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良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倚仗坦克大炮长驱而入古城南京。其后六周之内，日军将人类的兽性极致发挥，机枪和屠刀朝向无辜市民和被俘官兵。

历史是书写过去的最佳方式之一，对于如此惨痛的一次人类浩劫，后来人给予文学叙写也应是必要，即使这叙写可能只是出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最起码的义务、最基础的感情。从张纯如到严歌苓、哈金和郑洪，境外华人作家南京大屠杀相关叙事接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正视他们的叙述立场和书写过程中渗透出的魔魅。

一、重现浩劫历史的祛魅叙事

在展开新移民文学南京大屠杀论述之前，我们绕不过一本畅销书——《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以下简称《南京大屠杀》)，因为正是记者、作家张纯如在必要的时间段和相当规模上第一次唤起民众对“二战”中那段最黑暗历史的深度关注。“日军攻入中国古都南京。几周之内，30多万中国平民和士兵遭到有计划的强暴、折磨和屠杀——死亡人数超过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遇难人数的总和。张纯如从三个视角讲述了南京大屠杀：一是日本人的视角，二是中国人的视角，三是一群不肯抛弃南京的西方人的视角，他们创立了安全区，最终拯救了约30万名中国人。”“张纯如不仅在书中详述了日军疯狂暴行的细节，而且分析了在军国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士兵对人类生命的漠视。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并首次发掘了许多重要文献。该书是关于这段恐怖历史的权威之作。”联系张纯如的学习经历，大多人都把该书视为一本历史著作(包括该书版权页上也标明“史料”)，而笔者在接受其历史书写性质的同时，还愿意视其为一部具有较强文学性的著作。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说：“该书读来令人心碎……扣人心弦的一本书。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引发了我们对许多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不仅包括日本的军国主义，还包括那些虐待狂、强奸犯和谋杀犯的心理因素。”美国学者、《毛泽东传》的作者罗斯·特里尔说：“任何对战争、自以为是和人类精神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的人，都会发现该书的重要意义。”《南京大屠杀》关于“日本士兵对人类生命的漠视”的分析，引发读者对于“那些虐待狂、强奸犯和谋杀犯的心理因素”的思考，包括因“对战争、自以为是和人类精神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则已能“发现该书的重要意义”，而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历史书写可以建构起来的，尤其是“该书读来令人心碎”，更显示出张纯如不经意间制造的文学功效。面对暴行历史，文学应该在场，而且应能够在实现历史记写的同时，给予事件展开精神层面的文化质询。比较地讲，历史偏于坚硬，文学长于柔软，恰恰是因为具备一定的文学性，《南京大屠杀》才那般“扣人心弦”。

当然，强调《南京大屠杀》的文学性，不是意在说明《南京大屠杀》成为新移民文学相关叙事的影响源，特别要提及的是张纯如的身份——第二代美国华裔，这是其从感兴趣到专注于南京大屠杀不可回避的原因，而这一点也正是考究新移民文学关注南京大屠杀叙事的身份意识与心理动力的参考。“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时，我还很小。事件，是父母讲述的，他们在中国多年的战乱和革命中幸免于难，后来在美国中西部的大学城担任教职，得以安身立命。”“但他们从未忘记中日战争的恐怖，也希望我不要忘记这一切，他们尤其希望我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在我的整个童年，南京大屠杀一直深藏在心，隐喻着一种无法言说的邪恶。”张纯如的祖父张乃藩是江苏涟水人，1930年中央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考取国民政府政务官，先后任职江苏省宿迁、太仓两县县长，日军侵华开始他便跟随国民政府军辗转跋涉，曾亲眼目睹日军的暴行。其外祖父张铁君曾居住南京，在日军进占南京之前，一家人很幸运地逃离南京。需要强调的是，华裔身份，包括祖父辈、父母二人的经历和教诲，成为张纯如感兴趣于南京大屠杀的外在动因，也为其实现相关写作提供了境内书写者不具备的条件和视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尚未移民的严歌苓为“3S委员会”(纪念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的委员会)工作，在阅读三位美国记者于中国战争年代帮助延安红军的资料过程中，她注意到“3S”之一的埃德加·斯诺曾提及《魏特琳日记》。去美国之后，严歌苓每年都参加南京大屠杀纪念集会，两次遇到对她创作《金陵十三钗》很重要的一个人——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第一次时张纯如说正准备写《南京大屠杀》一书，第二次遇到时她说基本完稿了；而在旧金山、芝加哥，有很多人捐印《魏特琳日记》，那段关于妓女站出来换下女学生被日军带走的文字就这样呈现在严歌苓面前：南京沦陷、满城疮痍，威尔逊教堂成了临时的避难所。几个神职人员收留的一群避难的女学生、13个躲避战火的秦淮胭脂歌女，以及几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流散的中国军人和伤兵，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最可怕、最没有人性的大屠杀。伤兵被杀，女大学生就要被日军掳走凌辱之际，那13个平日里被视为最“下贱”的女子身披唱诗袍、怀揣剪刀，代替教堂里的女学生参加日本人的庆祝会，去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约。侠义血性造就保护众人的英雄，局促的空间里演绎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仇恨。严歌苓说过：“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这本纪实的书，对我的作品的启发是，对于那场浩劫，日本人从他们的武士精神到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演进，对这个民族，我有了深刻、宏观上的认识，对我写《金陵十三钗》应该说有很大的帮助。”可以看出，严歌苓创作《金陵十三钗》的初衷是让世界记住南京大屠杀，同时也就是日本民族着意思考屠杀发生的文化根源。

