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坚

2016年12月29日

成为流浪汉是必然的，即使你囊中饱满。即使你本人是巴黎居民，也难以避免这种流浪的命运，你必然生活在浮光掠影中，巴黎将浮光掠影变成了深刻，这件作品永远在生长着意义、细节，这种生长不是朝着空间的蔓延，而是向着时间的生长。要跟随这些意义，你只能浮光掠影，巴黎是一种移动着的、走马观花的深刻，而不是凝固的、死掉的、像尼罗河法老陵墓那样的深刻。一切都走向老迈而不是衰亡。事物诞生，永恒地老去而不死去，那些老去事物弥漫在空气中，令巴黎“胡话连篇冗长混乱”。某些部分，巴黎犹如一部《尤利西斯》式的长篇小说，某些部分则像是《左传》或者《世说新语》混杂着叙述、解释、思辨、诗歌、短篇小说和箴言……某些街区整日轰轰烈烈，就像没完没了的萨满教祭祀，各种转瞬即逝的偶像此起彼伏，“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某些街区就像巴黎公社起义那样已经被幽灵占领，死气沉沉，空无一人。我曾经跟着菲利普和菲奥娜漫步巴黎左岸的一个街区，我们在黄昏时遇到一对大门，上面刻着死神的雕像，那个刻下它的木匠早已死了，这美丽的死神还活着。对面是一个犹太教教堂，一位神父看见我抬着照相机，挥手阻止了我。

1821-1867

沿着古老的城郊，那里的旧房

垂下百叶窗，遮蔽暗中的淫荡。

当烈日加倍把毒辣的光线

射向城市屋顶和麦浪田间，

我却要独自把梦幻之剑操练，

在街角巷尾捕捉韵脚的灵感，

难在遣词，像在石子路上磕绊，

有时沉吟很久，只是偶得诗眼。

——波德莱尔《恶之花》

2018年3月28日

絮语、思维片段、想法、记录、见闻、观感、手记、便条或者胡思乱想的意识流、张冠李戴以及实地街拍。一个另类的巴黎，他憧憬的巴黎，虚构的巴黎，现象的巴黎，已经辞世的巴黎或者他愿意居于其中的巴黎。也许真有这个巴黎，也许没有。

2010年9月8日

索邦大学旁边的勒莫昂红衣主教路71号，一个大院门口，高高地订着两个铜牌，一个写着：

詹姆斯·奥古斯丁·阿洛伊修斯·乔伊斯 (1882-1941)爱尔兰英语作家

受瓦莱里·拉尔博的邀请，他曾在此居住以完成他的小说《尤利西斯》，这是20世纪西方文学的伟大作品之一。

瓦莱里·拉尔博 （1881-1957）

法国诗人，小说家，随笔与评论家，翻译家

从1919年到1937年居住于此。

这个大院以前属于巴黎作家瓦莱里·拉尔博。“瓦莱里·拉尔博要到意大利去，自愿把房子借给乔伊斯无偿使用……房子面积不大，但装修得很漂亮，距卢森堡公园只有1分钟的步行距离。拉尔博平素深居简出，从不在家会客，这一次在他可是非同小可的善举。乔伊斯一家在6月3日搬进了拉尔博家，他们非常喜欢这个新的环境。乔伊斯在6月7日给弗兰奇尼的信中说：“莫非我：送人还是有点价值的？他还列举了一些预订《尤利西斯》的显赫人物的名字。他在信的末尾含蓄地说：‘我已经成了一座纪念碑——不，是一个公用小便处。’”他信心十足地投入了第十七章《伊塔刻》和第十八章《珀涅罗珀》的写作，进展顺利。6月10日，他在新住所收到了达朗季埃寄来的第一批长条校样，到9月7日，他已经全部校完直到第九章《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为止的校样。对乔伊斯来说，读校样是一项创造性劳动，他坚持要校对五遍，根据自己的笔记对文字做了无数的改动，绝大部分是增补，在内心独白中添进更多前后呼应的细节，弄得越来越复杂。经过他的校对之后，这本书的篇幅增加了三分之一。”（《乔伊斯传》）巴黎就是在这种乔伊斯式的增补中成为巴黎的，而且它永远不会成为巴黎，而它总是在成为巴黎。

