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暑期，黄渤导演的处女作《一出好戏》在影院上档并获得一致好评。剧情主要讲述了一行人乘着黄鸭冲浪车驶向茫茫大海进行公司的团建活动，突如其来的天降陨石掀起百米巨浪使他们沦落荒岛。茫然求救、自救无果后，他们以为外面的世界也惨遭毁灭，于是制定新的秩序规则，可就在舞台搭起、大幕拉开、人物身份全新设定的生活起步不久，海上鸣笛声响起，一切又都回归现实的故事。在这部电影中，黄渤展现了他的“野心”，当然还有高超的表现手法与深度的文化表达。

一、荒岛题材的非典型性：社会—权力—人性逻辑

黄渤的《一出好戏》灵感来源于灾难电影《2012》，他试图构思一部灾难发生登上诺亚方舟后的人类生存图景，开展一场与世隔绝的荒岛上、社会“试管”中的人类生存实验，进而借由荒岛题材完成导演黄渤、编剧黄渤海对社会、权力、人性的深度思考。荒岛题材电影的典型叙事特征无外乎两种类型——人与自然之间的残酷博弈，被迫脱离传统社会身份后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矛盾冲突。背后的主题倾向也集中于个体心智的成长、人类与生态关系的重新审视、人性本质的探讨等。我们从题材历史性嬗变的角度来窥测，《鲁滨逊漂流记》与《蝇王》代表了立意的新转向，处于电影思想流变之“变”中。而其他经典性的荒岛影片，如《荒岛余生》《六天六夜》《迷失》等，仅限于流变之“流”中，这些电影并未脱离荒岛电影的典型叙事，人物、情节、立意，观看度胜于思考度，也就是电影的好看与深度并未并足而立。我们看《鲁宾逊漂流记》，电影与小说保持了主题的一致。它的贡献在于开创了荒岛文学与荒岛电影的先河，创造了“荒岛变乐园”的传统创作模式和西方传统文明主题，电影以写实的手法宣扬了英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自我完善与文明自信，即文明如何改变野蛮。而《蝇王》并未继续这种创作模式，小说是以反讽的手法将“文明”的主题转向了“野蛮”，正如原作者戈尔丁所述：“他们本性中潜在的恶使他们日趋野蛮、相互残杀。善良聪明的比奇和友善仁惠的西蒙死于非命，拉尔夫也险遭杰克毒手，文明和理性在与原始冲动和野性的抗争中显得苍白无力。”但到了电影中，导演的意图则转向了原初人类如何衍生出社会结构，即野蛮如何重构文明。从文明如何影响野蛮到野蛮如何重构文明，《鲁滨逊漂流记》与《蝇王》既将荒岛题材实现了开拓与转向，又明确地显示出该题材在思想立意上的破立之争，典型与非典型之争，从而塑造出同类题材的两条路径。黄渤选择了同一题材，其实要冒很大的风险。但可喜的是，黄渤虽然没有跳出荒岛求生题材的传统框架，但它却开拓了《鲁滨逊漂流记》与《蝇王》之外的另一条路径，即对社会、权力、人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度思考，最终落脚于对人性的度量。

