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洁

（南京艺术学院，南京，210013）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反抗外来侵略最为波澜壮阔的一段光辉历史。作为一场惊天动地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它的过程艰苦卓绝，它的影响深刻久远。中国各民族、各阶层的爱国民众，无不贡献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应当如何更全面地反映和纪念那个难忘的时代，值得当代人们思索。

多年来，我们不断地举行各种活动回顾这一战争的伟大胜利。不论是“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还是“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无不意在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学界也发表了众多专题研究文章，纵观这些学术成果，较多地集中在军事战役成败得失、政治经济策略教训，或中日交涉利弊剖析等方面。总体来说，对中国艺术界在抗战期间的行为表现及其意义的研究，从数量到质量都远不及姊妹学科。

对抗日战争，人们习惯上称为“八年抗战”，但反映抗日意志的歌曲却可向前追溯更久。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对“十四年抗战”的概念进行了重申和正名：“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这就为断代史研究树立了全面的历史观，为整体性研究中国十四年抗战史提供了很好的指导思想。

一、抗战歌曲的创作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从局部抗战开始，中国的音乐家们即自觉地投入到了这场决定民族存亡的战争中，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在普通民众中教习传唱。长歌当哭，笔杆为枪——这些音乐家们是当之无愧的抗日斗士，可以说是一支特殊的抗日部队。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作曲家黄自即谱写了《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抗敌爱国歌曲，并带领学生上街游行演唱。“音乐救亡”成为此后音乐界各种活动的主导思想，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1936年，吕骥《论国防音乐》一文的发表引发了新一轮的音乐救国思潮，他提出了“在国防音乐的旗帜下”，全国音乐界人士“共同从事于音乐的救国工作”的口号。①吕骥《论国防音乐》（1936），载《吕骥文选（上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爱国音乐家们认为，音乐艺术负担着激发遭受蹂躏的民众抗敌情绪的责任——“以歌唱来组织大众，训练大众，歌声在哪里，民族解放的斗士也在哪里。使大众随时随地可成为强有力的集团，这是我们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目前最急迫而重要的任务”②刘良模《我们要大声的歌唱》，载《长城》1935年第2卷第10期，第195页。。他们强调应积极调动全国民众，唤醒他们的抗敌意识，并力求转化为主动抵御外侮，走上抗敌火线的实际行动。

左翼音乐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起，“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革命音乐团体相继成立。聂耳、任光、吕骥、张曙等一批爱国青年音乐家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爱国歌曲《毕业歌》《渔光曲》《抗敌行军曲》《义勇军进行曲》等。这些群众歌曲传唱在街头巷尾，成为激发包括“工商农学兵”等在内的普通民众的爱国热忱的重要催化剂。《救亡进行曲》《救国军歌》《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等新作品也在此时迅速传遍全国各地。

20世纪30年代，仅上海一市就有近百个群众歌咏团体，其中最著名的要数1935年成立的“民众歌咏会”和“业余合唱团”，其中，“民众歌咏会”的会员一度多达一千多人，在香港和广州等地也建有分会。

1936年是各地歌咏会频繁活动的重要一年，全国性的“救亡歌咏运动”的序奏就此拉开。6月，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的“民众歌咏会”上，刘良模指挥七百多会员和五千多民众高唱《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其场景被记者描述成：“会场的空气非常严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③参见《立报》1936年6月8日报道，转引自梁茂春《抗战歌曲，中国音乐史上辉煌的一页——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载《人民音乐》1987年第7期。

1936年10月10日，安徽芜湖民众歌咏会在当地的民众体育场举行了一场以校为单位的唱歌比赛。在这场特殊的比赛中，演唱的歌曲只有两首——施谊词、吕骥曲《民族解放进行曲》和张墨的《怒吼》。名为歌唱比赛，实则歌咏教习大会。入场者每人发一张歌谱，在数十遍不断地反复歌咏中，原本仅仅来观摩的民众也被歌者的激昂慷慨所感染，熟悉了曲调后即自发地汇入歌声的洪流中。“他们要把那长久被压抑的愤怒，像瀑布似的奔腾出来。指导者还教民众们唱《打长江》《毕业歌》《救国歌》《码头工人》。”④施特《民众歌咏会：芜湖通信》，载《通俗文化》1936年四卷七号，第21-22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纵不能到前线杀敌，也当在后方呐喊”的抗日救国精神，在这些集会场所的上空弥漫开来。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1937年8月，上海成立了“全国救亡歌咏协会”，全市共有50余个歌咏团体参加。倡议者在成立宣言中呼号道：“在全国抗战中，除了军事上的工作以外，政治上的工作，便是一方面巩固已有的民众组织和组织已觉醒的民众，一方面加快地唤醒尚未觉悟的民众，把他们组织起来。唤醒民众的方法，救亡歌咏运动正是其中的一种，因为歌咏最能感动人，煽动的力量最大，所以我们便把歌咏作为我们斗争的武器。”⑤《战地周刊》1938年第6期，第10页。

