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昫男

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余华的小说以“破坏”日常规则而著称，这本身更意味着一种“创造”。《在细雨中呼喊》(以下简称《细雨》)以其破碎的时间、空间结构，与以往小说不同的现实生活描写令人耳目一新。趋于平和的叙事并没有降低其先锋的属性，作为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多年来形成的对《细雨》的研究成果也是颇为丰厚。它们或者从细雨与呼喊的意象着手，探讨人生的悲苦境遇和荒诞性；或者从语言形式入手，强调作者对“真实”的叙述等；更有从“儿童文学”视角、“成长主题”视角等多方位的研究论述。就像余华的小说不断回到童年一样，研究者对余华的研究也不断地回到《细雨》这篇小说。但是在众多论述中，对于小说中祖父孙有元这个人物却没有更多的重视。孙有元是余华在《细雨》中着墨较多的人物，小说讲述了他前半生的强悍，后半生的卑琐，并从孙有元的性格特点的转变，以及其生命状态与现实世界的排斥关系，表达了作者所要体现的人与世界的悲剧关系。

人和世界的关系处境是当代小说创作常见的母题，《细雨》是侧重内心体验的自传体心理小说，它以“我”的不规则的回忆为线索，不断回到少年、儿童时代，细密地叙述了“我”的内心经历和体验。小说中的人物都代表着不同的生命状态，每个人内心的欲望在现实中被突显与打磨，体现着人的卑微、盲目和对现实的恐惧、焦虑，他们与现实对抗是注定失败的。

在令人恐惧的非理性的世界中，恐惧、孤独、苦难是重要的表现对象，但是余华不再摄取那些极端性的暴力和死亡的情节，而是把每个人物的欲望作为事件的爆发点，把人物在苦难、恐惧面前所体现的人性作为叙述对象，打破日常的常规体验从而获得一种内心的真实，使人物形象更加复杂饱满。“如果说余华在《细雨》中前所未有地重视起人物的性格来，孙有元应该是余华塑造的第一个最具有性格意义的人物。”小说从孙有元的妻子、岳父、妻子的前夫等人物来对比写孙有元，并描写了他前半生强悍和后半生卑琐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不同生命状态衔接得自然，这取决于作者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独特思考，即不可逃避的生命悲剧对于人生来说是贯穿始终的。相对于恐惧、苦难、孤独的现实来说，生命悲剧是一种永恒的存在。

孙有元前半生的强悍与后半生卑琐的生命状态是现实的表现形式，然而真正的生命本真的内容与其生命状态是存在一种悖反的。前半生强悍，他的精神却在一种卑微、崇拜中煎熬；后半生卑琐，他的精神却无比坚韧，体现了比前半生更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前半生和后半生的生命形式与精神世界没有契合，则更体现了生存之于人的悲剧内涵，以及在这种内涵下人性的复杂与张力。

一、传统贵族崇拜意识与平民生命力的野性

余华在《细雨》自序中说“孙广才的父亲孙有元，他的一生过于漫长，漫长到自己都难以忍受，可是他的幽默总是大于悲伤”。在小说中，孙有元有着漫长的一生，这在于他本身对生命的留恋，即使生存异常艰难。孙有元之于叙述者“我”是祖父的身份，之于孙广才，他是一位父亲，但在他身上没有体现“父亲”应该具有的责任与温情。整部小说中，作者都没有展现“父亲”如何延续、发展生命，而是在他的生命中显著地刻上两个字“生存”，这对于孙有元来说是其一生都在奋斗的事情。

对于孙有元前半生的生存刻画，作者充满了豪情，这与余华对其他人物的描述是大不相同的。因为“我的曾祖父是那个时代最为聪明的穷人，比起我祖母的父亲来，他显得那样的能干和朝气蓬勃。这位一直浪迹江湖的老人，身上具备了艺术家的浪漫和农民的实惠”，所以“他弄出来的，并且在他的熏陶里长大的我的祖父，也同样出类拔萃”。曾祖父的生命状态显得“生机勃勃”，安放龙门石也被渲染得隆重、辉煌，安放失败后曾祖父决定入大牢承担责任，而祖父“面对将失败转换成荣耀的父亲”，也“激动起来”，并且“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孙有元都被父亲弄虚作假的英雄气概激励着”，所以孙有元发誓要挽救这座石桥，他的聪明才智也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他成功了，所以带着他父亲留下的石匠继续着祖辈开创的事业。孙有元无论是生命气质，还是事业理想都来自古老的祖辈的传承。