《一出好戏》两个多小时的时长，黄渤构建了一部人类社会简史，将原本封闭的权力结构（即现实世界的公司团队）放置到全新的社会生态中（即荒岛社会）去重新建构，在不断崩溃和重构的社会关系中，权力也在不断地更叠与交替，人性的底色就在这种变幻中被一层层地剥开。公司30人进入荒岛组成了一个微型的社会群体，电影精炼地推演出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再到乌托邦社会的人类历史，它们分别对应了人类的生理与安全需求、物质需求、情感与精神需求。荒岛“原始阶段”，深谙生存之道的小王成为衣食无着的人们的首领；荒岛“阶级社会”，偶尔发现倒置大型邮轮的张总牢牢地控制住了船上的所有生产生活资料，成为权力的实际掌控者，成功坐上了大资本家的宝座；荒岛“乌托邦时期”，6000万美梦破碎、受尽张总冷落和欺辱的马进，凭借从天而降的鱼雨、小兴娴熟的修理技术，最终成功挑起小王阵营和张总阵营的械斗。借着混乱，马进慷慨激昂地站在台前为大家演说关于确立希望的信仰体系，成为人们的精神领袖，并成功收获了爱情。社会的变化，权力的更叠，最终落脚于人性。由现实的导游小王变成“原始社会”的“大王”，展现的是人性在地位与权力面前的卑微与膨胀；由被控制、被指挥的部落一员变成制定规则和金钱（纸牌）游戏资本家的张总，展现的是人性对金钱与权力的迷恋；由游离于“制度”之外到主动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马进，展现的是人性对于平等、关怀、爱的追求。更为有趣之处是，世界已经毁灭是这个荒岛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当马进、小王、小兴三人发现世界还在，在回到现实就会失去一切的痛苦抉择中的人性考量才是最值得人回味的，而影片的戏剧张力也在此达到了顶点。最终，黄渤让人性从社会、权力、金钱的迷茫中走向了回归与救赎。影片结尾，小兴的失忆，或许是对人性之善的一种善意保护吧，折射出一份温情的慰藉。

《一出好戏》将人类千年进化史缩影于电影中的百日，不仅呈现出人类由体力劳作的原始时代到智力生产的奴隶社会再到技术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更将不同社会以及权力更迭中的“人性”话题揭示得淋漓尽致，错综立体地体现出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深度思考。近年来，电影市场弥漫大数据支撑下的商业导向，从IP制作、演员选择、宣传效应，都充斥着浓重的资本气息。而黄渤的导演首秀无疑是充满野心的，但这种野心更源于电影理性的回归，以及电影深度的开掘，甚至包括商业与文艺融合的思考。一个出色的故事如何展现，以及展现到何种程度，所面向的受众群是怎样的，这些思考与实践都纳入到了黄渤的《一出好戏》中。他用人类“史”的寓言，以适恰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藉由多种元典隐喻和自然隐喻，将“人面”的变化与“人性”的话题置于不同性质的“百日史”中，将宏大的意旨与微妙的表现合拢，人与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话题得以纵横呈现。可以说，电影较好地完成了黄渤野心的“欲望”。