2010年9月10日

我进入这个大院是去找住在里面的美国画家欧文·彼特林（Irving Petlin），我在美国的弗蒙特与他相识，他约我到巴黎时去他的画室为我画一幅素描。这个大院通过一道绿色的铁门与世隔绝，进去要先按门铃。里面是一个林木葱茏的花园。巴黎的大多数花园都藏在临街建筑物的后面，私家花园，公寓内部的花园，由外而进，你以为里面只是被忧郁的灯光照明着的某种内部，秘密会所，却突然间洞开，花香鸟语豁然开朗。与中国从前的四合院相似。勒莫昂红衣主教路71号就是我少年时代在昆明去过的那种法式大院，我母亲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穿着湖绿色的裙子，带着我进去，她的同事，一位语文教师住在这个院子里，她正在阳光下晾床单，我母亲就帮着她晾，她们扭着水，水珠滴在地上，满地的花叶，她们抖着，绷开，像是从天空中扯下一片云。我趁机在床单之间钻来钻去。花园中散布着几座黄色的两层楼房，屋顶上铺着红色陶瓦。房屋之间的空地上飘着床单。有人在某处暗暗地煎着什么，好像是鸡蛋。有人在弹钢琴。有人在睡觉。有些房间空着，看得见那些幽暗的灰。我并不知道《尤利西斯》是在这个院子里完成的。两年后再次路过的时候我才注意到那两个牌子。《尤利西斯》应该完成在什么地方，海底？宇宙深处？耶路撒冷？鲁滨孙的岛上？一个有笔和床的小房间而已，凡·高画过，就在这个院子里。一位金发姑娘从一棵梧桐树下面走出来，她的手上枕着方才晾在院子里的被单，像一位修女。有只花纹古老的猫盘在一个竹编垫子上睡觉。两只鸟一高一低地在一棵栗子树上啄着。院子里除了栗树，还有梧桐、梨树、普罗旺斯朴树、香根鸢尾、百合等，很多树木。玫瑰，有一朵被蜜蜂咬得血淋淋的。彼特林的画室在二楼，十多平方米，就像一个药房，刺鼻，五颜六色的瘪掉的锡皮管、纸、画架、亚麻布、未完成的作品、平头油画笔刺猬地张开在一个大罐里……他是美国人，住在巴黎画画。他说，这儿给他灵感。他画某种素描和色彩拼贴在一起的东西，貌似大海、神灵、太阳，树木、城市线条……像个童话世界的老头，他也画诗人，他画过保罗·策兰。保罗·策兰也在巴黎住过，1970年4月，策兰从米拉波桥投进塞纳河自尽。“我向着法国的三色旗致敬。”（保罗·策兰《下午，和马戏团及城堡在一起》）另一只鸟在外面的屋檐下扬着脖子叫唤，窗子外面是一片红色的屋顶和天空，天空是铅灰色的。我坐在那里，平生第一次当模特儿。我不知道乔伊斯曾经在这里写《尤利西斯》，就是这样的小房间。还应该有厨房和厕所，乔伊斯是写厨房和厕所的大师。“水确实烧开了，壶里正冒着一缕状似羽毛的热气。他烫了烫茶壶，涮了一遍，放进满满四调羹茶叶，斜提着开水壶往里灌。沏好了，他就把开水壶挪开，将锅平放在煤火上，望着那团黄油滑溜并融化。当他打开那包腰子时，猫儿贪馋地朝他喵喵叫起来。要是肉食喂多了，它就不逮耗子啦。哦，猫儿不肯吃猪肉。给点儿清真食品吧。来。他把沾着血迹的纸丢给它，并且将腰子放进滋滋啦啦响着的黄油汁里。还得加上点儿胡椒粉。他让盛在有缺口的蛋杯里的胡椒粉从他的指缝间绕着圈儿撒了下来。”“他不急于出恭，从从容容地读完第一栏，虽有便意却又憋着， 开始读第二栏。然而读到一半，就再也憋不住了。于是就一边读着一边让粪便静静地排出。他仍旧耐心地读着，昨天那轻微的便秘完全畅通了。但愿块头不要太大，不然，痔疮又会犯了。”美不是固定的观念，只在那些美文首先是笔迹。丑恶、粪便这样的字眼，王羲之、颜真卿写出来，那就是美、好。人们写了多少亮词丽句编织成的丑恶情歌和风景诗哪！乔治·穆尔不欣赏他这位年轻同胞的作品。“拿这个爱尔兰人乔伊斯来说吧，”他对巴雷特·克拉克说，“有一点像左拉走了下坡路。最近有人寄给我一本《尤利西斯》。据说我非看不可，但这玩意儿叫人怎么看得下去？我东看一点，西看一点，可是我的天呀，真把我烦死了。乔伊斯大概认为他印出了这么多肮脏小字就算一个大小说了。……乔伊斯，乔伊斯，这根本是不值一提的角色——从都柏林码头上来的，没有身份，没有教养。” （《乔伊斯传》）在巴黎，住过乔伊斯这种从前的小人物的地方可太多了，随便住个旅馆，偶尔聊起来，人家就告诉你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穷途潦倒时住过的阁楼，那里是海明威发酒疯之后睡过的床，这是魏尔伦和兰波苟且为生的小屋……据说乔伊斯在巴黎住过十几个地方，那些即将骨折的床呢？那些残留着干掉的皂液的盒子呢？那些洁白得可疑的马桶盖呢？他安于写作，才不在乎住在哪里。巴黎是一个巨大的寓所，住哪里都行。哪里都可以看见那些灰鸽子从咕咕叫着从天空里滚下来。乌鸦也带着不祥的镣铐到处乱走。巴黎从不忌讳不祥。运气好的话，你今晚还躺在塞纳河畔的一块石头上瑟瑟发抖，明天晚上却睡在一处宫殿，天鹅绒。“普鲁斯特让塞莱斯特务必准备好一切，例如那把她从小客厅拿过来的栗色天鹅绒长扶手椅，这样他便能舒服地躺在上面聆听。”

