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青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歧路灯》是一部劝谏青年人走科举之路，取功名之道的小说，但这部小说却有相当多的篇幅描写当时中原地区的戏曲活动。走科举之路，取功名之道是当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时正暴露出它的诸多矛盾和弊端，因此，这部小说也显示出它主题思想倾向的卫道性和具体描写和叙述的质疑性的矛盾。这种思想内容的矛盾性，也反映在对于戏曲活动的描写中。对于《歧路灯》戏曲活动描写的矛盾性，也表现出作者在几千年社会大变向的转折时期的诸多矛盾，由此可见《歧路灯》是一部极其复杂的作品。

《歧路灯》作者对《西厢记》等作品持“中性”的态度

《西厢记》是我国爱情题材的范本，从本质上来说，作者几处牵涉到《西厢记》的描写，从字面上来看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具体描写和叙述时，这种否定性的排斥态度却又大打折扣。小说第十一回，谭孝移和谭绍闻的第一师父侯冠玉的对话便显示出对《西厢记》的不屑与否定:

孝移微笑道:“端福不甚聪明，恐画虎类犬。”遂起身向端福座位而来。掀起书本，却是一部《绣像西厢》，孝移道：“这是他偷看的么？”冠玉道：“那是我叫他看的。”孝移道：“幼学目不睹非圣之书，如何叫他看这呢？”侯冠玉道：“那是叫他学文章法子。这《西厢》文法，各色俱备。莺莺是题神，忽而寺内见面，忽而白马将军，忽而传书，忽而赖柬。这个反正开合，虚实浅深之法，离奇变化不测。”孝移点头，暗道：“杀吾子矣！”这侯冠玉见孝移点头，反认真东翁服了讲究，又畅谈道：“看了《西厢》，然后与他讲《金瓶梅》。”孝移不知其为何书，便问道：“《金瓶梅》什么好处？”侯冠玉道：“那书还了得么！开口热结冷遇”，只是世态炎凉二字。后来“逞豪华门前放烟火”，热就热到极处；“春梅游旧家池馆”，冷也冷到尽头。大开大合，俱是左丘明的《左传》，司马迁的《史记》脱化而来。

耐人寻味的是，孝移听了侯冠玉的言论之后，认为是“杀吾子矣！”作品倒没有描写侯冠玉如何杀谭绍闻，而是自从他和侯冠玉谈话之后，突然染病在床，先是请的本城新任医官董橘泉，此人给谭孝移开的是“肉桂”，此物太热。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病情。后来，又请来名医姚杏庵，此人开的是“大黄”，外加芒硝，此物是大泄。“太热”的肉桂，“大泄”的大黄，使得本来没有什么大病的谭孝移命丧黄泉。读过《歧路灯》这一段描写，感到这是一节奇文字。从语言陈述的角度上来说，语言文字的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好似有不太契合之处。这种又不太契合是语言叙述的一种艺术运用。粗浅看来，两者的契合是合乎世俗和常理的。它的不契合之处在于对以后的情节安排、艺术处理与作者对《西厢记》的判语大相径庭。作者的判词是“杀吾子矣！”但作品的情节的安排是没有“杀吾子”，而反是由于庸医的误用“虎狼药”，谭绍移是病入膏肓，最后是中年丧命。从作品的情节安排的匠心上来说是先教孝移仙逝，使得儿子谭绍闻失落，走了一段人生弯路，但《西厢记》的“杀吾子”和庸医的“杀己身”，两者似乎有着微妙的关系，瞑瞑之中有一种隐喻关系。也即是说，侯孝移的庸师“杀吾子矣”，在社会发展史上实际上是暗射庸医“杀己身也”。这种隐喻和暗射太隐蔽了，即使是作者也隐隐作疼于它的“存在”。