二、喜剧尺度与文化深度：商业与艺术的平衡

《一出好戏》的定位很高，类似于它这样的宏大命题类型的国产电影并不多，黄渤可谓做了空白填补。我们知道，在消费主义的时代，电影作为一种商业投资，在表达其艺术性的同时还需迎合大众文化主流，使其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太过晦涩难懂的命题或过于压抑深刻的叙述毕竟曲高和寡。黄渤的首作很好地兼顾了商业与艺术的平衡，它采用一种相对轻松幽默叙述方式表达着具有深度的文化内核。黄渤是喜剧演员出身，他找来了王宝强、王迅等在喜剧电影中颇有号召力的演员，强化了电影的喜剧性，这也正是黄渤出于商业价值的考量。当然，演员的号召力不等于电影的品质，黄渤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更注重打磨人物身上的悲喜剧特质。除了张总、史教授，其他人都是小人物形象，这也是黄渤深谙的一种人物类型。自2000年黄渤出演电影以来，约演出30部电影，其所塑造的除了《爱情呼叫转移2爱情左右》中所扮演的天使以及《西游·降魔篇》中所扮演的孙悟空之外，其余都是小人物。在小人物模式的构建中，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众化的娱乐，黄渤扮演的小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生活的映射和对普通人的真实展现，小人物身上常常存在着幽默又自嘲、自卑又自大、懦弱又逞能的一些人性特点，将这些特点加以适当提炼，足以形成会心一笑而不做作的喜剧效果。《一出好戏》就精准地抓住了这一人物塑造方式。如电影中王宝强适演的小王，夸夸其谈又爱玩点低劣的幽默，还有老潘的墙头草作风，齐姐在无知中被舒淇作为婉拒马进的挡箭牌，加之她偶尔会脱口而出一些荤段子，让人不禁莞尔一笑。另外，还有黄渤饰演的马进，现实生活中穷困潦倒，得到中了6000万彩票后激动得无以言表，于是情不自禁地跳起了不羁的舞蹈，歌唱起了东北民歌，小人物咸鱼翻身的喜悦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电影对小人物文化的青睐，源于电影叙事与时代现实的共鸣。但在商业性对小人物收编、改造、消费的过程中，如若尺度把握不准，极易走向“恶搞”。“恶搞”其实有两种走向，一是低俗闹剧，偏于丑，却难以达到审丑的美学效果；另一个则是解构，即小人物透过影像对自我话语权的一种解构行为，如《斗牛》黄渤所饰演的牛二在抓住了日本军人后，模仿日本人杀人前擦抹军刀的动作，呈现出极强的解构意味。而在《一出好戏》中，黄渤有效地避免了这两种走向，是因为他清楚电影要表达什么，在人物尺度把握上，他尽量让小人物呈现出生活化的特点，幽默效果让人物在自然而然的言行中获得释放，尽管有些段落的处理偏于“设计感”，如齐姐对马进的调侃与暧昧，但又未落于低俗。这些清醒、有节制的处理让电影保持着温和、不过激的喜剧效果。这里还想说明的是，小人物是一群在社会秩序中难以获得任何好处的人，只能服从于现实秩序的规训。正如赵小敏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视野中的当代中国女性电影》所叙述的：“现代主义的核心理论是确定事物的功能理性，实现方式是用规定的秩序和纪律来维持社会或思想的稳定性。但是这种单一的约束和纪律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标准或者秩序都是为统治阶级和强势集团及个人服务的。”所以，当人们流落荒岛，社会秩序重新整合时，小人物有机会上位，获得掌控权时的表现，也与现实世界中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呈现出行为上的反差式喜剧效果。

另外，爱情线的设立也为电影营造了轻松幽默的氛围。有评论说，就整条故事主线来看，黄渤和舒淇二人的爱情线显得有些多余。但在电影中我们不难看出，黄渤所做的几次决定与心中对爱情的信念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当史教授考虑到荒岛上长久发展而提出优生学计划时，黄渤断然拒绝了，说他忘记了人类还有一项更伟大的情感，即爱情的存在，这也正是人之于动物的区别。这条情感线的存在也让原本不幸的灾难生活增添了些许的色彩和梦幻。戏中黄渤屡次向舒淇表达爱意，都被舒淇巧妙地用各种方式委婉拒绝了，黄渤略带尴尬的反应营造了一种幽默又不失浪漫的小情调。再者，荒谬的呈现方式也是电影的幽默所在，黄鸭冲浪车驶向茫茫大海，灾难元素的加入，下鱼雨，舒淇生出了天使的翅膀，等等。这些元素构建起了电影的商业价值。