而在这之后他来自血液中的野性也显露出来，当造桥的雄心壮志被热衷于破坏的时代毁灭时，石匠班为了生存连洗涮僵尸和掘坟的事情都干，这时候古老传承中的野性表现为匪气的强悍。祖父扛着他父亲的冻僵了的尸体去当铺，以尸体为武器与当铺伙计搏斗的情节更是惊心动魄；而埋葬了父亲之后，他背着益母草成为了江湖郎中，在治坏了人以后的越窗逃跑证明了他的“有勇有谋”；当他的母亲被野狗吃掉，祖父疯狂了，像野狗一样张开嘴巴扑了上去，把野狗吓跑了。这种充满野性、匪气的生命力在莫言那里比比皆是，而在余华这里是绝对的少有。余华说“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尽管在塑造祖父的形象时作者已经清减了很多暴力、血腥，但是那股野性的生命力中的暴力之气仍显露无疑，它来源于人物内心的渴望，更来自于祖辈英雄气概的传承。

祖父孙有元的形象在遇到祖母以后呈现出对于贵族身份的弱势、自卑，与传承于祖辈的强悍生命力形成一种二元对立，即“我祖母值得炫耀的出生，使孙有元一生都黯淡无光”。祖父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表达着对命运的感激”，并且在以后的30年里，祖母、以及与祖母相关的岳父、前夫等人形成了一种贵族势力，祖父一直以自卑的心态生活在对这样的贵族势力的崇拜中。被前夫休掉的祖母在祖父面前绝对强势，使祖父时常“垂着双手，谦卑地站在祖母的脚盆前”，并且由于祖母对于前夫的标榜，“使那个身穿长衫的家伙成为了我祖父自卑一生的镜子。”对于祖父的岳父的详细描述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岳父的形象是一个标准的封建知识分子，并且是以一种身份地位来实施“暴力”的。他不会手提扫帚，而是手握戒尺，使祖母的日常生活都变成了仪式，并为她选择了和他一样的丈夫；而祖母又把他父亲的规范带给了祖父，祖父和他岳父的一次会面“让我祖父目瞪口呆。这个在阳光下故作深沉的秀才，在孙有元眼中比民国的官员更具威风”。虽然祖父有来自祖辈传承下来的强悍的生命力，事实上这股生命力也比他岳父的封建迂腐更具生机，但是祖父还是屈服在这种贵族崇拜中。祖母出生的高贵和富裕成为祖父长久的回忆，在遇到祖母之后，孙有元的强悍、野性被其内心对于贵族身份的屈从包裹了一层卑弱的“皮”，从而也削弱了那种强悍的张力和持久力。正是这种性格的悖反奠定了其生命悲剧的根源。

二、生存欲望诠释下的坚韧与卑琐

生命力强悍的祖父晚年的形象“就像一把被遗弃的破旧椅子，以无声的状态期待着火的光临”。余华没有像莫言那样给一个具有草莽英雄气质的人以悲壮的结局，而是在强悍之后，给了祖父一个漫长而残酷的现实境况。晚年的祖父失去祖母又丧失了生活能力之后，他承受着儿子给予的谩骂与屈辱。而之所以他能够生存下来，源于人类的生存本能，不顾一切的活下去，尽管只是活着，但是这是强悍的生命力外化的韧性和信念，余华说：“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祖父一生的欲望就是生存，这在他的后半生尤为强烈。

祖父晚年是在与儿子孙广才的斗争中求生存的。在这里，从曾祖父到祖父维系的父子传承关系已经荡然无存，祖父生命力中的强悍与智慧完全没有传承到孙广才身上，而孙广才无耻无赖的性格把孙有元应有的父亲地位和形象都消解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父亲”这一重要的人生角色被摧毁，孙广才的暴虐的父亲形象让儿子们愤恨，让孙有元害怕，曾经具有草莽气质的男性硬汉似的人物成为“背上一个蓝布包袱，怀抱一把破旧的雨伞”悄无声息地在两个不愿供养老人的儿子家游走的不幸形象。