上海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歌咏运动的中心。1938年1月17日，在武汉成立了由刘雪庵、冼星海、张曙等音乐工作者倡议和筹备的“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它标志着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盟的建立。在“一·二八”六周年纪念日上，各民众团体纷纷举行纪念大会。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同时全体动员，分作讲演、歌咏、戏剧、公演等主题展开宣传，计划有宣传队、歌咏队60余队，分在武汉三镇流动工作，戏剧则分为平剧、话剧、汉剧、楚剧、电影五种。⑥参见《申报》1938年1月29日。

4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于成立的第七天，就策划组织了武汉三镇的十万人火炬游行，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冼星海、张曙等领导十多万人参加了这一壮观的群众抗战歌咏活动。上万人的歌咏游行使雄壮嘹亮的抗日救亡歌声响彻了整个武汉上空。抗日画灯火炬游行和夜晚几百条船相连数里的水上火炬歌咏游行，蔚为壮观。⑦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页。

1941年，在于重庆举行的“千人大合唱”中，吴伯超、李抱忱等指挥乐队、歌咏队高唱抗战歌曲，嘹亮的歌声鼓舞、慰藉了艰苦抗战中的中国军队和人民。即使在被敌人占领的土地上，也同样传唱着反抗的歌声。在日军侵占的东三省，著名抗日将领杨靖宇将军亲自作词写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韩仁和曲），这首歌成为抗日联军战士最爱唱的战斗歌曲之一。

抗日歌曲不仅包括奋发昂扬的战斗进行曲，也有歌唱英雄、同情弱小、唤起流亡的人们思乡之情的抒情歌曲，如《长城谣》《延水谣》《松花江上》《嘉陵江上》《思乡曲》《故乡》《铁蹄下的歌女》《白云故乡》《淡淡江南月》《歌唱二小放牛郎》《故乡月》等等。

不少救亡歌曲搭乘着新兴的电影艺术，又凭借广播和唱片业的发达，如插上了翅膀一般迅速流传至全国各地。上海是救亡歌曲产生和传播的一个中心，“友联”、“交通”、“大陆”等广播电台专门开设了救亡歌曲栏目，邀请歌咏团体到电台演播，由此，爱国歌曲通过电波传递到千家万户。

抗战歌咏团体是抗战时期宣传战线上的主力军，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他们和千千万万的正规军、游击队融为一体，并肩奋战。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音乐界围绕着“救亡”、“图存”两个主题，用热血与歌声诉说失去家乡后的悲痛和惆怅，从而唤起民众的抗争思想，带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蔓延。

二、抗战歌谱的传播

抗战歌曲的传播途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面。除了各种实践途径性质的传唱流播外，编印歌谱歌本也是扩大宣传、加大影响力度的重要形式。

为推动抗战歌曲的流传，一些书店纷纷出版简谱或五线谱的抗战歌曲集和歌词本，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例如冼星海等编《抗战歌曲集》，麦新、孟波编《大众歌声》（一、二、三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抗战歌集》等等。黄自《爱国合唱歌集》（五线谱版）、夏之秋《歌八百壮士》等作曲家个人作品单行本也在战时成为炙手可热的出版物。

为了宣传发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爱国精神，适应全民族的抗日歌咏活动的需要，除了抗日团体组织出版的抗战歌曲集、油印的歌谱本外，爱国民众和音乐家个人也参与到抗日歌曲的出版推广当中。“九·一八”事变后，刘雪庵积极创作救亡歌曲，参加救亡运动，并以“中国作曲者协会”的名义，在上海自费创办了以发表抗战歌曲为主的音乐刊物——《战歌周刊》（后随战争情势迁至武汉，并更名为《战歌》）。该刊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共出版了17期，内容版块有“歌曲”、“论文”、“批评”、“介绍”、“通讯”、“问答”等，发表了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干一场》，江定仙的《焦土抗战》，陈田鹤的《巷战歌》等等。其中也有他自己的作品，包括最为著名的《流亡三部曲》。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刊物的运作完全是凭音乐人的一腔热血和爱国精神自发完成的，并没有政府当局的授命和经费支持。他们认为音乐人的职责应当是“当此中华民族临到生死关头的现在，发动大众的歌咏运动，主要的意义，是在唤起民众，参加反抗法西斯帝国主义的艰苦斗争……不独在城市，而且在每一个小村子，都应该弥漫着救亡的歌声，然后才算尽了我们的责任”①编者《致读者》，载《战歌》1937年第3期（1937年10月31日出版）。。