1821-1867

愚蠢、谬误、罪恶、贪婪，

占据我们的灵魂，折磨我们的肉体，

我们哺育我们那令人愉快的悔恨，

犹如乞丐养活他们的虱子。

我们的罪恶顽固不化，我们的悔恨软弱无力，我们为自己的忏悔开出昂贵的价钱，

我们欢快地折回泥泞的道路，

以为廉价的眼泪能洗去我们所有的污迹。

在恶的枕头上，撒旦像赫尔墨斯一般，

久久催眠着我们着了魔的头脑

——波德莱尔《恶之花》

2014年9月3日

巴黎的魅力就在于它热爱光明也不拒绝黑暗，天堂与地狱共存一区，彼此交融，巴黎永远也不会驱除钟楼怪人，他的存在是天使的人性根源。阴阳交错在两极之间保持着一个巨大的“之间”。黑暗并非必须清除的负面力量，黑暗也构建着巴黎的魅力。“倘若凶杀、放火、投毒、强奸/还没有用它们那可爱的图案/绣上我们的生活这陈旧的粗布/唉！那是因为我们的灵魂还不够大胆”。（波德莱尔《恶之花》，徐芜城译）欧文·彼特林花了一小时勾勒了我的肖像，然后我就告辞了。我很想去看看他的厨房，但是我没吭声，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你可以正大光明地要求参观客厅、书房，工作室，甚至卧室，但是厨房，“君子远庖厨”，难以启齿。