为了证实我的大胆“妄测”，还可以拿侯冠玉对《西厢记》的写作技巧评价来给予佐证。侯冠玉认为:“这《西厢记》文法，各色俱备。莺莺是题神，忽而寺内见面，忽而白马将军，忽而传书，忽而赖柬。这个反正开合，虚实浅深之法，离奇变化不测。”侯冠玉谈的《西厢记》的艺术手法是对的，但他仅仅是《西厢记》写作特色的一部分，仅就这一部分而言，《西厢记》的大体的结构技巧已俱到了。谭孝移并没有驳斥侯冠玉的观点，他“点头”称是，只是“暗道，‘杀吾子矣！’”至于冠玉对《金瓶梅》的评价，也是从结构技巧上来讲的。孝移对《金瓶梅》并不了解？他仅仅根据感觉，认为“大约语言甜俗，意味粗浅，中藏早是一望而知的”。谭孝移并没有读过《金瓶梅》，他仅仅是根据自己的直觉认为侯冠玉没有真才实学，什么是“真才实学”？《歧路灯》并没有定义。从小说的描写和叙述来看，大概就是统治者所倡导的“五经”“四书”之类的东西，但是，在《歧路灯》的第八回，侯冠玉对科场的“八股文”又进行了批驳，他认为“你想古今以文学传世者，有几个童生？不是阁部，便是词林，他如不是大发达，即是他那文章，必不能传。况且他们的文字俱白描淡写，直与经史无干。何若以有用之精力，用到不利于功名之地乎？”侯冠玉对科场八股文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直指科举文的弊端。《歧路灯》并没有对比进行批驳，反而在行文过程中，对冠玉的观点进行了印证。

《歧路灯》在48回又写到《西厢记》，那是谭绍闻卖地得了银子跟着夏鼎到瘟神庙去看戏。书中这样描写瘟神庙的演出活动:“闲叙中间,已到瘟神庙门口。进的庙院,戏台上正演《张珙游寺》一出。看戏的人,挤挤挨挨,好不热闹。夏逢若附耳向谭绍闻道:“那卷棚东边,那老者是家母,你是认得的。家母东边,拴白头绳的就是此人。”谭绍闻留神一看,果然柳眉杏眼,樱口桃腮,手中拿着一条汗巾儿,包着瓜子,口中吐瓜子皮儿,眼里看戏。”这里对《西厢记》本身则没有过多的评论，仅仅用“看戏的人,挤挤挨挨,好不热闹”来形容观众的情绪。从这种对《西厢记》的中性态度来看，既反映出统治者对《西厢记》的成见看法，又掩饰不住作者对它的内心喜爱。观众对《西厢记》的热情是极为高涨的，并没有出现《西厢记》的不满和否定的倾向。《歧路灯》中对《西厢记》否定最多的莫过于95回学台大人驳斥河道倡议演《西厢记》时说的一番话，原文是这样的：

那知学台乃是个理学名儒,板执大臣,说道:“唐重族姓,范阳卢,博陵崔,荥阳郑,陇西李,俱是互为婚姻的世好。郑崔联姻,重重叠叠,见于书史者不少。纵令变起仓猝,何至寄嫠妇、弱媛、少婢于萧寺?阀阅家当必无是。即使强梁肆恶,这玉石俱焚,理所宜然,何至于一能解围,即以朱陈相许?相国家有如是之萱堂乎?朋友相好,至以身殉,亦非异事,何至于一纸书,即可令身任长子者,统国家之重兵,而解纷以济其私?况郑恒是唐之太常,崔所出三子皆贵,其事常见于他书。院本虽是幻设,何至如此污蔑张狂!应堕拔舌,我辈岂可注目?”