《战歌周刊》第三期

在南方，也有广州儿童书报社经理吴涵真（黄兴之婿）选编的《叱咤风云集》。该书于1936年7月出版，仅售大洋6分；至翌年7月印行了15版，共印102500册，此后又再版多次。由此可见群众对于救亡歌曲的需求何等强烈。该书扉页上有《全国爱国志士公鉴》：“鄙人年来目击国难日深，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将全沦为奴隶，抑郁苦闷，痛不欲生！愤慨之余，编选《叱咤风云集》一书……欲借此唤醒大众，起来救国。歌声即号声，一旦有事，凡能唱歌的同胞，俱为抗敌救亡的战士。”①吴涵真选编《叱咤风云集》，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7月第15版。

《叱咤风云集》封面

西北战地服务团音乐组曾经不定期出版油印刊物《歌创造》杂志，从1939年5月创刊到1944年停刊，共出版40余期，后来他们又与群众剧社合编《群众歌声》。“文救会”等团体也曾出版《大家唱》《大众唱》，军区政治部曾出版《连队歌唱》《连队音乐》，抗敌剧社曾出版《我们的歌》，其他团体出版的还有《冲锋歌声》《七月歌声》《战线歌声》《火线歌声》等。这些出版物登载了许多适应当时需要的歌曲及音乐短评，大型合唱及歌剧则多印单行本。

另外较具代表性的歌本刊物出版活动还有：1938年8月，四川救亡音乐促进会编辑《救亡歌声》（月刊）；1940年7月，桂林音乐阵线编辑部出版旬刊《音乐阵线》；1942年3月，重庆三民主义青年团出版《青年音乐》月刊；1944年5月，延安群众歌曲社陆续出版《七七七活页歌选·群众歌曲》等。

抗战期间出版的音乐刊物主要是由一批中华民族进步团体组织策划和组稿编辑的，如第五路军总部政训处、福建省抗敌后援会、上海狮吼歌咏社、大时代歌声社、厦门青年会智育部、西安少年先锋社、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战时音乐教育研究会、黄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浙江省战时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福建省知识青年志愿军征集委员会、苏北第六军分区政治部战火剧社、第二战区战时工作团第四团、广东梅县战时政治工作队、晋察冀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晋察冀分会等单位和团体。同时，商务印书馆、重庆南方印书馆、重庆独立出版社、汉口星星出版社、抗建出版社、温州增智书店、中华出版社、重庆新生书店、救亡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也加入了抗战音乐的编辑与出版行列。

音乐艺术，尤其是歌曲“浅显易解，调子雄壮活泼，极易上口，最合民众、学校、军队合唱之用”②刘良模《我们要大声的歌唱》，载《长城》1935年第2卷第10期，第195页。，“其优良者，确能移风转俗，激扬民气，故识者早认为最有力量之社会教育”③觉悟生《救国时调歌曲辑要》，载《救国时调歌曲》，上海商业书局1933年版，第3页。。抗战歌曲因内容紧跟时代、创作周期短、易学易唱、受众面广等特点，成了抗战宣传的文艺轻骑兵。同时，其在音乐上的宣传和鼓动的功能也愈来愈被强化。音乐工作者普遍认为，歌曲传唱更能激励人心、震动国魂，它具有报纸文字等不可比拟之优势——“盖抵御外侮，洗雪国耻，端赖全国之一致，民众之后盾，则此书以歌词剧本之文词，为救国之宣传，或能较报章传单文字深奥之记载，阅后即弃者，稍易普遍，且能使一般乡村民众之传唱，雅俗共赏，印人脑筋，可得永远勿忘，或亦为爱国志士所乐于提倡者也”④同②。。

虽然出于战乱及经费状况等诸原因，音乐刊物的发行数量和质量深受影响，但其中的“同起救国共图生存”的鲜明的思想性却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被赋予了社会遽变与时代进步的历史内涵——国耻奇辱，可得群力而洗涤。

抗战歌曲这一特殊的音乐形式虽然已有70多年的历史，但它像活化石一般穿越时空，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和心灵。这种情感不是狭隘的、偏执的，而是不容抹杀、不容更改的历史言语，是历史存在和历史情感的真实写照。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中国人民赴汤蹈火保家卫国的呐喊战斗，还是那样让人撕肝裂肺，让人荡气回肠，让人永志不忘。历史的言说是历史的，但也是今天的，更是未来的。中国艺术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任务，有“以史明鉴”、“考古以证今”的责任，而抗战艺术的研究记载是更直接的效果。因为，历史不是守旧的备忘录，而是创新的启示录。

据笔者的全面检索，1931—1945年期间，全国出版有抗日救亡音乐书刊及歌曲集380多种，其中重要书谱按出版时间为序编辑列表附后，以利当代人们对这些歌曲作品的了解和传承。此举也为学界今后的引申研究，提供了有效的资料检索途径。（责任编辑：韦 杰）

《救国时调歌曲》封面

附表：抗战时期出版的救亡歌曲书谱一览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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