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熹 李海 吴殷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数理统计等方法，系统分析了我国体育彩票彩民博彩相关认知对问题博彩的预测情况和影响程度，并讨论了对我国问题彩民发展趋势的影响。研究发现：1）彩民在博彩相关认知得分较高时，出现问题博彩的可能性较高；2）彩民解释偏差和无力戒赌两个维度得分提升一个单位，变为问题彩民的几率分别提升14.7%和16.7%；3）彩民解释偏差、控制错觉和无力戒赌三个维度得分提升一个单位时，其购彩行为达到风险水平的几率都有所提升，但受无力戒赌维度的影响，彩民每周消费的次数会有所降低；4）我国体育彩票问题彩民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

关键词：博彩相关认知；问题博彩；问题彩民；体育彩票

中图分类号：G8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8）02-0009-07

Abstract：Based on documentation， logical analysis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current paper examined the predictive ability of Chinese sports lottery gamblers on problem gambling and the influence on specific gambling behavior， which leads to realize the trend for problem gamblers in China. Findings show that： 1） the probability would raise when gambler got a relative high point in GRC； 2） the probability raise by 14.7% and 16.7% separately， when point raise one unit in two dimension， Interpret bias and non-stop gambling； 3） when the point in Interpret bias， control illusion and Non-stop gambling get a one unit raise， the probability of gambling behaviors to reach the risk threshold will elevate in a certain degree， but gamblers will cut the frequencies of bet per week in the effects of Non-stop gambling； 4） the number of problem gamblers of sports lottery in China will in a trend of further growth.

Key words：gambling related cognition； problem gambling； problem gamblers； sports lottery

近年来，我国体育彩票销售规模实现了快速增长，“十二五”期间累计发行销售比“十一五”增长180%，筹集公益金超1 700亿元，同时在产品结构优化、品牌传播渠道建设和管理等工作上也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体育彩票的社会影响大幅提升。在我国体育彩票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同时，由此产生的一些社会、经济问题虽然随着财政、体育等行政部门对彩票社会责任工作认识不断深入以及法制环境的优化而有所改善，但依旧不能忽视这些问题对我国体育彩票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较大的负面影响。

這其中，问题彩民的帮扶与救治始终是我国体育彩票机构实施社会责任的重点工作内容，同时病理性博彩行为作为一种社会问题也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1]。2009年我国体育彩票问题彩民占彩民总体的2%[2]，到2013年，这一比例增加到5%[3]。问题彩民所引发的社会成本问题是巨大的，是亟待整个社会投入关注来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4]。而对于问题彩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则是解决博彩危害的首要问题，也是彩票机构实施社会责任的战略核心[5]。