2010年1月27日，哈金于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演讲“历史事件中的个人故事”，哀叹以犹太大屠杀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相对地，有关中国历史上重要事件的文学作品却很少。他批评中国对于过去的态度：“我觉得中国有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没有出色的历史小说，好像作家很多事情都没做。”“中华民族是个健忘的民族，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文学中都未有相应的表达。日本人则不然，挨了两颗原子弹，随后就出现了《黑雨》之类的文学作品，使他们得到世界的同情”。几经寻思，他决定写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故事，来对抗失忆与健忘，并命名为《南京安魂曲》。“他的写作也是一个承认和反抗之举：一方面承认并正视那个惨剧，另一方面则反抗‘对于损失的虚化(the derealization of loss)———对于人类痛苦和死亡的感觉迟钝’，因为这些会进一步导致‘去人性化’。”“藉由描写美国传教士暨教育家魏特林，来重绘战争、重拾记忆，创造性地介入这个历史事件以及近代中国人的集体创伤，并且‘把历史升华成文学’。”一个作家的良知写作是哈金的创作源动力，同样也制造了相当的困难：“这本书死活得写出来。这是民族经验，我写的是民族的苦难和耻辱。”哈金曾和诺贝尔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谈涉南京大屠杀，大江健三郎认为这是日本应该面对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里和大江健三郎一样态度的人又有几多？“《南京安魂曲》有无所不在的正常之念，所以它有深入人心的情感渗透力，它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小说。再冒昧地追加一句：我们本土的小说准大师们，因为大多无视感人的功能，甚至根本不具备感人的心志，正常之念逐渐短缺的‘准深刻’制造流程正在耗损本也出色的才情。”移民之后的哈金瞩目南京大屠杀，以文学再写并升华了历史。

警醒于历史的后来人将眼光投注南京大屠杀，而亲身经历者对于事件则更是绕不过。1995年4月13日下午，麻省理工学院华裔教授郑洪应哈维·格林斯潘和威廉姆·马尔克斯两位美国同事之邀听一场讲座。4名学者，麻省理工学院荣誉退休教授菲利普·莫里森、历史学教授约翰·多佛、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教授马丁·舍温和日本法政大学日本历史学教授袖井林二郎，正向200余名听众讲述美国在日本投原子弹之事，声称日本才是二战中受伤甚重、苦难最多的国家。出生在南京大屠杀发生那一年的物理学家郑洪忍不住举起手站起来：“请问四位主讲人：如果一群强盗闯入了你的家中，强奸了你的妻子，杀了你的儿女，还要割断你的喉管。警察打进屋来制服了强盗，救了你的命。对你来说，这是一个警察暴力执法的故事吗？”会场上不被理睬，会后撰文表态继而被限制，1999年利用学校的定期休假前往南京实地考察。从2005年到2015年，十年间十易其稿，一名物理学家“跨界”创作的英文小说Nanjing Never Cries由从没有出版过文学作品的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刊行。一名没有文学创作经验的物理学家，以第二语言写就的长篇小说硬生生让MIT破例出版，原因就在于其创作目标——告诉西方世界的普罗大众，中日战争，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健忘是种可怕的疾病，国人对于浩劫的忘记，其负面影响甚于自然性的失忆。对于南京大屠杀，施暴者“日本人自始至终顽固地拒绝承认这段历史”，“日本许多知名政客、学者和工业界在如山铁证面前，仍然顽固地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史实”。屠杀史实的遗忘和掩盖在无意或有意之间制造了一种模糊的、神秘的巫魅化世界。“魅”从何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岸政府都没有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如以色列向德国索取赔偿一样)。即使是美国，面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也在寻求昔日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因而也未曾再提此事。”“另外，日本国内的恐怖气氛压制了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自由开放的学术讨论，进一步阻碍了世人对真相的了解。”张纯如以明显偏历史的手法，重现大屠杀的惨绝人寰；严歌苓以女性视野和角度去表现大屠杀的残忍，给予一群特别的女性肯定与歌赞；哈金叙述大屠杀及屠杀后审判战争罪犯的故事，以展示战争创伤和对人类心灵摧残来对抗失忆与健忘；而郑洪直言，“历史不容剪裁，我们有权对世界发声，把中国人过去身受的苦难说清楚，提升世界对列强蹂躏中国的认知，唤醒装睡者的良知。像我这样年纪的老人们，身历八年抗战的煎熬，有责任把这个历史的教训传下来，留给我们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子孙。”应该说，从创作目的和艺术效能上看，这几种文本不约而同地实现了之于南京大屠杀的祛魅化叙事目标。