四年后我再次路过勒莫昂红衣主教路71号，大门关着。那位作家已经停笔。世界依然如故，此刻世界上不会有几个人在看乔伊斯的小说，但不妨着他的作品继续存在，就像院子里那些树，谁关心它们？但它们总是在那儿或别处。大门再次打开，走出来一个戴头巾的女仆，她牵着一个小孩。

2018年2月18日

巴黎的基础是来自塞纳河流过的朗格勒高原上的石头，垒外墙的一般是米黄色的石灰岩。从这些石头中生长出卡拉瓦乔、让·弗朗索瓦·米勒、席里柯、德拉克罗瓦、亨利·卢梭、莫迫桑、司汤达、马勒、圣-桑、夏多布里昂、兰波、魏尔伦、普鲁斯特、海明威、波伏娃……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咖啡店、书店、花店、古董店、花园、马赛曲……最后，他们也成为巴黎的矿物质。它们像地质运动造就的贵金属一块块镶嵌在巴黎的黑暗地层中。铺地的是灰石帕维（pavé），帕维铺遍巴黎，这些拳头大小、质地粗糙、可以磨砺利器的石块曾经翻天覆地，1968年被年轻人一块块撬出来握在手中，掷向体制。“挺身向世界而出”（梅洛·庞蒂），巴黎暗藏的火山喷发，满地碎石滚滚。革命不仅仅是一堆观念，革命者像那些铺路工一样，成为劳动者，将石头一个个撬出来，抛掷到五米开外。只是劳动的方向不一样，一个铺就秩序，让市政当局规定的道路通畅，另一个破坏。那几个星期，巴黎城重新行走艰难，回到大地上。革命之后，又花了几年工夫将它们一块块铺回去。有人收集“帕维”放到网上卖，卖到80欧元。法国记者洛朗·若弗兰（Laurent Joffrin）指出：“从5月24日起，学生运动便失去了人心。到5月30日，运动加速超越历史，接着便敲响了戴高乐起死回生的钟声。……运动没有表明多元化的旧民主制度和混合经济已经衰竭，相反巩固了这种制度和经济。”