看学台大人的言语本身，只是指崔张西厢相会相爱，仅仅是有违史实，学台大人并没有批驳张莺两人婚变有伤风化，大逆不道的意思，再者，看当时的场境，因为有国家要员出场，极其严正肃穆，如果唱《西厢记》这样的爱情戏，有违这庄严的场合和氛围。那河道倡议唱《西厢记》仅仅是言语不慎，考虑不周的问题。那河道大人在此后“唯有河道呷了半盏酒，嚼了半个点心，心中有若说不出口，只得默诵《君子有三愆》一章而已。”“君子有三愆”出之于《论语·季化篇》，意思是“陪着君子说话容易犯三种过失:没有轮到他说话，却先说，叫急躁；该说话了，却没有说，叫隐瞒；不看君子的脸色却贸然开口，叫做眼瞎。”河道在学台离开之后，还在那里战战兢兢，是因为封建社会的官本位意识在作怪，并不是下级官员犯了什么大错。如果我们再仔细品味学台大人对《西厢记》说的一番话。感到学台大人对《西厢记》的故事是挺熟悉的，对历史典故的熟悉，对“陀本”改编《西厢记》的特点，他也是极为熟悉的。这里所谓“陀本”，实际上是指文学创作对历史史实进行构思创作的时候，文学作品是可以虚构的。《歧路灯》对虚构的张崔婚变并没有过多的指责和否定。根据《歧路灯》文本提供的资料，认定《歧路灯》作者的戏剧观是否定《西厢记》的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以此来论定《歧路灯》的作者是肯定《西厢记》的呢？在我看来，这个结论也不太符合实际。从《歧路灯》的实际描写来看，像《西厢记》这样优秀的剧目，它的影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歧路灯》作为一部反映清朝时期河南开封的小说，作者对《西厢记》的态度，基本上是中性的，既看到《西厢记》的巨大艺术魅力和它在群众中的广泛影响，也看到它的内容有违于封建的礼法。作者对《西厢记》的陈述和评论，有时是对封建卫道者的习惯性评价用语的一种套用，这种习惯性用语的套用并不特别认真，“习惯而已，习惯而已。”再者，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是由统治者来掌控的意识形态；知识精英掌控的意识形态；民间民俗文化意识形态。这三种文化意识形态在一个社会体制下长期共有，三者之间有时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例如在社会的特殊历史阶段知识精英文化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矛盾异常激烈。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与民间民俗文化意识形态的相容性就比较大。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所倡导的观念与民间民俗文化之间并不契合，但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对民间民俗文化采取相容。甚至于认可的立场，诸如青年男女的婚恋，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主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在诸多通俗文学作品里和戏曲里却由当事者自己选择，通过斗争和曲折的过程。最后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西厢记》便是这种文化的代表作品，因为这种文化意识形态符合人性，矫正了主流文化压抑人性的强制性。

通观千百年来的文化发展，我们发现，主流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他们对民间民俗文化的相容和认可是“羞羞答答”的，也即是说有些场合认可，有些场合就比较勉强。以《歧路灯》为例，谭孝移对侯冠玉的《西厢记》艺术性的观点并没有驳斥，仅仅在暗地里感慨“杀吾子矣！”在其余地方对《西厢记》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描述也不含糊。95回中学台对《西厢记》的看法，近限于“与史实不符”，但学台又认为戏曲可以“陀本”虚构。如前所述，学台并没有斥责《西厢记》中的张崔爱情的荒谬性，他仅仅认为演出的时间、地点不当而已。要知道学台是“理学各儒，板执大臣。”在此场合下，他发这样的言论不符合他的身份的。《歧路灯》作者的这种戏剧观是矛盾复杂的，不能仅据一句话而定作者的立场观点。这样不利于我们对《歧路灯》这样复杂文学的研究。

《歧路灯》中以婚姻爱情为选材的戏还有好多，诸如《陈妙常》《昭君出塞》等，但这些戏曲剧目都没有《西厢记》典型。所以本文作者对论及《歧路灯》作者的戏曲观时，由于对这些剧目作者所持观点基本与《西厢记》相似，所以略而不详了。