问题彩民的博彩成瘾与个体认知之间存在密切关联，问题彩民在进行决策判断时经常表现出对某一客观事物的认知扭曲[6-7]，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彩民购彩问题的程度[8]。Clark（2014）表示，不论是问题彩民还是正常彩民，在购彩时或多或少都会表现出对中奖概率的认知偏差，通常将其与技术、运气等联系在一起[9]；而问题彩民在认知偏差中的表现只是比正常彩民更为突出而已，从临床角度来看这也是影响正常彩民向问题彩民演变的重要因素[10]。在关于认知行为疗法对博彩成瘾治疗效果的研究中也发现，博彩相关认知在问题博彩的演变过程中起着重要影响，同时也证实了博彩相关认知在博彩成瘾临床治疗中的重要病理学地位[11-12]。从国外研究来看，受文化背景、地域差异及博彩游戏特征等方面的影响，其样本普遍存在较强的特殊性，整体上对了解我国体育彩票彩民认知与问题博彩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王毅和高文斌（2009）认为我国彩民的博彩认知问题在问题彩民的形成和维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大部分学者对问题彩民进行讨论时，主要从彩民的基本消费行为入手，根据彩民的消费程度来判断彩民是否存在购彩问题[13-15]。从已有研究来看，国内学者目前较少从彩民认知视角进行研究，基于博彩相关认知等理论探讨问题彩民的研究更是极少。Romo等（2016）也表示，在认知行为疗法、动机性访谈等认知治疗手段不断完善的当前，无法确定问题彩民在哪些认知维度存在问题也就无法对问题彩民进行科学评估，并实施相应的帮扶措施[16]。因此，从彩民的博彩相关认知入手，分析讨论彩民认知情况与问题购彩行为的关系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问题彩民的心理特征以及问题购彩行为演变，同时这也能够为体育彩票机构未来实施彩民教育、帮扶及干预措施提供较强的理论支撑。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4卷第2期2018年4月 徐家熹，等 博彩相关认知与问题博彩的关联及其对问题博彩的预测及影响研究No.2 2018本文采用博彩相关认知量表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of Gambling Related Cognition Scale，GRCS-C）和问题博彩评估量表（Scale of Assessing Problem Gambling， SAPG）两个量表分别测量我国体育彩票彩民的购彩认知情况及问题博彩程度，进而探讨我国体育彩票彩民购彩认知与问题购彩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同时分析讨论购彩认知对问题彩民的预测性，对彩民问题购彩行为的影响以及对问题彩民发展趋势的影响程度。

1 测量工具的选择与使用

1.1 博彩相关认知量表中文版

目前，在我国可用于博彩相关认知测量的量表较少，在讨论我国彩民博彩认知现状及问题博彩流行率时能够直接用于测量的工具十分有限，相关研究领域也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选用GRCS-C测量我国体育彩票彩民购彩认知情况。该量表在博彩相关认知量表（Gambling Related Cognition Scale，GRCS）的基础上编制而成，且已在部分研究和实际工作中投入使用[17-18]。

GRCS-C包括23个条目，分别划分入5个维度：1）控制错觉；2）购彩期望；3）预测控制；4）解释偏差；5）无力戒赌。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分数越高，表示彩民购彩认知问题越严重。

1.2 问题博彩评估量表

目前用于评价彩民问题购彩行为的量表很多，但从大多数研究及临床报告来看，这些量表目前多应用于精神病学的临床诊断，且基本以西方国家的彩民为调查样本进行讨论，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地区的研究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还值得商榷；同时，这些量表是否能够适合用于对我国体育彩票彩民的问题购彩行为进行测量尚没有研究给出较为肯定的结论。因此，在针对我国体育彩票彩民进行评价时，选取符合我国国情和特定彩民群体现状的测评量表对于准确了解我国体育彩票问题彩民现状，有效预防问题购彩行为，指导我国体育彩票机构社会责任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研究选取SAPG量表对彩民问题情况进行测量，前期调查样本全部由中国大陆体育彩票彩民构成，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整体拟合情况较好（NFI=0.911，IFI=0.917，CFI=0.917，RMSEA=0.05），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为0.906，各维度信度分别为0.906、0.843、0.760、0.713、0.654[19]，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本土适用性，可有效对我国体育彩票彩民的问题购彩情况进行评价测量，本研究未对其进行再次检验。该量表包括19个条目，分别划入4个维度：1）不良行为和危害；2）期望过高；3）行为失控；4）不良情绪。采用Likert5级评分法，分数越高，表明彩民存在问题博彩行为的概率越高。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为预调查和正式调查两个阶段。

2.1 预调查

采用方便样本的方法在上海市杨浦区选取了10家彩票销售网点，共发放120份量表，回收有效问卷107份，有效回收率为89.2%。

GRCS-C量表来自西方学者的研究，需要对量表的内容进行适当修正，使之符合中国大陆居民的语言习惯。根据往返式翻译的要求，由1名国内彩票研究领域专家将该量表翻译为中文，再由1名英语专业教授将中文回译成英文，然后由3人进行讨论，对量表逐句进行修改。最后由5名彩票领域专家对量表进行最终修订，形成中文量表，进一步对该测量工具进行信效度检验，分别采用SPSS 20.0和Amos 17.0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首先对GRCS-C的23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抽取特征值大于等于1的因子共5个，共解释方差的68.183%（KMO=0.776，P<0.001），内部一致性信度为α=0.900（表1）， 5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区间为0.771～0.823，量表的稳定性较好，各条目间相关系数都具有统计学意义。