对于如此触及人类伦理底线、震撼根本良知的悲剧事件，境内大量的文学写作者却私下里一致约定似的保持静默。是几十年的时间淡漠了血腥，还是后来人不敢面对那高扬的屠杀者的刀影，亦或是出于善意而不愿重提曾经的哀悲……不能不思考的是，为什么是新移民作家这么相对领先而比较集中地投注目光，是什么样的心理机制促使并帮助他们完成南京大屠杀叙事。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世界各地的华人之间存在广阔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一个促进南京大屠杀真相公之于世的草根运动应运而生。在华人聚集的城市中心区，如旧金山湾区、纽约、洛杉矶、多伦多以及温哥华，许多华人积极分子通过组织各种会议和开展教育活动，宣传日军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第一代美籍或加拿大籍华人，跟我一样，都认为要在所有幸存的受害者去世之前让他们为南京大屠杀作证，将他们的证言公之于世，将甚至要求日本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赔偿。还有人希望将他们对战争的记忆传递给子孙后代，以免北美文化的同化导致他们遗忘这段重要的历史”。新移民作家南京大屠杀叙事实现历史祛魅书写，给我们以未曾有的提醒。

二、覆设宗教观念的复魅叙事

“历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概念，文学作品因为重现历史内容而成为某一个时期的“镜子”，从而镜鉴“历史”事件的存在并祛除诸种力量参与制造的巫魅化历史，尤其是作家想象力下的具体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历史环境的造设，会迅速地引得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读者的认同。“‘记忆’是一个词组，‘记’与‘忆’可以拆开考察，二者存在微妙的差别。前者通常为remember，后者通常为memory或者recall。”“‘记’必须精确、翔实、客观，不可由于各种原因而虚构或者删减各种情节；相对地说，‘忆’的状况远为复杂。‘忆’同样力求真实，人们不会有意地改写回忆‘自欺’。尽管如此，由于个体情感的介入——由于崇拜、爱恋、信仰、仇恨、偏见、羞耻、创伤、罪感等情感，回忆可能篡改真实。回忆可能‘真诚’地扩大或者缩小某些事实，甚至按照某种意愿重构乃至虚构若干相关情

节。”新移民文学南京大屠杀叙事是一种“recall”，源于也努力于浩劫历史的“记”，但又不孜孜于细节的“精确、翔实、客观”，而往往是因了“创伤”、填了“信仰”而“虚构若干相关情节”。于是，新移民文学南京大屠杀叙事在获得历史范畴的理性回响和人生范畴的情感回旋之际，也因为宗教救赎意识的覆设烙下一层新的叙事之“魅”。