戏曲演出的轰动性与现实生活的冷漠性形成鲜明对比

《歧路灯》中涉及到的剧目甚多，描写的演出活动也相当详尽和生动，作者对这些剧目持什么观点呢？在我看来，作者对文中所涉及的剧目基本上是以剧目来反衬社会的繁荣，以剧目来表达对祖宗的尊崇、以剧目演绎社会的祥和，以剧目来释放社会大众的情绪，以剧目来表达民风民俗的淳厚等等。但在我看来作者的这些目的有些达到了，有些则没有达到，甚至于相反，以应验了“如今人口日多，事务日盛，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红楼梦》谈了在《歧路灯》中，凡婚丧嫁娶，生子庆宴，庙会结社，迎神赛事等要唱戏以示庆贺，另外还有诸多没有名称的以戏庆贺的活动。

《歧路灯》中最热闹的莫过与第六十三回为谭孝移出殡送葬的戏曲活动的场面了。为了这次殡葬，谭绍闻准备了好多天，义仆王中见“孝慢已撤，惟有一具棺材，麻索遍捆，单候那九泉路上。王象荩强睁病目，看见这个光景，痛如刀割，放声大哭。”谭府的孝子们“两个家人，搀定一个麻冠轩衣的孝子，直如拉面筋一般，拖出街心，朝门跪着，仰天拍地的痛哭。德喜儿也抱定兴官儿，斩衰小杖。哭着候嫡母子孔慧娘出灵。”戏班和各种踩高翘、耍狮子、走旱船的都一起活动起来哀声四起，金鼓齐鸣：“杠夫一声喊，黑黝黝棺木离地，孝眷两地分，乱攘攘哀号动天，打路鬼眉目狰狞，机发处手舞足蹈，显道神头脑颟顸，车行时衣动带飘。跑竹马的，四挂鸾铃响，扮就了王昭君出塞和亲。耍狮子的，一个绣球滚，装成那回回国朝天进宝。走旱船的，走的《陈妙常赶路》，《于叔夜追舟》，不紧不慢，恍如飘江湖水上。绑高台的，绑的是戟尖站貂蝉，扇头立莺莺，不惊不闪，一似行碧落云边。昆腔戏，演的是《满床笏》，一个个绣衣象简。陇州腔，唱的是《瓦岗寨》，一对对板斧铁鞭。”这个场面足够宏大热闹非凡的。具有强大的子孙对父辈强烈的赎罪意识和仪式感，但是从实际来说，谭绍闻并没有赎回自己的罪过，反而在错误的途路上愈走愈远了。他的仪式感仅仅是又回顾了过去家族的辉煌，使得谭氏家族的星光之火再闪耀一次。

《歧路灯》第21回，林腾之为母祝寿，戏曲活动也极为热闹非凡，这次在林家演出了《指日高升》，《八仙祝寿》，《天官赐福》，《十美图》。有人夸班主的旦脚戏好，班主便把旦脚九娃叫出来为大家亮相:“只见九娃儿向茶酒桌前，讨了一杯暖酒，放在黑漆描金盘儿里，还是原妆的头面，色衣罗裙，袅袅娜娜走向主席前，戏主把嘴一挑，早已粉腕玉笋，露出银镯子，双手奉酒与谭绍闻，娇声说道:‘明日去磕头罢。’绍闻羞得满面通红。站起来，不觉双手接住，却又无言可答。逢若接口道:‘九娃，你下去罢，将次该你出脚了。明日少不了你一领皮袄穿哩。’九娃下去。”这一回九娃出尽了风头，并且收到“龙阳”之幸，但实际情况是九娃被叔父绑走，吊在树桩上拷打，最后惨死在一间小黑屋里。