巨大的岩石

搬运到平原上

为国家奠基

小块的玉

打磨于砂轮间

将要取悦夫人的手腕

无论被改造成庸俗或者尊贵

永恒是必然的

（2014年9月11日）

2014年9月28日

有一块巨岩叫作巴尔扎克。我跟着潜水员野狗，走去塞纳河畔一处悬崖下面的巴尔扎克故居，野狗小时候来过，我跟着他到处找。他需要整理记忆，这种记忆与导游唯利是图的记忆不同，他得先回忆起一个足球落在某处，一个水坑是在哪里淤积着烂泥，是的，那边，就是那道门，他的伤疤。现在看不出是悬崖了，修了楼梯。再往前走是塞纳河。外面是花园，木靠椅上有人在晒太阳，仿佛他们是某种刚刚被洗过的织物。故居里面有罗丹用石膏塑的巴尔扎克睡衣的雕像，立在阴暗的房间里，相当白，像是一具站着的尸体。罗丹的雕塑太实了，只是比蜡像粗糙一些。他的加莱义民令人震撼，令人震撼的谴责和捍卫，即使你不知道那谴责和捍卫的具体对象，他塑造了谴责和捍卫本身。法国爱憎分明，这不是一个暧昧的国家。巴尔扎克画了那么多字母，大部分已经失踪，还剩几页落在展柜里，草稿，疯狂的草稿。我印象深刻的是“外省”这两个字。巴尔扎克使“外省”从庸常脱颖而出，赋予它一种波西米亚、先锋派的味道。《外省生活之场景》，我在70年代读过。“外省”一直激励着我，外省意味着遥远、野性、野心、傲慢、夜郎自大、疏离感、遗弃感、局外人、孤独的奋斗、“牛犊不怕虎”、忽略、疯狂、天生的反抗、嫉妒……巴黎天才都来自法国外省，这些五湖四海的于连对巴黎朝思暮想，就像唐代的中国才子梦想着长安。而另一方面，真正的天才也尽量疏远巴黎，以赢得巴黎这个文明的最高核准当局的永远垂青、臣服。塞尚漠视巴黎，凡·高疏远巴黎，巴尔蒂斯远离巴黎，兰波抛弃巴黎……他们假惺惺地说什么“生活在别处”（兰波），最终只是为了进入罗浮宫或者先贤寺那不朽者的行列。文字已经不重要了，外省人巴尔扎克已经成为巴黎的一部分，与葡萄酒、奶酪、羊角面包、罗浮宫、乌鸦、咖啡馆、跳蚤市场、巴黎圣母院、塞纳河……一道组成巴黎。他会不会在写不动的时候，站在某一扇窗子前像一位古代中国的作者那样，去塞纳河泛舟？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他喝咖啡，彻夜地喝大量的咖啡，咖啡支持他的写作。这种饮料比墨水还重要。最后这种接近黑夜的饮料也毁灭了他。“巴尔扎克的写作是一种饥渴的写作。写作中的饥渴像愈来愈浓的烈焰，驱使他成为一只写作的陀螺，在创作的进程中越转越快。他快要成为一台机器，不，就是一台写作的机器——那种不顾个人生命之危的进入状态的写作，以致最后，他因深夜写作和用大量的咖啡刺激神经而导致了胃部损坏，以致最后他用来写作的手都不听使唤了……（莫洛亚《巴尔扎克传》）在巴黎你能不喝上一杯咖啡吗？即使你饮毕即亡。咖啡在其他地方是咖啡，在巴黎，咖啡是神灵的液体化。有一天，我与一位旅居巴黎二十年的朋友经过兰波小巷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问，你有没有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喝过一杯——愣了一下，没有——那么现在进去吧，然后我独自走了。