在结构故事方面，严歌苓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敏锐力和独到的叙事视角。《金陵十三钗》通过叙述人书娟的个人回忆展开，穿过一段幽暗的历史。小说的一条线索就是秦淮河卑贱的妓女和唱诗班的高贵女学生之间的冲突，女性主义叙事伦理之下，卑贱者演绎了一曲人性的悲歌：妓女抗日。极端的战争环境中人性的极致光芒，自一座威尔逊教堂里放射出来。男人们牺牲了，十二个死去的秦淮女性在苦难中走向神圣，十二个女学生获得新生，这新生甚至成为所有未来的中国人命运的隐喻。英格曼神甫和善的面容上镶嵌着一双救赎者的目光，这目光贯穿整个故事，这目光的照耀下，一群易了装的“女学生”“每人的胳膊肘下，夹着一本圣歌歌本”，昂首赴难，本也软弱的生命消弭在神性的永恒之光里，实现了从逃避到救赎、从假到真、从人到神的死亡式救赎。改编后的同名电影，“是一个关于死亡和新生的故事”，“死者和生者的数字正好对应。这里的数字其实并非偶然，十二和十三其实都有基督教的背景存在。这里的十二其实是指向了基督周围的十二使徒，而这死亡和新生中的另一个人则是基督十二使徒之外的另一个使徒保罗。在基督教的文化之中，保罗的关键的地位在于他给予了基督教关键的传播的机会。他并不在十二使徒之内，却又是最为关键的使徒。这里的乔治和米勒的一死一生正是隐喻了保罗的存在。”很明显，严歌苓巧妙地征用《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说，引入西方基督教基本故事作为叙事的起点、背景以及解决悲剧的方案，但是把十三个风尘女子置于一种特殊的文化和道德的背景之下，进行心灵的剖析和人性的拷问，带给读者剥丝抽茧般阅读疼痛的同时，也带来隐隐怀疑：习惯浪荡生活的妓女能够短时间内在基督精神的招引下走向“牺牲”？

顾名思义，《南京安魂曲》意在为曾遭屠戮的民国旧都南京奉上一曲安魂的歌。不禁要问，哈金是否达到这一目的了呢？移民之后的哈金在美国宗教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养成了看《圣经》的习惯，宗教精神也不自觉融通其作品中。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题材，他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把书稿删改了40多次。阅读整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魏特琳日记》等资料之后，哈金决定把“魂”安置在“安全区”——一幅插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7》——“这‘魂’不是生长在战场上，而是‘中立’区域，其心所向，当然不是杀敌、御敌，尽管也不断被魔鬼闯入、冒犯和玷污，但秉持始终不改的信条，用明妮院长的话说，座右铭是‘厚生’。”主人公美国传教人明妮在无数人因为战争撤离南京的时候留下来坚守金陵女子学院，将学校办成难民营，奔走周旋于日本军人、外交官之间，终于使一部分妇女、儿童得以存活下来，她成为难民眼里的“女菩萨”。“我想，哈金在写作《南京安魂曲》时，可能一直沉溺在记忆的隐隐作痛里。他的叙述是如此的平静，平静的让人没有注意到叙述的存在，可是带给读者的阅读冲击却是如此强烈。我相信这些强烈的冲击将会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风平浪静，读者在此后的岁月里回味《南京安魂曲》时，就会与作者一起感受记忆的隐隐作痛。”“这正是哈金想要表达的，让我们面对历史的创伤，在追思和慰灵的小路上无声地行走。在这个意义上说，哈金写下了他自己的安魂曲，也写下了我们共同的安魂曲。”读罢作品，我们是“与作者一起感受记忆的隐隐作痛”：明妮用爱救助了很多生命，也无奈地拒绝了对很多生命的保护。明妮是善良的基督徒，她为那些被日本兵抓去的女性祈祷，当那些女孩被送回来出于自尊没有吐露被强暴的真相时，她甚至相信是祷告的力量生效了。她可以一再拒绝美国方面优渥的就业机会，但还是没能躲过丹尼森夫人的排挤，患上了精神抑郁症，被迫回美接受治疗。最终，她也没能再得到学院的邀请获得重回金陵女子学院的机会。在1941年5月14日这个精心挑选的日子里，明妮打开了煤气，结束了她曾经璀璨夺目的生命。“明妮最后的选择是颇具讽刺意味的……这不只显示了明妮这位忠诚的传教士对于宗教的怀疑，也反映出作者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帝在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前并未睁开自己的眼睛，而且也没有给她最虔诚的信徒以生命的力量。这不能不叫人悲伤和怀疑。”哈金的宗教视角，成就了故事和人物明妮，但没能够提供完整而深沉的救赎路径，读者和他一样，还只能“在追思和慰灵的小路上无声地行走”。

