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堪称中国最好青春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到商业与艺术完美融合的《让子弹飞》，姜文导演始终未辜负全国观众的至高期待。四年磨一剑，距离上部作品《一步之遥》过去4年后，姜文导演的新作《邪不压正》于2018年7月13日在全国公映。这是姜文导演的第六部作品，也是他的“民国三部曲”的终章之作。该电影改编自张北海的武侠小说《侠隐》，主要讲述了1937年的抗日战争前夕，青年侠士李天然背负着师门的血海深仇，在美国秘密训练多年后回到北平，在这座国际间谍之城，各方势力相继登场，神秘人物各怀心思，古城即将迎来腥风血雨的故事。与原著有所不同的是，《侠隐》想要展现的是北洋时期的北京，因侠情义胆、刀光剑影的江湖恩怨与复杂难清的政治局势相互纠缠所表现出的特殊的时代风貌和人文风情。而姜文却强化了复仇主线，删掉了原著里很多描写老北京风土人情的段落，将它改编为一部关于复仇的典型的“姜文式电影”。看起来，《邪不压正》可能和姜文以往的电影都不同，但实则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姜文制造”。本文将通过主题元素、女性塑造和荒诞的黑色幽默来探讨《邪不压正》中的“姜文式”风格。

一、主题元素：复仇与人性

《邪不压正》被姜文处理成一个典型的复仇故事，在这部改编自《侠隐》的电影中，观众看不到张北海先生回忆里北平的味道，只能看到姜文肆意喷洒出的因复仇而带来的快感。影片有一条清晰而精彩的复仇主线——1929年，李天然的师父顾青霜一家因不肯卖地给日本人种植鸦片，被大徒弟朱潜龙勾结的日本人根本一郎杀害，李天然侥幸逃生。被人所救后，李天然去到了美国受训，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同时也是一名武士和间谍。1937年，李天然回到北平发誓要为师父报仇。1937年的北平，被喻为最后一块“武林”，各派势力割据，虎视眈眈的日本人、说着流畅中文的洋人……李天然的复仇故事包裹着刀光剑影的江湖恩怨与复杂难清政治局势，正如同姜文自己形容《邪不压正》是“北平的哈姆雷特，李小龙智取危机四伏的卡萨布兰卡”。

“复仇”本是传统武侠题材中人物行为模式的典型驱动力。但时间到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社会文明的法制理念已经初入人心，那个快意恩仇的武林江湖已经不存在了。李天然想要手刃仇人，面临的不仅是这种行为本身的凶险，还有一些观念的冲突。15年后归来的那个北平，已经不是小时候身处的武林，复杂难清的政治局势又无形中给李天然的复仇带来极大的阻力。但他一个孤身的侠客，仍然要舍身忘死地去维系那一丝残存的江湖道统。这个“侠”隐逸在老北京的世俗世界，但当凡人世界和心中的江湖道统碰到一块，该如何取舍时，李天然还是坚决地说：“按我们江湖规矩办！”幸亏中日间一开仗，天下大乱，也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这场中日间的战事，在某种程度上成全了李天然的复仇。李天然的复仇是哈姆雷特式的复仇，即内心充满了犹豫。15年前，他眼看师父被杀却呆若木鸡，这成为一直伴随他长大的阴影，他要仇人用相同的方式共同赴死，因此他在等待一个可以一同杀死师兄和根本一郎的机会。这与其说是“侠客”之江湖道义，不如说是他懦弱胆小的借口。“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永恒的问题。除了李天然的复仇是整部剧的主线外，巧红的复仇是副线，挪用了民国历史中女子施剑翘的身世，和李天然形成互文关系，表面上是她在教导李天然，实则是等待被李天然唤醒。两个人的复仇只算是家仇，中日矛盾就是国恨了，但影片中除了李天然烧掉日本人的鸦片仓库外，对抗日着墨不多，和《鬼子来了》一脉相承，观照了时代的荒谬和自欺欺人的国民性格。