随后，采用最大似然估计对GRCS-C的因子结构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Oei等（2007）在对GRCS-C的检验中发现二阶5因素模型与调查数据拟合度最好[20]，因此本文主要对这一模型进行检验。

GRCS-C的5个维度之间的协方差估计值检验结果显示显著不为0，各维度之间有显著的共变关系；各维度间除“控制错觉”与“购彩期望”“解释偏差”和“无力戒赌”之间的相关系数未达到0.750外，其他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均高于0.750，达到显著水平；适配度结果显示各指标数值较理想，二阶5因素模型与数据拟合度情况较好，GRCS-C的内在假设模型与问卷数据拟合情况良好。

2.2 正式调查

正式调查对象为上海市16个市辖区体育彩票销售网点的体育彩票彩民，按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以5%的比例在全市16个市辖区共抽取100个销售网点进行量表发放，实际发放问卷1 240份，回收有效问卷1 200份，有效回收率为96.8%。

3 结果与分析

3.1 购彩认知与问题购彩行为的关联分析

3.1.1 GRCS-C得分和SAPG得分的相关性

GRCS-C总分及5个维度得分与SAPG总分的Pearson相关系数区间为0.354～0.571，P值均小于0.01；GRCS-C总分与SAPG的4个维度得分的Pearson相关系数区间为0.385～0.647，P值均小于0.01；GRCS-C的5个维度得分与SAPG的4个维度得分的Pearson相关系数区间为0.192～0.580，P值均小于0.01。

结果显示，彩民在GRCS-C和SAPG两个量表中的得分存在显著相关性，而且两个量表的子维度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性，说明彩民的购彩认知与问题购彩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当彩民的购彩认知出现问题时，彩民在其购彩行为上很可能表现出一定问题。在这一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彩民购彩认知是否能够有效对问题购彩行为进行预测。

3.1.2 GRCS-C得分对SAPG得分的预测能力

从前人研究来看，不同性别彩民在购彩认知偏差上存在一定区别，而在具体行为表现上也有着较大差异，特别是在玩法偏好、消费方式等方面[21-22]；同时，还有部分研究发现青少年彩民与中年以及老年彩民在消费渠道、花费时间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例如青少年多以网络博彩消费为主，随着年龄增长，彩民多喜欢进入赌场等实体店面进行消费[23-25]。因此，把彩民的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彩民在SAPG上的得分为因变量，彩民在GRCS-C各维度上的得分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彩民年龄在在SAPG的得分上具有显著差异（P=0.026<0.05），而性别差异不显著（P=0.199）；复相关系数R=0.607（R>0.4显示模型较好，P<0.001），所设定的预测变量对SAPG总得分差异解释达到36.8%（决定系数R2=0.368）；GRCS-C各维度对SAPG总得分的预测情况较好，表明彩民在GRCS-C上的得分越高，彩民在SAPG上的得分越高的可能性非常高。

3.2 购彩认知对问题彩民的影响

为评价购彩认知各维度对问题购彩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将购彩认知各维度得分作为自变量，分别将彩民是否为问题彩民和彩民消费的风险阈值作为因变量，进行逻辑回归分析。