明妮这一人物，也出现在《南京不哭》里——“金陵女大的负责人，难民口中的活菩萨”。1937年夏天，南京城里，女学生陈梅与父母兄弟过着富足的生活；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约翰·温思策为了教授的头衔，踏入国立中央大学；约翰的中国籍同学、物理天才任克文在中大带领一支团队整日埋首研究，他的新婚妻子刚刚怀孕；满清遗少范东美混迹于古玩店与秦淮酒肆，赢得博学薄幸的声名；黄埔军校毕业生孙起新官上任、意气风发……作品运用了整本书的大半篇幅就日本侵略前期南京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展开叙述，看似本末倒置，实则是把此间的平静生活与战争中的血腥残酷比对，当然也是一种祭奠与怀念。特别是约翰·温思策——其曾祖父以前常到中国买丝绸和瓷器，祖父从小就立志在中国传教——一位愿意和回国报效祖国的同学任克文一起制造梦想可以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机的美国青年。被日本特务摧残审问时，约翰把生的希望寄托于信仰，祈求“仁慈的上帝”；“当日本特务第八次把他淋醒时，他的意志已消磨殆尽。他向上帝祈祷，但拯救他的手不来。失望之余，他诅咒上帝”；当折磨的“痛苦程度一直升高”，“约翰向神道歉”，“痛苦又升高了一层”，他“得救了，原来空间是无穷无尽的”。情节逻辑上，约翰的这些反应彰显的是宗教的力量。“上升，上升，上升！明亮而舒适。到处都是光，处处是自由。没有烦恼，没有牵挂。飘入一个甜蜜的睡眠。快乐！快乐！快乐！”这纯然就是《圣经》伊甸园的复制式描摹，约翰在痛苦的折磨中因灵魂“上升”而进入“自由”世界，而在拷打审问的现实世界里，他能选择的路只是在美国大使馆的营救下黯然离开。神最终好像也没怎么关照约翰，大屠杀面前，丧失理智的人性打败了基督信仰。

我们没有根据确认上述三位新移民作家的信仰立场，但在完成南京大屠杀叙事的过程中他们一致性地以基督教作为故事的背景和支撑，这绝非一种巧合。可以肯定的是，秦淮妓女代替女学生走上不归路的神圣而悲壮的举动，其动力更多的是来自道德的善而不是基督式的爱；都城之“魂”所在地金陵女子学院已非孤岛，强奸、屠杀事件随时发生，明妮等西方传教士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上帝，却不能逃脱遭到诬陷的命运，全能的上帝却在此时缺席，“魂”难得安妥；美国人约翰·温思策协同任克文一同研发战斗机以帮助同学的祖国抗击侵略者，并一直与暗杀自己的日本特务做斗争，最后只能在同学死去后于呼唤上帝的声音里离开中国。

在20世纪中国作家那里，基督教文化被分成了两个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意义阵营，基督教会、基督教徒和基督教神学属于一个意义阵营，它们是社会化、权力化和逻辑化的基督教，它们常遭到中国作家的质疑，或被忽视其存在；《圣经》、耶稣、神圣和神秘的宗教情感是另一个意义部落，它们是文学化、形象化和情感化的基督教，也是被中国作家和文学所喜爱、表现和拥有的基督教意义。比较中国作家，新移民作家把“两个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意义阵营”合二为一，面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以基督教生存观作为相对强力的阐释性判断，结构性植入和“同情性理解”相结合，一定程度上激活了自身精神资源。然而，宗教观念的覆设对于人类浩劫的叙事展开没有在读者心里引起多么大的激荡，总感觉基督教观念的植入和作家的理解阐释没能够带领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进入宏大而深刻的阅读体验，当然也没有获得一种震撼灵魂的心理反应，盖因历史记忆、宗教关怀皆绕不开一种重要话语——国家伦理。

三、祛魅复魅之间的伦理叙事

新移民作家特定的身份，让他们在面对南京大屠杀时，不得不首先面对国家这一政治实体概念。不论是出于人类普遍的正义，还是源于基本的国家情感，新移民作家在人类浩劫和祖籍国灾难历史面前不会犯某种低级错误。也许因了生存空间的位移而有了更多的比较观察的可能，新移民作家对于祖籍国的某些方面的现状也许不是很满意，但不能怀疑他们于祖籍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得到了壮大与发展”的愿望是真实而热切的，尤其这种愿望是在他们叙述祖籍国曾遭受的被侵略与被蹂躏历史的压抑沉郁过程中得以表达的。

