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曾说做副刊“绝不研究高深的学问”，“我们打算专往极小的问题上做去。自然，这无非就是些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类的题目。高明些，也无非是书画琴棋诗酒花罢了。”

作为一个副刊编辑，张恨水有自己的原则“，卑之无甚高论”。1926年8月7日，他在《世界日报》上发文，与读者《约法三章》，表明副刊“绝对不谈大问题”，“绝对不批评大人物”，“绝不研究高深的学问”，“我们打算专往极小的问题上做去。自然，这无非就是些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类的题目。高明些，也无非是书画琴棋诗酒花罢了。”

“副刊不仅成就了张恨水的报人事业，也成就了他小说家之路。”解玺璋说。自《世界晚报》创刊之日起，张恨水便开始在副刊上连载他的小说《春明外史》。每日刊登五六百字，历时近5年，不曾有一日松懈，直到1929年1月24日完结。

《春明外史》也是解玺璋最喜欢的张恨水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的主角杨杏园，是一位客居京城老家安徽的记者，他和张恨水的身份大致相同。故事发生在北洋政府军阀混战时期，以杨杏园与妓女梨云、女诗人李冬青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场景在豪门、妓院、剧场、会馆、高级饭店等地转换，角色上到总统、总理，下到妓女、戏子，穷尽各色人等，被人称为“一幅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风俗图卷”。

“张恨水常把当天采访到的，或是在朋友那里听到的事，比如达官贵人的政治权谋、经济活动、艳闻趣事等，写进小说里。”解玺璋说。小说连载不久，市民们就开始猜测对应的人物是谁，影射的是哪件事，《春明外史》成了市民们街谈巷议的热点。据张恨水的同事回忆，《春明外史》连载期间，每到下午两三点，报馆门口“竟像老字号的鲜肉月饼出炉一样，排起了长队”，等候晚报出版。此后，张恨水频频在报刊上连载小说。《金粉世家》《天上人间》《啼笑因缘》等，都是在那个时期发表的。最忙的时候，他竟同时有6个长篇在连载。

章回体小说本为一些正统文人视为通俗读物，其中个别桥段的确格调不高，张恨水写了大量的章回体小说，是以被很多批评家所诟病。为此，他曾专门写文章自辩道：“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要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新派小说，虽一字千金，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

“我认为张恨水把中国传统小说发扬光大了，把西洋新的写小说的手法融入了旧式小说中。这是他在文学上的意义所在。”解玺璋说。在他看来，张恨水在当时的地位很高，“鲁迅被看作是精英文学的代表，张恨水被看作是大众文学的代表”。

鲁迅的文章虽好，可他的母亲不爱看，有人曾特意送了本《呐喊》给她，还说《故乡》写得好。老太太读完却说：“没啥好看的，这怎么也可以算是小说呢？”老太太喜欢的是新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尤其是张恨水的作品。于是，鲁迅就跑到书店买来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美人恩》送给母亲。

仕途和情路

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和历史人物，解玺璋写传记有一个原则：没有材料不写，有材料但不能确定的，就把材料全部呈上，让读者自己分辨。秉着这样的原则，他笔下的张恨水，“另有一种厚重——那种历史事实的丰盈与厚重”，《张恨水研究》的副主编徐迅说。

张恨水与少帅张学良还有过一段渊源。张学良也很喜欢他的小说，有一次，张学良来到北京，亲自拜访了张恨水，说道：“你姓张，我姓张，500年前我们是一家，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后来，张学良曾多次邀请张恨水入仕，但均被他谢绝。“归根结底张恨水是个传统文人。他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不党、不群、不官、不商。但是，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陋现象，他又不遗余力地揭露、讽刺、鞭挞和批判。”谢玺璋说。关于两张的交往，网上有一件逸闻，说的是1946年春天，仍被羁押在息烽的张学良，曾托朋友把他的两首新诗寄给张恨水，刊发在张恨水主持的北平《新民报》上。“我翻遍当年的《新民报》，也没有找到那两首诗。”解玺璋说。后来，他又多方查找资料，终于找到张学良秘书写的一本回忆录，书的附录上提到了那两首诗。

通过查找大量史料，解玺璋还原了这段历史的真相：张学良1946年春天的确写了《发芽》和《抢粪》两首新诗，刊发于1946年5月4日的《新华日报》。剧作家田汉读后还曾作和诗二首，并写了百余字的引言，感慨系之，均见于同日的《新华日报》。

张恨水一生写了很多个痴男怨女的情爱故事，他自己的情路也不简单。他有三次婚姻，在包办婚姻下，娶的是徐文淑，后来在北京“自由恋爱”，又娶了胡秋霞、周南。关于徐文淑，坊间一直流传有“调包计”之说——娶回的并不是相亲所见那位标致的女子，张恨水因此而不待见她。

“基本是民间的一种想象。”谢玺璋说。据见过徐文淑的人回忆，“她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丑”。解玺璋认为张恨水不满徐文淑，实际上是不满母亲的包办婚姻，向往自由婚姻。谢玺璋找到了张恨水1922年发表在《上海画报》上的一篇文章，其中就讲到他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一段“初恋”。当时，他曾与一个名叫秋凤的女同学“朝夕过从，相爱甚昵”，这段恋情的无疾而终，让他久久不能释怀。“把张恨水婚姻的不幸，归结为‘调包计’强加给他一个‘丑’媳妇，这既是对徐文淑的不公，也是对张恨水的不敬，是小看了张恨水，把他庸俗化了。”谢玺璋说。

在《张恨水传》的最后，解玺璋以《晚景》为题，用大量的文字和史料描画出了张恨水晚年落寞、暮气横秋的原委，“文学界对他的作品冷嘲热讽，从未停止过，甚至一度不肯把他列入作家的行列”。1957年后，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张恨水的小说也被说成是黄色小说而遭到封存。1967年，农历正月初七的早晨，张恨水起床，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从此再没有起来。

两本传记一种巧合

在张恨水之前，解玺璋最感兴趣的民国人物是梁启超。上世纪80年代，他一度想研究梁的文学主张，但他发现，梁的文学主张是他不能接受的。当时都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梁启超是这个东西的祖师爷”。

后来经过多年的研究，解玺璋发现在社会共识极匮乏的转型期，梁启超几乎无役不予。“近现代史上的名人几乎都与他有或远或近、或敌或友的关系。如果梁启超是大树的主干，与他有关的人就是伸出的枝杈。”于是，以此为线索，解玺璋撰写了《梁启超传》，写他与子女，与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胡适等人的过往，展示了晚清民国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彷徨及艰难求索。

相比梁启超的宏大叙事，张恨水就有点“小桥流水人家”了。“我一直有一种平民情结，尤其是研究张恨水之后，一直想要为大众、为大众文化说话。我们不能整天都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也可以有小桥流水人家。”解玺璋说。

谢的好友孙郁曾说，谢玺璋早年喜欢梁启超，后来关注张恨水，这里未尝没有其内在的思想逻辑。而在解玺璋本人来看，先后撰写两人传记是“一种无意识的巧合”，“如果一定要有所联系的话，那就是两人都是报人，都是传统文人。”但二人又有本质的区别：梁启超办报是“高大上”，搞思想启蒙运动；张恨水办副刊是服务市民读者，提供休闲、趣味、知识和解闷的东西。

“作为传统文人，梁启超积极介入社会政治，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张恨水则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但他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对民众生存现状的改善有一种期待，甚至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而在两位名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中，打捞被忽视的故事，既可以对人物和历史重新定位、评判，也对当下和未来深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