但是，在这些颇具喜剧性的商业性元素并非电影的终极目的，黄渤的野心很大，他不愿意沉溺在喜剧电影中做无谓的重复，正如他所说的：“其实你已经从电影市场和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很多东西。所以你去做创作的时侯，是不是应该稍微有点责任。在前人的路上，哪怕往旁边再拓宽一厘米、一毫米，再往前走一丝丝。”电影如何做到有文化深度的故事性言说？黄渤做了三方面的尝试，第一是主题的突破，诚如在上文第一部分中所言，《一出好戏》精准地立意于探讨社会、权力更迭之下人性的嬗变，人性是善还是恶？是自私还是无私？电影并未给出绝对的答案，而是以社会学的视角展现了基于社会关系、权力更迭基础上的心理变化与人性嬗变。除了小兴在最后人性逐渐衍变为恶，其他人物并未如《蝇王》中所展现的那样，出现集体的暴力与残酷。可以看出，电影并未要展现单纯的人性善恶，更在意于人性与他者的搏弈。第二，人类寓言式手法。这一手法虽然是故事的壳，但却有超越性的运用。从《鲁滨逊漂流记》开始的荒岛类电影，其寓言时间一般仅限某一时期或某一种社会形态，甚至有的根本没有任何寓言时间，仅仅是作为一种荒岛冒险类题材存在。《一出好戏》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推进三种社会形态，其矛盾冲突点明显不如其他电影，毕竟场面叙事、矛盾铺垫的时长有效，但这却更突出了电影寓言式，即放弃集中性、爆发性、奇观性的冲突，而侧重电影寓意的表达。这也是黄渤最大的野心所在。可以说，黄渤以他所熟谙的喜剧技法融入了一个他未知的领域，幸运的是，喜剧的尺度与文化的深度，电影融合得还是相对完美的，基本实现了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有效平衡。

三、象征与隐喻：社会寓言的荒诞书写

“荒诞”本质上首先是一种关系结构，也就是人与客体的关系，客体则不仅包括外部的环境，也包括他人与自己。余虹借助海德格尔的“此”和“在”的术语，说荒诞是指“有意义的‘此’幻灭后，面对无意义之‘在’之间的状态”。这里还有一个核心意涵，即在“此”与“在”的关系中，人是核心因素，“如果人们把人和世界分开来，荒诞既不在于人身上，也不在世界上”。也就是说，荒诞本质上讲述的正是人的某种异化、偏离或谬误的状态体验。《一出好戏》是一部社会寓言，讲述的正是一个充满荒诞意味的人性故事，而荒岛则成为人性的试炼场。电影中的荒诞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故事本身的荒诞性，二是大量的隐喻和象征。

荒岛题材本身就意味着对人们所居住的现实世界的隔离，与人们的习惯经验形成了本能的反差与陌生。征服与被征服、异化与被异化，或者是人性之间的搏斗，形成了一个“盆景式”的社会存在，它脱离了几千年规约而成的现实世界，在陌生、异己的原初社会中重构一种格局或秩序。《鲁滨逊漂流记》中一个人征服自然，《逃离冰魔岛》中一群身份类似却又离散化的犯人群体在孤岛上分化、聚合又重组的人性搏弈，《蝇王》中少年们从最初的温和走向人性的残暴进而建立社会结构的暴力搏斗过程，包括《一出好戏》中人们流落荒岛经历三种社会形态过程中的人性裂变，等等，故事框架、故事发生地都不是为故事而故事，而是因故事而表达影像内核，这种内核或是政治观念，或是意识形态，或者社会人生的思考。电影的故事内容往往与历史、原始冲动形成某种互文存在，但却与现实文明存在抵牾。《一出好戏》中，黄渤要表达的内核是什么？电影中，黄渤有意地剔除了凶猛的野兽、可怕的食人部落，或者一些诡异的孤岛事件等许多能够影响人物走向的外在压力，其目的就是将所有的叙事推动力都归于人性，将人们置于荒岛上演绎一场有关人性的博弈。这一点，使得故事本身的荒诞性以最接近现实的面目呈现出来，极易引起观众的共鸣与反思。

