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国：无悔青春

2018-10-29于文国

摄影世界 2018年11期

《压锭第一锤》

2017年，我在中华世纪坛举办了“于心无悔”摄影展，收到观众留言满满四本，让我十分感动。其中，新华社领衔编辑陈小波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很多年后，中国历史要感谢一个叫于文国的摄影者，那么多角落，那么多细节，那么多生命的呼告，那么多卑微而不屈的灵魂，都被他记录下来了。”我很喜欢她这句话，因为她进一步阐明了记录类摄影人多半的生命力和社会价值应该在身后，而不单单是在当下的专业特征和行业规律。当然，历史记不记得于文国的名字并不重要。

40年来，我们的国家从一个农业国到工业化国家，又到今天的现代化国家，可以说，这是一个波澜壮阔和剧烈震荡的大时代。我自身也经历了学生、农民、军人、工人、新闻记者等多种社会角色的转换，能够逐渐深切地理解不同社会角色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影像，尤其是新闻纪实摄影，应该着重记录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牵涉一个大感情。我们的民族正在走向复兴，但这一路走下来，不是嬉皮笑脸，而是实实在在的、艰苦奋斗的拼搏历程。而回首这几十年，我用相机记下了一个个历史变革的符号，和国家共成长，感到很快乐。

《小煤窑矿主和矿工》

经常有人问我的代表作是哪一幅。其实，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代表作，比较满意的倒是有几幅，比如《小煤窑矿主与矿工》。拍摄这张照片前，我曾特意将胡鞍钢的《中国西部贫困报告》等书籍和材料找来研究，做了一些准备。但到了现场，仍让人触动巨大。像这样的照片，还比如1998年抗洪救灾现场拍摄的《脊梁》《生命筑长堤》等。

这样的照片是符合我的摄影观的，那就是用平民视角拍摄以人民为中心的照片。如果摄影记者的照片只是以权贵为受众，那么它必定只是小众的。传播量一定很小，而如果从百姓的情感和共鸣为切入点，受众群的数量一定是巨大的。

和以上摄影观相关的还有一段过去的经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它对我影响很大。那是1983年，上海宝钢一期工程建设时期，人民日报社摄影记者蒋铎老师去采访，我们给他安排的宝钢外宾馆他不住，而在二十冶的工地上一个工棚里悄悄地住了下来。我看到他不扎堆、不摆拍、不张扬，戴个安全帽就在工地上抓拍。后来，看了他在人民日报一版的照片，我震撼了！

《宝钢一期工程投产！》

在参与社会中，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支点，作家是一支笔，主持人是一个话筒，裁判员是一个哨子……而摄影家的支点就是照相机。刚刚参加工作时，我就希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了专职摄影记者后，“不给历史留下空白”的从业理念逐渐成为一种自觉。我希望自己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和人民的角度，对社会生活进行提炼后，以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和秉笔直书的“史官精神”去捕捉瞬间。而且我想，这也是摄影记者应该具有的情怀和追求。

从这个角度回顾自己的摄影生涯，我感到40年来，有幸做了一件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虽然有苦有累，但我乐在其中，甚是欣慰！

从事新闻摄影工作40年，让您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于文国：我想，人还是要有一种对未来的向往，这就是动力。年少时，我有一種朴素的想法，想着自己以后能做点和文化有关的事，却没想过挣大钱、成大名。走到今天，我既然从事了摄影，就希望能拿摄影说事，把自己为人的理念、做事的理念，以及对社会的看法用摄影表现出来。这大概就是动力。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有过什么遗憾吗？

于文国：作为摄影师不可能没有遗憾，但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不管什么事情，只有做了，才能知道是否遗憾。我在人到中年后，就跟自己说，尽量不要留遗憾，所以我总是尽量多拍，凡是我接触过、觉得是重要的人和事，我都不想错过。

曾看到您这样说：做摄影记者仅有“身入”好不够，还需要“心入”，有了这两个前提，其作品才能“深入”。在您看来，这如何做到呢？

于文国：摄影记者，四肢必须发达，但头脑不能简单。从事新闻纪实摄影，一方面，要一直在路上，另一方面，没有清晰的思路，到了拍摄地点也不一定能拍到好照片，对视觉的修养，对新闻的敏感，对社会发展的思考，都和照片效果有关系。新闻纪实摄影对社会的参与度非常高，但是能够做到“精准记录”不是件易事。摄影记者要知现实，这样才能看准社会发展节奏和脉络;摄影记者要懂历史，这样才能找准坐标点和参照系;此外，摄影记者还要善于横向比较国际、国内同行的照片，这都是“心入”。

其实在文艺创作领域里，无论是哪个门类，学校只能培养技巧，而生活才是作品的源泉。书本知识是可以学到的，但学习社会知识和培养解读生命的能力没有捷径可走。你对生活的感悟有多深，作品就有多厚。

记录是摄影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您怎么看自己所拍照片的社会价值？

于文国：我拍下的大都是在中国社会发展探索过程中的一些事。很多照片让人看了过目不忘，是因为这些照片真正记录下来了那个时候人们的经历和情感。不过，有一些照片，我在拍摄的时候也不明白所记录事件的意义和它的价值。但我以为，面对那些暂时不懂、不解、不便仔细询问的内容时，应该“先记录再消化”。有时候，也可以把消化的任务交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