2018年3月1日

塞纳河源头在巴黎东南275公里处，海拔470多米的石灰岩丘陵地带，一个狭窄山谷里有一条小溪，沿溪而上有一个山洞。水就从这个洞流出来。远古高卢人传说，这个山洞里住着送水女神塞纳。塞纳河就以她的名字为名。塞纳河就是女神塞纳之河。这个起源决定了巴黎的混沌。塞纳河穿过朗格勒高原，两岸有无数的城堡、教堂、乡村、城市，随着启蒙运动，塞纳河两岸已经文明化了，有些地方都看不见原始的河岸，被切割得整整齐齐的石块遮蔽起来。启蒙，也是对混沌的遮蔽。“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周）经过数个世纪的风吹雨淋，流速的打磨，水液的侵蚀，这些石头又回到了原始。这个原始不是那个原始，这种原始是文明的原始，塞纳河作为这种原始之道的载体，一直滋润着巴黎。大地的洪流，也是精神的洪流。无论文明如何辉煌，这古老的河流依然来自它的源头。塞纳女神就像穿过巴黎的一头野兽，令巴黎永远不会断绝与大地的联系，总是在守成与决堤之间创造着。“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罗曼·罗兰）只有天空是不够的，只有落日是不够的，只有教堂与宫殿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大地传来的气息，那种古老的喘息、涌动，浸润、潮湿，那种在春天中洗衣的美妇般丰满的水光。塞纳河穿过巴黎，巴黎环绕着它，簇拥着它，以一座座教堂、公寓，宅邸、花园、图书馆、咖啡店、街道、购物中心、美术馆、博物馆……而这些文明的产物无不渴望着野性，它们从这头巨兽的身体中一次次觉悟我是谁？我自何而来？我待在这里干什么？巴尔扎克为野兽辩护：“这居民是一只野兽”，“他经常感到希望渺茫，这时他就和花豹玩耍。他终于能够辨别她各种不同的喊声，各种不同的眼光，他仔细琢磨了她金色袍子上各种不同的花斑。当他抓住她可怕的尾巴末端上那一簇毛时，她一声都不哼，他想数一数这簇毛有几个黑环和白环，在阳光下这些环像珠宝似的熠熠闪光，是十分高雅的装饰。他喜欢欣赏她优美柔和的线条，雪白的肚子，美丽的脑袋。不过他尤其喜欢在她嬉闹的时候欣赏她，她的敏捷，动作的矫健，总使他感到惊异；她跳跃、匍匐、滑行、隐蔽、攀缘、打滚、蜷缩、腾飞扑跃，身腰之灵敏，使他赞赏不已。”（巴尔扎克《沙漠里的爱情》）夏多布里昂热爱的是：“万籁无声，河这边却是一片骚动和聒噪：鸟喙啄击橡树干的笃笃声，野兽穿越丛林的沙沙声，动物吞啮食物或咬碎果核的咂咂声；潺潺的流水、啁啾的小鸟、低哞的野牛和咕咕叫的斑鸠，使这荒野的世界充满一种亲切而粗犷的和谐。”巴黎一直持存着它的野性。泛神论者卢梭说：“我们身患一种可以治好的病；我们生来是向善的，如果我们愿意改正，我们就得到自然的帮助。”（《爱弥尔》）日夜不停地穿过巴黎的塞纳河大神就是这种永不停止的“帮助”，它使巴黎极度文明，又极度原始。这种奇妙的悖论导致了巴黎的伟大混沌。塞纳河意味着浪漫主义、波西米亚、爱情、青春、远方、造反等这些世界青春文化中俗不可耐的主题词。它也意味着存在主义。“他们有时会对新一代人的做事方式感到困惑不解。1968年5月20日，萨特向大约七千名占领了索邦大学大礼堂的学生发表了讲话。在所有想要参与其中的热忱知识分子中，萨特是被选中拿着话筒，向混乱的群众讲话的那一个，一如往常，他瘦小的身躯，很难被注意到，但他担纲此角的资格却是毋庸置疑的。他先出现在一扇窗户前，就像教皇站在梵蒂冈阳台上一样，对着庭院里的学生发表演讲，随后才被领进了挤满人的礼堂。学生们把里面挤得水泄不通，甚至还爬到了雕塑上，‘有学生坐在了笛卡儿的臂弯上，有人坐在黎塞留的肩膀上’，波伏娃写道。安在过道柱子上的喇叭把演讲传送到了外面。一台电视摄影机出现了，但是学生们叫喊着要求把它弄走。尽管有话筒，为了让大家能听清楚，萨特不得不大吼着讲话，不过，人们慢慢安静了下来，开始聆听这位存在主义前辈的讲话。”（《存在主义咖啡馆》）虽然文明一再赋予巴黎某种世界本质、意义，甚至是彼此矛盾的意义，比如法国大革命和巴黎香水，但是塞纳河一直都是巴黎最基础的存在，巴黎的身体，开始。塞纳河总是令巴黎一夜之间就回到洪荒，一篇报道记载：“1910年1月20日，塞纳河水位为3.8米。6天之后，水位涨至7.39米。阿尔玛桥下的轻步兵雕像被水淹至脖颈，成为当时巴黎人竞相参观的独特景观。此后，轻步兵雕像便成为衡量塞纳河水位的标尺。塞纳河水量上涨八倍，街道变为河流，出行均靠小船摆渡。1月28日，塞纳河水位达到峰值：8.62米。投入使用不到十年的巴黎地铁陷入瘫痪。”