传统与现实，在孙有元身上呈现了鲜明的对比，他的生命状态被分割成两个部分，与他的长辈，即曾祖父、岳父相比，他在晚辈面前丧失了权威，看到村里人的笑容他总是战战兢兢，语气里永远是急切的表白和自我责备。为了生存而极力讨好每个人的祖父获得的是晚辈们更加漫不经心的对待，这与他前半生对于父亲、岳父的崇拜形成了反讽。他对长辈的遵从没有换来晚辈对他的尊敬，他只是一个在生活中努力讨几碗饭吃没有生存能力的老人。晚辈从他这里唯一继承的性格是“暴力”，并且成为了他们性格的主要表现形式。孙有元身上的那种聪明而又有勇气的生命力并没有遗传下来，他的儿子以阻止他吃饭的不孝的行径，对他生存的威胁的语言暴力把他先前所体现的外在强悍压榨得干瘪了。

晚年的孙有元丧失了生活的力气，然而他的生命力却更加坚韧，“内心的力气”成长了起来。他年轻时候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使用手段与儿子斗争上，虽然唯唯诺诺，但是对生存的渴望却是比以往更加强烈。吃饭的时候“低垂着头颅一副担惊受怕的模样，可他吃饭的速度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手上的筷子在夹菜时一伸一缩的迅速令人吃惊”。“他长久地坐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无声无息地消磨着他所剩无几的生命。而当吃饭时，他却像闪电一样迅速出现，往往把我们弟兄三人吓一跳。”在打碎碗后诬陷给弟弟，面对“我”的正义声音用平静慈爱的语气使我想要告发的勇气崩溃，这也是祖父对付“我”的一种策略。祖父以其顽强的生命韧性战胜了狂躁暴力的父亲，完成了祖辈对晚辈生命状态的胜利和蔑视。

但是祖父对父亲的胜利只是心理上的，在现实状况中，祖父面临的恐惧、苦难的生存困境是时时存在的，这体现了余华一贯的悲剧意识。生存悲剧是一种贯穿人生命始终的存在，它比现实更长久，更无法逃避，或者说人的生存本身就是在不断地承受责任和苦难。孙光林在被父母送给别人离开南门时，在小路上，与祖父擦肩而过。5年以后，他独自回到南门，又和祖父相逢在那条路上，这个情节的描述充满了意味深长。在这个家族中，两个最早意识到苦难的承受体，命定的相遇，又都对苦难进行抗争，而祖父是更具悲剧色彩的。那个漫长的弥留充分地展示了孙有元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不能死亡的焦虑，甚至呼喊不能活着，活着儿子就要受穷。这是一场不能避免的悲剧，他最后要求的棺材，儿子也没有给他。

在《细雨》中，充斥着零碎的记忆碎片，祖父的后半生是在不断回忆和与父亲斗争中度过的，现实的痛苦，映射了回忆的温馨，即使回忆中的温馨更多的是来自祖父自己思维的氛围臆造。然而回忆也只能是对现实的舒缓，不能代替现实的残酷。

卑琐的祖父承受着足以让人原谅其卑琐的苦难和屈辱，但是“孙有元面对屈辱时的镇静”让人吃惊，“他总是慈祥并且微笑地望着别人对他的攻击”，这是祖辈传承下来的生命力量经过残酷的打磨后，余华把它转化成一种令人敬畏的生存财富。这是豁达、隐忍、无奈、磊落的心境的交织，所以“我成年以后每次想到祖父，所看到的往往是他那动人的微笑”。这个人物在余华的笔下给人以人性的震撼，强悍的生命力被岁月残忍地洗涤之后形成对平凡生存的唯一追求，对于人生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虚无和悲凉。但这就是“真实”。对于苦难和屈辱，祖父的态度是面对，而不是逃避舍弃，在临终之际他用最后的力量与阴雨的天空较量。把“菩萨”扔到水里去浇，超越信仰的强悍又重新回到了祖父的身上，当天空晴朗以后，祖父开始等待死亡。“孙有元死前，和村里一头行将被宰的水牛极其相似。当时在我眼中是巨大的水牛，温顺地伏在地上，伸开四肢接受绳索的捆绑。”“刚开始我和弟弟一样无知地认为，水牛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可是我看到了它的眼泪，当它四脚被绑住以后，我就看到了它的眼泪，掉落在水泥地上时，像雷阵雨的雨点。生命在面对消亡时展现了对往昔的无限依恋。水牛的神态已不仅仅是悲哀，确切地说我看到的是一种绝望。”孙有元最后形态的绝望和无奈没有展现出对死亡的抗拒，他承受苦难，面对屈辱，最后的死亡姿态本身就是一种苦难。孙有元种种复杂的形象特征最后都指向了不可逃避的生命悲剧状态。孙有元的形象无论是对《细雨》来说，还是对余华创作生涯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