除了故事本身的荒诞性外，大量的隐喻性、象征性意象或情节在电影中出现。如巨浪灾难后，人们流落荒岛上观众所看到的第一眼景象采用的是蜥蜴的视角（其实是上帝式视角），且蜥蜴在之后的电影情节还会时不时地出现，这一意象的安排并非偶然。身为冷血爬虫类的蜥蜴实首先象征着冷血。诚如前文所述，灾难伊始人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保存体力，维持生命。此时的他们一致认同司机小王的生存技能，在他的领导指挥下寻找水源和食物，活下去是最大的道理。所以，在对待以马进为代表的一心谋私寻求出路而不劳作的“害群之马”时，王的方式也就非常的粗鲁冷血，动辄破口大骂不给饭吃，甚至动用武力。此外，在识破张总的资本家心理后，黄渤愤然出走，后来回头向张总借渔网时被揍得不忍直视。在极端环境下，重新建立新关系的人不再顾及作为人的温情，反而变得像画面中的蜥蜴一般冷血无情。可以说蜥蜴就是他们众人的人性写真。其次，蜥蜴还象征着伪装。独立生活在自然界的生物都有自己的一项生存本领，蜥蜴的强项就是对环境有着很好的适应能力，拿变色龙来说，它就能根据不同的环境更变肤色以求自我保护。同样的，人类想要在新建立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巩固自己的地位，蜥蜴的这项本领就更是不可或缺了，这在张艺兴饰演的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最开始时他单纯无邪，几经欺骗和欺侮后，他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此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拥有一顿饭一条鱼供自己活下去那么简单了，他还要成为生活的主宰者，成为冰淇淋一样光鲜自尊地存在。为此，他一步步适应生存的险恶，将自己伪装，披着良善的羊皮来行使邪恶：他明明看到海上搜救船的出现，却劝告表哥要向众人保持沉默，还想法让大家以为同看到船只的小王发了疯说胡话。此外，他还抓住张总的软肋借此骗取其名下的财产。更有甚者，他只想带表哥一人离开并在之前把众人灌醉毁掉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资，让他们自生自灭。有意思的是，透过蜥蜴的眼睛来看岛上人生活的众生相，似乎也是对人类回归动物本性的影射。

不仅如此，影片中还借用了《圣经》故事的意象。就情节安排而言，影片一开始的巨浪，跟《圣经旧约·创世纪》的大洪水如出一辙，黄鸭冲浪车就是拯救他们的诺亚方舟，人们借此安然度过灾难，幸存者可以创造自己的新世界。从人物角色分析，可以说手杵木仗的黄渤俨然就是摩西的化身。在他濒临绝望之时，上天赐予他一场鱼雨，就像《出埃及记》中那样，冥冥中黄渤得到指示:要让自己成为信仰之主解救岛上的人们，此后剧中还一度响起玄妙的宗教性音乐。“乌托邦时代”的人们，打破割据，合为一家后，统一穿着，以及他们一起坐在大树上的画面，都是直接搬用了《圣经》里的经典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张总发现的倒立的大船虽是灾难使然的结果，但细细想来人们进入船舱后摄影师给出的倒置镜头却是别有用心的设计。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不难看出，张总脱离小王的野蛮劳动群体后所建立起的新的游戏规则，就像是人类资本建立的缩影和镜子。这样的新规则固然能满足人们一时的物质需求（的确，进入船舱的人们生活得要比小王领导的一群人富足得多），但就像倒立的大船一般，虽然贮藏丰富实则暗藏隐患。以王为首的群体和张总的人发生的械斗虽然是黄渤等人侧面挑拨而起，但这种挑拨只是一根加速燃爆的导火线，两边的斗争势所必然，只是早晚问题。

截至目前，《一出好戏》的票房成绩可谓喜人，导演黄渤首战大捷。自然，票房并不能作为衡量电影价值的标准。但这种低成本高艺术的电影在经济上取得的可喜效益对我们国产电影还是有很大的促动激励作用的。《一出好戏》从整体来看，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电影，它以荒诞的形式呈现着严肃的内容，思考着社会与人性的主题。尽管对主题的体察难免有粗陋之处，但观众仍能从中切实地感受到黄渤的责任感与抱负心。电影上映之时，并未跟踪热点话题，也不靠贩卖情怀、消费眼泪，黄渤以一个冷门题材入手，以一部包罗万象的社会寓言，完整地讲述了一个故事，试图以真诚的故事与观众实现共鸣，并引发思考。可以说，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演而优则导”的黄渤的商业明星与文化精英身份的成功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