作家的情感世界往往真诚而浓郁，不论是沉静还是热烈，对于世界保持着积极态度的书写者会思考这繁复多变的现实生活与人性世界，并力图为未来生存提供针对性的或超越性的解决方案，宗教则成为一部分作家作如此思考的切入角度。新移民作家直面南京大屠杀显示出为受难民族代言的勇气和胆识之余，他们也在力图为受难者寻找获得救赎的可能。即使文本里尚不能看出强烈而凸显的原罪观念、悲剧意识，但严歌苓、哈金、郑洪引基督教为精神资源并于南京大屠杀叙事中思考人的根本生存问题是相当清晰的，也证实这一点使其讲述过程中氤氲终极之思和超越之思。

特别需提及的是，读者为什么在三部新移民作家的南京大屠杀叙事文本里面几乎感受不到基督教文化的慈悲、宽恕和忏悔等元素。首先，南京大屠杀被一致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浩劫和人类的灾难，其逆于人类根本价值的属性及伤害的残忍程度在受害国人民的心灵上短时间内是难以消除的，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也没有忏悔，一直对南京大屠杀极尽篡改、遮蔽甚至否认，也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情感。其次，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还只是一定范围内展开，即使是那些接受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把握与理解也是相对有限的，至于能够以基督之爱覆于浩劫而宽恕侵略者，则少之又少。再次，针对日本右翼势力为代表的态度言论，中国政府一直以明晰的民族国家意识和强有力的宣传教育手段引导国人于南京大屠杀应持的基本人性立场和普遍爱国情绪，中国人对于屠杀耻辱的历史认同是根深蒂固的，而慈悲心怀是需要时间的延伸才能慢慢建立的，至于原谅侵略者则是更需长久时间的事情。新移民作家去国之前，在祖籍国成长并接受教育，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中国立场与民族意识直接影响其于基督教观念的接受，进而制约其覆之作品时则显得比较薄弱而模糊。

国家作为政治主体与公民发生相互关系时也应制定并遵循一定的制度、政策、道德规范。移民到异国生活，祖籍国赋予新移民作家的道德属性天然地影响他们之于“国家与国家及其公民发生相互关系时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也许他们不是移居在直接和祖籍国发生对峙关系的那个国家，第三国生存场域恰恰更有利于提供一种更加客观冷静的观察视角和效果。严歌苓笔下，妓女也识亡国恨，代替学生赴难式的救赎升华出荡涤心灵的庄严感和震撼力；哈金用朴素得近乎琐屑的文字展示了一个外国女人在并非自己的同胞面对异族凌辱杀戮之时的种种作为，力图为受难的古城安魂；郑洪让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任克文毅然踏上归途拯救破败危亡的祖国，视死如归的大丈夫成为国家的脊梁。在人类的悲剧面前，新移民作家选择了伦理正义。虽没有直接面对侵华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在祖籍国的成长经历深深地印刻在记忆里，移民美国之后，严歌苓、哈金和郑洪站在第三国的土地上以普遍的人性立场思考并表现人类浩劫，在历史与宗教的间性里制造了相当的思考空间。新移民作家记写屠杀历史，叙述悲剧人生，历史与人生在20世纪一次巨大的社会事件面前彰显出相当的现代性张力。

历史是有温度的，这种温度是人的态度，反衬出后来人对于历史深处人性的解读。侵略者的恶辐射在整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知人性的恶，才能珍惜来之不易的善。当善忘者不再记起81年前的那一段历史，当装睡者昧着良心恶意篡改历史的公正，历史俨然成为了那些可恶政客愚昧大众的教材。康德的墓志铭有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她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历久弥新，一个是我们头上的浩瀚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他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从历史到文学，从约翰·拉贝、东史郎到张纯如、严歌苓、哈金与郑洪，若是细数一下有影响的涉及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则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这些叙事者都不属于这块土地，他们作为旁观者，或是海外华人，或径直就是外国人。他们伴有宗教意味的历史叙事把国人的曾经命运与南京城的命运紧紧交织，共同见证了那段不能遗忘的血腥岁月，在呼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也印证了现代国家的基本伦理基础之上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和平发展的共识与必要。笔者蜗居石头城旁，南行两公里即抵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不讳言自己因了馆内的历史遗存而震撼而愤怒，每一次从馆内出来心情都是压抑的。白日石头城风和日丽，夜晚秦淮河灯光流丽，每每登临古城墙西南望，明灭之间总不免因此城的近代浩劫而唏嘘不已，这城过于悲悒而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