2004年8月27日

巴黎的一处著名风景是塞纳河边的书摊，一些破旧的木箱子一排排悬挂在河边的石头围栏上，白天，书贩们跟着狗，不知从哪个角落里钻出来，一把把打开箱子上的锁，把书摆开。那些箱子很大，里面拿出来的东西，不仅是书，还有帘篷、凳子。可以立即安装起一个个防雨遮阳的棚子，收摊的时候，书和所有什物一起收进箱子里去，锁上。夜晚，一排排被雨水洗旧了的箱子挂在河畔，就像是一个个蜂箱。书摊子上都是些旧东西，旧书、旧照片、旧明信片、旧唱片、旧CD，等等，很有可能找到一个19世纪的铁皮烟盒或者一副镀银的老花眼镜。也有新东西，钥匙扣啦、画片啦、纪念品啦。这些书摊很知道什么是世界潮流，这个世界太右呢，它就挂着些左派的东西，格瓦拉的相片啦、列农的绝版唱片啦、马克思的手稿仿制品啦、嬉皮士的纪念衫啦，等等。这个世界朝右转呢，你会发现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洪堡……的绝版书“漫不经心”地浮到了书架的表面。左派如今很时髦，很有旅游价值。巴黎的游客来自世界各地，大都是有闲人，至少不是无产阶级，至少得有点知识，至少得对资产阶级的成功社会和那个在全球所向无敌的现代化有那么一点点无伤大雅的恶心，至少不喜欢点击手机而喜欢古老的翻阅这个动作。从前，《圣经》是被用指头沾着口水翻开而不是点击，没有人点击手机的时候在舌头上沾一下。所以，在塞纳河边翻书的人总是有点不同凡响，有点装模作样，有点像是在买卖毒品，确实是毒品，许多书这个世界从未开禁。书贩很是会迎合这种知识分子的过时虚荣，书摊上摆着的玩意，总是有点发霉的气味，以颜色发黄为荣，有点另类，有点波西米亚色彩，有点玩世不恭，有点感伤，有点怀旧；与诗歌、音乐、前卫戏剧、后现代哲学、同性恋、魅力、反抗与怀疑、先锋派、大麻什么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坐在书摊前面的老板多数是穿牛仔裤和皮夹克的中年人、老人，他们的衣着暗藏着昔日先锋派的时髦，陈旧但依然叛逆。把世界改造成嬉皮士乐园的激情消失了，深知消费社会之不可动摇，只好我行我素，天长日久，甘当犬儒（百度：指古希腊犬儒学派的哲学家。他们提出绝对的个人精神自由，轻视一切社会虚套、习俗和文化规范，过着禁欲的简陋生活，被当时人讥为穷犬，故称。后亦泛指具有这些特点的人。其实犬儒在中国魏晋时代满街都是：“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在巴黎，再也找不到1968年那场曾经有过“火噼里啪啦地烧。震耳欲聋的枪声。枪林弹雨如洪水骤至”这些场面的革命的丝毫痕迹，但从这些书摊上，你依稀可以感觉到那时代的魅力。萨特的肖像放在某个书架上，神色黯然，对于这个新世界来说，他已经来到这个有些没落的位置，他已经从时髦成为古董。

1977年，昔日在地下东躲西藏的旧书开始露面了，昆明白云巷出现了一个旧书交换市场，拥有旧书的都是中年以上的人。那时候我二十多岁，还没有几本藏书，一有时间就去那个小巷奔走，慢慢地我有些自己的书了。我是多么热爱这个地方啊，在我记忆里面，在那里换书的都是些人物，他们仿佛都是从巴黎塞纳河边的书摊赶来的，同样的衣着邋遢，同样是散发着书籍的霉味，这些人都是“文革”中暗藏下来的民间知识分子，工人、知青、百货公司的售货员、修脚匠，钟表匠、理发师、书店店员……大家说起法兰西、俄罗斯、希腊什么的文学如数家珍，有些彼此炫耀的味道。可以在光天化日下如此喧嚣地谈论西方文学，简直像做梦，要知道，关于文学，我们已经像老鼠那样窃窃私语多年。这个自发的书市存在了两年多就烟消云散了，没有成为一个传统，到现在，昆明连卖旧书的书店都找不到了。