虽然影片紧紧围绕着“复仇”，但姜文的野心并不在于讲好一个复仇故事。正如同他的其他几部电影，虽有着厚重的时代背景，但影片的表现内容却违背观众的期待视野，颠覆和解构了观众对“文革”“抗日战争”等主流意识的固有印象，而特别注重对影片人性的刻画，表现出了个人的思索。如《太阳照常升起》用涵盖了从“大跃进”到“文革”的四个片段，但影片关注的是那个禁欲时代的男女欲望和鲜活人性；《鬼子来了》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却避开了充满民族情绪的固有情节模式，影片并没有表现我军与日军激烈的对抗，却从人性本真的角度出发，真实地塑造了人物形象，将人物的成长放在了一个日常化的环境中，没有所谓的大是大非，也丝毫没有政治因素的参与，都是对人性的刻画。姜文在电影中强调了“我是谁”的质问，并且对马大三的乡亲们提出了人性的质问。在黑白的世界中，大量的特写与蒙太奇的应用，表达出主人公的善良与愚昧，讲述国人的麻木与无知。

相比原著《侠隐》中想要表达的“侠”的精神，姜文在《邪不压正》中更关注的是人性。《邪不压正》着力刻画了主角李天然内心转变和成长。李天然身上并非有“侠”的精神，首先是在时局纷乱、民族危亡的时刻，李天然对国家大事始终是一种疏离的态度，即便是他个人的复仇正好与国家大义重合到了一块儿，有意无意做了一些关乎国家大义的事情，但他始终不希望自己被裹挟到官方的政治行动中去，哪怕是以“救国”为名；其次是他表面上身体强壮，其实内心最为胆小。他一天到晚把报仇挂在嘴边，以为对外展现出强硬的样子，实际上强壮的身体下包裹着一颗脆弱的心。他从来不在武力上惧怕大师兄和根本一郎，他怕的是自己内心无法战胜的恐惧，他怕再次与仇人面对面时，会像15年前那样突然呆住，什么都做不了。除了内心的恐惧，还有对自己身份的不确定，在剧中体现为“找爸爸”。他的第一个爸爸是养父亨德勒医生，第二个爸爸是有权有势的前朝武人蓝青峰。蓝青峰的确是当年救李天然的人，算得上是再次给他生命的“爸爸”，但实际上，李天然也只是蓝青峰举起抗日大旗的一枚棋子。剧中的两次“找爸爸”，暗示着李天然对自己身份的不确定，特别是他毫不怀疑地听从蓝青峰的指令，以至于一直在错失杀掉仇人的机会。到后来，蓝青峰发现自己二十多年来下的一盘大棋，局面一下失控后，他也放弃了对李天然的“控制”，并告诉他说“你该自己找个儿子了”，李天然似乎顿悟自己的身份，毫无犹豫地去完成了自己的复仇。从“找爸爸”到自己“成为爸爸”的过程，是李天然完成自我认同的成长过程。

除了蓝青峰，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对李天然的成长起到了助推作用，那就是北平第一女裁缝——关巧红。同李天然一样，关巧红也是一个背负着复仇计划的人。她长期和上流人物打交道，通过做手术康复被缠足的小脚，都是在为复仇积蓄力量。她对李天然说：“你不需要别人相信你，报仇是你自己的事。”在关巧红的鞭策下，李天然终于开始正视自己、面对自己。报仇并不能让师父起死回生，他的目的也不仅是报仇，而是给这15年一个了断，然后放下过去，迎接新的生活。

《邪不压正》从主题上来讲，虽然讲的是李天然的复仇故事，但在他复仇过程中，杀死的并不是朱潜龙和根本一郎，而是曾经懦弱、胆小的自己。从内心懦弱到强大，才是一个英雄的成长过程。因此，同姜文的其它影片一样，姜文格外关注人性，关注剧中人的成长。

二、女性角色塑造：从身体到心灵

《邪不压正》中只有两个主要女性形象，即交际花唐凤仪和女裁缝关巧红。姜文电影中的女性虽然作为第二性别角色存在，但不可忽视。因为姜文认为女性对男性的真实欲望与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姜文自己所说，他从第一部电影开始，就把女人当作神来拍，他仰视女人，视女性为男性的导师。这种仰视女性的观念折射到他的作品中，就是将女性极大地美化，从身体到心灵都要表现出女性的美。