3.2.1 彩民分类

以彩民在SAPG上的得分情况为基础，将5点评分标准重新计分，“1～3”计为0分，“4”计为1分，“5”计为2分；以此为标准计算彩民在SAPG的4个维度的均分，均分大于或等于1则可以认为该因子具有高分特征。在4个维度中，如果有2个或者2个以上的维度均分大于或等于1，那么即被诊断为问题彩民。Li等人（2011）表示，2个或者2个以上的维度均分大于或等于1说明彩民在50%以上的维度上具有高分特征；如果4个维度中有1个维度的均分大于或等于1或者4个维度中所有维度的均分都小于1，那么即被诊断为正常彩民[26]（见表5）。

根据上述标准，本文发现我国体育彩票问题彩民的比例为5.6%，与前人研究结果相比，我国体育彩票问题彩民占比有较大幅度提升[2]。国外研究发现，以DSM-IV为测量标准，澳大利亚存在较严重购彩问题的彩民比例为3%左右，部分欧洲国家和北美的问题博彩流行率在2%～7%之间[27]。当前，我国体育彩票问题彩民的比例不断提升这一情况与部分博彩发达的国家的流行率变动趋势相比已经非常严峻。有研究表示，可以对较为年轻的问题彩民采取逆向干涉[28]，同时保证预防问题购彩信息的传递广度与深度，严格定期在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渠道向公众传递有关问题博彩的信息[29]，并制定科学有效的游戏评估方法，以限制潜在具有危害的彩票游戏的发行等[30]。

3.2.2 彩民消费风险阈值

在刘炼（2015）等人的研究中发现，彩民购彩支出占月收入比重、月购彩金额、月购彩次数和购彩前研究时间的低风险购彩阈值分别为5%、100元、15次和20分钟，根据这一标准可以判断彩民的购彩行为是否存在危害[14]。李海等（2009）表示，问题彩民在购彩行为上主要表现为占月收入比重超过10%，每周消费次数超过15次，研究时间在彩民是否存在购彩问题上差异并不突出，但有超过50%的问题彩民对于彩票的研究时间每天都在1～2小时及以上[2]。Hing等（2014）研究发现，彩民的购彩问题程度与其消费金额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在所认定的较为严重的问题彩民中，每周消费超过100元的彩民接近40%。[31]

综合前人研究，本研究將彩民购彩行为的风险阈值分别设定为：占月收入比重（10%）、每周购彩金额（100元）、每周购彩次数（15次）、每天研究时间（1～2小时）。

3.2.3 购彩认知的具体影响情况

首先，本研究以购彩认知各维度得分为自变量，彩民是否为问题彩民为因变量进行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表6）：1）控制错觉（b=-0.069，P=0.185）、购彩期望（b=0.073，P=0.205）和预测控制（b=-0.09，P=0.088）3个维度对问题购彩行为影响不显著；2）解释偏差（b=-0.159，P=0.008）和无力戒赌（b=-0.182，P=0.000）对问题购彩行为影响显著。根据优势比，彩民解释偏差维度得分提升一个单位，彩民演变为问题彩民的几率增加14.7%，彩民无力戒赌维度得分提升一个单位，彩民演变为问题彩民的几率增加16.7%。

彩民在受到解释偏差和无力戒赌两个维度的影响时，变为问题彩民的几率均有提升，该结论进一步验证了博彩相关认知对于问题博彩行为的产生及演变过程的重要影响[32-33]。

其次，以购彩认知各维度得分为自变量，彩民消费的风险阈值为因变量进行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表7）：1）不同认知维度得分对彩民每天研究彩票时间没有显著影响；2）彩民在解释偏差维度得分提升一个单位，每周消费金额超过100元的几率提升12.4%；3）彩民控制错觉和无力戒赌两个维度得分提升一个单位，彩民购彩消费占月收入比重超过10%的几率分别为增加6.3%和6.8%；4）彩民控制错觉和解释偏差两个维度得分提升一个单位，每周消费次数提升到15次以上的概率会分别增加12%和11.2%，而无力戒赌维度得分提升一个单位，彩民每周消费次数会有所降低。

从逻辑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彩民在逐渐产生问题购彩行为乃至由正常彩民演变为问题彩民这一过程中，控制错觉、解释偏差和无力戒赌3个认知维度产生了重要作用，表现出较好的预测能力。