《歧路灯》中戏曲描写最热闹最红火的莫过于95回对学台的迎接和同台赏戏的场面了。这个场面先是对夏鼎这班“宵小之辈”的肖像全图:“在混字场里,他偏会放肆尖俏,一入了衙门,这身子弯曲,腿儿软和,眉目谄媚,脚步疾趋,直是忘其所以不期然而然者。若到乡里愚百姓家,便是天王下界,黑煞神临凡一般,那也是由中达外,莫之致而至的。”接着这般宵小之辈便商量如何唱大戏以娱学台大人。学台大人起身时写得极有声势，如同天官临凡，权臣执纲，连学台大人也觉得“观瞻太尊，仪度太整”，这些下级官员匍匐在学台大人脚下请大人“赏戏”。“赏戏”的仪程极为细腻，如同皇宫威仪。“赏戏”后河道又想拍“学台”的马屁，清唱全本《西厢记》，不料学台大人发了一番议论，对《西厢记》的范本救事提出异议，使河道丢了脸。这些下级官员又极为恭敬地为学台送行，在我看来，这段描写与其说是极尽“梨园”之盛世，倒不如说借此来极尽官场之尊卑，写出在封建官僚体制下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

《歧路灯》的戏曲场面描写是极多的，有些场面描写极其详尽、细致，写出当时社会上的民风民俗。对于这些戏曲场面的描写，除了尽观当时社会的各种状况之外，还有一种深层的意蕴，恐怕连状戏曲之盛的作者也想象不到的，即便盛景之下的凋敝，极乐之下的悲辛。《歧路灯》是明写谭绍闻在失怙之后由于缺乏爱教而受坏人勾引走上歧途，最后迷途知返走向正道。但通读《歧路灯》才深深体会到这仅仅是表层的。这本书写的是清康乾盛世的社会状况，大家都知道，在所谓的“康乾盛世”背后，蕴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尤其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民族的命运日益危殆，险些儿亡国灭种。

因之，在我看来，《歧路灯》中的梨园盛景背后总有一种乐中有苦的味道。《歧路灯》的作者对此似有体悟，但又若即若离，令人琢磨不透。以主人公谭绍闻的改邪归正为例，作品所提供的信息也太扑所迷离了。本来，像谭绍闻这样的儒家儒人，应金榜题名，但谭绍闻却是跟随叔父去沿海平倭。平倭是一场苦战要九死一生，枪林弹雨，才能为国家连立功勋，但《歧路灯》却另辟蹊径，叫谭绍闻以放烟火，施巧计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歧路灯》给谭绍闻设计的官场之途也太平坦了，平坦得有点教人不太相信这是真的。对它存疑，说明作者有自己的苦衷。由于谭绍闻平倭有功，被授予浙江黄岩县令，但这个县太爷基本上没有上任，他得到，皇帝的思维，可以回家“终养”。所谓“终养”就是可以辞官回家孝敬母亲。谭绍闻的这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恐怕连《歧路灯》的作者也觉得太便宜这位“儒生”了，作品收束时说:“谭绍闻父子，虽未得高爵厚禄，而俱受皇恩，亦可少慰平生，更可以慰谭孝移于九泉之下。孔慧娘亦可以瞑目矣，倘仍前浮浪，不改前非，一部书何所归结？”《歧路灯》一部书绝大部分写谭绍闻陷泥淖而无法自拔，而自拔时又如此的简单容易。这其中的奥秘在何处呢？

在吾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念头充斥脑际：《歧路灯》大量的戏曲活动描写，写得极其详尽和绘声绘色，但戏曲活动的结局却常常以悲凉怅然作为收场。戏曲活动的愉悦表演和哀伤的收场结局是不是作者创作这部书的内在驱动力呢？在我看来，这部书反映的巨大社会矛盾和作者还不能准确把握这种社会的内在动力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解开这部小说奥秘的钥匙之一。这将是研究《歧路灯》的另一个重大课题，但却不是本文的使命，愿有志于解开《歧路灯》之谜的专家们去努力和探索。

注释：

①杜永青.对《歧路灯》戏剧矛盾性的诠释[J].汉字文化,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