在呈现男性与女性、主体与客体、看与被看的关系中，姜文电影中的女性大多都以丰腴的姿态、性感的躯体、对男性性欲的挑逗充斥银幕，充满了情色意味。这样对女性性感身体的呈现，这绝非是一种从视觉上博得观众眼球的低俗恶趣味，而是将女性的身体视为承载着自身欲望，挑战外界压迫，具有显露最单纯人性，以凸显其文化政治意义的作用。如在早期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塑造了有着健康、丰腴曲线的米兰，甚至在以一段半裸的镜头来展现女性肉体的美好。其实，这一幕表现了一种欲望的宣泄和马小军与青少年时代的割裂，而米兰高耸挺拔的乳房充满了健康、单纯的美丽，这是一种不忍亵渎的纯洁。对女性来讲，自己的身体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美，更代表强烈的自主意识，她们以迎合男性的期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如《鬼子来了》中的寡妇鱼儿，颠覆了受着女德束缚的传统寡妇形象，她公然和马大三苟合，她将自己依附在马大三身上，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家庭。在《邪不压正》中，也出现了一位具有自主意识、掌握自己身体权力的女性——唐凤仪。唐凤仪是朱潜龙的情妇，她风骚入骨、婉转多情，甚至有些伤风败俗，勾引第一次见面的男医生，游刃有余地在男人间插科打诨、卖弄风骚。看似放浪不羁，然而她却有着纯粹的自我，几乎是被姜文塑造成了全片最完美的形象。她作为朱潜龙的情妇，想从朱潜龙身上找到爱情。当她得知朱潜龙并不是真心爱她时，她也可以奋起反抗，当众抽朱大耳，理智地挽回尊严。在朱潜龙身上的爱情落空后，她又想在李天然身上找到归宿。虽然爱情又落了空，但当李天然有危险时，她还是暗地里救了他。唐凤仪是剑桥留学回来的新女性，在剧中她并没有负担起什么国仇家恨，而是单纯地寻找爱情，是爱情中的理想主义者。姜文没有让这个爱情落空的女性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而是选择让她在北平沦丧前体面地跳墙自杀。城楼下沾沾自喜的日本兵成了她的“陪葬”，那看似碰巧的“一击必中”，是姜文对世人假意自作、愚昧庸碌的嘲讽，也是面对纯粹理想主义的苦笑。

如果说唐凤仪的身体塑造折射出了女性自主意识，那关巧红的形象塑造则表现出了女性的母性形象对男性成长的指导作用，从而成为“父”的替代者。这类女性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是马小军的母亲，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是疯妈。关巧红也是一个背负复仇计划的人，她开裁缝铺、解放小脚、做疯狂的康复训练。在她和李天然的相处中，断断续续透露了自己的身世：父亲是军人，被仇人斩首，她积蓄力量，就是想为父亲报仇。在影片中，姜文并没有表现关巧红的复仇之路，而是将她和李天然栓在一起，把她塑造成改变李天然、帮助其成长的一个关键角色。她不缺狠劲，在李天然告诉他暂时还不能报仇后，她坚决地吐出一个“滚”；为了让李天然克服内心的恐惧，她毫不留情开枪试探。但她又不乏柔情，她一面与李天然在城楼上把酒赏月、互诉衷肠，有一片玲珑心意；一面在李天然有危险时，她上演“美女救英雄”，也有一身霹雳手段。虽然结尾，她离开李天然走上自己的复仇路，但那句“我一定会找到你”，恰似百炼钢化成了绕指柔。她给了李天然复仇动力的同时，也给了他温柔的爱情，这最终得以让李天然成长。有趣的是，在姜文以往的电影中，爱情表现出的更多是虚妄和荒诞，女性的情感是男性自我成全的工具，因此女性的去向可置之不理。如在《让子弹飞》中，张麻子对花姐的喜欢有明确的表示，但在面临花姐要和老三去上海时，张麻子却没有做出任何挽留；《太阳照常升起》中老唐和妻子守着婚姻却同床异梦，用影片的旁白来说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对于妻子的出轨，老唐的原谅显得仁至义尽，那是因为对于老唐来说，妻子的背叛并非是爱情婚姻的伤害，而是对其虚伪自尊的伤害。这种虚妄和荒诞的爱情，使得影片中女性形象显得有些可悲。而在《邪不压正》中，女性终于不再是男性欲望的陪衬物，并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与此同时，影片中的爱情也终于不是虚妄和荒诞，而是一种真实可感的柔情。

