服思想异化、实现精神解放的现实路径。蒙昧时期，人们“占有的对象很少，没有占有欲”；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财产对人类心灵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唤醒人的性格中的新的因素；……最古老和较古老习俗都无法抵抗它”。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道德、宗教等精神现象原本是人的创造物，现在又反过来成为一部分人奴役和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思想工具。这种观念异化如何消除？马克思不同意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纯粹思想领域斗争的做法，认为那只是针对“副本”的斗争、只是“天真的幼稚的空想”。因为道德宗教等精神现象之所以能够奴役和压迫人，真正的原因不在道德宗教等精神生活本身，而在于社会的物质经济生活。为此需要把“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的晚年笔记正是循此思路，揭秘宗教在古代社会的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的统治功能。

马克思在晚年笔记中对宗教所持有的鲜明立场和批判态度，同他早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并在后来一系列著作的论述中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他始终认为，宗教等精神现象对人的奴役说到底是经济和政治状况对人的奴役，因此，摆脱精神的奴役和压迫，实现人的精神解放就必须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与经济解放、政治解放一样，精神解放同样是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所思考和探索的重要内容。一句话，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自由、发展和解放是贯穿包括晚年笔记在内的马克思一生的理论著述的主题。

结语

思想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思想家，就在于他回答了时代的问题，完成了时代的任务。但并非任何思想家都存在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有的思想家早年和晚年的思想差异很大，甚至是截然相反，对于这一类型的思想家就需要研究者去寻觅、探索其思想产生、转变和发展的历程，对比其前后迥然有别的思想性质。也有一些思想家在其一生的学术历程中只是不断地丰富、发展和推进自己的思想，而不会推翻自己先前的思想。马克思属于后者。正如他在《自白》中回答他女儿“你的特点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所说：“目标始终如一。”因为马克思一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历程所围绕着的核心问题就是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的解放，因此，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不能在概念称谓上兜圈子，无论是苏联学者把马克思晚年笔记归结为“古代史笔记”，还是从西方学者克拉德那里流传开来的从人类学角度定义的“民族学笔记”，抑或是国内一些学者所提出和阐发的“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都在不同程度上遮蔽和偏离了晚年马克思笔记的理论主题和实践指归——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理论的进一步思考，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道路的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