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一

“大三线”时期，大量人才和设备从全国四面八方向以重庆为重点的西南地区集中。来者有的单身，有的举家搬迁。他们离开熟悉的、相对舒适的环境，在大巴山脉、秦岭山脉以及云贵高原这些当时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钻山沟，傍激流，开辟新的人生。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与当时中国朴拙的农耕文明于是碰头。毫无疑问，这些远方来客的生活质量下降了，但他们心情愉快，甚至有些亢奋，心中激荡着国家的召唤和民族振兴的理想。他们悲壮但不无豪迈地提出：为了祖国强盛，愿意“献了青春献子孙”。

他们矢志追求的那种高尚情操，时下的青年也许很难理解，却是铁的事实。手边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这位主人公是中科院的物理科学家，曾经历过许多大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试爆，他都在现场。一度他与许多名声响亮的大师级人物，包括钱三强，朝夕相处。后来他奉派到美国作访问学者，在硅谷待了两年，参与了一些世界尖端项目的研究。这位成就等身的科技达人，其青年成长期和一生最重要的科研成果，都得益于重庆这片热土。老年回望征程，他念念不忘重庆。笔者早些年与他交谈，他发人深省地说，中国的核工业，第一步是在重庆迈出的！

老人说，诚如杨振宁所言，“从探铀矿开始，到炼铀矿，再用化学方法把铀提炼出来。加上核物理学、爆炸物理学等方面的数不清的问题，有数不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解决”。在这个长长的工艺链中，射线仪居于前端，有了射线仪才能探铀矿，才能炼铀，才能搞核爆，才能建设核电站。而中国最早的射线仪研究和制造，就在重庆，是那家外界熟悉但不知其内情，曾生产过“金鹊”牌电视机的重庆无线电厂。当时这个项目的最高领导， 就是大名鼎鼎的“两弹元勋”王淦昌。其成果，不但为中国创造了找铀矿的前提条件，也为中国提供了最早的核爆试验数据检测仪器。早期中国核爆现场部署的数不清的各类数据检测仪器，都是“重庆造”。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难以想象，从事这个项目的科研人员当年工作条件有多么艰苦！

研究和试验少不了核射线，钢筋水泥的车间无法防止核扩散，于是在厂区后一个小山凹里设立实验室，利用几十米厚的山丘隔开射线。核心隔离建筑则是一个帐篷形状的铁皮屋，外面围一圈竹席，拦开外人视线。当时物资匮乏，年轻的科研人员月定额21斤粮，还要求节省2斤支援国家，他们常常在饥饿中从事“国家机密”的科研攻关。一次，这位科学家从在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查资料后回厂，因错过公交车班次，一路步行，累加上饿，竟一度难以举步。见路边小店有卖浓缩果汁饮料，搜尽所有钱买下三四瓶，当场咬开瓶盖一口气喝光，才有了力气走回位于歌乐山下的厂区……

后来，在有空调的宾馆房间谈起这些往事，老科学家一脸得意，他为青春的壮怀激烈眼神放光。他说，曾经将这些当年故事讲给硅谷人听，听者莫不肃然，说这是西方人难以企及的中华国魂!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时笔者真的眼眶潮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