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回到村庄的时候，发现磨渠沿上的果园的一堵墙又倒坍了。

这堵墙早晚要倒掉，这是预料当中的事情。一堵墙和另一堵墙是一起活了几十年的老伴儿，谁离开了谁，谁就站立不稳了。

前年我路过时，就看见园子南面的一堵墙到了，当时我也没在意，只是喊上媳妇，从不远处砍了三棵黑刺，象征性地把豁口堵住了。

我不想再费工夫用土块或者砖头把这个豁口砌起来，是因为这个园子已经成为我的负担了。

我走出村莊后，唯一的一畦地留给别人种了，刚开始别人打下粮食后，还给我送来十斤八斤，让我媳妇用新面蒸一扇馍馍，后来问我要不要煨炕的麦草，要是需要，就去庄稼地里收拾几背篼，再后来，我的地好像真的成了别人家的地。我没办法把一畦一亩五分的地带到县城里去耕种，日子就留给别人过了。

想一想，这是多么没有颜面的事情。

自从我搬离村庄后，没有颜面的事情很多。比如眼前的这个园子。才几年时间，原来的大豆、糖萝卜、黄瓜就被灰条、苦苦菜、冰草取代了，成了园子的主人。

在那些需要收成的年份里，父亲和母亲把园子当成了自己的脸面。

那时候生产队解散了。生产队的大园子成了每家每户的小园子。那一个秋天，父亲和母亲一直在替别人打墙，别人反过来为我们家打墙。

父亲挽起裤管，脱掉鞋子，倒背着双手和三四个男人一起在墙板里踩，母亲与其他女人们使劲往十四板的墙头上撂土。墙一截截地就筑高了。四四方方的园子也圈起来了。

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想过墙会在若干年以后倒掉，他们踩实的泥巴会像当时满脸的汗水一样滚落在地上。

父亲用庄廓里宽宽窄窄的木板钉了一扇门，安在朝河滩的方向。父亲说，这边路虽然难走一些，但是一出园子门，就有一河滩水，烧个开水洗个手很方便。

第二年春天，当父亲提着斧头把园子门前的一片稀稀拉拉的黑刺砍倒，在原地势栽上了几十根白杨树苗时，我才懂得了父亲朝这个方向安门的用心，他要把门前头的这片河滩地也要圈入自己的光阴。

园子里本来就有的十三棵苹果树开花了，引来一大片蜜蜂的吵闹，蝴蝶也从别人家的墙头上不断地搧过来，飞上飞下。我们家的园子就有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景象。

阴历四月初八的后半夜，父亲就出门了，他把园子里头一天扫堆的树叶引燃了。父亲说，一年瓜果的收成就看你勤谨不勤谨，只要把“四月八”的黑霜压住了，就有摘不完的果子，手头就有要花的钱。

父亲蹲着塄坎上，卷了一棒黄烟。园子里弥漫的炊烟融化着那个春天最后的寒冷，火光一明一暗地照耀着父亲不断咳嗽的身影。

天渐渐亮了。

密密麻麻的苹果长到指头蛋大小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又商量着要在园子里盖一间房子。

无论如何，他们不能让一年的希望让别人偷去享受掉。

父亲利用早晚时间开始打土块，母亲则用几条破麻袋片缝制挡风遮雨的门帘，家里实在找不到半片可以用来钉门扇的木板。

等到一间简陋的土屋盖成了，父亲又在里面盘上了只能容纳一个人睡觉的土炕。其实园子里的苹果在立冬前早已摘下来卖完了，那一洞炕从来没冒过一次炕烟。

父亲只不过是把园子当成了家，他想闻着一些丰收的气息睡一个安稳觉。

那一年，苹果丰收了，全家人踩着凳子、扒着梯子、攀着树枝，把十五袋苹果整整齐齐摆在草地上。等别人开着手扶拖拉机把最后一袋苹果拉走后，父亲破天荒地跑到街上买了一包三毛钱的高级纸烟。

父亲一辈子，就舍得了这么一回。

在往后的几年里，我们把树下的杂草连根挖掉，种上了人吃的蔬菜和喂猪的饲料。再后来，苹果树陆陆续续地老死了，园子里只剩下一棵苹果树的时候，草长出来了，塄坎上的青苔也长出来了，盖起来后也许只睡过一晚夕的房子也开始漏雨了。

父亲把最后一背篼洋芋挖出来，蹲在塄坎上吸了三锅黄烟后，做出了一个决定，把最后一棵果树挖掉，在园子里栽上白杨树。

来年春天，我们全家五口人满满当当干了六天，把一个果园变成了树园。

这虽然是一件没面子的事情，但是，我们家境一天天好起来了，苹果树已经不是唯一的指望了。我们还有另外的事情要干，将近四亩的庄稼需要喷药，圈里的两头肥猪要赶紧加料，趁天冷塌膘前要卖掉，草房里的三只羊要早晚赶出去啃点露水草，鸡蛋快装满一笼子了，要提到街上卖掉，紧赶慢赶一眨眼，树叶又黄了，事情还是一件追着一件，把我们追大了，把父母亲追老了。

我们再没有多余的力气把没干完的事情干完。有好多事情即使干上一辈子也干不完。就像庄稼，一茬吃完了，还得种一茬，没完没了，直到躺进棺材里，才有个消停。

大史家的一切，都搁在那儿了，包括一个光溜溜的锄头把、一把锈迹斑斑的镰刀、一张凹进去的铁锨、一个四面漏烟的烤箱，还有我们曾经走过无数遍的巷道、骂过的脏话、粗大的饭碗、盛过水腌过菜的瓷缸。

好在园子里再没有别人可偷的苹果了，土房子里的泥炕早已坍塌了，再不担心老鼠翻乱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亲手栽植的白杨树长大了，根已经牢牢地扎进泥土深处，再不怕牛羊啃折，也不用担心天旱雨涝。

有没有园墙已经无所谓了。

我能忘掉很多事情，但我忘不掉园子的位置。