虽然姜文在《邪不压正》中没有塑造女性群像，但他把美好的女性光环都给了剧中仅有的两个主要女性角色。唐凤仪的风情万种，关巧红的隐忍含蓄，恰似“红玫瑰”与“白玫瑰”，成了这部男子群像戏中温柔而又充满力量的存在。

三、艺术表现：荒诞的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是指以幽默这种喜剧形式展示生活中的绝望和痛苦等负面情绪，以笑中带泪的方式消解社会中的残酷与悲剧内容。而“黑色幽默”在姜文的的电影里等同于“荒诞”。姜文着迷寻找荒诞，他认为荒诞不是可笑，反而是接近本质的东西，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就有可能触及或探索到人的真正内心。比如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电影的表层含义是表现阳光浪漫的青春岁月，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是对一段荒唐岁月的批判。《让子弹飞》中的黑色幽默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比如，《让子弹飞》看似弱化了时代背景，但却以黑色幽默的艺术手法展现了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并没有得到民主共和，社会反而满目疮痍、一片乱象的现实。有观众不能理解这种荒诞的黑色幽默，认为这种表现手法消解了历史和真实，大量的荒诞情节和戏谑的对白只是一种营造快感的展示形式，无法形成内在的深意。但好的电影并不是要千篇一律地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来达到一种现实的深意，用荒诞塑造另一种真实，用幽默来体现深刻的智慧，同样是电影的艺术追求。黑色幽默之所以成为文学和电影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法，就是因为人们可以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滑稽荒诞的形式消解悲剧，用缺乏逻辑和插科打诨的态度对社会进行批判，对历史进行重新诠释和解读。

在《邪不压正》中，姜文又沿袭了这种黑色幽默。首先体现人物行为的荒诞。李天然回国后的身份是一名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但影片并没有交代他是如何以这个身份作为复仇的掩饰，相反，仇人很快就认出了他，而他复仇的举动，是在北平城飞檐走壁跟踪仇人；为了引诱朱潜龙跟根本一郎反目，他还将偷来的根本一郎的印章盖在了唐凤仪屁股上。李天然在剧中的前半部分表现得不像个复仇的“侠”。剧中的反派朱潜龙、青峰的行为也表现出一种荒诞，他稀里糊涂地就认定自己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后代，即便只是个局长，也想要“反清复明”，在临死前甚至说着看似玩笑的话语，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自己杀了师父。这种人物在行为和语言上的不合逻辑与情理，虽然有点挑战观众的审美，但这使电影更像一场繁复飘渺的梦，姜文是以一种更天真浪漫的思路来进行“重构历史”，在情节上做出更多的奇想与天马行空的发挥。

其次是细节的幽默与暗讽。姜文电影中的细节素来充满了戏谑与暗讽，在《邪不压正》中带有讽刺性的细节比比皆是，而且这种讽刺指向了世间的乱象。如电影中三次提到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地方，蓝青峰说是在跟朱潜龙吃饺子的小屋里，亨德勒说在李天然回国后住的宅子里，李天然说在住的钟楼里。这个类似于笑话的桥段，其实别有深意，讽刺当下炒作IP、过度商业化的各种低至翻版作品；凶手朱潜龙每年祭拜师父，受害者李天然却像狗一样背负骂名，讽刺某些有话语权的人可以轻易掌控社会舆论、神话自我；满口仁义道德的根本一郎，歪曲儒家精髓，以输出个人狭隘观念，混淆视听……

姜文恰到好处的黑色幽默，是用荒诞滑稽的形式来解构沉重的复仇主题，用缺乏逻辑和插科打诨的态度对当下社会进行批判和映射，对历史进行重新诠释和解读，表达出他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

结语

从主题、角色塑造和艺术表达上来看，《邪不压正》都是一部典型的“姜文制造”。姜文的电影能够在电影市场独树一帜，与他强烈的个人风格有关。他懂得思考，并不关注如何讲好一个故事，而是更关注本真的人性，关注如何以电影来指涉历史和当下。正如同史铁生对姜文的评价：“电影，尤其声色犬马、名利昭彰，不像写作，天生来的是一种寂寞勾当。然而大隐隐于市，在这汹涌的市场激流中，匹马单枪地杀出了姜文来，直让人感叹造化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