在靠近罗浮宫的那一段，遇见一位女书贩。老太太，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衣服，内衣上裹着一条真丝的素红围巾，外衣上披着一条黑色的钩针蕾丝围背，挎着一个羊皮小包，就像一棵苍老弯曲的白杨，脸上密布灰白色的皱纹。好像就是从她正在卖的那些色泽暗淡、有股霉味的旧书本里面钻出来的一个小人物，巴尔扎克的模特儿。衣冠邋遢，但暗藏着价值连城的细节，也许那鞋带或者别针什么的来自1968年的5月。我觉得她有些像当年在煤机厂车间听我讲故事的某个女工。我请傅杰翻译，与她谈了几句，在这里卖书多少年了？我从1948年就在这里卖书，她哑哑地说。在中国，恐怕找不到一个1948年到今天都在卖旧书的书贩，这个国家的书贩子早就衰亡了。就算某人有这个心，他也熬不过1966年的焚书运动，就算他从“文革”后开始，他也熬不过这个世纪永不衰竭的“焕然一新”运动。看法国历史，知道这也是一个热衷于革命，有一种“胡搞瞎搞的激情”（《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的国家，但在这里，革命的目标并不是“维新”，而是丰富和创造生活世界的空间。革命并不意味着以某种想当然的社会图纸标准化世界，1968年的革命在以“富”为荣，以“富”“重估一切价值”的社会里闻所未闻，那革命的目标居然是：“真正的富有一旦对人昭示，那么物质上的富有就立即退居到次要地位——不过是一块颜色单调的背景布幕而已。”“这个体系（指资本主义现代化福利社会乐园）除了消费者迷思下的私人享乐外还有什么‘奇魅’可言呢？假如‘丰裕富足(affluence)’在一朝一夕之间对你不再是所有一切，那么它马上什么都不是了。”（《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听上去1968年的革命仿佛是老子庄子领导的，法国1968年的革命没有“杀富济贫”、血流成河是个事实。革命之后，“连猪走路的记忆都丢了”的消费社会继续消费，但“富贵于我如浮云”“拒绝成功”的先锋派生活方式和精神也受到尊重和敬畏，成为巴黎生活中一股不可轻视的反讽力量。革命激发生命的活力，但并不消灭生活的丰富和多元。老太太说，她之所以一辈子在这个地点卖书，是因为喜欢前面塞纳河上的那座桥，“我喜欢看桥上那些云”，她说，她读过庄子的书，非常欣赏。那座桥的对面是巴黎监狱，那些戴着铁盔的圆堡无论在乌云下、阳光里还是黑夜中都是阴森森的。一群乌云越过塞纳河来到了监狱之上。天空暗了，风狂扯我的衣裳，雨挥舞扫帚把我赶进一个咖啡馆里去，在那儿，我用汉语记下几行，当了一回巴黎诗人。我第一次写诗，是在湄公河以东的云南陆良县的小平原之上，那是云南高山中最大的一块平原，某个普通的乡村中藏着伟大的爨龙颜碑，它正在被当作一块做豆腐用的案板。1970年冬天，我在我父亲流放的破庙里用练习本开始写诗。

窗帘换了 塞纳河上没有船只

新来的妓女是远东的闺女

天空继续着空阔的伟业

夕阳还在树叶间化妆

被歌唱过的波浪还在流浪

秋天 依然在魏尔伦的发茨间闪光

那些小掉的戒指还在 那些失效的老花眼镜

和瘪咖啡壶还在 忧郁与悲伤还在

幸福也没有溜走 小偷刚刚甩着手上路

在街角 点燃了下一支纸烟

那本诗集停泊在旧书摊上

风匆匆地翻着它 写下的句子是什么

它没有眼睛 它抚摸着河水 它看不见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