从前人研究来看，控制错觉在解释问题购彩行为的严重程度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是非常突出，但可以解释不同玩法偏好彩民表现出的认知偏差的具体差异[34]，而存在认知偏差问题的彩民并非都会在控制错觉维度上表现突出，而仅在偏好乐透型或数字型彩票的彩民身上表现较为明显[35-36]。Langer和Roth（1975）认为，迷信思想是导致彩民产生控制错觉的重要因素之一[37]；作为不理性行为的一种表现方式，迷信行为在影响彩民健康购彩方面的作用也特别明显[38]。Arias和Moran（2000）表示，彩民出现控制错觉这种认知偏差，不仅受个体因素的影响，其家人、朋友及其他社会网络因素也会产生一定作用。[39]

與控制错觉维度相比，解释偏差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对购彩技巧的重视。彩民在购彩过程中出现解释偏差与其信息加工能力的局限性有密切联系，由于认知、情绪和意志过程对其行为决策能力的影响，彩民陷入这一认知陷阱[40]；同时彩票机构在部分宣传方面依旧存在一定的误导性以及信息发布不准确等现象，更容易造成彩民出现有偏差的购彩理念[41]。

无力戒赌是彩民个体对其成瘾行为无力停止的自我感知[42]，但有研究发现这类认知情况较为严重的彩民并非全部对自身问题表现出排斥或逃避治疗，有彩民表示自己在主观层面上会主动寻求能够减轻自身购彩问题的自我暗示、心理咨询、社会帮扶或临床治疗等手段[43]。但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彩民在无力戒赌维度得分提升时，其每周购彩次数有所下降，但消费占月收入比重却有所提升，因此可判断当彩民在无力戒赌维度表现较为突出时，虽然会降低购彩次数，但每次购彩的消费金额会有较大幅度提升，这与部分国外学者研究结论相仿[44]。在无力戒赌维度上表现突出的彩民尽管会努力控制减少购彩次数，但一旦开始消费就很难控制自己的消费金额，从而会产生失望、无助感，形成恶性循环[45]。

3.3 讨论

综观全文，本研究尚局限于理论层面，GRCS-C虽然具有一定的本土适应性，但考虑到中西方彩票环境迥异、玩法差异较大、文化背景也不同，该量表中的部分条目可能并不适用于评价中国大陆地区的体育彩票彩民的认知情况，其信、效度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在后续研究及实践工作中，应进一步对GRCS-C所包含的维度及条目在整体上进行适当修改，逐步增加对不同省（区、市）的彩民调研工作，适当增加效标量表，以尽早对量表进行完善使其能准确对我国体育彩票彩民的认知进行测量，并在彩民认知和购彩行为评估、彩民帮扶救助及相关临床治疗中投入使用。未来可根据本土情况，对部分维度的条目做进一步扩充以检验特定维度中彩民的认知表现，同时对部分条目进行合理调整。

关于无力戒赌维度得分提高，彩民购彩频率下降，但消费比重提升的结论和分析，尽管有国外学者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论，但实证证据尚有不足。后续研究中应考虑分组分析，考察不同群体彩民之间的差异，继续探讨认知偏差与问题购彩之间的联系。

4 结论

4.1 GRCS-C在未来可用于对我国彩民的购彩认知情况进行测量评价，且可作为问题彩民临床检测依据或编制针对某一特定认知维度评价工具时的结构基础。

4.2 我国体育彩票彩民占比进一步提升，与西方国家的普遍流行率情况相比，我国问题购彩形势较为严峻。

4.3 彩民在GRCS-C和SAPG两个量表中的得分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GRCS-C的得分情况彩民在逐渐产生问题购彩行为乃至由正常彩民演变为问题彩民上表现出较好的预测能力，特别是控制错觉、解释偏差和无力戒赌维度的影响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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